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登场
丝绸之路的主角
粟特研究小史
丝绸之路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游牧民的动向所左右。虽然这一时期很多民族以及集团都曾经非常活跃，然而若说起丝绸之路的商业主角，首当其冲的就是粟特人。粟特人最初只是作为商人进入中国以及中央欧亚东部的一些游牧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特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等领域也有超出想象的重要地位。近年来，许多新发现以及基于新视野的研究也让这一点明朗起来。
公元一千纪，丝绸之路贸易的统治者是粟特人，粟特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首次在学术界提出这一假说的人，是在中亚及敦煌探险方面名扬天下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911年，法兰西学院刚开设中亚讲座，在首次纪念演讲中，伯希和公开发表了这一观点。在史料极端缺少的时代伯希和能提出这一假说，时至今日我们都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他独具慧眼。在后来的粟特史研究方面，从明治时代晚期到大正时代的日本学者都十分活跃，他们的研究直追欧洲东方学界，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
日本早期有关粟特史研究的代表作是白鸟库吉的《粟特国考》（1924年），与此同时还有以下论著同时发表，关于在丝绸之路东部（包括中国北部在内）发展的粟特人研究有：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1923年）、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四）关于萨宝》（1925年）、桑原骘藏《关于隋唐时代来往于支那的西域人》（1926年）、石田干之助《“胡旋舞”小考》（1930年）等。此后，日本学界一直引领着世界学术界关于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的潮流。其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前辈学者有松田寿男、小野川秀美、羽田明、榎一雄、伊濑仙太郎、护雅夫、池田温、后藤胜等人。在比我年轻的学者中则还有吉田丰、荒川正晴、森部丰、影山悦子、山下将司等人接力。
关于粟特人的研究，日本在20世纪取得了许多卓越成果。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地位却面临着危机，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学者。1999年以后，西安和太原陆续发现了一些十分豪华的北周、北齐以及隋代的粟特人墓葬，伴随着这些发现，中国的研究者们开始崭露头角。粟特学的兴起，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的粟特学还主要是参考日本的研究成果，而现在则出现了日本步其后尘的局面。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2002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书名为《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的法文著作，笔者是一位名叫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的法国年轻研究者。此类单行本著作理应首先在日本出现的，却被法国抢先了。该书中虽然包含了不少对我们来说未知的信息，可不容否认的是，该书中相当多的内容是日本先行的研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且由于该书作者不懂日语，所以日本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未被提及。该书出版以后，在十分关注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却又苦于阅读日文研究成果的欧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快，2004年该书的改订版出版，2005年又出版了英译本。在改订版出版之前，吉田丰、荒川正晴加上我本人曾利用与该作者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英文书评对其提出了增补修正的建议。然而我们的意见在改订版中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估计今后欧美学界有关粟特商人的研究都会以该书为中心而展开，但是其中众多用日文撰写的研究成果依然得不到有效的参照。这一现状非常令人遗憾，但这恐怕是除了日本史研究以外整个世界史研究界都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以为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最尖端的研究水准，相信上述局面总会有所改观的。
粟特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
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一词是“粟特人的土地”之意，是公元一千纪活跃于欧亚大陆的粟特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1]位于欧亚大陆的正中间，被从帕米尔高原流向西北，随后注入咸海的阿姆河及锡尔河环抱其中。该地区同时也受到从帕米尔高原流出并消失在沙漠之中的泽拉夫尚河（乌孜别克语：Zarafshon）以及卡什卡河的润泽。
