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更为升级。4月15日，政治局常委洛甫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称赞“三 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 导。”洛甫以此来证明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号召“与之做最坚决的 斗争”。第二天始，即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示下，召 开工作会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 “揭发批判”。会议把他 们打成了 “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5月4日，中央局指示工农红军 学校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再次批斗邓、毛、谢、古，并作出了 《关于 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决议》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同志”， “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 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 “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 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 “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 相呼。” 《决议》警告说： “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 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5月6日，中央局授意中央组织 部长罗迈发表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邓小平等人，指出： 邓小平在上海 “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 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 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 （指第四次反‘围剿，战 争）的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文章号召 “将这一斗 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文章要 求邓小平 “必须承认错误”，“完全解除武装”，交待“小组织活动”，“否 则立即开除出党。” （《六大以来》上第362—36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 这些批判者子虚乌有地硬说邓小平等有个 “小组织”，用最大的气力追 查这个 “小组织”，施加最大的压力让邓小平承认这个“小组织”，其目的 就是要最终查到毛泽东的头上。1984年，曾经参与这场批判的李维汉在去世 前留下的回忆如是说： “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 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被指责为 “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 清楚邓是为他受冤。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说过，那时批判邓、毛、 谢、古，是 “指鸡骂狗”。 但是，邓小平等人始终没有让这些批判者满意。心底无私天地宽，面对 那些 “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对没完没了的追查，邓小平总是坦然地回 答： “第一是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 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此时，他的第二次婚姻也由此遭到了破裂，在最 困难的时刻，当妻子拿着高婚报告到拘留室让他签字时，他没有提出异议， 挥手签了字。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来中国为其所著 《长征——前所未闻的 故事》一书收集资料时，中国著名传记电影作家王愿坚向哈氏提供了他收集 的一则有趣的故事：邓小平在被关押时，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 遇到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邓对唐说 “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唐就 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让邓来往所吃了一只，把另一只带回禁闭室 留着下顿吃。这故事说明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同情邓小平的，也说明邓小平 的坦然和豁达。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我 “就是从来不搞小 圈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1页）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最 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当时的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总政治 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贺昌是邓小平的老战友，曾和邓一起赴广西筹 备百色起义，两人相知甚深。贺昌对邓小平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邓要到 总政担任秘书长，后又被派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 《红星》报。（据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20页） 1934年 10月，邓、毛、谢、古这四人中的邓小平和谢唯俊随中央红军 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另两位即毛泽覃、古柏被留下来，参加游击战争。 毛泽覃于1935年4月25日在江西瑞金附近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二十 九岁。古柏在同年的初夏也在战斗中捐躯。谢唯俊长征到达陕北后，于 1935 年底在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邓毛谢古”只剩下了一个 “邓”。 党的“四老”之一林伯渠老人，当年得知邓毛谢古中的三人牺牲的消息， 曾悲痛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林老的诗，谴责了只会 “读八股”和对同志“割截无情”的“左”倾教 条主义者，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之情，也寄托着对邓小平的热诚希望。 毛泽东对其胞弟毛泽覃的牺牲，其悲痛程度自不必说，对谢、古的捐躯 也犹为痛心。他为战友古柏写下了如下悼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 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对幸存的邓小平，对四个 “罪人”中幸存下来的唯一生者，毛泽东更是 终生难忘。在“邓毛谢古”事件发生三十九年之后，即1972年的8月，毛泽 东亲自提议 “解放”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邓小平，他说：“他在中 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邓 小平在四十七年后的1980年，和外国记者也讲过这段历史。他说，当时王明 指责我站在毛泽东一边，于是把我一脚踢开。等了三年才给我平反。这是指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由 “沉”到“浮”，邓小平也随之由“落”到“起”。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 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得到确立，邓小平也得到解 放，其后和刘伯承一起领导太行 山抗日根据地，显出政治家、军事家的丰采。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 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揭露和批评了第五次反 “围剿”和长征以 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肯定了毛泽东等关 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结束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邓小平出席了这次在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他是在不久前红军路 过黎平时，接替了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以 《红星》报主编和中央秘书长的 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毫无疑问，他完全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翻了身，为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受到打击的 邓小平也得以解放。历史为邓小平施展才华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在遵义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一直和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和毛泽东一起住，一起行军。邓小平负责管理毛泽东 和中央其他首长的生活、办公以及警卫工作。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飞渡沪定，翻越雪山，历尽了千辛万苦。1935年6月，红一方面 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毛泽东、王稼祥把精干的邓小平从秘书 长的岗位上调往前方，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接替邓小平继任中 央秘书长的刘英，曾向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讲述过这一过程。她说： 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 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 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 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少，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 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 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 刚过而立之年的邓小平，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在前线和红军战士一起 拼杀前进，于8月下旬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9月9日，张国煮拒绝执 行中央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即紧急磋商，决定 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邓小平和所在部队跟随毛泽东 和党中央，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千里雪，占领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 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红一方面军至此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第一卷第150页）1936年2月，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 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 发起东征战役。邓小平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军事行动。红军在遭 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拦截后，于5月5日回师河西，发出《停战议和一 致抗日通电》。通电不再使用反蒋口号，呼吁国共议和抗日。东征结束，邓
