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仅是对 “包产到户”这种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 的看法，还涉及到了认识路线、思想方法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人们把它称 之为邓小平的 “猫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通俗 比喻的理论表述就是：这办法，那办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好办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 “猫论”与实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实用 主义是用主观检验客观，“有用即真理”，而“猫论”则是用客观检验主观， “能逮住老鼠才算好猫”；实用主义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而 “猫论”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了逮老鼠才养猫”。所以， 邓小平的 “猫论”不仅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关于真理标准原理的一个生动发挥。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支持可以试办包产到户的，除邓小平外， 还有刘少奇、陈云等。 但是，毛泽东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后来，都是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他虽 然曾讲过可以试一试，但那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根本上，他认为 “包产 到户”就是 “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 “反对社会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至于 “猫论”，他认为所谓“黄猫、黑猫”就是说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开始 重提阶级斗争。他以“阶级、形势和矛盾”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认为， 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 就要变成 “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要“重提阶级斗争”，“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 断进行 “反修防修”的斗争。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联系 “实际”， 激烈批判了 “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认为，这些都是严重 阶级斗争的表现。所谓“黑暗风”，毛泽东主要是指1960年以来尤其是“七 千人大会”以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严 重经济困难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采取坚决 “后退”的调整措施。毛泽东认 为这是 “不讲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所谓“单干风”是指邓子恢、邓小平 和陈云等支持农村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认为，一搞“包 产到户”， “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彭德怀的 申诉信，同时也指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 及到了邓小平，表明毛对邓的不满，也表明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此后，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国际 “反修”斗争中虽然还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在 国内问题方面他们越来越难合作了。 邓小平1962年关于 “黄猫、黑猫”的讲话，总共三百来字，且是在很小 范围里讲的，但其影响之广泛深远是令人惊奇的。人们已普遍把这句话与“实 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标 准”乃至务实、求实、求是精神相联系，成为邓小平的至理名言。学者们把 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概括为 “猫论”。顺便说说，“猫论”的提法在“文化大 革命”中就有，那时是作为批判的 “靶子”使用的，而现在则是用来表述邓 小平的务实思想。有的学者还从巴蜀文化角度，论证了 “猫论”与邓的故乡 巴蜀文化的务实性之间的联系。其实，“务实”不只是巴蜀文化的特点，也 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 务实、求实的通俗说法，在中国老百姓中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邓小平的 “猫
论”所以深入人心，所以如此迅速广泛流传，是因为它确实说到了人们的心 坎里。 也正因为如此，在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其极尽批判之能事，相 反却起了广为宣传的作用。要不是 “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一般人怎会知 道这是邓小平的说法呢？要不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人们怎会把邓小平的 “猫论”与之比较，分出个孰是 孰非呢？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趣的现象。本来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家常语，经 邓小平一说具有了政治含义，经哲学家们阐发而上升为哲学认识，连艺术家 们也对之发生了兴趣。号称“江南猫王”的八十三岁的著名画家陈莲涛，1984 年精心创作了一幅 《双猫图》，敬献给邓小平。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轻柔； 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绒绒的身体，那 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画的上方题辞曰：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 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正写道： “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邓小平非 常喜欢这幅画，因为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而且具有丰富的含义。这幅画一 直挂在他的书房。 （《邓小平的历程》下卷第310页） 邓小平用 “猫论”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法的支持，实际上是 对自苏联30年代和中国50年代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农业必须是“一大二公”、 高集中管理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 导。 当然，“黄猫、黑猫”是一种比喻，邓小平使用这种比喻是针对当时的 具体情况而言。如果不加分析地滥用，那就会使之庸俗化，甚至与提出者的 原意大相径庭。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就“黄猫、黑猫”问题直接请教邓小 平本人：对 “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答：第一，我现在不 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薄一波在1994年10月11日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答中央文献 研究室问时，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 这句既深刻又形象的话，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 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却 “惹”来了许多“横祸”。先是作为鼓吹“包产 到户”、刮 “单干风”来批（当然还没有指名批评谁了）；“文化大革 命”中，上纲为 “猫论”，把它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大加鞭答， 弄得风风雨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就 此事请教小平同志。他说，当时，国家很困难，谁能想办法渡过难关就 是好样的。话没有错。目的是鼓励生产、恢复农业，没有别的用意，也 没有什么用心。你们问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的真谛 是饼，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 的办法，目的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日的。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事 实，生动他说明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些政策的威力，这实际上也可 以看作是小平同志六二年提出的办法的延伸和发展。（《党的文献》1995 年第1期）
3．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 连续发动政治运动和斗 争，并愈来愈认为 “中 央出了修正主义”，指责 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 处是 “独立王国”。毛邓 的分歧发展到了严重地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 开展了一系列 “反修防修”的运动和斗争。 196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 “五反”和“四清” 运动。毛泽东认为，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展“五反”和“四清”运 动， “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于”。（1963年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插话）随后，中央制定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 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工作组进驻农村， “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起 来。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8 月4日，毛泽东同日共一位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 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 工作会议上又指出：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不掌握在我 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3页，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 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继之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与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 “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使下，毛泽东愈加关注意识形态。以“游 动哨兵”自诩的江青和康生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假情况，出了许多坏 主意，使老人家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和 错误的决策。1963年11月，毛泽东指责说： 一个时期 《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 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 帝土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剖。