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国与突厥的兴亡
多民族国家：唐帝国
唐朝并非汉族王朝
位于欧亚大陆东部、以拥有悠久历史而自豪的中国曾是一个多语言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其统治者并非汉民族，而是异民族（即中文称之为“少数民族”的非汉民族）。人尽皆知的由异民族统治的例子有五胡十六国及北魏（鲜卑拓跋氏）、辽（契丹族）、西夏（党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等。而近年来，不仅承袭北魏的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甚至隋、唐王朝也被视为鲜卑国家或“拓跋国家”。后面这一观点，在学术方面与中国学者陈寅恪提倡的“关陇贵族集团”或“武川军阀集团”（下文简称为“关陇集团”），主张西魏、北周、隋、唐都是由关陇集团产生出来的王朝这一说法很相近。因而此说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恐怕也并非什么新奇的观点。
所谓“关陇集团”是指承担北魏国防重任的精锐部队：出身六镇，尤其是武川镇者（大多数是鲜卑族），在北魏分裂之后迁徙到关中盆地，并与当地的豪族联手组成胡汉融合的集团。无论是掌握西魏实权并开创了北周王朝的宇文氏，还是创建了隋朝的杨氏，抑或是建立了唐朝的李氏，其实都出自这一集团。但是，在历来标榜关陇集团的学说中，中华中心主义的色彩向来比较浓厚，大都是把北朝和隋唐的历史放在自秦汉以来中国史自身的框架里来加以解释。与此相对，我们则是从北亚史、中亚史甚至是中央欧亚史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段历史。因而在表现形式方面，我们会经常使用“鲜卑裔王朝”以及“拓跋国家”这样一些术语。站在这一立场来看，我们可以断言说，唐朝绝非狭义的汉民族国家。
尽管在本书的序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了所谓“汉化”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所以我还想在这里就此略事阐述。
在现代中国，除了作为主体的汉民族之外，正式得到承认的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然而，这其中并不包括今天中国境内截至唐代为止活跃的匈奴、鲜卑、氐、羌、羯、柔然、高车、突厥、铁勒、吐谷浑、葛逻禄、奚、契丹等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上述诸族已经融合进自秦汉时代为止就形成的狭义上的汉民族，从而形成了新的汉民族。因此，唐代的汉民族、汉文化与秦汉时代的汉民族、汉文化是不同的东西。可以说，将前者称之为唐民族、唐文化或许更为恰当。然而，谁都不将其称为唐民族而是叫作汉民族，这种用语的保守性往往会掩盖历史的真实。
把唐代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事，视为唐代是汉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并由此得出此一民族非但不歧视反而优待各少数民族的结论，这一主张本身就是典型的以上所言主义的想法。实际上，唐朝是以异民族，即接受了以汉语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民族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或者至少应该是由受到了异民族输血的汉民族即“唐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毫无抵触心理，只要有能力，不分出身地域等，一律平等地加以重用。唐代的世界主义、国际性、开放性，既来自唐朝国家的本质，即唐朝本来就是由汉民族与异民族混血、文化融汇所产生的能量而创建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朝是多民族国家，其世界主义、国际性以及开放性才会不断地受到促进与推动。在这一方面，唐朝与后来的蒙古帝国、现代的美国其实是相通的。
关陇集团与拓跋国家（北周、隋、唐）皇族世系图
在唐代，既有从东魏和西魏分立时代开始就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负担的突厥人，也有作为商人而活跃的粟特人和波斯人，还有像高仙芝、慧超那样的朝鲜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井真成那样的日本人，无一不是熟练地操着自身固有的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视情况不同还可能使用第三种语言。如果是仅仅把他们都可以说汉语这一点抽出来，就解释为他们都已经汉化了，或是解释为唐朝之所以接受这些异民族，是因为汉民族的度量大等，显然于史不尽然。这样的解释只不过属于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而已。
唐朝建国的中坚：鲜卑