阿姆河、锡尔河这两条大河流域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南边的是曾经被称为“乌浒水”或“质浑河”的阿姆河，北边的则是过去叫作“药杀水”的锡尔河。从南方视角出发，这两条大河的中间地带被音译为Māwarā al-Nahr或Transoxiana。前者是阿拉伯语“大河（即阿姆河）彼岸之地”的意思，后者是其译成西方语言的结果。7世纪后半期，阿拉伯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因而有了前者这一称呼，后者则是现代叫法。这片“河中”地区正是西突厥斯坦的中心地带。在这片土地上，虽有克孜勒库姆沙漠，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开始，铁器已经普遍使用。这一地带拥有相当完备的灌溉网络，以农业为基础的富饶的绿洲城邦国家群活跃于其中。而且“河中”这片位于两河之间的地区，它的一大中心就是索格底亚那，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几乎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索格底亚那目前大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只有其东部的一部分归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领有；其西部是阿姆河下游肥沃的三角洲地带花剌子模；南部有阿姆河中游的重要据点吐火罗（又被称作巴克特里亚）；其东部是锡尔河上游，自古以来作为名马产地而闻名于世的费尔干纳就在这里。上述这些区域都属于干燥地带，其中花剌子模和索格底亚那是绿洲农业地带。与此相对，吐火罗和费尔干纳则是农牧接壤地带的一部分。
索格底亚那的首府是撒马尔罕，在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时代，撒马尔罕就以“马拉康德”之名登上历史舞台。公元纪年以后，这一地区更是以众多的绿洲城邦国家而知名于世。这里将主要的绿洲城邦国家罗列如下，同时注明中国文献中的汉文名称（参照附图《索格底亚那的绿洲城邦国家》）。
粟特人陶俑 头顶束发并戴帽子，留有胡须的面部以及服装等都是当时典型的粟特人形象。吐鲁番阿斯塔纳第216号墓出土，高110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首先，在索格底亚那的中央有撒马尔罕（Samarkand，康国），其南边，在前往相当于吐火罗入口的铁门（粟特地区与吐火罗的交界处）的路上有羯霜那（Keshāna，史国，即今天的沙赫里萨布兹）；在撒马尔罕的西边有屈霜你迦（Kushānika，何国），再往西就是整个索格底亚那（粟特地区）的西部要塞布哈拉（Bukhara，安国）；从布哈拉出发渡过阿姆河，可以到达拥有梅尔夫古城的马尔济阿纳，由此也可以前往波斯帝国本土，通过花剌子模到达里海，再远也可以前往俄罗斯及欧洲。
相反方向，位于锡尔河北岸的赭时（Chach，石国，汉文亦音译作“者舌”或“赭支”，即今天的塔什干）镇守于索格底亚那的东北角，往东方可以从天山山脉北麓越过阿尔泰山脉前往蒙古高原，朝西方则可以从乌拉尔山脉南部到达连接着南俄的草原世界的门户。在撒马尔罕的北边，以劫布呾那（Kapūtānā，曹国）居中，两旁并列着苏对沙那（Sutrūshana/Ushrūsana，东曹国）和瑟底痕（Ishītīkhan，西曹国）。而前往东方的中国最近的路线，则是从苏对沙那出发通过费尔干纳，再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地区的道路。
关于弭秣贺（Māymurgh，米国）的位置，吉田丰认为处于撒马尔罕以东六十公里处的都市遗址片治肯特（古城名），这种主张的可能性最大。而1933年出土粟特文书及其他遗物的穆格山（Mt. Mugh）古堡遗址则进一步将弭秣贺推往东方，指向位于泽拉夫尚河流域的要冲之地。
这些城邦国家土地肥沃富饶，经济基础都是农业。后世受阿拉伯语的地理书影响，甚至将这一地区视作世界四大乐园之一。粟特农业最初的发展时期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根据考古发现来看，第二个大发展时期乃是5世纪至6世纪。在此期间，为了对抗游牧民及沙尘的侵入而建成的长城和灌溉水路得以扩充，农耕地和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整个地区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无论是佛教的极乐净土还是基督教的伊甸园，所谓的“乐园”大都是指在沙漠中的绿色天地，即绿洲。
可是，对于干燥地带的沙漠绿洲农业来说，田地的扩充毕竟是有极限的。随着人口的过剩，自然而然出现了一种情况——在商业里寻找活路。因而与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地区从事交易的人开始增多，人们开始向其他地区的商业中心区域送去自己的伙伴并使其安置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出现了粟特人的殖民聚落或居留地。其中，玄奘提到的位于西部天山山脉北麓的七河地区，那里曾存在过的粟特人殖民城市群尤其著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其与西边的索格底亚那本土合在一起，统称为“窣利”，即粟特。
索格底亚那的绿洲城邦国家 粟特人的故乡位于欧亚大陆正中
索格底亚那碰巧在欧亚大陆的正中间，位于通往东方的中国、东南方的印度、西南方的波斯至地中海周边东部、西北方的俄罗斯到东欧、东北方的七河地区到准噶尔盆地再通向蒙古高原的天然交通干线——丝绸之路网络的心脏地带。因此可以说，粟特商人之所以能发展成为跨国的丝绸之路商人有其必然性。沿着草原之路，粟特人殖民聚落不仅向西到达黑海周边、向东到达怛逻斯河以东至伊犁河流域的七河地区，并且进一步向东发展，从准噶尔盆地到蒙古高原，甚至到满洲。而且沿着沙漠绿洲之路沿线，从东突厥的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焉耆、高昌（吐鲁番）、罗布泊到河西走廊的沙州（敦煌）、凉州（武威、姑臧），进而再到中国北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有粟特人聚落。
