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 军委起草的电文如是说：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 （包括休 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 同华东局、苏北二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区豫区党委统筹解决。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 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 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 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年谱》下卷 第391页） 毛泽东亲对邓小平说： “我把指挥交给你。” 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淮海地区，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 202 年，刘邦。韩信巧设十面埋伏，歼灭项羽主力军的大战，便发生在这里。称 雄一时的西楚霸王，在这里演下了 “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如今，邓小平 等统帅的正义之师，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也将让蒋介石表演一场薪的 “霸王 别姬”。 在整个战役进行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与毛泽东和中央军 委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按照毛泽东拟定的作战计划，当华东野战军主力 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敌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在辗庄对该敌形 成包歼之势后，邓小平和总前委提出建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原野战军 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津浦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这样就一举切断了徐州 守敌与其后方的交通，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解放 军全歼之后，邓小平和总前委又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下步应首先消灭 由豫南闯进的援敌黄维兵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随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 维”，并指示 “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 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迅速包围了黄维兵团，经过二十多天 激战，全歼了该敌。接着，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华东野战军一鼓作气， 又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至 1949年 1 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战役进行中，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在西柏坡这个不起眼的农村中， 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当国民党黄维兵团从河南信阳地区长途跋涉，闯进淮 海战场参战，解放军利用其兵疲粮缺、孤军突出的弱点，抓住战机将其包围 时，毛泽东于11月27日写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由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以瓦解敌人，同日，毛泽东还代刘伯承、陈毅两 将军写了 《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在前线直接对敌广播。在我军事打击 和政治攻势下，黄维兵团的第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在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战 场起义，严重瓦解了敌人。当解放军严密包围了国民党军杜幸明集团时，毛 泽东于12月17日又代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前线反复广播。此时社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 军心动摇，其官兵成排、成连甚至成营地向解放军投诚，人数多达一万四千 余人。 淮海战役历经六十五天，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它是战略决战三大战
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战役。战役的发展比毛泽东预计的更 顺利，获得的胜利也比预想的更快、更大。毛泽东在当时就多次说： “这是 一个伟大胜利”，是 “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后来，毛泽东对 邓小平和战役的其他领导人又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 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至此，蒋介石 军队的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出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 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汉口已处于解 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据当时香港 《文汇报》报导，蒋介石气急败坏，“不 时以拳击桌，用脚踢人”。1949年元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南京 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状态，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了。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徐州建塔以纪念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牺牲的先 烈。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塔名：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邓小平也题了词： “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淮海战役烈士 永垂不朽！”
4．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 令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 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 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 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已增到了三百多万人，而国民党军只 剩下一百几十万人，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敌人。 毛泽东在1949年的元旦献词中指出 “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月6日 至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 务》，要求解放军解放江南各省。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响亮口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早在淮海战役进行中，即 1948年的12月17日，邓 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总前委的领导人，就开会研究了战役结束之后渡江作 战的建议和整编方案，并开始作准备工作。会后，总前委派刘伯承和陈毅赴 中央作了汇报。1949年2月9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 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准备等问题。会后，邓小 平、陈毅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渡江准备工作情况，并提出了 《关于渡 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请中央考虑速示。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 批准了总前委的设想和总要求，同时明确指示：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 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在淮海 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 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从前线回来参加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多项方针，说明了党的 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方针和途径。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同邓、刘、陈作了交谈，谈的最多的就是渡江作战的事。 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 “交给你指挥了。”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对邓 小平说过这样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十分信赖。毛 泽东送邓、陈回前线时，他们仍然谈论着渡江的问题。 毛泽东说： “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 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休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 何前进。” 邓小平说： “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 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 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陈毅接着说： “我们原来还做了准备，准备在淮海战役进行最关键 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可能动一动，陆战队和空军会支援蒋介石的败局。 但美国人很聪明，怕陷进去拔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敢增援。” 周恩来说： “美国第七舰队开到青岛，也不过是来吓唬一下我们， 但我们不怕。如果他们参战，就来个美、蒋反动派一齐打。”
