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外交和政治舞台
粟特网络不仅是一个商业网络，而且被作为一个外交途径而有效地利用了起来。这里介绍一下6世纪前半期酒泉安氏集团中的两位人物。
首先是一位名叫安吐根的人物。安吐根一家，自曾祖父时代开始就住在酒泉，他们自己也明确说自己早先是“商胡”。可是他在北魏末年，作为北魏的使节被派往了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国家蠕蠕（柔然、茹茹）。人们一般的看法是：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宛如不共戴天之敌。作为南朝与北魏对抗的国际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在由高句丽、柔然、高昌、吐谷浑、南朝、百济、日本构成的对北魏的包围圈中，柔然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尽管这种看法很流行，然而在6世纪的北魏末期，情况却未必如此。根据后藤胜的考证，刚开始的时候，曾与北魏有着亲密关系的柔然可汗阿那瑰（520—552年在位）看上了安吐根的文书行政能力，因而将安吐根留在了草原的宫廷之中。其后经过了若干年到534年时，阿那瑰想趁北魏末期的混乱发动进攻，为了探听虚实便派遣安吐根作为柔然使者到了北魏。但这时安吐根又背叛了柔然，而将柔然计划进攻北魏的情报告诉了北魏的实权人物高欢。
534年末到535年初，北魏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柔然在外交上居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安吐根却没有靠拢与自己的根据地河西比较近的西魏，反而积极地与远方的东魏建立起了联系。从前一年开始安吐根已经与高欢搭上了关系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知道安吐根一定拥有十分完备的情报网，早就料到了北魏的实权终将落入高欢之手。安吐根之所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前一年能够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把柔然的国家机密告诉敌方，背后肯定有帮手，一定是存在着一个忠心耿耿的商人集团在幕后进行运作。果然不出安吐根所料，在北魏分裂之后，高欢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东魏的势力压倒了西魏。
从那以后，安吐根致力于推动柔然与东魏之间的和亲，并且于541年成功促使两国结亲。其后这种政治联姻多次交错重叠，与安吐根也都有关系。在这一时期，安吐根自己也曾多次与柔然的使节一起来到东魏，不仅熟练运用粟特语和汉语辅佐柔然的正使，成为了事实上的谈判主角，而且想必其间也一定充分发挥了他自己作为商胡的特长。估计他也可能会指挥自己手下的粟特人，把商品从柔然运往酒泉，并在河西地区、蒙古高原以及东魏所在的北中国东部这三大地区纵横驰骋，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做出这样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在青海建国的游牧国家吐谷浑从北魏时代开始，就一直起着促使北方的柔然与南方的南朝进行联合的桥梁作用。北魏分裂以后，吐谷浑鉴于与比邻的西魏、北周处于敌对关系，于是倾向于和远方的东魏、北齐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当时，往来于吐谷浑与东魏、北齐之间的使节以及商队所走的路线正如《北史·吐谷浑传》所说的“假道蠕蠕，频来东魏”，不得不依赖于往北绕行经由柔然的道路。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中，553年发生了一个事件。
说起553年，这一年正是高欢之子接受东魏的禅让而建立北齐王朝的三年之后，也是西魏终于从南朝梁那里夺取了四川，从而切断了吐谷浑与南朝联系的那一年。此外还是柔然终于进入灭亡期，代之而起的突厥开始在漠北称霸的时期。这时，肩负着吐谷浑的国家命运，被派往北齐的吐谷浑正式使节团兼商队一行，在顺利完成使命后回国的途中被西魏凉州刺史史宁的情报网打探到。于是，在凉州西边的赤泉这个地方，吐谷浑使节团遭遇了史宁的伏击。吐谷浑的高官仆射乞伏触扳（人名）与将军翟潘密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据记载当时被捕获的商品还有“杂彩丝绢以万计”（《周书·吐谷浑传》）。假定其中一匹绢按十万日元计算，总金额就会高达十亿日元，由此可以想见这批商品是多么贵重。
