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自五十年代后期， 毛泽东，党中央在指导 方针上发生 “左”的失 误，邓小平说 “那时候的一些错 误我也要负责的”。毛泽东 在纠正失误时。称 “我当 主帅，你小平当副帅。” 前已述，在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 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 足，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 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 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从而导致了党在指导方针上 “左”的失误。 1957年夏天，出现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观点， 断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政治上的 “左”扩大 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忽视经济规律和生产规律搞“夯过渡”、 “急过渡”、“三面红旗”，造成了更多更大的失误。 此后，党和毛泽东就陷入失误和纠正失误的反复交错的过程中。在纠正 已发觉的失误时，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 没有端正，失误纠正得不彻底，乃至又导致新的失误。 1958年 11月，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带头提出 并要求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1月 和12月之间，又在武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 “左”的倾向。 接着，举行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 议》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批评了 “急过渡”、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 所有制界限的错误。1959年2、3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批判了 “共产风”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 干规定 （草案）》。 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对 “高指标”进行了压缩。在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并且， 他要亲自挂帅，让邓小平当副帅。他风趣他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无帅，邓小平为副总 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主席又对邓小平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 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 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人物》
杂志1994年第5期王宁文 《毛泽东与邓小平》） 另外，毛主席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内还讲过：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 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 毛泽东的这些诙谐语言，自有一番深意。他曾在1956年1957年、1958 年初和1958年底多次向党内外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甚至曾想只任党的 “名誉主席”，退居二线。但“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和遇到的麻烦，使他 改变了初衷，他要立于前沿去掌舵。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体味到毛 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赞赏和器重。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采取厂许多措施，继续纠正高指 标的失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使“共产风”、 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 所有这些纠 “左”的努力，都是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是 对 “左”倾错误的有限纠正。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进而造成了纠“左” 的中断。 1959年夏，在纠 “左”的过程中又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在庐山会 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其结果越 “纠”越“左”，失误愈加严重。接着 就出现了由于失误、天灾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时期。 1959年庐山会议纠 “左”中断，开展反右，酿成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邓小平没有出席庐山会议，此时他的一条腿由于意外而跌断。伤愈后，腿力 仍很差，人们注意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是柱着手杖参加国事活动的。 1960年，困难达到最为严重的程度。从政治方面看，大搞阶级斗争产生 了严重的后果。反右斗争错划了五十多万 “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伤害了 三百六十多万人，在各种名目如 “拔白旗”、“整风整党”、“民主革命补 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全国被错整的估计 有上千万人，受牵连和影响的有好几千万。阶级斗争扩大化，整人的政治运 动破坏了党内党外正常的政治生活，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干违心的事，个 人崇拜、个人专断愈加厉害。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更加严重。粮食、棉花、 油料产量回落到1951年甚至建国时的水平。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 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 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最减少70％，在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普遍地 吃不饱、穿不暖，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妇女病普遍发生，非正常死亡人数 大增。学者们根据正式公布的有关数字材料推测，1959至 1961年三年非正 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在四千万左右，三年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亿元。 毛泽东发动 “大跃进”、“反右倾”等等，原本是想让贫苦的中国人民 “提前”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出现了如此痛心的事实。这个严酷的事实使 他老人家倍感揪心。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在挨饿，并痛苦地要求他的 子女在全国人民挨饿的时候要带头忍饥挨饿。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位当 年指挥沙家店战役获得大胜而只要求一碗红烧肉 “犒劳”的人民领袖，宣布 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一切荤菜了”。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创办的 《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创刊宣言》中曾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老人家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奋斗 了大半辈子，没承想建国十多年了，问题又严重起来了。以至于这位伟大的
政治家、理论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 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 抓紧。” 1961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下决心把这，一年搞成为 “调查研究年”， “实事求是年”，从而纠正失误，渡过困难。他在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 上的讲话，中心思想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克服困难而斗争。他带头作 自我批评，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我这个 人就是官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他还说，搞社 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 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这次 全会正式通过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邓小平 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全会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各领导人便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进行调 研，毛泽东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 “南三区”农村调查。邓小 平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北三区”负责人会议，研讨农业问题。3 月，北三区和南三区调研人员到广州会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 持会议讨论和通过了 《农业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开始纠正农村人民公社 存在的平均主义、规模过大以及管理方面的失误。