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世界史
中央欧亚视角
所谓“中央欧亚”在何处？
“中央欧亚”在以重新建构世界史为目标的历史学界早已成为常识，然而直到最近，这个专业术语才为大众所知。所谓“欧亚大陆”，大家都知道是指亚洲大陆与其西部如同半岛一样相连的欧洲大陆的合称。欧亚大陆再加上隔着地中海的北非称为“欧亚非大陆”，这一地区乃是近代以前世界史的主要舞台。人们熟知的“四大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兴起于这一区域中位于干燥地带的大河流域。所谓“中央欧亚”则是指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欧亚非大陆的中央部分，即从大兴安岭以西的内外蒙古高原到里海周边的内陆亚洲，再加上从南俄（乌克兰）到东欧中部附近的这片区域。
中央欧亚主要由整个欧亚大陆中降雨量最少、水资源最缺乏的沙漠地带和干燥程度仅次于前者的草原地带构成。就中央欧亚有代表性的地段而言，从东往西首先是连绵的草原地带：大兴安岭周边—蒙古草原—准噶尔草原—天山山脉内部草原—哈萨克草原—乌拉尔草原—南俄草原—喀尔巴阡草原；其南部则是一连串的沙漠地带：戈壁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卡拉库姆沙漠。松田寿男所提倡的“天山—锡尔河”一线，其实正是中央欧亚草原地带和沙漠地带的分界线。来自北冰洋和西伯利亚的湿润空气因为这条分界线的阻挡进入不了沙漠地带，因此在分界线的南侧是由草原和沙漠交织而成的一系列半草原半沙漠带，即内蒙古（包括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克什米尔（犍陀罗）—吐火罗（巴克特里亚）等。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央欧亚的地形特征而言，自北而南依次为草原带—沙漠带—半草原半沙漠带的三重构造。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欧亚不仅有上述横向的变化，在山脉上还有纵向的分布变化。这里先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天山山脉中，海拔在两千米至三千米左右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盆地，这些盆地都是非常壮观的大草原。而在天山南麓，在较前者海拔稍低的地方却显露出了呈半沙漠状态的山体，而且随着山体高度的下降进一步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坡，一直延续下去成为沙漠。与此相对的天山北麓，即便海拔下降到一千米左右，大部分地区仍然呈草原样态。当海拔继续下降，才会出现近似于沙漠的草原。不过在北麓，即使降到海拔五百米的地方，河流周边还是存在着大片可供农耕的地带。天山山脉是由呈锯齿状分布的众多山体连在一起而组成的山脉，观察每一座山都可以看到，山峰北坡要比经常受日光直射的南坡绿色更多。在超过三千米的天山，北坡上针叶树森林郁郁葱葱，与南坡上的草原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再往上去，一旦海拔超过四千米，整个山峰则被冰雪覆盖。
中央欧亚与四大文明圈的位置关系（附西欧部分）
中央欧亚大的山脉固然很多，但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巨大的山麓以及山脉之外还有很多辽阔的草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山山脉。天山山脉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过去在日本被称为裕勒都斯溪谷，由于使用了“溪谷”这一词汇，导致出现了不少误解。其实这个所谓“裕勒都斯溪谷”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东西长达二百五十公里，南北宽约一百公里。除此之外，在各个山脉中还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草原：相当于欧亚大陆脊梁的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脉等自不待言，作为中国东北与蒙古高原分水岭的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与准噶尔盆地之间的阿尔泰山脉、甘肃省与青海省的分界线祁连山脉、横亘于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划分亚洲与欧洲的乌拉尔山脉等都是中央欧亚的自然景观。
上面提到的这些山脉都是巨大的蓄水库，也是游牧民族诞生的摇篮之地。中央欧亚历史上活跃着突厥民族，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一般表示“山”之意有“taγ”一词，除此之外还用另外一个词“yïš”来表示“大山中的森林和草原、山中的牧场”。中央欧亚最主要的大草原地带曾经是若干个游牧国家的发祥地及根据地，诸如蒙古高原的乌德鞬山（Ötükän yïš）和阿尔泰山脉（Altun yïš），以及鲜卑裔游牧民集团的故乡大兴安岭（Qadïrxan yïš）等，这些地方都是使用的“yïš”这个词，而非“taγ”，这一点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游牧民族的故乡
尽管在河流、湖泊和沼泽周围以及山中高海拔的北坡等地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木，但总的来看，中央欧亚是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干燥地域。也正是因为这里是干燥地域，所以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丝绸之路”才会出现在中央欧亚。所谓“丝绸之路”，并非人工建成的高速道路，而是在古代完全不具备使用机械等条件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正因为如此，避开那些必须使用工具及人力才能开拓的森林地带，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原及沙漠成为一个十分自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在中央欧亚连接各个文明圈的这条交通线是天然的。上述这些文明圈包括：在“四大文明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发展起来的东亚农耕文明圈、南亚农耕文明圈、西亚半农半牧文明圈，以及稍晚一些出现的欧洲半农半牧文明圈。