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和华北事变之后，又制 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此形势下，经过中国共产 党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国共两党二度握手，实现再次合作，共同 抗击日军侵略。按照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朱德联名发出命令， 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 长，任粥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 第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为主编成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 处主任罗荣桓；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 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一二九师，师长刘 怕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后把 “指挥”改称“司令”，中央 军委又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把 “政训处主任”改任为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组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建制的命令后，邓小平在陕北 云阳镇大操场主持了抗日誓师大会。与会全体八路军健儿，跟随朱老总高声 复诵 《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国土流尽 最后一滴血！”群情激昂，威武雄壮，场面十分感人。 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诸负责人任粥时、左权、邓小平等及机关 人员，从云阳镇出发，至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21日到达太原。已先期到达 太原的周恩来，又命邓小平兼任第二战区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 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欣然受命，当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 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进发，开展战地动员和组织抗日游击战工作。在 此前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也迅即东渡黄河， 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出师后，在平型关、雁 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巨大胜利。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 师在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继而在正大路南 侧连续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 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后，毛泽东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 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 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 卷第388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是，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 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 蓄力量，坚持长明斗争的战略基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毛泽东的 战略意图逐步得到实现。 1938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调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接替回 延安养病和另有任用的张洽 （后在延安病逝）。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 位相差十二岁的四川老乡，一位是军事家兼政治家，一位是政治家兼军事家， 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互支持，相儒 以沫，历尽千难万险，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刘邓和刘邓大 军自此愈来愈名扬天下。 在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一二九师深入敌后，以毛泽东所 总结的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法，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以 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古称 “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 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控制太行，不
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在解放战争中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时在太行山八路军中流行着《我们在太行山上》的革命歌曲，歌词是：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大行山上， 气焰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在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它在那里灭亡！ 这歌，既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太行山斗争的实际情 况。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向平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1938年4月， 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收复武乡、沁源等十八座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晋 东南，奠定了晋豫根据地基础。1939年1月，粉碎日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对 冀南根据地的“扫荡”，歼敌两千余人。之后又粉碎了日军对山区的“扫荡”， 再歼敌两千余人，保卫了根据地。 1939年，在日本诱降及英、美劝降下，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开始改变 其抗日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年冬天，国民党掀 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 二九师所在地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国民党 的反共活动，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从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毛泽东 向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羌谈话。明确阐述了对待反共顽固派 斗争的自卫原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 和邓小平依照毛泽东制定的原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3月，指挥 一二九师奋起反击，一举全歼入侵的朱怀冰部及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这 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 设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总结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经验时，提出了“发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 策略总方针，以及对顽固派斗争的 “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同年8月起，刘邓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参加了著名的 “百团大战”，进 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 心。 1941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把侵华重 点转到敌后，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频繁的 “扫荡”。加上连年天灾，使大行 山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于 1943年 10 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已，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邓小平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 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调动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战胜困难。他从实 际出发，发表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 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中共歼敌四十二万余 人，解放县城一百零九座，创建了十八万平方公里、两于四百余万人口的地 跨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由出师时的九千一百余人发展到近三十万 人，成为党的强大主力武装力量之一。 同党和毛泽东的历史命运相联结，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遵义会议以前被 贬和不幸的邓小平。他不仅赢得了党的信任，毛泽东的器重，人民的热爱， 而且也赢得了新的草福家庭。1939年9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参加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与卓琳结婚。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 一个 “火腿世家”。父亲以生产和经营宣威火腿而驰名中外。卓琳先后在昆 明、北京读完中学，193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物理。1937年和一批进步青年一 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时与邓小平相识相爱。1939 年9月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在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了婚礼，毛泽东亲自 向他们表示祝贺。新婚不久，他们就双双返回抗日前线。1941年，他们的长 女出生，母亲给女儿取名邓林。1943年，他们又喜得一子，父亲建议起名“太 行”，以纪念太行山的斗争，母亲不大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被 父亲取用此名。这样，孩子已两岁，还唤作 “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 琳笑求刘伯承说： “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 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 “朴实方正” 四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 “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 是朴实方正，就叫个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 的名字由此而来。邓小平和卓琳，他们在战争烽火中相结合，在政治风浪中 受考验，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走过了一程又一程。他 们共有二男三女，有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幸福家庭。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同邓小平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1942年12 月15日，在刘泊承五十寿辰的时候，邓小平撰文热烈称颂这位长者的卓著功 勋，并说： “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周恩来 后来同薄一波曾谈论过刘、邓之间的默契配合，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 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 “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 若重”。刘邓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薄一波： 《领袖·元帅·战友》第1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毛泽东 也认为刘邓的合作是好的，甚至在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期间 仍称赞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至于邓小平自己则更 认为他与刘伯承 “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 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 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确实如此。在许多作家、记者的有关文稿中，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