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又率工 作组下去，征求对六十条的意见。毛泽东赴浙江，刘少奇赴湖南，周恩来到 河北，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的顺义、怀柔，广泛征求意见。刘、 周、朱、邓、彭通过调查，都向毛泽东报告了农民对 “公共食堂”（人民公 社化时农民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意见。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 召开工作会议，对六十条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作了修改， “生产队办不办 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持续两年多的公共食堂，在农民群众的要求 下终于解散了，这对于遏制农村由于饥饿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起到了重要作 用。在 《农业六十条》的启发和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相继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规章条例。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组织和领导了这些条例的制定，并 且亲自主持制定了 《工业六十条》和《高教六十条》。这些条例对于纠正“大 跃进”以来各方面出现的 “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持了甄别平反工作。至 1962年，按中央文件的规 定范围，为三百六十五万党员干部和三百七十万群众作了甄别和平反。 在经过失误、纠正失误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对社会主义问题开始有了较 为冷静的再思考。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 （农业）“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 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我还不大相信。 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 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 “未有学养子而后嫁 者也”。现在搞了 “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 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 （董边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第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962年 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进一步纠正失误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 我们来说，还有许多采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 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农业，我懂得一 点。但是，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 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在这里讲得很坦率，很实在，也很中肯。 在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2月4日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 设问题。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毛泽东在旁边有十次插话，对邓讲的或补充、 或加重、或提示，表现出邓、毛意见的一致。 林彪也在会上发了言，但其调子却与整个会议的气氛很不协调，他继续 鼓吹个人崇拜，说出现失误的原因 “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 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 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 向 ‘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发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 都犯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而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已经作了自我 批评。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央各领导人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努力下，国内形 势明显好转。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二百五十亿 斤，农业总产值增长 6.2％，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重上业生产速度 放慢，农、轻、重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工业总产值达到九百二十亿九。 党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中，有成绩也有失 误。邓小平认为，成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失误同 样也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厂出现的，他不能同意林彪那种 把失误推给大家，把成绩归一人的说法；也不同意另外一个极端看法。邓小 平后来曾公正他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 个话我 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 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 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 （《邓小平文选》第 二卷第277页）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 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 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 一丸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 个，所以，在 “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 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4页）
0．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 对学习毛著提出一套实 用主义的 “方针”， 邓小平支持罗荣桓对之 进行了抵制。在毛泽东思 想与马列的关系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 “三个动词”。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 “罢官”，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中央军委 副主席，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的第一个亮相，就是打出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年9 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学什么 马列主义呢？老实讲，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 并不是什么捧场，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 利的事情。”又说， “马克思本人就没有写过哲学著作”，“恩格斯也是讲 了几段子，列宁也是写了几篇小文章”， “在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导师中间 还是我们毛主席”。 1960年9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 “顶峰论”。他说：“现 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 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还提出了 “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等一套实用主义的学习 “方 针”。1960年2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 下来，恩格斯说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 “肚子里就是 要背得那么几条”，“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 就差不多了，道理大多了也不需要，但是一点没有也不行。”10月，他在视 察部队时又说： “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 要什么学什么。”1961年 1月，他在 《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 进一步提出了他的 “二十一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 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林彪就是用这一着，树起他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跟毛主席” 的形象。他对此很是得意，1962年 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情 不臼禁他说道，庐山会议以后他靠这一着， “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 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 在林彪的错误宣传和影响下，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 庸俗化的思潮，把什么事情都简单地与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 来。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老革命家，对林彪这一套 “花架子”的实 质是早有觉察的，并进行了抵制。 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早就注意到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王任 重回忆说：1959年容国团得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后，有人牵强附会他说是学 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邓小平指出，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 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1960年