粟特文字与粟特语
粟特人在人种学上属于白色人种，其身体特征正如“红毛碧眼”所形容的那样，具体而言就是白皮肤、绿色或蓝色的眼睛、深目、高鼻、浓须，亚麻色、栗色或褐色的卷发等，所使用的语言是今天已经灭绝了的粟特语。粟特语乃是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中古伊朗语的东支，同一语支中还有花剌子模语、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于阗语，但这些语言名义上虽说是同一语支，实际上并不相通。
公元前6世纪，索格底亚那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的居鲁士二世征服，成为波斯的属地以后开始使用文字。不过，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语言是阿拉姆语，因此粟特语最初是使用阿拉姆文字书写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用粟特文字来书写。这种状况类似于汉字和日语的关系，最早汉字只能写汉文，因而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汉字并不能马上就用来书写日语。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汉字才终于可以表现日语了，即万叶假名。其后，从万叶假名里又发展出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时代远远早于日本的索格底亚那的状况也几乎是这样：先使用阿拉姆文字来书写粟特语，然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从阿拉姆文字的草书中产生了粟特文字。其后，伴随着粟特人向东发展，粟特文字传入突厥、回鹘。进入唐代以后，在粟特文字中产生了回鹘文字，到了13世纪，从回鹘文字中产生了蒙古文字，最后在17世纪，基于蒙古文字又转化出了满文。
到公元一千纪，粟特人已活跃于整个中央欧亚，其殖民聚落遍布各地。粟特人不仅作为有名的商人，还作为武将、外交使节、宗教的传播者、翻译，以及从事音乐、舞蹈、魔术等的艺人活跃于各行各业。粟特文字及粟特语也成为中央欧亚，尤其是丝绸之路东部的国际共同语言。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索格底亚那是其远征的东方终点，其后成为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域，此后整个索格底亚那再也没有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粟特诸城相互独立，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总体上来说，尽管索格底亚那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曾受到康居、贵霜帝国，从5世纪后半期开始又受到嚈哒、突厥等游牧国家的间接统治。但在8世纪前半期断断续续地受到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直接统治之前，索格底亚那大体上保持着独立的状态。
但是，自从8世纪中叶被阿拔斯王朝直接统治以后，在其后的萨曼王朝、喀喇汗国（黑汗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等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之下，粟特人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在宗教方面，祆教变成了伊斯兰教，粟特语也被波斯语取而代之。原因在于，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上层尽管都是阿拉伯人，但实际上，在伊斯兰帝国的东方领域中众多前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因而，进入包括索格底亚那在内的河中地区的，多数都是这些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尤其是9世纪末期兴起的萨曼王朝就是波斯人的王朝，所以在索格底亚那，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语成为主流。这种波斯语与今天的塔吉克语有着直接的关系。
到了10世纪后半期，来自内陆亚洲大草原的突厥人成为统治者，喀喇汗国（黑汗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先后出现，突厥语成为优势语言，中亚开始进入了真正的突厥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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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索格底亚那”是Sogdiana一词的音译，意思即“粟特人的土地”，与“粟特地区”含义相同。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本书中译文使用“索格底亚那”这一表现形式。以下同此，不再另作说明。
粟特社会与商业
粟特商人的记录
虽然粟特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然而公元一千纪以后，在粟特人的职业之中商业最引人注目。无论是汉文史料还是伊斯兰史料，对这一方面都有不少记载。首先，看一下汉文史料的记载。受隋炀帝指派，与杜行满一起作为使者被派往西域的韦节曾著有题名《西蕃记》的旅行记。韦节亲自去了粟特地区，所留下来的记载自然可信。遗憾的是，《西蕃记》一书今已不存，所幸在中唐的文人政治家杜佑编著的《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中引用了一部分内容，记载如下：