“、”号的；在许多者百姓的心目中，刘邓就是“姓刘名邓”的一个人。 刘邓连结在一起，就是一座巍巍太行山！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共同奋战 了十个年头。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1949年10月1日一 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随后又一同统率大军挺进大西南。1950年 10月，刘伯承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飞往北京接受毛主席、 党中央分配他创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此后，刘邓才不得不分开。一位成为 “中国军校之父”，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一位成为我们党 的总书记。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岁。10月14日，在 向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上，第一个走向前的，是四十多年前被人们广为 传颂的太行山双雄 “刘邓”中的邓小平。他向刘帅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 视着这位昔日的老搭档。在邓小平的身后，他的夫人卓琳及全家成员，缓缓 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起向他们敬仰爱戴的刘帅最后告别。邓小平的长子邓朴 方摇着轮椅，驻足在灵前，满眼噙着泪水，向这位为他取名的刘伯伯致哀。 10月16日，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伯承元帅追悼会。 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邓小平写的《悼伯承》一 文。
．在太行山邓小平善于把 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与实际相结合，实 事求是地回答了毛泽东 指示调查的问题，毛说 邓的回答 “内容极好，转 各地参考”。 1941年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了克服解放区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制定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1943年 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 于减祖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这些政策概括为抗日根据 地的十大政策，包括：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 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毛泽东后来指出， 在这些政策中，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 “这两个环子，如果不 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 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107—1108页） 在此期间，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领导太行山根据地不仅 开展了整风运动，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大生产运动，认真贯 彻中央各项政策。 太行山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有特色的，也是出色的，邓小平务实、求 实的经济思想在这里得到初步的施展和发挥。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 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根据地的工作，制定根据地今后工作方针。温 村会议的一个特征是把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列为三大议程之一，邓小平对此作 了专门的讲话，强调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延安《解放日报》7 月2日发表了邓小平的专文《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文章高度评价了根据地 经济建设和财政工作的成就及其意义，指出 “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 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 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秘决在什么地方 呢？他指出， “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还有 “根据地和 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 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 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7页）邓小平不 仅把经济工作的胜利与军事斗争的胜利联结起来，而且与政治战线和政权建 设紧密联结起来，充分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 “敌后的经济战 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 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我们 “如不采取有效办 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 想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7、78页）因此，他强调根据地政权工 作的重点应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向经济建设倾斜。1944年4月1日，在邓 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以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名义发布了鼓励发展生产的 《膝杨 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膝代远和副参谋长兼后勤 部长杨立三手订的，得到了邓小平等北方局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当时，有
一种 “左”的倾向，严重地影响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那些生产成绩好的单 位和个人，经常受到责备，说他们 “搞资本主义”，是“本位主义”、“经 济主义”、 “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等。有一些人把 “共产主义”挂在口头上，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把“共产主 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邓小平支持 《膝杨方案》，严厉批判了这些错 误观点。 《方案》依据毛泽东和李富春当时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 私”和 “公私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提倡劳动、奖励劳 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方案》还“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 的也越多”； “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 好。” （《二十八年间·三编》第1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在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还特别提倡重视科学技术，非常强调科学技术 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人行群英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科学的力量是 很大的。比如我们农林局在张克威同志领导下，已经收到显著成绩，即以改 良种籽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 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一百万石以上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 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大行山土地不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 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这里，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 把科学离开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我们英雄们的创造，把 它整理起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 （《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35页）邓小平主张 对在生产劳动中作出贡献的给予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1943年9月 21日，他在根据地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制定“奖 勤罚懒”的制度，对先进个人可以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奖金。当时部队战 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一二百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有些同志说是 否太高了？邓小平答： “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 所得，是应该的。”在 《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这、肖息时，邓小平又 将有关奖金额数提高到 “二百元到三百元”。 太行山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保证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军事、政权、 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根据地不仅渡过了难关，恢复了失地，还大大向前发 展了，使其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堪称第一。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为使中央在今后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正确的指 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 调查十项问题。这十项问题主要包括：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祖之 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 “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 租工作的偏向是否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抚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 什么？今后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 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 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 的增长，农民对安排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 （《毛泽 东年谱》中卷第532页）毛泽东要求用当地材料进行答复，“每项不必太详， 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 （田酋如，《刘伯承与邓小平》第213页，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立刻着手收集材料，认真准备答复报告。8