天山山脉中的牧场 天山山脉中的草原上放牧的羊群。天山山脉中有着大大小小的很多片草原。笔者摄
中央欧亚在人类历史上所起到的另一个巨大作用，就是在距今大约三千年以前孕育出了游牧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明无疑是农业。世界各地都有农业，南北美洲大陆上独立发明了农业，澳洲大陆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或许也产生了农业。可是，在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中，之所以唯有欧亚非大陆才孕育并发展起与近代直接关联的文明，则是因为只有在这一区域才出现了游牧民族，只有这里拥有中央欧亚的原产马。正是在从四大文明圈发展起来的农耕民与从中央欧亚发展起来的骑马游牧民之间的对立、抗争、协调、共生、融合等关系之中，才催生了欧亚非大陆生机勃勃的历史，孕育了与近代直接接轨的高度文明。另外，虽说没有马的所谓“单纯游牧民”更早就已经存在，然而我在本书里提及的游牧民及游牧民族，则都是指游牧骑马民或游牧骑马民族而言。
此外，倘若进一步就中央欧亚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言，中央欧亚西部，从乌克兰草原到高加索地区又是印欧语系的发祥地，其东部，从蒙古高原到大兴安岭周边的地区则是阿尔泰语系的故乡。这两大语系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想到这些情况，中央欧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北部中国与中亚
本书的主要舞台在中国本土，集中于既是唐帝国政治中心同时也与陆上丝绸之路直接相连的北部中国（华北），及其北方的蒙古高原和再往西去的中亚地区。北部中国的范围包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现在的蒙古国（即外蒙古）之间横亘着戈壁沙漠。我在后文中将把戈壁以北地区称作蒙古、蒙古本土或漠北，将戈壁以南地区叫作内蒙古或漠南，以示区别。出现需要将两者合起来论述的时候，则统称为内外蒙古或者蒙古高原。
另一方面，在北部中国以西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作“西域”。所谓“西域”，原来的意思是汉代中国西端几个关门，即敦煌西边的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最早只是指汉帝国统治所涉及的天山山脉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山南路。后来进一步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也囊括了进来，通常也包括波斯。然而像玄奘《大唐西域记》所写的那样，把印度也包含其中的情况却并不常见。在近现代使用“中亚”这一称呼时，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其范围都相当“不一致”，而这些“不一致”则与构成中亚地区核心的“突厥斯坦”这一称呼有着密切的关系。
戈壁沙漠 流沙较少，但碎石较多。其中有草的地方可以放牧骆驼、绵羊及山羊。笔者摄
所谓“突厥斯坦”，在波斯语中是“突厥人的国家，操突厥语的人们的土地”之意。9世纪的回鹘帝国崩溃以后，以回鹘为首的突厥裔各民族大迁徙加速了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地区的突厥化。在此之前，“突厥斯坦”乃是操突厥语的农耕世界的一个用语，指“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的突厥裔游牧民族所在的草原世界。然而到了9、10世纪，随着曾经为印欧语族所占据的“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南的沙漠绿洲地区逐渐突厥化，“突厥斯坦”一语反而变为主要指这一区域。所以严格来说，近现代以来的“突厥斯坦”这一称呼只能追溯到唐代以后。然而历来的各种书籍中，“突厥斯坦”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在特指唐代以前的中亚（一部分）时被频繁地使用，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中亚”在不少情况下是作为包括草原地带在内的、广义上的“突厥斯坦”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实际上是中性的中亚概念。顺便说一下，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都属于突厥语系统，只有塔吉克语是波斯语系统。不过，在塔吉克斯坦的居民中也有人讲突厥语。经过苏联时代，俄语也深深地渗入这五国之中。另一方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虽然维吾尔语以及哈萨克语等突厥语系统的语言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汉语也在迅速地普及。再有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受苏联学界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者还残存着一种倾向，即只把苏联五个共和国的范围当作中亚来看待。然而在日语的“中亚”这一概念中，却并没有这种将新疆排除在外的传统，也没有这种用法。
学术界最常用的是更加广义的中亚概念，即将其范围进一步向广义的“突厥斯坦”的东方和南方扩大：向东包括东方戈壁沙漠，东方戈壁沙漠周围的蒙古草原部分和内蒙古到甘肃省西北部的河西走廊；向南方则包括青海、西藏、克什米尔、犍陀罗、阿富汗。换个视点来说，广义的中亚就是从东部的大兴安岭到西边的乌拉尔山脉、里海之间，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方西伯利亚之间的草原及沙漠地带。这个地区也多被称为内陆亚洲。