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51页） 12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送来的一份简报上又批示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 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 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 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 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 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 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52页）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 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 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 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 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53、554页） 在毛泽东这些批示、讲话的指导下，一批文艺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 受到批判，一批文学艺术家被错误地当成 “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学 艺术界空气紧张，万马齐暗。 文学艺术界这种 “左”倾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 学等各学术领域。在康生的指使下，1964年开展了对杨献珍 “合二而一”哲 学观点的批判。毛泽东支持了康生，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 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1964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又发动了 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把孙冶方主张提高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 正确使用经济杠杆和提高利润指标等观点说成 “修正主义”。1965年12月， 戚本禹带头发动了对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的批判。毛泽东很赞赏戚本禹的批 判文章，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作法，中央领导人中多数是不理解甚至是不同 意的，但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党中央很难及时制止和纠正毛泽东 的失误。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1965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上，曾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 “左”倾政治批判加剧局面的发展，他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 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 “革命派”想 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 “赶快刹车”。（《曲折 发展的岁月》第560页）但是，他的意见已经不能产生效果。邓小平的意见 既不能对毛泽东发生作用，又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毛、邓之间愈来愈明显 地疏远了。毛泽东已有感觉。后来他多次指责邓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 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 神而远之。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恰好说明了必 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 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通过人乱，达到大治。 他认为，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与 “三面红旗”、1959年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60年代初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相联系。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乃至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反映。所以，他 不满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斗争，他要把斗争直接引向政治，引向中央 政治局。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
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 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 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 （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 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 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这里指李维汉）。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 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 （《曲折发展 的岁月》第576、577页）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 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 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 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 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 “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 譬如，彭德怀象赫鲁晓大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 和莫洛托大、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 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 们的。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7、588页） 3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袴田里见时说：王 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4 月10日，他又对袴田里见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 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9页） 此后，毛泽东还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 “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常 常向听者发问： “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 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愈来愈理性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革 命的重点对象是 “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方式是进行 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 “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这些 “左”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很 难接受，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 寻和领袖地位，他们在一些方面不得不违心地附和。既便如此，头脑机敏的 毛泽东还是愈来愈感觉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与自己的不一致。因而，冲突不 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4年 11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用反话向刘少奇将军，并 把邓小平也捎带了进去。他对刘说： “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 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 小平、总理。”刘少奇明明感到毛泽东的话有情绪，还是小心认真地回答： “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12月，中 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曾好意他说过，毛主席身
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2月20日中央常委开会 讨论农村 “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 （指邓小平）不 叫我参加会，一个 （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5年 1月14日，毛泽东在 大区书记会议上，明确批评说北京有 “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和 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就把“反修 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身上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不再和刘、邓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 化大革命”的准备。1965年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 密商，由姚文元写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明史专 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诬称吴晗写的 《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此文 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众所周知，此文 的发表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对于1956至1966年社会主义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十年历史，邓小平和党 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过深刻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 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 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 够比较顺利地渡过。”他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失误负有主要责任，但 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带头作自我批评说，对毛泽 东的“左”倾，“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承担一些责任。” “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门两人负有责任。”邓小平一再 强调， “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 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个人崇拜之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不 健全甚至失去了作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失误。再加之林彪、江青等 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失误，这就终于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4．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 动了 “文化大革命”，被 扣上 “中国第二号最大 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 第二次被 “打倒”。但 毛泽东并没有忘掉邓小平。 60年代中期，毛泽东越来越认为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的总根了 在于“中央第一线”。