徐特立，徐当时已五十岁，在 “特别班”学习，青年学员给徐老也起了个雅 号“老祖父”。“小钢炮”这时虽然还没见到毛泽东，却和毛泽东的老师“老 祖父”做了同学，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是： “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 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 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小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 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指定的工作 “能切实执行”，与群众 关系“密切”，对学习功课“很有兴趣”，发挥榜样作用，“可以影响他人”， “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份党小组 的鉴定，反映了二十二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时 写的一份自传中，也表示说： “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 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如今， “我能留 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更加充实了邓小平的理论基 础，为回国迎接严峻的斗争作了准备。他说： “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 意更加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 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49、150、151页）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国内的同志接触更多了，了解的情况也更 多了，深深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大革命高潮形势所吸引，期盼着尽快回国参加 斗争，令他高兴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将军偕夫人到苏联考察。其问，冯将军在苏各 地参观访问的同时，也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冯弗能 送到这所革命大学学习，他本人也被授予“名誉学生”，随时可到该校参观、 听课或发表见解。同学们对这位爱国将军也非常尊敬，很愿意和这位传奇人 物接近和交谈。这次访苏使冯将军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 是正确的，坚定了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他主动向苏共和中共提出请求，希 望能派出顾问和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协助工作。苏共决定派出九十多 名顾问，中共也决定派出正在莫斯科的刘怕坚、邓小平等二十多名人员，到 冯部实行合作。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 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接着北伐战争便打响了。冯玉祥 在苏联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于8月17日乘东方快车回国。中共党员刘伯坚 同行，后被任命力冯玉样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这时已是国民党员的冯玉祥， 还兼任着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用，他率西北 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陕进军，同南方的北伐军相呼应。11月28日， 攻克古老京城西安，控制了甘、陕两省。南方的北伐军也势如破竹，于 10 月10日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在华东战场上，北伐军 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和南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 大胜利。 被派住冯玉祥部的邓小平等其它二十几名共产党人，1926年底从莫斯科 动身回国。他们先乘火车，继乘汽车，到达蒙古的库伦后，邓小平等三人打 前站，乘坐苏联援冯的军火汽车，经蒙古艰难跋涉三个月，于 1927年3月到 达西安。不久，邓小平被任命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后又兼任教育长。这所军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军驻陕总部，实际上却是由
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阵地。邓小平是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校长史可轩， 副校长李林，学员总队长许权中，政治教官李子洲、刘志丹等，均为中共党 员。邓小平负责政治教育，给学员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 《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等课程。学校教育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 学校生活生龙活虎，紧张活泼，被誉为“西北之黄埔”。自1927年3月至6 月，学校共招收两期学员一千余人，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力量。党掌 握的这支武装力量，在后来的渭华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北红军的一些 著名将领如刘志丹等，大都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 在大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革命阵营内部却酝酿着严重的危机。蒋 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国共合作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出来。19z7年4月， 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被杀戮，各地国民党右派也纷纷实行 “清党”，新军阀和老军阀一起向共产 党人举起了屠刀，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党的最早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如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英勇地牺牲了。这批 共产党人中，有的是毛泽东的老师、战友和同事，有的是邓小平的留法同学 和领导人。他们的牺牲使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全党都十分悲愤。在 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在南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向陈独秀总书记提出了 许多挽救危机的建议，要求党克服右倾错误，加强对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的 领导，坚决顶住蒋介石的反共逆流，然而均未被陈独秀接受。 在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政变之后，冯玉祥虽没有立即公开跟随蒋介石 实行 “清党”反共，但对与共产党的合作也一度产生了动摇。冯玉祥完成东 征，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之后，于6月10日与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6月 20日与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促成“宁汉合流”，终于也开始了“反共清党”。 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 送出境”。邓小平在党组织安排下，遂转赴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汉口。 冯玉祥将军在其晚年所写 《我的生活》一书中，对这一曲折曾作了记述 并感到内疚。但是，邓小平不记个人恩怨。1982年9月14日，在纪念冯玉 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冯将军的亲属时，曾 回忆起他从莫斯科归来在西安参与主办中山军校的情景，并对冯玉祥将军作 出公正评价。他说： 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 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 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怀念她……从辛亥革命以来，焕 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 在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 送出境，邓小平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邓 小平的历程》上第46、4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当然，对于邓小平来说，和他更有缘分的是另外一位与自己同属一党的 伟人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正在武汉，邓小平也到了这里，两人在这里终得第 一次相会。 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革命转折关头的时期。徐州会议之后，汪精卫于 7 月15日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