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讲了正确宣传毛泽东 思想问题，并说明这些意见征得了毛主席的同意。他说：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 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 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 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 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 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 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 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 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 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 利…… ……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 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 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3、284页）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说： “他（毛主席）昨天讲，提 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 “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4页）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所阐明的观点，和林彪的“顶峰论”、“走捷径”、 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庸俗化是鲜明对立的。他用 “坚 持”、 “保卫”、“发展”三个动词，准确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 的关系。这一表述，得到全党的公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在1971 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林彪搞的 “三个副词”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 动词”。他说 （大意）：“继承”、“捍卫”、“发展”三个动词，还是邓 小平提的。三个副词， “天才地”，加一个“创造性地”，又加一个“全面 地”。九大的时候，主席看到这三个副词，把它勾掉了。副词太多也有副作 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譬如 “继承”就讲清楚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源， 不要认为副词搞得越多越好，象红卫兵一样。过去人民大会堂标语那么多， 主席看了说统统拿掉。主席说，你走过了，总叫你走回来的。学习毛主席著 作，要防止庸俗化。 在 60年代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对林彪的实用主义 “学习方针”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0年12月，即在林彪提出“背语录” 不久，罗帅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采取 “一条线五结合”的原则，即学习毛 著要以党史为线索，要与学习马列著作相结合，与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相结合，与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 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完 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简 单地背颂几段语录。
1961年1月，罗帅在与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谈话中，更直接批评了所谓 的 “带着问题学”。他说： 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 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 点、方法。 2月，罗荣桓在同 《解放军报》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指出：“要领会 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引证于某些词句。” “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要教 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同句。” “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 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 在哪里呢！”他和贺龙下部队视察时，针对林彪提出的“立竿见影”问战士： 怎样理解 “带着问题学”，怎样“立罕见影”？战士们答不上来。连队指导 员也说，支委会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样才能立竿见影。罗帅告诉大家： “毛主席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不 见影，何时见影，先不要考虑它。” 罗荣桓批评的矛头，直指林彪的 “二十一字方针”。斗争终于发展到面 对面的交锋。 1961年4月30日，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彪主持会议，贺龙、 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出席会议。在讨论《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 罗帅对 《概则》中“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提法，提出了意见。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罗荣桓直接提 出了质疑。 林佯装不知，问： “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示意列席会议的梁必业读了有关条文。 林彪反问： “那你说该怎么学呢？” 罗坦率地答道： “应当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 改掉为好。” 林彪阴沉着脸不吱声，然后言不由衷他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 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罗帅说完，林彪就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喊道： “好吧，散会！” 随即站起身悻悻而去。 与会的老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十分惊讶。罗帅竭力克制怒气， 抖着手拿起文件，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场。 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林彪既然听不进不同意见，罗荣桓只好向党 的总书记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得知后，感到罗帅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 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经过讨论，书记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 1975 年9月曾回忆说。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 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外讨论，赞成罗荣桓同 志的这个意见。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页）
1977年5月，邓小平又提起此事，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 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 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文选》第 一卷第39页） 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罗荣桓批评林彪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 足够重视和有力支持。1961年，毛泽东正对过去的失误进行反思，倡导调查 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他本应对林彪进行批评的，但却在6月在北京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却表扬了林彪，说其 “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这 就使得林彪反而有恃无恐了。