康国人并善贾（森安孝夫注：做生意）[1]，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此外，《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中还有一段更详细的记载说：
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森安注：胡须）。丈夫（森安注：男性）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帛巾（森安注：黑色头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森安注：冰糖）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森安注：粟特文粟特语）。善商贾（森安注：做生意），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中略）隋炀帝时，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另外，以伊斯兰方面的史料来说，在时代稍微晚一些的10世纪，有以波斯语撰写的《世界境域志》一书。下面从该书的“关于河中地区与其诸城邦”中摘抄一部分内容：
这一地区的东边是西藏的边境。南边是呼罗珊及其国境地带。西边是古兹（乌古斯）族和葛逻禄族的边境。北方也是葛逻禄族的边境。这是一个广大、繁荣、令人非常喜爱的国度。它是通往突厥斯坦的门户，也是商人们的聚集之处。居民们十分好战，为了信仰时，他们都是积极主动的战士及射手。
撒马尔罕又大又富饶，是一座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城市。那儿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的聚集之所。撒马尔罕由城市化的街区、城塞及郊外构成。市场的屋顶上（森安注：为了凉快）设置有流水的导管。在撒马尔罕，建有被称作“nighūshāk（森安注：“听者”之意，指摩尼教教徒）”的摩尼教教徒的教会。撒马尔罕生产纸张和麻绳，纸张输出到世界各地。布哈拉河（森安注：即泽拉夫尚河）流经撒马尔罕的城门附近。
虽然该书编撰于10世纪后半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伊斯兰地区的常备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也参考了之前的不少书籍以及史料。之所以强调河中地区的东邻是西藏（吐蕃），可能是为了向读者传达9世纪前半叶吐蕃王国全盛时期的状况。根据这段记载，我们不难推测，9世纪至10世纪的索格底亚那仍然是远距离商业的中心繁华地带。
从古信札所见到的远距离商业
另一方面，商业活动的盛行在粟特人自己写的文书，即粟特文“古信札”中也有反映。这些古信札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7年发现的，发现地点是在敦煌西方的玉门关遗址群中的一座烽火台遗址下面。这组古信札由五封大致完整的信件加上一些残卷构成。关于其年代曾有各种意见，现在大家普遍认可312—314年这一说法。这些古信札都是当时来到河西至中国北部的粟特人写给粟特地区，或者是居住在粟特和河西之间的楼兰等粟特聚落的家属及同伴们的信件，主要内容是向国内的家属和同伴们传达包括中国的政治形势、商业伙伴、家属情况等方方面面的消息。信札里提到的商品有黄金、胡椒、麝香、樟脑、胡粉（铅粉）、丝织品、毛织品、麻织物等，交易时的货币是以重量来计算的银子以及中国的铜钱。此外，还有一封信的信封是用丝绸制作的。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在向西域的楼兰及索格底亚那运送这批书信时，或许是在敦煌的西边遭遇事故而遗弃了邮袋，亦可能是邮袋被官府人员没收。
这组古信札中的第二封信是一位名叫娜娜槃陀（娜娜女神之奴仆）的粟特商人从河西的某地（姑臧或金城的可能性最大），写给他在撒马尔罕的一位叫卡纳克的粟特商人伙伴（估计也是他亲戚）的信件。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娜娜槃陀把横跨敦煌、酒泉到姑臧（凉州）、金城（兰州）的河西走廊一带作为自己直接的商业区域，同时把同伴及仆人派往中原从事商业贸易。而且他还谈到了五胡十六国初期的洛阳、邺城、长安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谈及了伴随着“永嘉之乱”而来的汉人与匈奴（Huns）之争、饥荒以及因纵火和抢掠带来的混乱、311年发生的皇帝（西晋的怀帝）逃出洛阳等情况，同时他还详细地说到了自己的商业伙伴以及麝香等商品的情况。此外，信中还提及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一百名撒马尔罕的自由人，以及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的情况，甚至还有写信人关于存放在粟特本国亲属处的资金如何使用的指示。
顺便说一句，根据这封寄往撒马尔罕的信件，证明匈奴确实曾被称之为“Huns”（匈人），这一点十分重要。另外，第一封和第三封信札是从敦煌发出，估计是寄往楼兰，而第五封信札则是由凉州发出的。由此可以知道，作为粟特商业网络的一个环节，这一时期曾存在过连接各个粟特聚落的邮驿制度。