在 “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 更加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严酷的白色恐怖立刻笼罩了武汉三镇，也笼罩了 全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屈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 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 又继续战斗了。”周恩来秘密从武汉进发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 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 紧急会议，即 “八七”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出 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以及上海、 湖南、湖北的代表和军事代表共二十一人。邓小平他由西安转赴武汉后为适 应秘密工作需要已由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党 中央政治秘书。 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他当时与瞿秋白夫妇、李维 汉同任在汉口德林公寓 （现天津路12号）。会议地址选在离德林公寓不远的 三教街41号 （现鄙阳街139号），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前临 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 离疏散。瞿秋白在会议前夕曾问邓小平： “会议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邓 说： “都已安排好了，代表们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 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洛卓莫娃 （国民政府的 苏联农业顾问的夫人，其住宅即是会址）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邓小平 为筹备会议早在8月3日就来到会址，会议结束后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在 这里一共呆了六天。 对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解放后，在筹建八 七会议纪念馆时，他在1972年9月22日写下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 1980年5月20日，他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匾牌。是年夏天， 邓小平在视察长江三峡时，于 7月15日来到纪念馆进行参观，他回忆当时的 情况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 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 进，最早走…… 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 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 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 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 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 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的，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 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邓 小平的历程》上第49、50页） 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主持下，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 再由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常委作报告，然后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 破除了 “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
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 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给会 议参加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成为后来全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 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自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 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是由大革 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的转折点，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 贡献。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大会 议，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有单独的交往，但毛泽东的慷慨发言，毛泽东 “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对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无疑发生了重大影 响。 邓小平在参观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时，端祥着毛泽东等会议参加者 的照片，感慨地说：“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 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 岁……” “八七”会议，毛、邓开始相识，自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开始不断增 多，不断密切。
．二三十年代之交，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道 路的理论，邓小平以自 己的革命实践也参与了 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 明确提出 “扩大红军割 据，迅速与朱毛汇合”。 见也匆匆，别也匆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 “八七”会议短暂相会之后， 便又各奔东西，继续从事党的革命活动。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按照会议的决定，当即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把夫人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安排回老家板仓居住， 全力投向起义的领导工作。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是很重儿女情的，但作为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更重救国志。此次与妻儿的分别，毛泽东没有想到 竟是与开慧的永别。对开慧的英勇牺牲，他非常悲痛，更引为骄傲。他把开 慧称为 “骄杨”，说：“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开慧“为革命失其元，焉 能不骄？” 毛泽东于 1927年 8月 18日出席了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 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问题。他再次强调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指出党要以 “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会议通过决定不再 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起义，毛泽东认为 “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 了，且臭气闻干天下”。8月30日，省委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中共湖 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 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了起义的具体部署，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自 己军队的旗号。9月9日，起义按预定计划打响，五千工农革命军从修水、 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发。当多路起义军连连受挫之后，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于9月14日在上坪召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 各部到文家市集结。会师后，9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为 保存实力，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发。部队在向南进发中，9 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召开前委会。决定进行 整编，由师改为团建制，下设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支部建在连上”， 确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成立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军队纪律。 “三湾改编”后，10月3日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 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随之在这里开辟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点燃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在实践中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 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农村根据 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在赣南、闽 西建立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朱毛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及以后，党还在全国各地开