主要王朝交替略图（3—10世纪）
综上所述可知，中亚有着各种各样的概念，广义的、狭义的，还包括一些折中的理解，其范围及用法也是因人而异。因而，要想将其加以严格的定义不仅很困难，还会产生一些附带问题。因此我在此声明，本书在涉及将通常被认为属于北亚的蒙古高原也包含在中亚之内的场合，一般采用“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东部”这样一种表述，但是在引用前辈学者的论述或与我正在进行学术论争的学者的论述时，在他们使用“中亚”这一表述的情况下，我也往往会使用同一术语。简言之，对于“中亚”这一概念，我将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则来加以处理。
农牧接壤地带
提到中国，或许大家马上会联想到农耕地带。但实际上在中国本土，过去不仅在内蒙古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在内蒙古的南侧也都曾是辽阔的草原地带。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地，农耕地和游牧用的草原纵横交错，可农可牧的土地曾大量存在。而且，在这一片包括内蒙古草原在内的游牧地带，曾经先后涌现过许多游牧民集团，匈奴、羯、鲜卑、氐、羌、稽胡、突厥、沙陀、党项、吐谷浑、奚、契丹等游牧民族，他们驰骋纵横，活跃于这一区域。从秦汉与匈奴对抗的时代开始，经过五胡十六国，再到北魏、隋唐、五代，进而到辽、金、元三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以草原为根据地的游牧民族绝不只是客人，他们是与身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同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主人。请各位读者首先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若想使得中国史真正摆脱教条的禁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前，西晋文臣江统曾说，在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水流域）百余万人口之中，半数为戎狄。江统此言并不夸张。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汉族人口急剧减少，五胡乘虚而入。经过三国、西晋之后，中国北部涌现了许多由五胡建立的政权，最终由鲜卑族的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由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和西魏、承袭东魏和西魏的北齐和北周，以及不光取代了北朝，而且把江南也纳入手中从而再度统一全中国的隋、唐，这些王朝无一例外都是由鲜卑裔拓跋部出身的人建立起来的，因此可将这些王朝统称为“鲜卑裔诸王朝”或“拓跋国家”（杉山正明语）。鲜卑族原来生活在大兴安岭周边的草原森林地带，后来逐渐南下，在内蒙古草原地带发展壮大起来。随后整个集团继续南下，将农业和游牧的交汇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从而控制了北部中国，并最终发展成再度统一中国的大帝国。
近十来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相对于内蒙古草原地带而言，位于其南侧的这种半农半牧地带的重要性更值得注意。从那些认为汉民族都是农耕民或者都市民、汉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论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将这一地带称之为“长城地带”是包括了“边境”的含义在内的。而在我们看来，鉴于汉民族的半数来自游牧民，这一地带不仅不是什么“边境”，确切地说应该是游牧民与农耕民交汇的“接点”，是孕育和产生中国史能量及活力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一地带的称呼也因人而异：妹尾达彦把这一地带叫作“农业·游牧分界线”；石见清裕则沿袭拉铁摩尔（O. Lattimore）之说，将此称作“蓄水池”或“（中国北部）带状地带”；我以前把这一地带叫作“农牧接壤地带”；最近妹尾达彦又将此地新命名为“农业—游牧分界地带”。在本书中，在考虑到“农业—游牧交杂地带”这一含义的前提下，我将继续使用“农牧接壤地带”这一名称。
从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延伸到陕西、宁夏、甘肃的六盘山、贺兰山、祁连山一带，这一辽阔的农牧接壤地带对中国的历代王朝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当王朝能顺利地控制这一区域时，就会呈现出像唐朝前半期那样的大繁荣局面。然而如果局势一变，同一地区却又会成为培养和支撑像安史之乱那种动乱势力的摇篮，该王朝也会变成如五代沙陀诸王朝（突厥系统）、辽（蒙古系统）以及西夏（党项系统）那样的所谓“征服王朝”出现的舞台。
顺便说一下，倘若单就可以畜牧的小规模草原而言，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和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南部等地也散见一些小规模草原。黄土地带乃是中国北部农业的基础。专门研究黄土地带的原宗子在近著中批判说，中国的农本主义实际上要依赖畜牧业，然而在理念上却又尽力排斥贬低畜牧业；斋藤胜在最新的论文中也主张，中国北部的畜牧业不仅不劣于农业，而且可以说是十分盈利的产业。两人的研究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蒙古草原 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着孕育了游牧民族的马群。笔者摄
与在农耕都市民和游牧民对抗相争之中发展的中国史相呼应，“万里长城”将这一农牧接壤地带或往北推或往南移，在历史上来回不断变动。当农耕都市民与游牧民一体化时，万里长城就变为了无用之物。就其典型时代而言，首先是唐朝，其次是元朝和清朝。行文至此，附言之，万里长城不仅是阻挡游牧民入侵的屏障，也起着阻止在农耕中国不得志的读书人、军人以及为赋役所苦的贫苦农民北逃的作用。