在经营奢侈品的丝绸之路贸易上，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损失——诸如运送途中丢失高价商品、数量的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带来的损失，在商品里加上信件乃是通常的做法。例如在信中写上商品的质量及数量，以及交给哪个商队来运输等信息；倘若在装满商品的袋口用封泥封缄过的话，信件里则会写清楚该封泥的形状。近年，在粟特人的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带有宝石印章的戒指，上面都阴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摁在黏土上就会形成具有独特图案的封泥。此外，倘若将该印章蘸上朱墨等印泥后盖在信纸上，自然也就会将该图案通知给收件人。这样一来，最初只不过是充当商品发货单的信件，其功能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了传达个人消息的手段。人们由此自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在没有商品的情况下，也可以单独传送信件。于是，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由马和骆驼构成的商队便自然成为这种邮驿制度的承担者。
“称价钱文书”与残存史料的偶然性
粟特人是4世纪至9世纪丝绸之路东部远距离两地贸易的主角，这一点除了古信札以外，从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汉文文书、壁画以及遗物中也有相当多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有如下几种：被称为“称价钱文书”的有关商业税的史料，被称作“过所”“公验”的通行证等史料，进而还有买卖契约文书。关于旅行通行证及买卖契约文书，我将在后面的章节涉及，这里只介绍一下“称价钱文书”（73TAM514: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第317—325页）。
在唐帝国进入西域之前，吐鲁番盆地里最繁荣的是麹氏高昌王国。所谓“称价钱”，就是唐帝国在麹氏高昌的官营市场上，对按重量出售的高价商品课的一种商业税。吐鲁番出土的“称价钱文书”发现于阿斯塔纳第514号墓，人们通过分解该墓被葬女性所穿的纸鞋找到了这件文书。尽管是残卷，它却如实地向我们传达了610—620年前后课税与征税的状况。该文书残卷主要有以下内容：征收商业税的官府（内藏）每半月统计一次，共计约一年。征税的商品有金、银、铜、黄铜、丝绸、香料、姜黄、硇砂、药、石蜜，商业税一贯以银钱征收。
更有意思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课税账本残卷上出现的大约五十个商人中，足有八成以上是粟特人，而且在分为卖方和买方的三十三宗买卖当中，竟有二十九宗与粟特人相关。以库车（龟兹）特产的药品硇砂为例来说（详细参见森安孝夫2004年论文），只有一宗买卖卖方为库车（龟兹）人而买方是粟特人，除此之外的五宗买卖，无论卖方还是买方都是粟特人。也就是说，粟特商人之间做生意的事例非常之多。这些不光证明了当时粟特商人几乎垄断了丝绸之路贸易，也如实地反映出了丝绸之路贸易乃是中转贸易这一实际状况。在这个意义上，这件偶然保存下来的文书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虽然丝织品、奴隶、马、骆驼的价格也很高，却因为这些是以重量以外的标准来出售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出现在这件文书之中。
然而，敦煌出土的世俗文书中所见到的粟特人大都是农民、工匠、士兵，相比之下，商人的身影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加之中亚出土文书中出现的大部分居民普遍从事农业，看起来似乎与丝绸之路贸易并无关系，因此也有人认为丝绸之路贸易对中亚绿洲城邦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可是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乃是一种肤浅的议论，并没有考虑到偶然出土的史料的特性。这实际是一个关乎史料论的问题。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无论是索格底亚那本土还是各地的粟特人殖民聚落，从事农业的人占大多数，当地居民也大都依靠农业来维持生计是很自然的。在向粟特聚落移民的人群之中，也自然包括农民及工匠。在农业用地并不宽裕的中亚地区，倘若没有绿洲农业来保障稳定的粮食供应，也就没有商业的发展。同时，只要达到一定的人口数量，就必然会需要做衣服、建造住房以及制造生活用品的工匠们。粟特商人正是将自己的生活基础，即家属，安置在这样的移民聚落里，才有可能先是短距离继而发展到中长距离，不断地进行商品的中转，最后发展到进行长距离移动的贸易。这样的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粟特网络”。
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必然伴随着骆驼商队的频繁往来，而只要骆驼商队移动，所到之处就要支付通行税，到旅店住宿则需要缴纳住宿费及伙食费，所以自然会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如果有很多客商进入旅店住宿的话，当地就要为之准备各种食材、薪炭等燃料，换乘的马匹及骆驼等，供客商们使用，这样一来就会给当地进货者带来利润；同时，远道而来的客商若要购买马具、箱包等旅行必需品，或是需要修理什么时，又会促使当地的工匠以及小卖店店主得利。因此，仅仅因为目前的史料里缺乏绿洲城邦国家居民与丝绸之路贸易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就得出丝绸之路贸易对于中亚史不太重要这种结论的话，显然有过于武断之嫌。
商业立国的社会结构
在粟特社会中，自由人和非自由人被严格区别开来。主要有九十多件穆格山（Mt.Mugh）出土文书，这些文书大致都属于8世纪前半期的最初二十五年间，可以作为窥视生活在粟特本土的粟特人社会构成的史料。
穆格山文书中虽然包括在羊皮纸以及柳枝（木简的代替物）上书写的东西，但大部分是写在纸张上的。也就是说，在公元751年怛逻斯之战以前，纸张就已经在粟特本土流通起来了。穆格山文书中虽然也包含少量使用阿拉伯语、突厥语、汉语的文书，但大部分是用粟特语写的文书。文书中出现的表示社会身份的术语里有自由人、商人、工匠、奴隶、俘虏、人质等。