毛泽东又说： “就是这样，美国人参战，最多再延长一些时间，最 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 整军队，在一百万的基础上扩充为三百万，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 治中国南部。我们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 进军。”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第374、375页） 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 3月14日，中共中央为迎接过江后华东地区的工 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 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 此时，邓小平身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 委员及二野前委书记，集多职于一身，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 的高度信任、器重。 邓小平由西柏坡回到前线后，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加紧了渡江 战役的准备工作。 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渡江战役的一名主帅，邓小平在总前委会多次讨论和 研究的基础上，于 3月31日为总前委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一对 渡江战役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渡 江战役的目的是歼灭守敌，“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 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科学地分析了敌情和 长江地理特点，部署我军力量配备，组成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采取宽 大正面的渡江战法，分为几十个点渡江，迫使敌军顾此失彼。 《纲要》预见 了敌军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并一一制定了周密的对策。 《纲要》充分体现 了战役计划的灵活性及可行性，既严格要求多路大军必须服从大局，又赋予 各级指挥员有临机果断处置的权力。不足两千五百余字的 《纲要》，把百万 雄师过大江的伟大战役部署，精辟而完整地阐述得清清楚楚。刘伯承称颂《纲 要》的部署可谓 “稳健”二字《纲要》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宏观决策能力，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该文件写出后，于4月1日又召集有关同志 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批准了这 一 《纲要》。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总前委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还抓了部队的政 治教育、整编、练兵、支前以及新区政策建设等工作。作为华东局的书记， 邓小平在此期间签发了 《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 农村工作的指示》和 《关于我军南进与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等。支前备 战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仅渡江船只就筹集了两万多只，动员船工万余名， 山东、河南、苏北解放区参战民兵有十六个团，与江南地下党和游进队也接 上了关系，小部队已过江潜伏。 总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千军万马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 总司令一声令下，便立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但是，渡江战役非同其他战役，它有着更强、更敏感的政治性。军事斗 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究竟什么时机发起渡江战役，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从中央军委到总前委，都慎之又慎思考的重大问题。 当时，国民党正在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 《新年文告》，宣称“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 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在讲了国
民党的宪法不变、宪政不变、国体不变、法统不变、军队不变等等之后，说： “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眼便看穿了这个头号 战犯求和的阴谋。蒋介石求和的根本目的在于阻止解放军过长江，稳住残局， 争取时间，以卷土重来，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的 评论；14日，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 对地提出了中共和谈八项条件。 “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 而蒋介石便是头号战争罪犯。 “八条”还提出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 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接收国民党 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条”的实质就是要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交枪投降， 听候人民发落，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蒋介石的阴谋遭此 揭穿后，已无脸出面，遂于1月21日宣告“引退”。但主张“划江而治”的 并不是蒋介石一人。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极力鼓吹“划江而治”，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希望中国成为 “南北朝”。接替蒋介石就任代理总统的 桂系首领李宗仁，虽然与蒋介石及其嫡系有尖锐的矛盾，但在与共产党平分 天下，划江而治，造成南北中国局面的设想上，与蒋介石也是一致的。 李宗仁上台后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 “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中共中 央于3月26日作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决定，双方遂于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 判。双方谈判的焦点，除了战犯问题外，便集中在解放军渡江的问题上了。 南京代表力主 “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 表团，则明确提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长江在历史 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其实，中共代表的这些意见是完全符合 早先提出的 “八条”的，也是自然的。解放军不渡江，怎么捉拿江南的战争 罪犯？怎么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怎么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 本？怎么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权力？经过半个月的协商，中共代表团 于4月15日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井宣布4 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为了争取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 定，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才数度推迟了渡江的时间。3月间，毛泽东 和中央军委为了配合谈判斗争的需要，把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推迟到4月 10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一起研究，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月 圆通宵，不利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推迟到4月15日黄昏。邓小平在《京 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是把渡江时间定在了4月15日18时。此建议为毛 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邓小平等向各作战首长通电，反覆阐明军事斗争要服 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渡江战斗发起的时间或提前或推迟，都是为了密切配合 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 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玫洽斗争的高 度统一。 （《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44页）4月10日，中央军委鉴于和谈 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和平协定，因此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如果此项协 定成功，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那么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4 月14日，两党代表和谈明朗化，《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已定，即将提 交给南京代表。这时中央军委又致电邓小平和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 日为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4月25日以后渡江。邓小平看到军委电报后， 立即听取了侦察报告，查阅了近十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 5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7、8月，两岸湖区被水淹没，江面宽