辟了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革命根据 地，许继慎、徐向前、郭述申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 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冯白驹、王文明、杨善集等领导的海南 岛革命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任弼时等领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 邵式平等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 地和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 邓小平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七、八军的实践，是他独立 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往的开始，并且与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创 造相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 “八七”会议之后，邓小平继留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 10月，中 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被提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在1984年3月同日 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他个人的经历时曾说：“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 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 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后来他在讲到选更年轻同志作接班 人时又说过： “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 干？”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在领导“八 一”南昌起义之后，于 11月上旬回到上海。这时，中央又决定在中央常委下 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等科。 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代主任、主任，李维汉为组织同领导成员。作为秘书长的 邓小平，主要就是协助周恩来和李维汉工作。他很快就熟悉了地下党的秘密 工作，几个月就能流利他说上海方言，以掩敌人的耳目。秘密的中央机关开 始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由熊瑾玎、朱端缓夫妇 驻守。中央负责人常在这里开会，邓小平就在一张小桌子上作记录。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时候，邓小平与一位杰出的女性、共产党员 张锡瑗相爱并结婚。张锡瑗祖籍河北良乡，1907年生于保定。其父张镜海是 铁路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 “二七”大罢工的斗争，并担任保定铁路工人代 表。锡瑗是长女，下边还有两个妹妹锡瑞、锡珍。锡瑗思想进步，在她的影 响下姊妹三人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颇有名 气。锡瑗 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影响和 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同年党选送她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是同学。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 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不久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两位老同学又相 会了，并且又一同到了上海。1928年小妹张锡珍（改名张晓梅）也到了上海， 由邓小平夫妇介绍加入党组织。张晓梅后与共产党人刘冰结婚，一起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并成为中共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1928年4月到9月，由于中央负责同志大多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因 此决定成立留守中央，由李维汉和任弼时负责，邓小平仍任秘书长，协助李、 任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经常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并把中央机关的文书、 机要、交通、财务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 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的联系，或来往信件，或来往密电，或来往人员， 许多都要经邓小平之手作出安排与处理。 是年6月4日，中央给朱毛发出指示信，指明“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 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批判了那种认为是 “社会革命”的错误理论，还 批评了“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同意朱毛领导的湘赣边界“实行土地革命，
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的计划，指示信明确指定 “毛泽东、朱德、一 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前委， “毛泽 东为书记。”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中央“这书信好得很， 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并依照指示信重建了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收在 《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 山的斗争》。 1929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为保存实力”，红军只能分散 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决定调朱毛离开井冈山去学习。周恩来于 2 月7日为中央起草了给朱毛的《二月来信》，传达了上述意见。朱毛红四军 前委接信后，于4月5日向中央报告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 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此信的主要内容后来 收在 《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这时，由于形势的 发展，中央和周恩来的认识也在改变。4月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 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中，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 “希望前 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此后，朱毛红四军和各地红军利用 蒋桂和各路军阀战争之机，得到很大的发展。作为分管军事和苏区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并兼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更是与各地红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 时各苏区向中央送来的文件都是用药水书写的，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接到 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交他看阅。尤其是对朱毛领导的红四 军报送的文件，他更加重视。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朱毛4月5 日的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中央《二月来信》所讲的问题“有些毛病”， 并再次提出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干部和中央一起讨论问题。其间，在红四军领 导中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8月下旬，红四军领 导人之一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并一起研究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以及毛 泽东离开领导岗位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 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文件于9月28日定稿， 并由陈毅带回，这便是中央的 《九月来信》。此信支持毛泽东恢复领导职务。 周恩来在陈毅临行时又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 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九月来信》 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 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 的思想是一致的。陈毅回到红四军后，按中央来信的要求，恢复了毛泽东的 前委书记职务，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对上述朱毛与周恩来、中央的联系和交 往，对井冈山和红四军的发展，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见解是知情和了解的。事 过几十年后，邓小平曾回忆说： “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 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 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他还对陈毅的女儿说过： “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毛泽东和红四军 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随后领导百色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9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蒋，并表示 愿与中共合作，希望中共能派干部去广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息 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派一批干部进广西，到俞、李政府
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派谁去领导呢？军事部长 周恩来推荐二十五岁的邓小平担此重任，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重儿女情，更重救国志的共产党人。那 时，他刚结婚才一年多，而且妻子锡瑗已怀孕在身，但为了革命事业，邓小 平毅然与妻子相别而赴广西。 邓小平于1929年9月到达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 开展统战工作。此时，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央还选派了陈豪人、张 云逸、龚饮冰、龚鹤村等到广西协助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 又陆续派了四十多名干部到达南宁，在小平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10 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共已经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 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月底，邓小平被任命力中 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作出决定，12月11日发起百色起义，创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张 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一生中多次担任人民武装部队政委，而这是第一次。