要解决问题，只靠党内的斗争已不能奏效，必须用“文 化大革命”这种非常的办法，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天下大乱，揪出走资派， 横扫牛鬼蛇神，达到天下大治，以使中国永葆鲜红颜色。他要搞掉“第一线”， 他要从退居的 “第二线”回到“第一线”上来。于是，毛泽东甩开在“第一 线”工作的刘、邓等，依靠林彪、江青等另一批人实现他的愿望。1966年5 月，他亲自主持制定 《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此时，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并不了解，也不理 解，或者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作法。他们一方面已经感到毛泽东对自 己的不满甚至不信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努力坚守“第一线”领导岗位和努 力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其处境极为艰难。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 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而是通过康生向全国批转了北京大学聂元 梓等人反对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当晚在全国广播，6月2日《人民日报》配 以评论员文章发表。毛泽东的意图是以此点燃起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轰 动全国，由大乱达大治。实际情况也确实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期的 “大乱”的 效果，被毛泽东称之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攻击北 京市委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尤其是北京各类学校 “踢开党委”首先乱了起 来。而 “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考虑的仍是如何避免大乱，使运动有 领导、有秩序、有限制地进行。于是，6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开 会，作出了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还作出了要“内外有别”、 不要串连、不要上街等 “八条规定”。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认为刘邓镇压了学生运动，指责“内外有 别”是害怕革命，派工作组是 “方向性错误”。随后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工作 组的决定，让 “群众自己闹革命”。但是，这“革命”怎么个“闹法”，第 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是不甚了了。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 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 “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 讲了前期派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为北京新市委承担了责任。 他又说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至于运动以 后怎么办，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讲话中都说 “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搞不清 楚。刘少奇在讲话中老实地回答说： “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 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决定在这次全会上对 “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以搞掉妨碍贯彻他的路线的“第一线”。在全 会期间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刘、邓主持的 “一线”中央领
导集体。当刘少奇说到 “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 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有人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为进一步搞掉刘、邓，毛泽东在8 月5日开始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草稿最初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 的报缝上，这大的 《北京日报》转载有陈泊达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 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大字报草稿就写在这篇社论的左面。8月6日， 毛泽东把秘书誊清的稿子再修改润色后付印，同时连夜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 彪到会。8月7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全会所有到会者。 毛泽东的大字报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 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 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 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 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困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 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 “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 发人深省的吗？ 非常明显，毛泽东这篇大字报从 “炮打司令部”的题目到内、容，都是 指向刘少奇及其 “司令部”的。刘少奇是这个司令部的第一号成员，邓小平 当然就是第二号成员了，都在毛泽东的“炮打”之列。全会通过了关于“文 化大革命”的 《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原来常委排序 的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并且没经过选举后来就 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由原来常委的第七位排到了 第六位，但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取消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主持中央 “第 一线”的领导工作从此结束。毛泽东从二线到了一线，直接掌握了大权。 我们不能用个人之间的恩怨来解释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毛泽东的本意是槁掉 “第一线”，由他亲自领导防修反修的伟大斗争，以确 保 “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他并不想置刘、邓于死地。现在，既已初步达到 了目的，他就想在适当的机会解脱刘、邓。10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 央工作会议，给刘、安排了 “检讨”的机会，事前，毛泽东还为刘、邓修改 了 “检讨”稿，从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稿的批示和修改情况看，他确实 是想保邓小平 “过关”的。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1行 “补过自新”之后，是 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 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 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又，题目 “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10月22日上午4时 邓小平照毛泽东的批示办了。他在“检讨”中没有推脱责任，说：在“文
化大革命”中，代表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在全党，“就是少 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关于工作组的责任问题，“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很显然，邓小平是想以自己和刘少奇一起承担起全部责任而避免使更多的同 志再受伤害。毛泽东在会上也为刘、邓说了一些解脱的话。他在讲话中，一 方面批评邓小平 “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 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对我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康生、谢富治 要 “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 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 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康生又提出刘，邓搞 的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 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毛泽东的打算，是在搞掉 “第一线”后，运动就可以在他的领导之下顺 利进行了。用五个月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运动就可告一段落。可是形势的发展 并非如此。他愈是要推行 “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愈是遇到强大的阻力， 于是，又愈加迁怒于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他们有很深很大的势力和基础。 再加之林彪、江青一伙的搅合、破坏和诬陷，使他很难按他的想法处理刘、 邓问颜。1966年 12月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把刘、邓 的问题又升了一级，说 “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 问题”。江青、康生则诬陷刘少奇是 “叛徒和叛徒集团的头子”，是“老反 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认为刘、邓还是 “党内、人民内 部矛盾”的认识，决定要把刘、邓打倒。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 “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 批判和打倒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 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 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参加的大会， “声讨刘邓司令部”。同时在中南 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住处，江青指挥红卫兵揪斗了刘、邓。六十三岁的邓小 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低头、弯腰、坐 “喷气式飞机”，受尽凌 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然而，据说邓小平并不在乎，他耳朵聋， 红卫兵的激烈言词并没有听进多少，因为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就是了。 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林、 江是把刘、邓一起置于死地，而毛泽东则把邓“区分”出来。1967年11月5 日，他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 下”。1968年 10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 “叛徒、内 好、工贼”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则 “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 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鼓 噪 “开除邓小平”。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讲道：“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 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 就这样，邓小平被 “挂”了起来。1969年 10月，已经隔离了两年有余 的邓小平及其家属被 “疏散”到了江西。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乘飞机被押往江西。 在南昌稍作停留后，这三位岁数加起来有二百多岁的老人，被送往新建县望 城岗原步兵学校一栋两层小楼住了下来。在邓小平 “三起三落”的坎坷政治 生涯中，他第一次被 “打倒”是存江西，那时是因他拥护毛泽东，替毛泽东