何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定义的变迁
本书标题里的“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即德文“Seidenstrassen”，后来又由英国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 A. Stein）翻译为英文“The Silk Road”，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在当今世界，丝绸之路一词有多重含义，所指范围也各有不同。在20世纪前半期，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学者活跃于中亚进行学术探险。他们发现古代的丝绸制品遗物，以及有关丝绸贸易的文书地点几乎都集中在中亚的沙漠绿洲地带，因而“丝绸之路”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沙漠绿洲之路”的代名词。
但伴随着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东洋史学，尤其是在东洋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内陆亚洲史学和东西交通史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丝绸之路”不仅仅指“沙漠绿洲之路”，也包括横贯中央欧亚的“草原之路”以及经由东南亚的“海洋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松田寿男博士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松田博士首先从史籍中发掘出了以下史实：在和平时期，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这些建立在蒙古高原与天山山脉的草原地带游牧国家与中国王朝的贸易，主要是围绕草原上的马与中原的绢而展开的，松田博士将此命名为“绢马交易”，并且还弄清楚了下述问题：对于中央欧亚游牧国家的发展来说，商业乃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究明了绢既作为商品又作为货币这一事实。他也论证了作为远距离交易的“草原之路”的重要性等问题。继而，松田博士还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亚洲历史，撰述了数种有关亚洲史的通史著作，提出丝绸之路还应该包括“海洋之路”。时至今日，松田博士的主张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说。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沙漠绿洲都市敦煌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西域入口处，由此连接南方的西藏。笔者摄
在历史研究中开拓东西交涉史领域，发现了丝绸之路的“草原之路”，乃是我国东洋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日本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中，在谈及丝绸之路时大多仍然沿袭着李希霍芬的原意，仅仅把“丝绸之路”等同于“沙漠绿洲之路”。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中，西欧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从反映当今东洋史学研究情况的角度来加以定义的话，“丝绸之路”首先应该包括“沙漠绿洲之路”和“草原之路”两个方面。本书提及“丝绸之路”时，就是指包括这两方面在内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但是，当我们俯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还应该将从中国南部出发经由东南亚、印度直到西亚的“海洋之路”也纳入视野之中。碰上那种情况，本书就不再单称作“丝绸之路”，而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东西南北的网络
“丝绸之路”绝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有关丝绸之路的入门书以及学习参考之类的书籍，在讲到丝绸之路时，总是举出中亚的天山北路（草原之路）和天山南路（沙漠绿洲之路），而天山南路则进一步分为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西域北道，以及沿塔里木盆地南部的西域南道，并通常以东西向的三条线来加以图示。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丝绸之路就像是人工铺设的一条道路一样。可是实际上，丝绸之“路”大部分都是沙漠及草原上没有道路的道路。除了有一些谁都必须通过的狭窄的峡谷和山梁，其实从哪儿走都可以。而且即便是那些狭窄的峡谷及山梁，倘若因为自然条件或者人为的原因难以通过，人们马上就会迂回地从其他峡谷及山梁过去。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天山南北路都是呈东西走向，所以人们往往将丝绸之路误解为东西贸易路。然而如果阅读一下比较详细的入门书或者历史地图就可以知道，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走向，同时也向南北延伸，若将这些支线合起来，则呈现出一种很细的网状结构。网眼的各个接口（交叉连接点）是交通要塞；在这些要塞几乎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并不是连接东西的线，而是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张而形成的一张巨大的网络。我把丝绸之路视作“面”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将丝绸之路分为草原之路、沙漠绿洲之路、海洋之路，而上述这些路线不是将中国和西亚连接起来，就是将中国与罗马帝国连接起来，总给人以东西交涉交流的印象。但是倘若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网络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丝绸之路绝不仅仅局限于东西方向，同时也有南北方向这一特点。从中央欧亚再往北的北方欧亚地区出产高级毛皮，南海则盛产香药。如果除去北方欧亚地区的高级毛皮以及南海的香药只谈丝绸的话，丝绸之路也将无从谈起。正因为这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而成的交易网络，所以世界各地的名贵特产，诸如丝绸制品、金银器、玻璃、香料、药品、毛皮（详见后文）等商品，才能在这一复杂的网络中流通。