邓 小平后来曾说：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 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 页） 一切部署妥善之后，邓小平接中央指示，命他回上海报告工作。12月初， 邓小平在赴上海途中，和李明瑞相遇，他们又回百色研究和部署了龙州起义 和建立红八军事宜。百色起义按既定计划如期胜利举行。 1930年1月，邓小平到达上海后，向中央报告了工作。中央军委和周恩 来肯定了邓小平的工作，并对红七军、红八军以及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作了 指示。 此时，邓小平的妻子张锡瑗却不幸死于难产，女儿也未能保住。十分悲 痛的邓小平，却没有时间安葬亲人，因为百色起义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还未 巩固，龙州起义正在加紧准备中，事事都等待着党代表邓小平的指导。二十 六岁的邓小平把失去妻女的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拜托同志们料理后事，便匆 匆赶回广西。 2月7日，邓小平回到广西龙州。这里，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刚刚 于几天前建立，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俞作豫任军长。李明瑞在邓小 平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此时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担任红七军、 红八军总指挥。后来，红八军在敌人优势力量的进攻下遭受较大损失，退入 右江与红七军合并。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党发动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 红军发展到七千余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 当时党领导的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均有所了解 的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借鉴了其他根据地尤 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中央根据地的成功经验。百色起义刚刚打响之后， 即1929年12月中旬，邓小平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 “对广西红军工作 布置的讨论”会上所作的 “补充报告”中，提出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 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 前途。”红七军公布的 《目前实施政纲》中也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 速与朱毛汇合”的口号。邓小平在1930年1月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又
讲到了 “造成与朱毛汇合的前途”。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肯定了邓小平的“与 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意见。中共中央3月2日正式下达《给中共 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指出红七军在编制上 “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 验，这是对的。”并再次肯定了 “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发展方向。（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24、225、226页） 红七军的老战士莫文华将军曾回忆说： 1929年 12月，我党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领 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 治纲领中提出 ‘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 体行动口号之一。……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 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远离井冈山的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人民，正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知 道了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并把自己的斗争以与朱毛相会合作为 方向。 当时在湘赣苏区的王震将军曾回忆说： 在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同志坚决走 “朱毛”井冈山的道路， 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到韦拨群等同志领导的衣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 “工农武装割 据”，在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 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创建了全国瞩目的广 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在湘赣苏区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都很 振奋。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后，小平同志担任了两军总政委和前委的领 导工作，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我认为这两次起义有其 独有的特点，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经验。 （《我眼 中的邓小平》第1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可以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毛泽东 “工农武装 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 同时，如王震所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自己 的特点，并非完全照搬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例如，起义是在党与主政的国民 党人俞、李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动的；起义既不是单纯的军事哗变， 也不是匆忙之举，而是党所掌握的一部分正规军成功地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 合，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工农兵联合起义；根据地位于少数民族 聚居区，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点，红七军中壮族同胞占了一半；根据地地处 边境线，与法殖民地越南毗邻，面临直接的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等。 1930年 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 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浑代 英、李富春等组成苏区军委。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19页）自 “八七” 会议之后，毛、邓虽然没有再见面，但他们同是苏区军委委员，党的农村武 装斗争事业使他们成为同一领导机构的成员。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 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当时统治党的 “城市中心论”进 行了有力的冲击。 “城市中心论”者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应照搬苏俄 的做法，首先在中心大城市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再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他 们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尤其是要放在大城市。而毛泽东则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逐步 形成了与 “城市中心论”不同的见解，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 论。这一理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论证 了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在后来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 逐步完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 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 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 弱环节。因此，无产阶级要革命要胜利，就必须首先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 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全国胜利。而 “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毛泽东还论述了农村革 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不仅必须走而且也完全可以走得通。 但是，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央主要成员，他的意见自然也谈不到在中央 占什么地位，甚至还受到排挤和打击。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 义路线统治中央，制定了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命令朱毛进攻南 昌，命令彭德怀进攻长沙，贺龙配合夺取武汉，方志敏进攻九江，邓小平攻 打柳州、桂林后再夺取广州。对这一冒险计划，毛泽东、邓小平等虽进行了 抵制，但还是不得不在组织上服从。上述计划除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部矛盾 加剧之机攻占了长沙十天后又被迫退山外，均遭失败。9月2日，中央命朱 毛再攻长沙失利，被迫撤回江西根据地。11月10日，在中央的命令厂，邓 小平率红七军七千多人离开根据地北上，准备攻打柳州等大城市。但红七军 一离开根据地，就立即陷入被动。部队连连受挫，至 1930年底，人员已损伤 近半。1931年1月初，邓小平于行军途中在桂北全州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 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部队开往湘粤边界，到江西与朱毛汇合。 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整个红军减员达三万余人，部分农村 根据地因此而丧失。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路线，从反面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毛泽东在其后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这一 理论进步作了系统的总结。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探索中作 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以自 己的革命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 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 范，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 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邓小平，在他一开始独立 地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时候，便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在了一 起。