阔，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 张，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邓小平与陈毅商量，建议将渡江时间限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定日期即 4月20日夜。这样，既可使我在政治上主动，渡江战斗是在国民党拒绝签字 后打响的，是南京方面自食其果；同时天气条件也有利，因为20日夜是阴历 二十三，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利于我渡江的突然性。于是，邓小平和 总前委于4月17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呈报了上述意见和作战具体部署。毛 泽东和中央军委当即于18日复电：“完全同。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 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就 签发了总前委给各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 果如党中央所料，南京政府李宗仁慑于蒋介石的压力，于 4月20日深夜 复电北平，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日零点，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 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 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号令下，由邓小 平和陈毅在安徽肥东县之瑶岗指挥全局，由刘伯承等指挥西突击集团，由粟 裕等指挥东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等指挥中突击集团，共百余万人民解放军， 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公里的江面上，万船齐发，浩浩荡荡，从 21 日凌晨起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打过了长江以南。 4月22日下午，已进驻北平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刘、邓、陈大军胜利突破 长江，非常高兴。他和身边的同志说，只要一过江，蒋介石的军队就没有办 法了，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打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了。在此胜利时刻，毛泽东 亲自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电讯槁《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把 这震惊世界的消息发向环宇。 解放军一过长江，国民党望风而逃，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邓小平后来笑 谈当时的情景： “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 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 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当解放军攻进南京总统府时，总 统办公室桌上的台历翻到 “1949年4月22日”。同邓小平一起坐镇总前委 指挥全局的陈毅，此时诗兴大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在北平的毛泽东于解放南京的当天下午，也得到了解放军占领国民党首 都的消息。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拿着一份刊登有解放南京消息的《人民 日报》号外，到院里凉亭下，坐在藤椅上细看起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读报 后去散步，也没有和别人交谈，而是起身回到了书房，又看那号外，并在报 上划一些红杠杠和圈圈。随后，便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写了贺电，让 秘书转请周恩来和朱德签发，接着他疾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气度不凡的诗篇中，寄托着他对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以 及他们统率的渡江大军的革命情怀，也寄托着这位军委主席对全军将士的殷 切希望。中央军委在向刘、邓、陈等拍发贺电的时候，也将这首诗发给前线 的指挥员，大家受到莫大的鼓舞。24日，毛泽东又亲为新华社拟就电讯稿， 庄严宣告： “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邓小平和陈毅指挥三路大军过江以后，于 4月28日由合肥抵达南京。在 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一起指挥渡江大军，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 的精神，迅速解放了杭州、九江、南昌、上海等大城市，华东大地回到了人 民手中。在此期间，邓小平于5月10日发出《关于渡江后工作情况向毛主席 的报告》，指出：渡江顺利 “这是由于敌人的抵抗甚弱，更主要的是由了我 军在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诸方面均属充分。而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的努力支 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尤属值得赞扬。我军渡 江后，战局发展太快，敌人拼命溃逃。” “京沪杭作战即将胜利结束。”上 海于5月27日解放以后，邓小平即赴上海主持华东局工作。 渡江战役歼敌十一个军部、四十八个整师，共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国 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及苏南、皖南、浙江大部地区和江西、 湖北、福建部分地区，为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 件，奠定了胜利基础。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前委指挥下，由二野、三野联合作战取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契合不仅具 有军事意义，尤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著名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 谈判的政抬斗争；著名的邯郸战役，争取了高树勋起义，有力地促进了瓦解 敌人的政治斗争；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在政治上标志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 的开端；这次渡江战役的准备和胜利，又是紧密配合了国共和谈的斗争，并 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的灭亡。大约正因为此，才能够引起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 治家、军事家对比他年轻十一岁的邓小平越来越欣赏，越来越器重。邓小平 的优势就在于他比有些政治家更懂军事，比有些军事家更懂政治。
5．建国前夕，毛泽东和 邓小平交谈打破帝国主 义封锁之道，击退外国的 干涉；10月1日，邓小平跟随 毛泽东同登天安门城楼，参加 开国大典。 前已述，渡江战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国内方面，也表 现在国际方面。早在1949年2月解放军正积极准备渡江的时候，美国联合其 他一些国家就搞了一个所谓 “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闹剧。国民党政 府很快予以附和，但被中共彻底揭露和坚决反对，使之遭到破产。中共中央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布了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不承认国民 党政府所签定的一切外交关系”， “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 要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总前委和华东局的会议上，也多次强 调，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什么名义、玩弄什么花招，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 们都要针锋相对地与其斗争。 1949年4月20日晨，正当邓小平等指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在 我内河长江行驶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擅自闯入镇江至江阴段，进至扬中以北 解放军作战区域内妨碍我军渡江。该舰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 致使双方展开猛烈炮战，造成我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中弹三十余 发后，悬白旗搁浅于江中。下午1时许，英舰伴侣号从上海增援紫石英号， 与我军又展开激烈炮战，伴侣号负伤后逃离。21日，我百万大军已开始渡江， 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乘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受 重创的紫石英号，再次与解放军炮兵展开激战，两舰受创后溃驶上海。这就 是在当时轰动世界的 “长江紫石英号舰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 军代表与英国远东舰从司令所派代表进行多次谈判，但英方态度蛮横，始终 不承认其侵略行为。非但如此，英国政府还施展恫吓伎俩，企图迫我就范。4 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说成 是 “暴行”，并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 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上也宣称： “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 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他还造谣说，解 放军要求英舰 “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些帝国主义老爷，以为现在还是 1840年鸦片战争时代。岂不知，他们的对手既不是音英也不是蒋介石了，而 是硬骨头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4月30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指出： “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 美国、法国在长江黄埔江和在中国其他多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 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也宣布，人民 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 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 外交关系，毛泽东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 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蛮横霸道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邓小平等指挥的渡江大军，没有被帝国主义的恫吓所阻止，浩浩荡