挨整；没承想这第二次被 “打倒”又流放到了江西，这次又是与毛泽东联在 了一起，是毛泽东把他“打倒”的。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残酷。这时的邓小平， 头上戴着 “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工资由过去每月402元降到每月 发给120元生活费，不许外出，不许与外人接触，不许向外打电话，过着实 际上被软禁的生活。长子邓朴方受牵连被迫害致残，瘫躺在北京清河救济院， 其他几个子女也飘落在各地 “接受再教育”，他们都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可是，在毛泽东想来，把邓小平放在江西，大概是想给他上个 “闭门思 过、回心转意”的机会。同时也可避开北京这个风口浪尖，少招惹些麻烦。 或许，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 “保护”措施。无论如何， 对邓小平来说，在他一生风风险险、忙忙碌碌的政始生活中，在江西的这三 年确实给他提供了一段充裕的时间，使之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过去、冷眼观 察、筹划未来和养精蓄锐。他每天上午被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做工，下 午在庭院里种菜养鸡，晚上读书看报，生活虽清贫而有规律，虽单调而不空 虚。他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读了 “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 邓小平几十年收集仙购置的一屋子书，过去由于忙于日常工作许多没来得及 阅读。在赴江西时，经过毛泽东特准，他把这些藏书几乎都带了来，刚好可 以细细阅读。他还坚持锻炼身体，用冷水擦身。他豁达大度，乐观充实，用 他自己常说的老话形容：自信 “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邓小平1984年3月在回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问 “最痛苦的是什么？” 时说道：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 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天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 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 发愁，日子怎么过？”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55页）1986年9月 他在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又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 遇，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 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时刻思考着国家、人民的前途。后来来到 江西父母身边的小女儿毛毛曾这样描述她时父亲的印象：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 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 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 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 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 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 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 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周明主编：《历 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98—99页，华夏出版社1937年版） 历史随后就作出了说明，正是在江西 “牛棚”的这些日子里一个治党治 国的新思路在邓个平的头脑中萌生了。
5．林彪集团自取灭亡之 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让 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 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复出 与毛泽东再次合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其阴谋集团也随之 灭亡。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是年 10月 1 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月5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 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 “文化大 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 “政治待遇”。当邓小平 正式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 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 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 只是母亲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 “林彪死了”四个 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 家都很兴奋。但邓小平还是没有说话。夫人卓琳知道丈夫是性格内向、沉稳 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 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 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活：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此后，一连几天，邓小平还是少言寡语。他在紧张而激烈地思考。邓小 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而在这个转折中，无疑 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 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 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饱尝 “林彪苦果”的毛泽东，为邓小平 诚恳的信所感动，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开始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 才。 1972年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文化 大革命”中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毅，是1月6日在北京逝世的。毛 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 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 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 “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说明毛泽 东准备起用邓小平，先给大家 “下些毛毛雨”。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 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哥哥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 “胡子叔叔”王震将军 会见了她。王震详细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父亲，毛主 席对他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小平出来工作。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检讨了过去， 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 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 兴很快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 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 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 《两条路 线》、 《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 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 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 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总理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前不久， 周恩来检查身体已发现患了癌症，他是多么希望尽快起用这位精力充沛、才 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井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 件，犹如接过一柄 “上方宝剑”，立即具体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他先是 迅速通知江西党政领导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护和劳动改造，改善生活条 件；后又把邓小平的老秘书王瑞林派到邓的身边，照顾和协助他的工作与生 活。年底，邓小平在江西井冈山和景德镇进行了参观、调查。 但是，毛主席8月14日的批示已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回京工作问题还 没有解决。阻力何在呢？在 “四人帮”集团。 林彪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 常工作。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作法，批 判极左，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或者改善了处境。毛 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重要批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争得的。1972年 10月，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 政府主义的文章。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 《文汇报》槁了一期《内 参》上送，说 《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 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 以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当即得到周 恩来批示同意。可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和反对。张春 桥说： “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则直截了 当地说：“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毛泽东从他晚年 “左”倾错误论点出发。在这场争论中又站在了江青集团一边。他在一次谈 话中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不是极左。这样就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 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解放邓小平的问题 也由热而凉了下来。虽然有了 “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 乎淡漠了这件事。周恩来虽处于困境之中，但仍没忘邓小平复出之事。12月 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 （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 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 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 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同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