从北齐返回吐谷浑的使节团暨商队为了避开西魏的领土，计划先绕道北上，经由蒙古高原转道赴河西，然后从河西进入吐谷浑的根据地青海。为此，吐谷浑一行不得不尽量躲开西魏的耳目，企图在不被西魏发觉的情况下穿越河西走廊的某一地点，但最后还是不幸遇上了这场灾难。这一事件不仅是吐谷浑使节团及其商队的厄运，还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战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吐谷浑使节团暨商队中，还包括了粟特商人二百四十人。这一事实不仅给人带来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竟然如此活跃的强烈印象，据此我们还可以充分地了解到粟特商人介入外交领域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从名字来判断，将军翟潘密并不是吐谷浑人，而是粟特人。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史料，这个事例说明从很早开始，粟特商人和粟特武人已经是二位一体了。
中国王朝更替图（南北朝—隋唐时代）
话题再次回到安吐根。柔然，是一个位于连接东魏和河西之间，地处蒙古高原的国度。安吐根虽然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商业上都很活跃，然而上述事件之后，他似乎还是在柔然的宫廷里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最终归顺了东魏。回到东魏的安吐根受到长期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的高欢及其后继者的照顾，在东魏变为北齐的朝代更替之后，550年又获得了晋升。在北齐时代，西域商胡世家的安吐根深受武成帝、后主父子以及胡太后的宠幸，因为与专权跋扈的和士开形成尖锐对立而名留史册。
以安吐根、和士开为首，在掌握了山东、河北等丝绸产地的北齐聚集着很多粟特商人。他们越过北周，与西方建立起联系，并促使表示统治出现困难的代名词“齐俗”在后来蔓延开去。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状况，可以参见岩本笃志的相关研究。所谓“齐俗”，就是与中华的农本主义背道而驰的重商主义。虽然重商主义也可能变成贿赂横行的拜金主义，但是不应一概加以否定。我希望大家注意这种“齐俗”与玄奘、韦节等汉人视野中的粟特本土风俗的类似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这种前近代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力一旦与游牧骑射军团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出诸如突厥、隋、唐、回鹘等强大的帝国。
西魏的正式使节：安诺槃陀
还有一位有名的粟特人出现于外交领域，就是被称作“酒泉胡”的安诺槃陀。545年他受西魏掌握实权的宇文泰派遣，作为西魏正式的使节团团长前往突厥访问。此时，位于蒙古高原西方阿尔泰地区的突厥在长期忍受柔然的控制之后，终于开始出现独立势头。从《周书·突厥传》的记载来看，突厥非常欢迎西魏使节的访问，认为现在大国的使者前来访问，意味着突厥将由此兴盛起来。
酒泉的位置正处于西魏中心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中间地带，因此以酒泉为据点的粟特人被选拔为外交使节也很自然。然而据护雅夫推测，原因可能不光如此，或许还因为粟特人也已经进入了突厥方面。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此外也可以举出别的例证。譬如，由于安诺槃陀和前面提到的安吐根同属于酒泉的安氏，而且活跃的时期也相同，可以推断两者分别所属的两个安氏集团之间应当有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集团的情报网络交织在了一起，为了正确地观察和把握企图从柔然独立出来的突厥的政治形势，对任何事情都很敏感的安氏就首先对突厥以及西魏做了工作。由于远距离两地贸易受各地的政治形势影响很大，而且无论是当时的北部中国还是游牧民族，实际上都处在急剧变动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位于酒泉的两个安氏集团之间出于自我保护和寻求同盟的原因，可能就互相交换了自己拥有的情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虞弘墓发现带来的冲击
作为粟特人活跃于外交领域的事例，上面我们介绍了居住在酒泉、布哈拉的安氏集团中的两位人物。下面我还想举出一些酒泉以外的事例。
上溯至突厥兴起时代以前大约半个世纪，役属于柔然的突厥裔民族、高车的副伏罗部接到了一个来自柔然可汗豆仑的命令：与柔然一起向北魏发动进攻！对这一命令，副伏罗部的阿伏至罗表示反对，并上奏要求停止攻击北魏，然而却没有被接受。于是，阿伏至罗便率领手下的部众向西，在阿尔泰山脉与东部天山山脉之间宣布独立，建立了高车国。成为高车国王的阿伏至罗，在之后不久的490年，便将表示外交使节身份的“二箭”（两支箭）和书信交给“商胡越者”，并派遣其去了北魏的首都洛阳。为了申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阿伏至罗在信中写道：