荡地渡过了大江。 在邓小平即将赴达刚刚解放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 4月26日电示刘邓等总前委领导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 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 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 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电示又说，这一方针 “使我国改 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刘 伯承和陈毅等在南京和上海都是本着这一方针指导外交工作的。美国出任国 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在南京解放以 后，他还留在南京观望，企图中共能与他接触，“开设新店”，再“捞一把”。 可是，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 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后来写的 《别了，司徒雷登》如是形 容说。毛泽东把这一外交思想，比喻为 “另起炉灶”，即一概不承认国民党 政府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独立自主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 邓小平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思想，十分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和 国民党的旧外交关系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解放战争的发展。在发起上海战 役之前，他和陈毅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特命位于浙赣线上 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除了担负割裂国民党汤思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并扩 大战果外，还要充当总前委的战略预备队，随时向上海方向实施机动作战。 邓小平的这一部署，就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发起的武装挑衅。由于 解放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迫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邓小平，这些中共党人都不是盲目 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是在面临新中国即将诞生，但帝国主义仍想保留一些在 中国的特权的状况下，指出不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就不急于和他们建立 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 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 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 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 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 （《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第四卷第 1435页）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又比喻为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即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之后再同它们建交。 6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提出了 “一 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 国内形势所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国际政治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抗；当时的国内形势是美国 和帝国主义阵营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以图消灭中共。 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拥护新中国的成立和发 展。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贯主张主要依靠自立更生，但也离 不开国际的援助。谁能援助我们呢？美国和帝国主义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援 助我们的，只有首先争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国、共双方，犹如两个 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后面，就可极大地鼓舞我们的锐气，大刹国 民党的威风。当时在党内外，尤其是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和党 中央“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够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大家作了许多说 明。邓小平的看法和毛泽东、周恩来是完全一致的。渡江战役刚一结束，他
代表华东局向中央就提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建议，毛泽东充分肯定 了这项建议，说这个建议好，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并采纳了这一建议。 （《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34页）后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又作了深入的交 谈，共同讨论了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问题。邓小平完全支持毛泽东提出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7月19日写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精辟地阐述 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并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邓小平指出：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 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 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 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然增加我 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 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 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 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 有利 （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 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 （毛主席说，更主 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 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 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34页） 邓小平在这里论述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之道，对毛泽东 “一边倒”思 想做了透彻的发挥；并且，正如他指出的这种 “一边倒”的实施“愈早表现 于行动”，就会产生 “对我愈有利”的效果。在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会 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里，明确提出了这一外交方针；随后毛泽东访问苏联， 与苏签定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在访苏归来之后说：“这一 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薄一 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出版）这样，才能创造对新中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国民经济的较 快恢复。 毛泽东和邓小平共论的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 政策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更频繁更密切了。8 月4日，邓小平从上海到北平，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 海》的报告。报告精彩而生动地概述了渡江战役的过程，并指出，渡江战役 胜利的基本原因是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还 有 “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联合”， “敌人的脆弱”等。9月下旬，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在北平参加全国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共商 建国大事。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