这里提到的所谓“自由人”，恐怕大多是指那些武装起来的土地所有者，视不同情况，他们也属于可以被称作贵族或武士（骑士）的阶级。有人推测这种“自由人”约占粟特总人口的三成以上。在商人里面也有不少人可以归入“自由人”这个范畴。关于这一方面，前述粟特文古信札就可以得到证明。该信札中，把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称之为“自由人”。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商人被排在最后。这一思想不仅在农本主义的唐代，而且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也可以见到。即使在与粟特同属伊朗语族的萨珊王朝，商人也属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粟特社会的状况却完全不一样——商人地位很高而担任神职的人员却不被重视。这两点成为粟特社会非常显著的特征。至于工匠是否是隶属民这一点我们不太清楚，不过他们的作坊是附设在大宅子里的，恐怕也兼有商店的功能。
穆格山文书里没有出现农民，但正如7世纪前半期曾在当地旅行过的玄奘所说“财多为贵，良贱无差。……力田（农业）逐利（商业）者杂半矣”那样，可见当时也有农民。鉴于玄奘在谈到农民时没有说贱民，我甚至想说农民都是奴隶这种事情或许并不存在，但是毕竟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状况到底如何。商人的比例很高，反映了粟特社会以商业立国的实际情况。粟特贵族中不仅有地主贵族还有很多商人贵族，这或许是由于两者尚未分化的缘故。
在穆格山文书中还有结婚契约文书。婚契里记载着下述内容：作为婚契的条件，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想离婚以后重新结婚，只要交出所规定的财产后就可以离婚；即便一方因犯罪而失去自由成为奴隶，此事也与其配偶以及孩子没有关系，即妻子和孩子不受波及。
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之高值得我们注意，与此同时，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当时确实存在着奴隶。
问题在于军人的状况。据我推测，在军人中恐怕包括上至贵族下到奴隶的各种身份的人。在穆格山出土的盾牌上，就描画着看起来好像是贵族的骑马战士。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不仅要通过辽阔的草原和沙漠，而且由于运送高额商品，所以遭遇土匪或者沿途打劫的危险性也非常高。为此，骆驼商队人数不能太少，一般都由很多人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商队的商人们虽然自己也有武装，但同时也会请职业军人作为保镖来保护商队。在粟特社会中，似乎有许多半奴隶乃至奴隶身份的军人，或是成为上述骆驼商队的保镖，或是成为贵族以及大富商的私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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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本书原著中，所有的引用史料都被作者译成了现代日语，同时作者就一些对一般日本读者比较难解的词语加上了简洁的补充说明文字。中译文对其所引用的汉文史料都在核对原文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史料原文录出，但同时在相应词语后面的括弧中附上了森安孝夫先生的解释说明文字。以下译文凡是引用史料均同此处理，不再另作说明。
粟特网络
在汉文史料中发现粟特人的方法
在汉文史料中，粟特商人都是被怎样称呼的呢？在公元一千纪，即公元1到10世纪的范围内，如果出现“商胡、贾胡、客胡、兴生胡、兴胡”或是“胡商、胡客”等称呼，历来人们都会认为那是指伊朗系统的商人或西域商人。然而在本书中，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看法，即上述这些称呼的大部分实际都可以看作是粟特商人。特别是在唐代，只要说“兴生胡”或其省略形态“兴胡”，几乎百分之百是粟特商人；此外若说“商胡、贾胡、客胡、胡商、胡客”的话，十有八九也是指粟特商人。
但是，倘若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之含义而言，我觉得暂时还需要慎重一些。关于这一时期的“商胡、贾胡、客胡、胡商、胡客”等称呼，一般认为就是指西域商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这些西域商人中，来自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国家的非汉人（包括龟兹、焉耆在内的吐火罗人，于阗人，楼兰人等）商人绝不在少数，有时甚至还包括远道而来的印度商人和波斯商人，因而不能轻易地断定“胡”就是指粟特商人。例如6世纪的《洛阳伽蓝记》卷三中虽有“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记载，但同书里还有“乾陀罗国胡王”以及“波斯国胡王”等表述，因此该书里的“胡”未必就是指粟特人。
更成为问题的是，“胡”不仅与表示商业之意的“商”“贾”“兴生”以及表示旅行者之意的“客”结合，也与其他的词相结合形成“～胡”的词语，例如“诸胡、杂胡、西胡、胡人”等，有时也只用一个“胡”字。汉语的“胡”字尽管基本含义是“夷”“外人”，然而也是一个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含义随机发生变化的词语。匈奴、鲜卑、氐、羌、羯被称作“五胡”，也经常可以看见以“五胡”一词来代指中国北部至西北部以及位于其外缘的游牧骑马民族。