1．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 关系日趋恶化，邓小平 总书记同苏联大国大党 和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深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赞赏。 在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 他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协助毛泽东主席处理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 中苏两党的分歧，从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起就开 始了。朱德和邓小平等代表中共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原则上是赞 成的。由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 的报告中，表明了这种态度。邓小平指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门，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但 是，中共又认为斯大林的功是第一位的，应 “三七开”，不同意赫鲁晓夫对 斯大林 “一棍子打死”和全盘否定。中共的这种立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也讲 明了”。他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 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 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领袖们的 “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 民的宝贵的财富。”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234页）可是“文化大 革命”中康生之流却说邓小平的报告是 “大毒草”。毛泽东则说了公道话：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1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在4月已发的《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又发表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 面阐述了中共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运的其他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为了解决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存在的分歧，也为了显示世界共产党的团 结，1957年 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 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在 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当时还是党外人士的宋庆龄副委员氏外，邓小平总书记 就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助手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苏两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等问题的认识 上，都作了一定的妥协，和世界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 《莫斯科宣言》。但是， 分歧并没有消除。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不听苏共的指挥棒，坚持独立 自主的方针，使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不能容忍。 1958年4月，苏共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7月又提出与中国建立共 同舰队，明显涉及中国主权，为毛泽东坚决拒绝。此后，苏共赫鲁晓夫集团 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行径，愈演愈烈，他们妄图制服中国。1959年6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 对中印边境冲突表态，公然偏袒印度，从此，把中苏内部分歧暴露于世。9 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以“老子党”的口吻训斥中 国不要 “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他回到海参崴又讥讽 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分歧进一步加剧。2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中国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攻击中国，中国代表当即进行了驳 斥。以独立自主力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容忍苏井领导集团这样一 而再、再而三地以 “老子党”自居，无端训斥中共，公然背信弃义，破坏两 党两国关系的行径，更何况他们还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4月，在纪念列宁 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通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列 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苏联领导的观点。过了两个月，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以 突然袭击的方式带头并组织对中共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给予了坚决驳斥。7 月，苏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 全部在华工作的一千三打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方面 三百四十三个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协定。同时，还逼使中国归还经济援助和 抗美援朝战争中欠下的债务。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上至 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百姓家，都忍讥挨饿、勒紧裤带， 以极大的牺牲承担起苏共领导雪上加霜造成的困难。中国人民争气，中国共 产党决不屈服。 这年9月，为筹备第二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率中 共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人们注意到，身体健壮的邓小平是带着手杖飞赴莫 斯科的，他是在一次运动时跌断了腿，还没有痊愈就出征了。在中苏两党会 谈中，邓小平满腔义愤而又态度平和地作了长篇发言，历数了苏共领导违背 马列、背信弃义、推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劣迹，邓小平指出，苏共的 背信弃义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困难，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决心用自己的双 手，把苏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邓小平有胆量、有气魄、义正词严的 发言，令苏共代表震惊。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所著 《邓小平传》曾这 样描述说： “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地咽下了邓 小平尖刻的话语。”中苏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参加了二十六国兄弟党会议， 起草即将举行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文件。11月，刘少奇也到了莫斯科，和 邓小平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八十一国党会议，会议通过了 《莫斯科声 明》。 这次会议，使激化的中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 的工作非常满意，12月9日亲到机场迎接归来的代表团。在1961年 1月党 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得到全 会的肯定。 当时，郭沫若曾写诗描述和称赞中共代表1960年与苏共领导进行的谈判 斗争，其中有这样两句： 五下莫斯科， 稳坐钓鱼台。 从1960年2月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到11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参加莫斯科 会议，确实是 “五下莫斯科”；而“钓鱼台”则是语义双关，既指中共的从 容、自信，又指中共的斗争方案大都是在 “钓鱼台国宾馆”制定的。 1961年 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刚刚缓和的中苏关系又紧张起来。此 后发生了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攻击兄弟党的事件，以及支持中国塔城和伊 犁地区暴乱，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指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攻击
中国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共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七篇答 辩文章，批判了苏共领导，此后双方在准备会谈时，苏共提出五点会谈意见， 中共也提出了二十五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双方观点 对立，没有妥协余地，可是又都不愿放弃会谈。很显然，这样的会谈，实际 上是一场尖锐的面对面斗争。毛泽东把这个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邓 小平。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第三次赴莫斯科。从7月6日起， 双方举行了九次会议。每次会议基本上都是一方谈一方听，一来一往，各说 各的。西方舆论称会谈是 “聋子对话”。在会议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苏共 突然发表 《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然违背双方原 定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任何消息、不破坏会谈气氛的协议。中方代表强烈谴责 了苏共这种违背协议的行为，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则提出 “坚决抗议”。 