北齐的粟特商人与骆驼 左边是粟特商人商谈的情景，右边是牵着运送丝绸等交易品的骆驼及马匹的粟特商人。北齐墓葬出土石刻，青州市博物馆藏
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将此事与以前列举的各种事例进行比较可知，上面提到的“商胡”应当就是指粟特商人。据吉田丰的研究，“越者”一词来自粟特语，乃是粟特语里经常使用的人名要素之一，即“奇迹”之意，那么“商胡越者”指粟特人可谓确定无疑。
历来，北朝隋唐史研究界的中华主义倾向十分强烈，不管什么都喜欢用“汉化”一词来作结论。然而虞弘墓的发现却给了北朝隋唐史学界以巨大的冲击。所以在最后，我还想再谈谈虞弘墓主人公的经历。
从1999年在山西省太原市发现的虞弘墓出土的墓志来看，虞弘的祖父曾是“鱼国领民酋长”，父亲从鱼国到茹茹（柔然）国以后，不仅担任了“莫贺去汾达官”这样一个官职，而且有着作为使节来到北魏的经历。据推测，出生于柔然的虞弘早在十三岁时就被任命为柔然的“莫贺弗”（官职名），并曾奉君命出使过波斯以及吐谷浑国，可能也参加过商队赴远方的贸易。其后，在成为“莫缘”（官职名），并作为柔然的使者被派往北齐的时候（554年前后），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而被北齐扣留。之后，先后效力于北齐、北周、隋这三个王朝。在北周时代，虞弘曾“领”山西的重要据点——并州、代州、介州的“三州乡团”，还有“检校萨保府”。这一方面，我在下一节还会将其当作粟特人在军事层面表现的一个证据而加以论述。此外，这里提到的“萨保＝萨宝”，乃是一个与粟特人有密切关联的术语，具体情况也将在后文详述。
虞弘墓的石棺 发现于中国的山西省太原市，给人们带来巨大冲击的粟特人墓。山西省博物馆藏
由于虞弘的“虞”字不包括在所谓粟特姓之中，加之其父亲和本人的出身都是鱼国，所以我们在断定他就是粟特人方面稍微有点踌躇。然而他的字“莫潘”是粟特语的Mākhfarn（月神的荣耀）之意，加之虞弘墓的构造以及墓中有以拜火教的拜火坛为代表的各种图案，倘若再把上述这些与2000年以后在西安接连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典型的粟特人墓葬进行对比的话，就可以知道，虞弘墓毫无疑问就是粟特人的墓葬。虞弘父子的经历与前述安吐根为首的安氏集团的人物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惊人的相似绝非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粟特人的动向。
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粟特语
如此看来，目前已经很容易推断出粟特语曾是中央欧亚东部的国际性语言。这一点也可以根据蒙古高原塔米尔河（鄂尔浑河支流）流域的布古特碑文，以及天山中部草原的昭苏县石人铭文来加以证明。这两件石刻都是突厥第一帝国[1]的正式纪功碑，这块纪念碑不仅是为了给突厥国内，更是为了让周边诸国前来的使者们也看到而于6世纪末前后建成的。不过碑文所用语言既不是汉语也不是突厥语，而是使用了粟特语。根据被称为鄂尔浑碑文的这些突厥碑文可以得知，在唐代7世纪末期复兴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官方语言是自己固有的突厥语（古突厥语之一种），而之前突厥第一帝国的官方语言却是外来的粟特语。对此，读者或许会感到意外。其实关于这一方面已经可以从《周书·突厥传》中的“其书字类胡”一语看出端倪。近年的布古特碑文、昭苏县石人铭文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一点。
布古特碑文 刻有纵书的粟特文。高245厘米，展示在蒙古国的车车尔勒格博物馆内。笔者摄
昭苏县石人铭文 位于天山的草原上。研究者们正在调查石像下部的粟特铭文。笔者摄
这一事实真实地说明了粟特人给予游牧国家的影响有多么大。护雅夫对汉籍史料以及石刻碑文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使我们大致弄清楚了以下史实。在突厥第一帝国，甚至形成了被称为“胡部”的粟特人聚落；以史蜀胡悉（人名）、安遂伽、安乌唤、康鞘利、康苏密等有名人物为首的“群胡”效力于突厥宫廷，他们给淳朴的突厥人传授以“奸智”（当然此语是汉人方面的用语）并使其仇视中原王朝。然而倘若换位思考的话，也可以说上述情况正表现出并且证明了这些粟特人对突厥起到很大作用，乃是突厥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好顾问。