粟特人骑士 泽拉夫尚河上游的穆格山古堡遗址出土的木盾，上面保留有实战的痕迹。骑士身着铠甲，带着剑与弓箭。全长61厘米，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出于制作汉文文书等的方便起见，往来于中国的粟特人似乎都有汉字姓名。在当时，他们多用表示各自出身城邦的汉语来作为自己的姓。这些主要包括来自康国（撒马尔罕Samarkand）、安国（布哈拉Buhara）、米国（弭秣贺Māymurgh）、史国（羯霜那Keshāna，又作“佉沙Kesh”）、何国（屈霜你迦Kushānika）、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毕国（Peykend）的康、安、米、史、何、曹、石、毕等姓（参见附图《索格底亚那的绿洲城邦国家》）。此外，还有一些目前无法确定其出身城邦名称者，诸如罗、穆、翟等姓氏。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基本也可以确定这些应该就是粟特人的姓氏。我在下面将这些统称为“粟特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康、安、米以外，其他的“粟特姓”在汉人原来的姓氏中本来就有。综上所述，倘若要在公元以后成书的汉文史料中寻找粟特人和粟特商人的相关资料，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注意史料中涉及的“胡”及上述粟特姓，或是与粟特总称有关的诸如“粟特”“窣利”等地方。但如果仅仅根据“粟特姓”，或是只基于与商业相关用语在一起的“胡”字就做出判断的话，则会很危险。
关于粟特网络的推定复原
通过前文提到的粟特文古信札，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向东方发展的粟特商人，他们的足迹至迟在4世纪前半期已经到达中国。关于其是否可进一步上溯至更早的东汉—三国时代这一点，根据前辈学者从汉籍中爬梳出来的一些虽然零星但却十分可信的史料来看，似也毋庸置疑。此外，最近刚刚在四川省发现的汉代摩崖图中，所描绘的一些人物看上去不同于通常见到的样子，很可能也是粟特人。根据东汉、南北朝和隋代的史料来看，在整个中国，明显可以看到粟特人足迹的地域首先是河西地区，其次是包括长安、洛阳在内的关中和中原，还有与关中及中原相提并论的四川。到了近现代以后，四川给人的印象是内地或边远地区，然而在以陆路交通为中心的时代，四川却是非常方便的交通要冲地带。
另一方面，粟特人前往游牧民族的根据地蒙古高原时，虽然也可以从河西北上，但更简便的途径则是从索格底亚那直接进入草原之路，到达位于今乌鲁木齐东方的天山北路的要冲北庭、庭州（别失八里 Bechbalïq），然后再由此越过阿尔泰山脉到达蒙古高原。顺便说一句，就已经来到中国中枢位置的关中及中原的粟特人而言，他们一般应该是从关中或中原出发北上到内蒙古，然后在内蒙古的无数条可穿越戈壁沙漠的路线中，选择某条道路前往蒙古高原。
在顺利推进远距离两地贸易方面，商品价格以及有关道路安全的信息至关重要。在收集信息时，必须有广泛的关系网。为了高效率地利用这种涉及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网络，就必须在网络的各个接口，即各城市据点，有效地配备相关人员。为此，粟特商人们就不得不以家属和亲戚再加上同一个城邦国家的同乡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互相帮衬提携。关于这一方面，尽管因程度不同不好相提并论，但读者还是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跨国贸易公司在世界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商业网络。很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能够完整复原这一粟特网络的系统史料，我们在这里只能挑选其中某些地区来加以考察——从东汉到唐代这一时期，粟特人确实以集团形式居住过的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一些城市和地区——来寄托我们对于这一巨大网络的一些追思。
粟特网络 东西向展开的网络，越过戈壁向北方的蒙古高原延伸
这里所说的粟特人集团，其实大小不一，形形色色，小者只有几个人或几个家庭，大者则超过千人。学术界对此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来表现，诸如“殖民聚落”“共同体”“商贸聚居地”等。实际上，不管哪个词都包括城市内部的居留地的概念。提起“聚落”，或许会有人说，那大家一定对此有着某种共识，如必须要在多少户以上才能叫作“聚落”。但其实不然。研究者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聚落形象。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将粟特集团存在过的城市、遗址、墓地，包括表明粟特人足迹所到之处的碑文和岩壁铭文的发现地都在地图上标出来（参见地图《粟特网络》），并且用线条连接起来的话（这一工作请读者根据本节相关叙述以及本书卷首所附地图自己完成），就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网络来。当然，这一工作不仅无视了聚落构成的最低户数标准，也无视了从东汉到唐代长达六百年到八百年的时间差，因而严格地讲，作为历史学者的工作来说，这一工作其实是很不完备的。但是鉴于前述粟特商人“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这一特征，我以为通过以上论述得出的这张粟特网络图不仅仅可供一般读者参考，实际上可能还有着超乎其上的学术意义，我将此命名为公元一千纪，即10世纪之前的“粟特网络”。
进入东方
商人与武人的两面性