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往往截取这种面向东南西北方向远距离贸易通道的其中一部分，按其特点分别称之为“黄金之路”“白银之路”“玉石之路”“玻璃之路”“香料之路”“毛皮之路”等。作为丝织物传播途径的“丝绸之路”，最初不过是与上述名称相同性质的称谓之一而已。只是在上述特产之中，丝绸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特产，因此“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很容易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进而普遍地流行了起来。所以说，“丝绸之路”只不过是这种东西南北交易网络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是一个雅称。再则，如果我们知道在中央欧亚各地出土的丝织品种类及其分布的广泛程度，了解到这些丝织物的图案及其织造技术之精湛，看到从中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之深奥后，谁都会觉得这一称谓是最贴切的了。相信随着新一代具有高度实物分析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研究者的成长，今后在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研究丝织品的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这一方面，卢博—列斯尼琴科（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坂本和子、横张和子等人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其中某些侧面。
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还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一下。我在上文已经强调过，丝绸之路乃是由很多交叉连接点（网眼的接口）构成的网络，因而商品的传递一般使用的是接力（中转）的方式。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其中有只来往于两三个连接点的短距离移动的商人，也有跨越若干个连接点往返于中长距离的商人，还有一些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商人。例如，粟特商人带着粟特产的金银器和印度产的胡椒，从撒马尔罕出发，经天山北路的草原之路到达今天乌鲁木齐东边的北庭，然后从那里越过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在高昌滞留数月之后再穿越沙漠戈壁到达敦煌，最后沿河西走廊东进，长途跋涉抵达长安。该商人在北庭购入活羊之后在吐鲁番出售，此时他是短距离贩运的商人；他越过戈壁，在敦煌时新进一批于阗产的玉，然后贩运到长安，又俨然成为一名中长距离贩运的商人。像这种一个人扮演三种角色的情况也很常见。
还需要注意的是，始于公元前的初期丝绸之路贸易，是商人们通过短距离然后是中长距离的接力方式开始的。因此，把西汉的张骞看作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张骞并没有开拓丝绸之路，他只不过是沿着已经存在的路线进行了一个较长距离的旅行而已。当然在张骞之后，中国确实对于丝绸之路的关心急剧高涨，而同时来自西域的物产以及信息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增多起来的这一事实，我们无意否定。
丝绸之路网络概念图 丝绸之路不限于东西方向，也向南北延伸
“丝绸之路”除了作为这种东西南北交易网络的雅称之外，有时还作为这一网络内整个区域的名称来使用，也就是说，包含着在近代以前丝绸之路干线通过的地域这样一种含义。而且在我看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仅指空间，同时也包含着时间的概念。例如在“丝绸之路地带”及“丝绸之路东部”等用语里，也包含着在世界史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到重要作用的时代。换句话来说，丝绸之路也就是“前近代中央欧亚”之意。另外，由于在本书中多以东方（中国、朝鲜、日本）的视角来观察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东部”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
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是奢侈品贸易。尤其是对主要依靠家畜输送能力的陆上丝绸之路来说，这一点必须予以强调。在旧世界，即以亚欧非世界为依托而形成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时代，丝绸之路乃是连接各个文明圈最重要的纽带。