那么，在创建唐帝国的过程中起到中坚作用的异民族（非汉民族）究竟是哪个民族呢？迄今首推的是来自北魏武川镇的鲜卑裔集团。所谓武川镇，乃是北魏在北方设置的边境军镇“六镇”之一。北魏是由原来居住在大兴安岭方向的游牧民族鲜卑进入中原以后建立起来的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和高车，北魏在自己北方边境地带设置了六个军镇，武川镇便是其中之一。武川镇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以北，在北魏的首都还设在平城（今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市）的时代，六镇的武将们作为肩负着国防重任的精英集团，享受到了相应的优厚待遇。然而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所谓的“汉化政策”，国家的中心南移之后，风向却发生了变化。正如吉冈真所揭示的那样，汉文史籍会为了将北魏描述成为一个汉人王朝而对史料有所粉饰。因此，我们对这个“汉化政策”不宜视之过高。不过，当时六镇将士的待遇急剧恶化却是事实，其结果是六镇将士的不满终于引发了从523年开始的“六镇之乱”。
由于这场混乱，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刚开始时东魏强盛，南下的六镇将士大多数到了东魏与山东贵族联手。与此相对，武川镇的少数派进入西魏，在关中盆地与统率乡兵集团的当地豪族联手。如此一来，在西魏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宇文泰为领袖的胡汉融合集团，即关陇集团。其后，以关陇集团为基础，北周的宇文氏、隋的杨氏、唐的李氏相继取得了政权（参照附图《关陇集团与拓跋国家（北周、隋、唐）皇族世系图》）。
显然，建立唐朝的功臣正是具有上述背景的这样一个鲜卑裔关陇集团。不过，根据石见清裕的研究，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匈奴与唐王朝的建立也有着很深的关系。当然以前也有人提到这一方面，譬如说关陇集团中的独孤氏是匈奴出身，又说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身长两米，是一个轮廓分明的美男子，所以身上可能有白人血统。而在所谓五胡之中，只有匈奴和羯具有白人血统的可能性大。不过，石见清裕在汉文史籍里又发现了新的史料。该史料说明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一直持续游牧生活的匈奴集团，其名字叫作费也头，而并不是作为胡汉融合集团的关陇集团。
杨坚（隋文帝）、杨广（隋炀帝）两代曾三度远征高句丽，三次远征的失败使得他们建设新国家的事业受到挫折，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炀帝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616年他到了江都扬州。江都扬州位于应炀帝的旨意所开凿的大运河的要冲，也是炀帝强烈憧憬的江南文化重镇。炀帝把自己圈在这里，过起了美酒加美女的日子。后来，唐玄宗也重蹈覆辙。当权者和大富豪们往往沉溺于美色，在这一方面，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一方面，全国的叛乱势力已经整合成了大约二十余家。其中，与杨氏同样出自关陇集团并被炀帝委以留守太原重任的李渊，被他三位能干的儿子推动，于617年七月起兵。在这一阶段，李渊父子还只不过是群雄之一而已。他们利用根据地位于山西太原（并州、晋阳）这一有利条件，直奔长安。由于隋炀帝十分重视大运河，所以多数时间都在洛阳或扬州。因此在首都大兴城（唐代的长安）中，隋文帝以来积累的大量财富和武器并未遭到隋末战乱的破坏，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李渊很轻易地将这些收入囊中，这一点乃是李渊一派超出其他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年十一月，李渊进入长安。当时长安城内只有炀帝的孙子，即十三岁的杨侑。于是，李渊形式上将杨侑奉为隋朝皇帝，自己为唐王，觊觎禅让的时机。到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扬州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同年五月，李渊成为唐朝第一代皇帝高祖，封其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这一年，即武德元年，唐朝建国。然而当时各地还有许多势力集团存在。陆续平定这些势力，大体上完成国内的统一则是五年以后。
鄂尔多斯地区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中枢部分乃是长安周围的关中盆地和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如果以此为中心来考虑唐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那么最重要的地区就是拥有太原和大同的山西北部、拥有灵州和夏州的鄂尔多斯，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与西域的关系则还有河西走廊。自不待言，山西北部、鄂尔多斯、河西走廊都属于农牧接壤地带。所幸李渊以太原为根据地，在取代隋王朝的时候，首先控制了鄂尔多斯，接着又控制了河西地区，在此基础上分兵两路乃至三路向关中进军夺取长安。这在战略上乃是最合理的策略。
石见清裕的研究精彩地证明了下述几个问题：（1）自六镇之乱以来，在鄂尔多斯拥有最大势力者，是一支仍然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惯的匈奴裔族群，叫作费也头。（2）其领地的战略重要性，导致了东魏和西魏围绕费也头展开了争夺。（3）李渊的祖父李虎早在还是西魏武将的时代，就已经与费也头建立了联系。（4）费也头的首领纥豆陵（纥头陵）氏与承袭西魏的北周王室宇文氏是姻亲关系，李渊之妻太穆皇后窦氏与纥豆陵氏及宇文氏也有血缘关系。因而，无论纥豆陵氏还是李氏，都对从宇文氏那里篡夺了帝位的杨氏的隋王朝抱有反感。（5）李渊自太原起兵，以夺取长安为目标，通过与自己有着婚姻关系且位于鄂尔多斯的费也头联手，首先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然后顺利进入长安，成功地建立了唐朝。