从现存史料来看，第一次给中央欧亚的游牧民带来文字文化者，既不是在斯基泰的波斯人或者希腊人，也不是在匈奴的汉人，而是在突厥的粟特人。而且可以断定的是，即便是在突厥帝国以前的时代，即在突厥之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时代也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柔然在与南方中原的拓跋国家、青海地区的吐谷浑等鲜卑系统的诸王朝，以及西域诸国进行交涉时，也一定是以粟特人为中心，以粟特语为其国际交流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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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文相关论著中一般习惯将6世纪50年代至7世纪30年代的突厥汗国称为“突厥”或“突厥汗国”，将7世纪80年代重建的突厥汗国称作“后突厥”或“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政权”“突厥第二汗国”等。而本书作者以及日本学术界则一般将前者称为“突厥第一帝国”，将后者称作“突厥第二帝国”。此处按照作者的用语译作“突厥第一帝国”“突厥第二帝国”。以下同此，不再一一说明。
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军团
河西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凉州
在遍布中央欧亚的丝绸之路网络中，说起货真价实、真正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达东西南北方向的交通枢纽，则要数西边的索格底亚那和东边的河西地区。在河西走廊一带，作为粟特人聚落的重镇而知名者，迄今为止主要有酒泉（肃州），以及因池田温的研究而知名的敦煌（沙州）。在唐代的敦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有一个被叫作“从化乡”的聚落，该聚落也被称为“安城”，是一座东邻沙州的独立城镇。其户数约有三百户，居民不仅有安姓，还有很多康姓、石姓、曹姓、罗姓、何姓、米姓、贺姓、史姓等姓。但是，较之上述两地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在河西首屈一指曾被称作姑臧或武威的大城市凉州。
早在东汉初年，姑臧就作为一个繁荣的大市场而知名。据《后汉书》卷三十一《孔奋传》的记载，孔奋为避王莽之乱到了河西，经河西大将军窦融的推荐，孔奋成为姑臧的长官。关于当时的情况，有如下一段记载：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森安注：即成为县的长官）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
公元627年至628年赴印度求法的僧人玄奘曾穿过河西走廊，在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里亦评论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也就是说，凉州是河西最大的都会，并且与西域以及葱岭以西诸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人们的往来络绎不绝。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此外，唐代上至王公贵族和官僚，下到庶民百姓，举国上下每年最为热衷的岁时文化之一是正月十五前后的“元宵观灯”。宫殿、官府、商店以及各户各家都张灯结彩，连成一片的各色灯笼悬挂于各处，身着漂亮服装的男女彻夜唱歌跳舞，恋人们则高兴地玩起各种游戏。灯笼中有灯树、火树、山棚等各个种类。有的先在长竿上绑上很多横杆，然后悬挂成千上万的灯笼，有的是把无数的小灯笼组合成圆锥形，再组合成一个大灯笼，热闹非凡。这一传统后来也传到了日本，演变成为青森、弘前等地的“睡魔祭”、秋田的“竿灯祭”。在隋唐时代的中国，上层当政者允许这样一种通宵达旦的游乐十分罕见，因而其狂热以及热闹程度似乎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便与现在日本的“睡魔祭”“竿灯祭”以及仙台的“七夕祭”、神户的“光之回廊（Luminarie）”[1]等相比应该也毫不逊色。而当时，可以与长安、洛阳这些元宵观灯活动盛行的城市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个地方，一处是隋炀帝酷爱的南方的江都，也就是扬州（广陵），另一处就是河西的凉州。
在凉州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中，自北朝至整个隋唐时代，有关粟特人群居于此地或聚集于此的相关史料不少。前面提到的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就是其中之一，该信札涉及4世纪初期前二十五年间凉州粟特商人的情况，而到了4世纪末，由于在凉州的即序胡安据盗掘了前凉王张骏的墓葬，所以据说后凉王吕纂（第二代王）诛杀了安据的同党五十余家（参见《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这一记载就是布哈拉的粟特人安氏一族已经在凉州生根落户的一个有力证据。