与此相对，到了所谓“大航海时代”，世界史开始进入以包括新大陆在内的全球性规模变动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史”时代，陆上丝绸之路则相对衰落了下来。这一趋势与下述变动互为表里：之前被亚洲的光辉和繁荣所遮蔽的中世纪欧洲诸势力改良了从亚洲学习来的火药、罗盘针，带着铁制的刀剑、马匹和火枪，乘坐着大型远洋船驶出大西洋，开始掠夺并积累来自新大陆的以白银为首的财富，同时向欧洲大量移植土豆、玉米等耐寒作物，促使其大规模发展，推动产业革命的完成，最终使欧洲凌驾于亚洲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并行，作为世界史发展原动力的物资流通以“大航海时代”为界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具体而言，到了全球化世界史的“海洋时代”，沉重且体积庞大的粮食、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大量运输变成了可能之事。与此相对，在欧亚大陆世界史的“内陆时代”，尽管丝绸之路的贸易因时间和地点而不同，也有过短距离运输食盐、谷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以中长距离运输轻巧而贵重的商品，即奢侈品和嗜好品为主流。
以骆驼、马匹等来运输的奢侈品和嗜好品主要有：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织品、纸张、茶叶；西方波斯以及地中海东部的金银器、玻璃制品、乳香、药品、绒毯；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的胡椒、香木、宝石、珊瑚、象牙、犀角、玳瑁、蓝靛；北方俄罗斯、西伯利亚、满洲等地的高级毛皮、人参、鹿角、鱼胶；以及来自中亚自身的和田玉、巴达赫尚的青金石、库车的硇砂、西藏的麝香以及牦牛尾；还有多地出产的棉毛织品、首饰、盔甲（锁子甲）、装饰马鞍等，以及葡萄酒、蜂蜜、大黄等物。除此之外的重要贸易品，还有尽管笨重却可以自己活动的奴隶及家畜等。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在将上述奢侈品长距离或者中长距离贩运的过程中，有时也从事短距离的交易。在那种情况下，所贩运的不仅有马、骆驼等价高而且跑得快的家畜，也有价格低廉行动迟缓的家畜，比如绵羊、山羊、牛等。在这些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商人中，以阿兰商人、印度商人、巴格达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叙利亚商人、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回鹘商人、回回商人等最为著名。
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各种活跃的商业活动，而且随着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播，基于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各地建造起了许多寺院和教会。这些寺院和教会都有豪华的装饰及华丽的壁画，并且因为布施来的金钱财物而得到了精心的管理和维护。此外，僧侣及朝圣者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一般也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公私世俗等方面用来标志权威及炫富的物品成为商品，从事宗教仪式时的必需品（僧侣的服装、道场的装饰品、香料、供果等）也都是重要的商品，这些都成为远距离商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壁画遗址的意义
一般来说，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与贸易相关的记录极少被公开著录，更不用说被保存下来并且流传后世。虽然如此，在建筑遗址及壁画的视觉形象中表现出来的“物品”却能够明确地向我们传达出，这一地区曾经有过何等发达繁荣的经济流通。前近代时期，在色彩鲜艳的壁画里常常会使用一些可称之为宝石的高价颜料（例如青金石、绿松石、金泥、银泥），因而壁画的画面越大，费用就越多，变相使得壁画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国家之中，诸如敦煌（郊外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高昌（吐鲁番盆地的首府，城内有佛教寺院、摩尼教寺院、基督教寺院等，郊外有柏孜克里克石窟）、楼兰、焉耆（锡克沁石窟）、库车（郊外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于阗（离开首府较远的地方有丹丹乌里克遗址、拉瓦克遗址等）等寺院遗址里都有许多壁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壁画都是来自王族、贵族和大商人的慷慨捐赠。
在前文列举的丝绸之路商人之中，贯穿整个公元一千纪，最活跃的乃是粟特商人。在粟特商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各个城市遗址中不仅王宫、神庙、教堂中有壁画，甚至在许多一般的建筑物里也不断发现壁画。其中位于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是中世纪粟特人的城市之一，其遗址发掘的结果尤其令人震惊。片治肯特并非那种很大的沙漠绿洲城市，最盛时期也不过七千人左右在此居住。然而，其城墙内部的狭小空间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密集而巧妙地建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房屋。在其中比较大一些的房屋之中，估计是贵族或大商人的宅邸，主要的房间里都装饰着堪称豪华的壁画。
敦煌壁画 莫高窟第57窟《佛说法图》的右侧的菩萨。初唐时期作品，菩萨身上佩戴着华丽的装饰品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 一般认为该图描绘了粟特贵族的宴会场面。8世纪作品，塔吉克斯坦民族考古博物馆藏