月 24日，他以大行区的具体材料，写就了对毛泽东所提十项问题的答复报 告，电复延安。这份仅有五千字的报告，内容充实，生动具体，言简意赅， 既包容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又有深刻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报告既报喜又 报仇，毫不回避矛盾，也不掩饰错误和问题，为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真 实可靠的依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报告十分满意，立即批示转发各根据地参 考，毛主席于12月25日复电邓小平说：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 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 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 有用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9页） 是年12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和战 争影响，普遍灾荒，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 已接近枯竭点。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 一”，军政方面也要注意粮食物资的积蓄。华北各地当然应从生产、精兵简 政中求得自给，不能依靠他区帮助。毛泽东非常赞同和重视邓小平的意见， 于12月14日复电说：“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 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刘伯承与邓小平》第221页） 毛泽东从邓小平以及各根据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为依据，在这一时期对根 据地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1945年 1月1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 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了 《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指 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 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这个讲话编入 《毛泽东选集》时， 题为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游 占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强调“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 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 模的生产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23页）指出：“战争 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 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宁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24页）4月12日，毛泽东申阅一二九 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后批示说： “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 产计划之报告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钟 灏： 《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纵览》第20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 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到人民战争和 人民军队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一 宗旨时，指出：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 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 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解放区 “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 日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40、1041页）4月27日， 他又为 《解放日报》写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 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 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说， “一九四二和一
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 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第三卷第1106、1107页）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 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正是从各解放区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才形 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原则。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是分不开 的。 邓小平领导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证明他善于把毛主席、党中央的 方针政策与本地区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发表的许多著作、报告，都 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确 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 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是 较早提出 “毛泽东思 想”科学概念的同志之 一。毛泽东 “希望邓要为 党争气”。在党的七大 上邓小平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以很大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事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回答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8年发表 《论持久战》，1939年发表 《〈共产党人〉发刊词》及《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发表 《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 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经受过错误路线的磨难和迫害，又经历了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正确路 线的多年实践，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理论和路线的认识愈加深刻了。他经常 把这种感受讲给同志们，帮助大家认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 高执行这条路线的自觉性。1940年在纪念建党十九周年之际，他在一二九师 师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报告说，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建立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扩大了，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胜仗。之所以 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又感叹地说，同志们是幸福 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 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这样。那时尽 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 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他的这些经过多年沉淀而取得的认识， 深深教育了大家。 但是，并不是全党所有的同志都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从遵义会议到 六届六中全会，党虽然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 “左”倾错 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 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高度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根源进行深刻 的总结。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那种由错误路线遗留 下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如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 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在党内还广泛存在着，它们还经常妨碍着党的正确路 线的贯彻和执行。1940年，王明在一篇谈 《策略》的文章中，把自己打扮成 土地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同年3月，王明又重新出版了他的 “左”倾 机会主义代表作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序言中竟要求将此 书列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教材。这表明，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 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重新表现出来。所 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 这种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实现党内在思 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 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 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 校开学典礼上作 《整顿党的作风》演说，进而又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 党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党八 股”形式主义以整顿文风，此后，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逐步开展起来。 作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领导了该根据地党的整 风运动。1943年 10月，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邓小平担任合并 后的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 校第八期开学时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动员开展整风学习。他指出， “整风的 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 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 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中国革命 的事业。”他说：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 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 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 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他接着从 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指出 “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 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 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 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1935 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 ‘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 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耷已经九 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在以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卜的惨痛教 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6 —88页） 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 即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认识是相一致的。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 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党人，在帮助全党 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 东思想取得了共识。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刘少奇在党的七 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 这一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同时，延安整风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 央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其中包括邓小平曾担任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