邓小平蔑视地回答： “你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 多的抗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声明说：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 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 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受到公开的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苏共最后 发表了 《公开信》，苏共和其他几个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我们 还没有答复。我们拥有答辩的权利。 邓小平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苏共领导集团，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 世界人民的同情，也为毛泽东所满意。当7月21日下午代表团返回北京时， 毛泽东又一次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 界代表五千多人到机场隆重迎接。飞机停稳后，毛泽东走到机前，同邓小平 等人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并让代表团绕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接受少先 队献花。接着，代表团的车队跟随着毛泽东的座车直驶中南海，立即向毛泽 东和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会谈细节。毛泽东一直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他对邓 小平等代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赞赏。 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由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具体组织，对苏 共 《公开信》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自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共发 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九评”发表后不到三个月，即1964年10月16日，挑 起这场论战的祸首，苏共第一把手赫鲁晓夫便下台了。 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坚决反对了苏 联的大国、大党和霸权主义，坚决顶住了苏共领导对中共、中国的控制和下 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这些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是也有 值得总结的教训。在中苏论战时期正是毛泽东和中共党内 “左”倾错误产生 和发展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和党的某些 “左”倾观点不可避免地也带到了 论战中去，如时代的特征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处 理党际、国际关系问题等，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最大的失误是毛泽东把国际 上的 “反修”斗争引进了中国国内和党内，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矛盾的认 识产生了消极影响。 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团 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已乔夫进行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 并回顾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的争论。他说： “我算是那 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总结这场争论的 教训时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这主要是指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没有搞清楚 “马克思去世以后 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 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 败。”邓小平说： “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 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 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 中国的列强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 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沙俄通过不平等 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 害中国的事情”。 “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 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 实。”邓小平指出： “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 外国的威胁……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 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 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 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邓小平最后说：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 这个 ‘过去’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5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苏联大国、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实践，充分地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无论 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硬 汉子，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保持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 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百折不挠地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 振兴而奋斗。
2．1962年，邓小平提出著 名的 “猫论”，毛泽东 “重提阶级斗争”，党纠 “左”再遇挫折，毛邓之 间开始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 1961年和 1962年春，党以，很大的努力纠正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的 失误，并取得了成效。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纠正失误时，并没有从指导 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曲折。甚至在经济上纠正 “急躁冒 进”的同时，出现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右以致越反越 “左”的局面。 此时，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也开始出现意见分歧。 这种意见分歧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如何对待 “包产到户”问题上。 “包产到户”是农业集体经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它是以农户为承包单 位，扩大农户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按承包合同进行分配。它不涉及土地的 公有制，只是把经营权交给了农户。农民们把这种或类似这种经营的方式， 有的称 “责任田”，有的称“大包干”等。农民的通俗解释是：大包干，大 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 经营责任制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屡遭禁止。然而这种形式比 较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现状，所以自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 体经营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时，总有农民自发地搞起这种生产责任制。1961 年初，在安徽省等地又重新自发地兴起了这种 “包产到户”的作法。安徽省 委书记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 意，后来又同意试办，继而又不大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 于，就秘密地干。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农村工作部长）下乡做实地调查后，1962年5月再次提出实行这种责任 制的建议。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 作法。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 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 （《邓小平的理论与 实践纵览》第101页）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又讲了这个 看法，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 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 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 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 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 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 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 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第3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