在后文里我们还将会谈到，就丝绸之路的商人群体来说，最著名的就是粟特商人。不过粟特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在8世纪以前不仅一次也没有成为大帝国的中心，而且不是一个巨大的粮仓地带，仅仅是在国际贸易中独放异彩而已。并且在索格底亚那的数十座沙漠绿洲都市之中，片治肯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规模远远不能和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等城市相比。尽管如此，我们却在这些既非王宫也非大寺院的普通民居中发现了这么多豪华的壁画，当可推知片治肯特的财力之一斑。再联想到在索格底亚那超过片治肯特规模的城市还有许多，因而可以说，整个索格底亚那的财富积累或者富裕程度实际上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丝绸之路史观论争
抹杀“丝绸之路”的动向
不仅专家学者，一般的日本人也对“丝绸之路”这一用语很熟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词语。然而近年来在日本研究中亚的学者中，尤其是在以伊斯兰化“以后”的新时代为对象的研究者之中出现了一种动向——主张在叙述中亚史时，应该抛弃“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或者提法。说得极端一些，这种动向显然是企图在学术上从中亚史中抹杀掉丝绸之路。
此举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所谓“丝绸之路史观论争”的旧事重提，我本人对此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看起来这似乎是在谈论研究者之间的意见如何不同，但实际上此事与一般读者并非毫无关系。因为以NHK（日本广播协会）制作的《丝绸之路》系列专题片（新旧两种）为首的传媒、出版界的风潮（包括本书在内的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各种书籍），以及对上述这些感兴趣的读者，实际上都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以松田寿男和江上波夫为首的学者认为，无论对中亚史还是世界史来说，丝绸之路都非常重要。所谓“丝绸之路史观论争”就是围绕松田、江上为首的学说而展开的一场学术争论。但是，实际上松田和江上两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论争的最主要当事者之一是间野英二，他力图从“北方”游牧民和“南方”沙漠绿洲农耕民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把握广义的中亚史，从而否认基于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的意义；论争的另一方是反驳间野英二之说的护雅夫、长泽和俊两位。这场论争的发端乃是1977年出版的间野英二著《中亚的历史》一书。
在间野英二看来，日本的中亚史研究重点过于偏重东西交涉史。为此，他提出了下述观点：只要谈及中亚就首先谈丝绸之路，这是一种“丝绸之路史观”。基于这一史观，中亚往往只会被视为东西交流的一个“通道”，中亚社会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进一步来看，中亚那些与东西交流关联比较薄弱的区域或时代则很难不被边缘化，甚至可能完全被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此，他自己不打算单单停留在“中亚是丝绸之路通道”的论述中，而是要写出一部作为一个“自我完结的世界”的中亚史。
吐鲁番的壁画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誓愿图》，下半部分描绘着粟特商人。11—12世纪
但是，松田寿男的“丝绸之路史观”却并非像间野英二所说的那样浅薄。间野英二将松田宏大的史观冠以“丝绸之路史观”之名，并将其歪曲成对当地游牧民、沙漠绿洲农耕民及都市民的动向毫不关心的理论，这种把中亚史仅仅视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指责是很不公正的。实际上，最早提出要划分“天山—锡尔河”这一“北方”游牧民和“南方”沙漠绿洲农耕民的分界线，并且注意到中亚史上的“南北”关系的人正是松田寿男。
关于间野英二的主张，归纳起来其要点在于：对中亚来说，最重要的是北部的游牧民和南部的农耕民及都市民，而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的商人完全无足轻重。撰写中亚史必须摆脱东西交涉史，要将中亚史作为一个“完结的小世界”来加以描述。间野英二最重要的根据之一是中亚出土的古代回鹘文书，他认为在这些文书中“作为回鹘王国的居民而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农民，在那些文书里我们看不到从事东西贸易的‘沙漠绿洲商人’是明确存在的”。然而间野英二此说，明显属于对史实的误解。
来自回鹘文书的反证
实际上在间野之说发表以前，在已经出版的有关佛教、摩尼教的古代回鹘宗教文书（尤其是其序文及跋文）及俗文书之中，已有不少有关古代回鹘商业活动的记载。
例如，在一位佛教徒的忏悔文里这样写道：
我乌特莱特从前世到现世，倘若在寺院及僧房等清净之地出自于情爱或不知羞耻的心，做出了不应该做之事；倘若借贷或使用了寺院的财物而没有归还；倘若做买卖时在重量、长度及分量上弄虚作假、少给多取；……；倘若作为间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辗转；总之倘若我像上述那样犯下了大量罪孽的话，我现在将全部坦白并忏悔。
此外，享誉世界的古代回鹘语权威人物茨默（P. Zieme）于1976年发表的德文论文《关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中，引用佛教典籍“如果某个贵人的孩子要去远方旅行，想考虑做生意的话，以热切期待的商品的渴望……（下缺）”等的同时，还论及包括未刊文书在内的若干篇商业文书。此外，我们现在更是在古代回鹘文书中发现了许多包括信件在内的商业文书（参见收录于1997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森安孝夫的相关论文）。同时，东突厥各地——吐鲁番、焉耆、米兰、尼雅、于阗、库车等——加上敦煌出土的佉卢文文书、粟特文文书和藏文文书等自不待言，近年甚至在西突厥各地出土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中也陆续发现了反映丝绸之路商业实况的原始史料。在这里我可以断言，在站在学界最前沿的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后，反映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丝路贸易重要性的事实将会逐渐清晰起来。