进入5世纪，429年北魏世祖太武帝亲自率军远征蒙古高原，大败宿敌柔然大檀可汗率领的军队，俘获了数百万的俘虏、家畜以及车辆庐幕等，却因最后的犹豫未能彻底消灭逃亡中的大檀可汗。事后太武帝从了解柔然内情的“凉州贾胡”口中得知，当时如果不畏惧伏兵再继续进军两天的话，大檀可汗肯定逃不掉。据说太武帝听后跺脚懊悔不迭（参见《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等记载）。这也是一条关于以凉州为据点的粟特人在漠北拥有情报网的证据。
进而，439年（太延五年）统治河西的北凉被北魏征服。首都姑臧（凉州）陷落的时候，凉州居民三万余家被带往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在凉州的粟特商人也没有逃过这一命运。当时北魏之所以要灭掉北凉，理由之一就是北凉自己在财政上严重依赖粟特商人的商队贸易，同时却阻碍粟特商人自由往来于北魏。对于这一事件，代表粟特城邦国家联盟的粟特王曾向北魏派出使者，企图通过交涉赎回这些粟特商人。但经过十年以后，到452年前后，北魏皇帝才终于下诏批准了此事（参见《魏书》卷四上《世祖本纪》、卷九十九《沮渠牧犍传》、卷一〇二《西域传·粟特国》的记载）。在这里，赎回的“赎”就意味着并非无条件让其回国，应当是基于某种条件将这些粟特人从奴隶身份解放出来，以恢复自由身份之意。这些粟特商人被扣留都在十年以上，但粟特国家却并没有抛弃他们，而是一直在努力进行营救工作。在这一期间，粟特人是否在帮助和促进北魏加入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方面出力了呢？或者粟特人作为杰出的军事集团是否为北魏的远征等行动而效力了呢？这些都不得而知。在《魏书·西域传》里虽然没有见到公元452年以后来自索格底亚那的朝贡记事，然而在《魏书》的《本纪》中却记载了457年到479年间以粟特名义的四次朝贡以及468年到509年间以撒马尔罕为名义的十次朝贡。总之，通过上述史实足以说明，粟特商人向东方的发展绝非孤立的个人行为。
粟特聚落的领袖：萨宝
从北魏到隋代，作为一个集团，向东方发展的粟特人在汉语世界里定居以后，当时的政府给粟特聚落的领袖授予了一个叫作“萨宝”（此外也有“萨保”“萨甫”等表记）的官职名称，并允许其自治。
关于一直持续到唐代的称号“萨宝”一词的词源和意思，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一直在进行讨论。主要通过日本学者吉田丰、荒川正晴的研究，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获得了解决。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萨宝”译自源于巴克特里亚语的粟特语sartpaw一词，原来的意思是“商队首领”，由此又派生出了单纯的“领导者”之意。
（2）从北魏至隋代，“萨宝”指居住在汉人世界的粟特聚落的领袖，不论其是否为祆教徒。
（3）进入唐代以后，先前自治性质的聚落被整合进唐朝的州县制中，粟特人也和汉人一样成为户籍上登记在册的州县“百姓”。
（4）为此，自治的范围仅仅限于宗教方面，“萨宝”的意思变成了单指祆教徒集团的领导者，明确了并不是从一开始“萨宝”就有祆教徒的统领这样一种宗教的含义，同时还弄清楚了来到中国的祆教徒的大多数并不是波斯人，而是粟特人。
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铭 西安发现的粟特人史君墓石椁正面入口上方的石板上刻着铭文。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原则上每一个聚落只有一个萨宝，但是像凉州这样有很多粟特人居住的地方，聚落往往也不限于一个，同一座城市里也可能存在多个聚落萨宝，像安氏聚落的萨宝、康氏聚落的萨宝等。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只要有被任命的萨宝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粟特人的聚落。
正像后文所介绍的那样，通过汉籍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凉州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对唐朝的建立贡献了很多力量。他们的曾祖父叫安难陀，早在北魏时代就从布哈拉移民到凉州，其后世代担任凉州萨宝。如果按照一代三十年来推算的话，安难陀到北魏任凉州萨宝的时间当是6世纪前半期之事，也就是说，在5世纪中叶，在凉州的粟特人全部被北魏掠至首都平城这样一个大事件发生之后，或许是后来被释放的粟特人又回到了凉州，或许是凉州又迎来了新的粟特人移民，总之到了6世纪前半期，凉州的粟特人聚落又恢复到了需要设置萨宝的程度。
其后陆续也有其他史料证明萨宝的存在。根据武威出土的康阿达墓志的记载，效力于唐朝的康阿达的祖父康拔达居然曾接受过南朝梁的高官厚爵。这是因为北魏末期，东西两大势力激烈相争，在北朝中不存在抑制河西势力。另外，最近在西安刚刚出土的史君墓里有粟特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墓志铭。根据吉田丰的解读，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下述事实：一是在北周时代，粟特人史氏仍同样被任命为“凉州萨宝”；二是与汉语“凉州萨宝”对应的粟特语正是作“姑臧（Kacan）的首领（sartpaw）”一词。