．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 受到王明 “左”倾路线 的排挤和打击，邓小平 也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 路线被打成 “毛派头 子”，从而第一次被 “打倒”。 邓小平率领红七军整编后的四千余人，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行程 七千余里，于 1931年2月占领江西省崇义县城。这时，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 上海向中央汇报。7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将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 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递交了 《红七军工作报告》。而此时被王明“左” 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认为邓小平和红七军执行的是 “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 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 线”。很显然，王明路线是比立三路线更 “左”的路线。于是，邓小平在上 海被 “打入冷宫”，几个月中央竟没有派人同他交谈。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邓小平向中央提出 回红七军工作，未被批准。他又提出到苏区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他 赴中央苏区之前，临时又接受了中央委派他巡视安徽党务的任务。当时安徽 白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等一批党员被捕牺牲，党组织联系中断。 中央得知情况后紧急委派邓小平为巡视员，于 5月上旬由上海乘船到达芜 湖，处理安徽白区党内问题。完成这一任务后，邓小平即打点行装，从上海 启程秘密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8月到达中央根据地，担任中共瑞金 县委书记。 饱尝 “左”倾冒险主义和“城市中心论”苦头的邓小平，一到中央革命 根据地，便加入到这块根据地的开辟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毛 泽东的行列。他到任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迅速而坚决地纠正了前期肃反 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冤屈的大批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实现了安定团结，全 县局面大为改观。当时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 员，正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苏区 （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也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1931年9 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为第一 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并把领导机关迁驻在这里。作 为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毛泽东、朱德等的到来，并 向朱毛汇报了瑞金县的情况。这天夜里，邓小平等在叶坪村东大樟树底下的 一幢二层楼里，向毛泽东和朱德等汇报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 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 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很满意邓小平的高效率，很满意瑞金的工作。11月7日，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选举和成立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大会还决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首都，更名 “瑞京”，划为中央直属县。二十七岁的邓小平，继续担 任该直属县县委书记。1932年5月，邓小平又调往刚解放的会昌城，去开辟
新区工作，随之担任了会 （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瑞金的会见，是 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们第一次见 面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在其间四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 地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但各自一方，并没有机会面谈过。这次会见不久他 们都受到 “左”倾路线的打击，直到长征他们没有再见过面。这次会见给毛 泽东的印象极深，直到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即 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老人家还谈起这次会见。他对邓小平说： “我只见过你一面，你 就是毛派的代表。”这里的 “一面”就是指1931年9月他们在瑞金的相见， “毛派的代表”则是指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路线而受到王明路线残酷斗争 并被 “打倒”的往事…… 王明 “左”倾路线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统治中央的。 这条路线很快使白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左”倾的；临时中央被迫向 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当然与坚持农村中心论的毛 泽东不相容，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 “山沟沟里的东西，而山沟沟是不出 马列主义的。”他们诬称毛泽东是 “农民意识”，是“富农路线”，是“狭 隘的经验论”，推行了 “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左”倾的临 时中央指示下，1931年 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 10月召开的宁都会 议，连连批判毛泽东，并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毛泽东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力主正义，为毛泽东辩护。他和 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以及 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 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和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 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向 “左”倾教条主义发出质疑。他们支持毛泽东， 反对 “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 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力，主张两 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办法。邓、毛、谢、古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 “山沟沟里的东西”，勇敢指出“大 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 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 “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 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邓、毛、 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 “左”倾的临时中央所不容。邓小平 等对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辛辣嘲讽，使那些被讥讽者极为恼火，并认为其 “后台”必是毛泽东。 “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打击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 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他们还不敢在党外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公开 的批判，于是就先拿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开刀，开展了 所谓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继而又对邓、毛、谢、古冠以“江西的罗明路 线”进行打击。很显然，这些都是对着毛泽东的。 1933年从春到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3月31日，中 央局指示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 会议决议称 “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 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 说邓小平这种 “防御路线”是“完全表示悲观失望”，是把红色根据地“交 给广东军阀”。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随后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