就自身而言，在以前我的英文论文《关于蒙古时代吐鲁番盆地七克台的回鹘佛教社会》[1]中举出的那些的事例，亦可以充分地说明生活在沙漠绿洲社会的古代回鹘人虽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但同时也积极地从事远距离的商业活动。由于举出的事例比本书叙述的时代要晚一些，这里就不准备加以介绍了。我想，在前近代的中亚社会里发现上述事例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这一点，即便是研究近代中亚史的专家也不能无视。
环境史的视点
在我看来，以上列举的事实已足以驳倒以间野英二为首的“反丝绸之路史观”。但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有学者从其他方向对我进行了策应。这里所说的“策应”是指前文提到的倡导“农牧接壤地带说”的妹尾达彦的见解。妹尾的研究导入了环境史的视点，给以唐代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市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简要归纳一下妹尾的主张，如下所述：
在考虑欧亚非大陆的都市形成与发展的时候，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边界线问题。在欧亚非大陆，最大的生态环境的边界线乃是农业—游牧分界地带。其中最大的带状地区长度超过一万公里，东西横贯，位于北纬四十度前后。从整个地球规模上来看，该带状地区似乎呈现出东西线走向，然而在欧亚大陆东部，其南北宽度则达一百至三百公里。当然，由于受地球年平均气温波动的影响，加上游牧民的南下、农耕民北上等因素，这条境界线在历史上往往以南北数百公里的幅度上下移动。所以，上述模式图只是一个参考。就前近代欧亚大陆多数都市的选址而言，大多选择建在生态环境上划分南北的“农业—游牧境界地带”的南缘地带，并坐落于南缘地带里用水方便的地区。自古以来，“农业—游牧境界地带”加上其南缘地区，便是东西和南北的物产交易商业化极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诸城市之间有一条东西向连接起来的陆路，这条陆路就是相当于欧亚大陆干线的丝绸之路。
以上就是妹尾说的要点，我除了对其论述“丝绸之路”时没有提及“草原之路”，容易给人以“丝绸之路”似乎只是“沙漠绿洲之路”的印象稍有异议之外，其他观点我完全赞同。
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毋庸讳言，由于受到1980年放映的NHK专题片《丝绸之路》的影响，谈及“丝绸之路”时往往容易给人以“东西”交流以及“文明的通道”这样的印象，所以过去的确存在忽视当地历史和文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对当地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加以解读并做出精密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前辈学者利用汉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等所谓在中亚“外缘”保留下来的史料，苦心论证过的有关“丝绸之路”的贸易、语言、宗教、文化交流的实况，目前正在如实地再现出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并确认，过去在中亚生活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截止到蒙古帝国时代的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到近代以后，西欧列强乘坐装备着火炮和罗盘的远洋船，从“海洋之路”出发称霸世界。伴随着这一变化，内陆亚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正如佐口透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以后，虽然有清代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贸易盛况的支撑，通过内陆亚洲的国际贸易总量仍然超过近代以前，然而“丝绸之路”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远远不及“海洋之路”。因而，就内陆亚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而言，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明显下滑。
近代新疆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农民。然而在前近代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是依赖骆驼商队运送奢侈品的远距离商业，与其他地区的定期市场和那种自给自足的、满足日常生活水平的交易完全不同，这里的居民在那时很少与一般农民有直接关系。出于这个因素，出现那种说“丝绸之路贸易对当地住民来说并不重要”之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我看来，骆驼商队的通过以及停留势必给地方经济带来刺激。因此，我理解但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其实我更关注另一个事实：7世纪前半叶，玄奘路过丝路商人的根据地粟特地区时，看到的情景乃是“力田（农业）逐利（商业）者杂半”，还谈及当地民情为“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大唐西域记》卷一）。我们并不是说在中亚史上农民不重要，可是商业这种第三产业居然在前近代世界里能占到产业的百分之五十，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同寻常之事，其中自当有其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