粟特人的萨宝 安伽墓石棺床的石屏风上描绘着曾是萨宝的墓主的生活。浮雕贴金彩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2000年，西安出土了北周时代的安伽墓，这是一座有着包括金箔在内的艳丽彩色浮雕的粟特人墓葬。从该墓志中我们也获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即祖籍布哈拉的安伽之父出身凉州后来移居到关中，安伽是作为一名粟特人首领之子而成长起来的。其后安伽效力于北周，并成为位于长安东方的同州萨宝。从西魏宇文泰时期开始到北周中期为止，同州一直是一个军事中枢重地。关于同州与粟特人的关系，我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调查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文书时，我在一卷唐代粟特语佛教典籍上发现，该佛典卷轴的轴芯乃是用一支箭柄来代替的，而在该箭柄上用汉字写着制作地是同州。这一点恐怕绝非偶然。
围绕粟特人与唐朝建国的新说
隋朝末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率领约三万部队离开根据地太原，十一月进入了长安。次年，即618年，创建唐朝，改元武德。正是这一时期，出生于从曾祖父时就开始担任凉州萨宝、祖祖辈辈都是粟特人首领家庭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俩却对以河西为据点的李轨政权的兴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弟弟安修仁于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同其他胡人及汉人一起在凉州（武威）拥立了李轨政权。可是，安修仁部下粟特人聚落的兴盛状况却遭到了李轨的怀疑和猜忌。同一时期，哥哥安兴贵到长安投靠了刚成立的新王朝（唐朝）。得知这种情况，安兴贵遂上奏唐高祖李渊，表示愿意回凉州去劝说李轨归顺唐朝。高祖准奏。于是安氏兄弟俩便开始试图说服李轨。
然而，自己也是隋末群雄之一的李轨却拒绝向唐朝投降。于是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俩便率领以粟特人为首的胡人集团发动政变，拘捕了李轨，并于武德二年（619）将河西之地献给了唐朝。由此，凉州的安氏遂因对唐朝的这一杰出贡献，获得了唐朝功臣的身份。
由此可见，凉州的安氏一族不愧是出自于精明的粟特商人家系。他们恐怕是从一开始就以脚踩两只船的方式，分别在群雄身上押宝，以图确保自身的安全，类似的情况在其后还可以见到。安禄山作为养子加入安氏一族也是这样，他们也曾分别向唐朝和突厥送去了安氏一族的人员（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
最近，山下将司查明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弄清楚了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文馆词林》抄本残卷乃是抄自这个安修仁的墓志铭一事。山下将司同时明确指出，尽管安修仁一家从北魏到隋初数代一直担任凉州萨宝，但安修仁成为隋朝的武官以后，旋即把居住在凉州的粟特人等西方的胡人聚集在一起，组建成了一个乡兵集团亲自加以统率。隋末唐初时，安修仁之所以能与其兄一起把李轨当成傀儡来加以控制，正是因为在安修仁的背后有一个以乡兵形式组织起来的粟特人军团撑腰。山下进而举出了一些具体事例来展开自己的新说，他认为，从北朝到唐初不仅凉州的安氏一族，还有固原（原州）的史氏一族、太原的虞弘等事例，在这些事例中都是由粟特人来统率府兵制的军府，这些军府又都是以乡兵形式组织起来的粟特人作为中核的。
这一新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历来人们认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业活动方面表现突出，而这一学说超越了旧有的通行说法，首次将目光投向了在唐朝建国以及发展过程中，作为武官而活跃的粟特人以及在背后支撑他们的武人集团。其次，在讨论隋唐王朝的本质究竟是汉人王朝还是拓跋王朝时，府兵制通常是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山下的研究揭示了府兵制的一个方面其实是由粟特人来担当这一新的史实。这一点为我们研究其后安史之乱的性质等问题也提供了相关材料。因为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理解，府兵制乃是以鲜卑人为中核的“胡汉融合”的制度，但是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胡”里，竟然还包括所谓“五胡”之外的粟特人。