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委员。下午 3 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 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三十万军民热烈的欢呼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中亲自按动 国旗升降开关，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广场高高升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 日成立了。” 四十五岁的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欢腾的人民群众，看着兴 奋的毛泽东，看着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感情的交融，心情自然也十分激越。 庆典之后，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 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但是，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毛泽东和党中 央已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想起故乡的穷苦人民还在受难，心情 就难以平静下来。大西南的人民正等待着他……
6．开国大典后，邓小平等 率军迅即解放了大西 南，把蒋介石最后撵出大陆， 并领导大西南卓有成效地开 始了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毛 泽东称赞邓小平 “无论是政治，还 是军事，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历史的 新纪元。 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其中很 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 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正积极筹划在大西 南聚积力量，伺机反攻。因此，必须迅速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粉碎敌人的 复辟梦想。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考虑由谁率军挺进大西南、谁进驻 上海的问题。陈毅出于对刘邓的敬重，提出让刘邓进驻上海，因为刘邓跃进 大别山消耗太大，而应由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刘伯承和邓小平则表示，他们 对西南更熟悉，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留驻华东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和党中 央经过研究，决定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刘邓。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5月23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预先号令，指示刘邓 统率第二野战军主力作好进军西南的准备，尔后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 部的配合下，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任务。6月17日，中央军 委又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较为适宜。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 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 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便开始进行 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西进。7月中旬，邓小平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野战军前 委扩大会议，就进军西南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决定二野主力从 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对敌进行迂回包围，依次攻击贵阳、叙府、泸州、乐 山、邛崃、大邑等地，拉开进军西南的战局。基于这种分析，刘邓于8月19 日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随后，邓小平就进军大西南的准备 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作为党的书记和军队的政委，邓小平在报告中如实 反映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批判了过江后某些指战员产生的骄傲自满、叫 苦、忽视纪律等不良倾向。9月3日至4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的直属部队 党代会上，邓小平又针对部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倾向问题作了讲话，进 一步为进军大西南作好思想方面的准备。他强调，要勇于开展批评，不能把 批评与保护积极性对立起来，不能保护违背人民利益的 “积极性”。他说： 我以为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中央各项方 针政策的积极性。具有这种积极性就会把工作做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 进。损害这样的积极性要犯错误，官僚主义者就要妨碍这种积极性。…… 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违反党的政策方针的 “积极性”，就不应该表扬。 （《邓小平二十八年间》第192、193页，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
在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准备就绪之后，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领导 机关由南京出发，指挥所属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发；刘邓首长在北京参加 了国庆大典，并与毛泽东、中央军委再次研究了作战部署之后，21日乘火车 抵徐州和领导机关会合，一起西进。23日，到达郑州，刘邓下达《川黔作战 命令》。 （据《邓小平二十八年间》）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也加紧了抵抗的部署。蒋介石于8月飞 抵重庆，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扬言“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蒋介石企图依靠残存在西南的四十五万正规军队与地方杂牌军，依托以四川 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凭借川滇黔边的险峻地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如 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康、滇或逃窜国外。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 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 的 “西南防线”，以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敌人认为我军从川北 方向入川可能性最大，而川东地势险要，大兵团行动困难，解放军难以由此 进川。 “可是，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我军的计 划是以二野为主力采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 川南，切断位于川北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 陇海路西段的我第十八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川北地区，待二野 主力入川切断敌退路后，再迅速入川，协同聚歼川境之敌。 按此计划，我军于11月1日发起川黔战役，突破敌军防线，于11月15 日一举攻克贵阳，15日解放彭水，直通乌江东岸。至28日已形成对重庆的 包围之势，并挺进川南切断敌军南逃的后路。与此同时，我军还加强政治攻 势。邓小平和刘怕承根据毛泽东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所提出的“约 法八条”，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 “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 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 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 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三、国民党特务人 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护 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这四项忠告发挥了 巨大的政治威力和感召力，国民党军政机关处于瓦解状态。 11月27日，毛泽东电告刘邓，蒋介石已令胡宗南将其第三军用汽车运 送重庆，希望二野注意吸引更多敌人于重庆，再聚而歼之。刘邓研究后回电 毛泽东，提出不宜迟缓过久攻打重庆的建议。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30日， 刘邓命令发起重庆战役，这个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当日获得解放。蒋 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2月2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刘伯承 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为副主席。此时，邓小平除已担任中 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贺龙。 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 在此形势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 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 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解放，蒋介石部署在成都的嫡系胡宗南集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