粟特人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商业方面，在军事方面也有着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活跃程度。因而，认为应该给予粟特人前所未有的积极评价的看法，最近正在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丝绸之路贸易的实质是奢侈品贸易，运送高额商品的商人集团组建的由马匹及骆驼构成的商队，必须要穿行于草原及沙漠之中，因此遭遇土匪以及拦路打劫的危险性非常之高。鉴于这种状况，商队的武装就必须常态化。个人的情况姑且不论，作为一个集团来看，从事远距离两地贸易的商人与武人实际是表里一体的双重身份。早在3世纪三国时代，就可以见到这样的粟特人集团的身影。
据《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以及《册府元龟》卷二一七的记载，公元227年蜀国与吴国合谋联手夹击魏国，当诸葛孔明准备率领蜀军北上时，已经继刘备之位成为皇帝的刘禅曾颁布了一道诏书。在该诏书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凉州（森安注：广义的凉州，指整个河西地区）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森安注：即接受蜀皇帝刘禅或诸葛孔明的节度），大军（森安注：即蜀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森安注：作为援军加入进来），（森安注：如果战斗开始以后则要）奋戈先驱。
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情况下，割据西北河西走廊一带、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诸国国王们审时度势，他们没有选择魏国而是倒向蜀国一方。诸国国王将自己统治下的月支，即月氏及康居等人民，分别交由各族首领（胡侯）二十余人统领并派去了蜀国。从姓名上来判断，率领月支军团者应该是支富，而统率康居，正确地说应该是康国（撒马尔罕）军团者则一定是康植。这里提到的所谓“月支”，究竟是指迁徙到西突厥斯坦的大月氏呢，还是残留于原居住地河西地区的小月氏呢？这里很难做出判断。但是，在以沙漠绿洲之路为主的丝绸之路贸易上，粟特商人的先驱乃是贵霜王朝时代的印度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商人（撒尔塔，梵文：Sart，表示商队的“撒尔塔”一词就是从印度语经由巴克特里亚语而进入粟特语的）。如果联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说这个“月支”就是大月氏的巴克特里亚商人的看法或许比较妥当。顺便说一句，有人说粟特人就是受匈奴人压迫而由河西地区西迁的月氏后裔，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发现了初唐时期粟特人墓葬出土的《何府君墓志》，其中有被葬者是“大夏月氏人也”的记载。因而，或许“月氏”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粟特人含义之中。另外，鉴于上述史料里提及异民族的首领（胡侯）有二十多人，所以其中可能还包括康国以外的其他粟特诸国，譬如来自于安国、米国、史国、何国、曹国、石国等的粟特人集团；或许其中还有从东突厥过来的于阗人、准噶尔人、龟兹人、楼兰人等。
由于上面引用的史料中，并没有说到胡侯就是商人，所以也有人对胡侯是武装商人的头领这一观点表示怀疑。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几乎同一时期，即魏太和年间（227—233）还有一条史料。《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仓慈传》中谈及仓慈任敦煌太守推行善政的情况时，有如下一段记载：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森安注：中国本土）贡献，而（森安注：敦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森安注：仓慈）皆劳之。欲诣洛（森安注：魏都洛阳）者，为封过所（森安注：国内通行证），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森安注：汉人）夷（森安注：胡人）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森安注：中国王朝驻西域各地的派出机构）发丧，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这段史料最后提及的“以刀画面”这一特殊哀悼仪式，虽然在草原上的游牧民之间广为人知，然而在沙漠绿洲则只有粟特诸国与龟兹了解这一习俗。由《仓慈传》这段记事，可知当时大量的西域商人奔敦煌而来，并来往于敦煌和洛阳之间的情况。当然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在河西走廊一带，从敦煌到洛阳沿途的各个城市里，也一定进入了相当数量的西域商人。
如果将上述两条史料合起来考虑，那么可以说，就像支富和康植这样的胡侯一定属于下述这样类型的人物，即，一方面他们是散见于河西地区的西域商人集团领袖，同时又是在一旦出现变故时就能马上成为武装军团首长的人物。根据前一条记事可以明显看出，河西诸国的国王们与蜀帝，实际上在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进行军事合作的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类行动的背后，也一定有能布下庞大情报网络的商人集团。洛阳乃是三国曹魏的中心，而河西地区，在诸国建立起殖民聚落的粟特商人以及西域商人们，实际上早已和曹魏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通商关系。尽管如此，他们之所以要倒向位于四川的蜀国，恐怕其目的正是出于扩大商业圈的需要吧。因为只要一切顺利，不仅蜀汉所在地四川，而且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向东吴的根据地江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