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曾对唐高祖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据此来看，安氏兄弟应当是拥有一支可以随意驱使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集团。李轨政权尽管是地方政权，但毕竟也是统治着整个河西地区的一个政权。而安氏之所以能够发动推翻李轨政权的政变，自然是因为拥有一支相应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隋书·百官志》说，在首都以外的地方，以诸胡二百户为基准，任命自治首领萨宝一人。因而，我这里推测的安氏武装的这一人数与《隋书·百官志》的记载似乎也并不矛盾。
从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墓志铭来看，安元寿十六岁进入秦王府，“玄武门之变”时以及之后突厥颉利可汗逼近长安的时候，他都一直活跃在李世民身边。据石见清裕、山下将司、福岛惠等人的研究来看，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有证据表明安元寿曾为之动用粟特人的兵力。因而，安元寿可谓是太宗即位的功臣之一。基于这一点，他本来可以因此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然而其后，他还是遵循父亲安兴贵的意思毅然辞官回到故乡凉州继承家业。所谓家业，山下将司认为就是指东西方贸易。而我以为不仅如此，安元寿应该是在从事交易商品的同时，还包括饲养及买卖作为机动运输力量的马匹。关于这一点，在《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的记述中就可以看见。由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安氏一族把持河西地区名马产地的情况。这里提到的李抱玉是一位武人宰相，其本名叫安重璋，历仕肃宗、代宗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大功，为了避开与安禄山同姓，757年由肃宗赐姓李，改名李抱玉。
通过上述史实，似乎可以容许我们推演出如下结论：粟特人不仅活跃于河西走廊到宁夏一带，而且还进入了从鄂尔多斯（黄河弯曲部分）到山西北部的农牧接壤地带，进而进入了天山地区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马匹，所以往往把马作为商品，从事着建立在马和骆驼的机动能力之上的东西方贸易；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武装集团，自身兼有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并且，这些武装集团不仅用于护卫他们自己组织的商队，同时也给他们看好的势力积极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帮助，以图谋共同的发展。这里所说的自己看好的势力，既可以是突厥游牧集团，也可以是汉人军阀，只要是在粟特人看起来有发展前途的一方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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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睡魔（Nebuta）祭”“竿灯祭”“七夕祭”号称为日本东北地区的三大夏祭（夏天的传统节日），每年旧历七月七日前后即公历8月上旬在东北地区各地举行，街巷到处都是各种彩车、各种各样的灯笼，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灯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分别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更是闻名全日本。其中主要在青森县的“睡魔祭”原名并没有汉字，叫作“Nebuta祭”，关于其起源也有多种说法，但其官方网页中文版将其称为“睡魔祭”，所以这里按照其官网译作“睡魔（Nebuta）祭”。另外，神户的“光之回廊”（Luminarie）起源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为了给神户市民以勇气和希望，神户市在市民以及各界的赞助支持下于同年12月上旬在神户举办了“光之回廊”灯节，自此以后每年12月上旬举办，2015年12月是第21届，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日本最负盛名的灯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