进而根据藤善真澄的研究，李渊起兵之际不仅在佛教界进行活动，将佛教徒的势力都拉进了自己的阵营，而且恐怕当时整个道教界也都对新政权充满了期待。的确，长期以来，隋朝营造大兴城、建筑新洛阳城、开凿大运河、修复长城、远征吐谷浑、远征高句丽等接连不断强制征用劳役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度疲惫。社会上怨声载道，这种情绪也一直延续到了隋末的内乱。
拓跋国家与突厥第一帝国[1]
关于创建唐朝的主角乃是鲜卑裔的汉人及匈奴的一支这一点，我想已经为大家所理解。然而，他们在创建这一中华帝国（即唐帝国）之际遇到的最大对手，却是承袭过去匈奴、鲜卑、柔然，雄踞于当时中央欧亚东部的游牧国家——突厥第一帝国（即东西两突厥，552—630）。可以说，如果不打倒这一强大势力的话，唐朝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如此灿烂辉煌的世界帝国。但是，我们在考虑唐朝与突厥的国际关系时，必须首先上溯至唐以前的一系列拓跋国家，诸如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王朝时期。
从突厥自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地区兴起的6世纪起，那时候正好也是东魏和西魏分别改名为北齐和北周的时期。这两个王朝名称的改换，意味着之前在名义上奉北魏皇族拓跋氏为皇帝，而实际上掌握实权的东魏高氏（高欢之子高洋）与西魏的宇文氏（宇文泰之子宇文觉），此时已经迫使拓跋氏让出了皇位。
虽说如此，在突厥灭掉柔然，独霸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世界以后，北周和北齐这两个分治北部中国的王朝却无力对抗突厥第一帝国，经常受到来自突厥的掣肘及欺压。据《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记载，自第三代木杆可汗以来——
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
就是说，突厥富强起来以后，开始有了凌驾于中华之上的意思。北周武帝（高祖宇文邕）虽然在迎娶木杆可汗之女的竞争中战胜了北齐，但由于与突厥的和亲，北周朝廷每年要给突厥赠送缯、絮、锦、彩等各种丝织品十万段。而且由于突厥人在京师（长安）受到各种优待，所以在长安终日锦衣玉食的突厥人数以千计。另一方面，北齐的人们也因为担心遭到突厥侵扰，所以也是倾其财富送给突厥人。
到了突厥第四代他钵可汗时，《周书·突厥传》中记载着他钵可汗的一句名言：“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即北齐和北周）孝顺，何忧无物邪？”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互相激烈竞争的北齐和北周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通过向突厥提供物资援助或缔结婚姻关系来获得突厥的欢心，同时，突厥也利用北齐和北周的这种对立关系，得以从北方来对南方进行操控。
上面引用他钵可汗这句话，是为了强调他对中原王朝的优越感以及傲慢态度，但不能将此单纯理解为突厥要通过掠夺、岁币等手段来满足极尽奢华的生活。实际上，对于以经济基础脆弱的游牧生活为主的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乃是旱灾、霜雪等自然灾害。以突厥第一帝国为首，其后的回鹘帝国[2]（东回鹘）以及后世的大元帝国（元朝），自然灾害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一大要因。一旦国家陷入由自然灾害及疫病等引起家畜大量死亡而带来的饥荒状态，倘若在南方能有一个可以随时援助自己的国家，那比什么都让人放心。
突厥的控制范围 在中华一侧政权分立之际，突厥有着辽阔的控制范围
进而还需要注意到，正如木杆可汗的女儿作为阿史那皇后嫁给了北周武帝所暗示的那样，在此之前突厥的南方政策偏向北周，但在572年他钵可汗即位以后，路线转向了北齐一方。根据最近平田阳一郎的研究，他钵可汗在即位以前被称作“地头可汗”，作为位于突厥东部的一个小可汗，他很早开始就与北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钵可汗对北齐第一代皇帝文宣帝（高洋）以下各代保护佛教的国策产生了共鸣，并接受北齐沙门惠琳的教化成为了一名佛教徒。公元574年北周武帝断然实行毁佛的措施，发起了被后世称为“三武一宗法难”之一的镇压佛教运动。577年，北周武帝又最终灭掉了北齐。在这种情况下，他钵可汗遂接来了高洋之子高绍义，将其奉为北齐皇帝，并大量接纳从北齐逃出来的官员，让他们组成流亡政权。同时他钵可汗还以复兴北齐为名义入侵北周。结果是，尽管率军亲征的北周武帝突然死亡，然而在578年进行的一连串战斗中，面对突厥和北齐流亡政权的联军，北周还是大体上占了上风。
突厥的东西分裂
可是在进入隋代以后，突厥与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则出现了逆转。公元581年，同一关陇集团的伙伴，同时也是北周皇族宇文氏的外戚杨坚夺取了政权。杨坚作为隋文帝即位以后，立即对突厥实施了巧妙的离间策略。到583年，终于成功地使得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如果连续计算世系的话，从第六代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于585年向隋朝的上表文中称“臣”开始，东突厥臣属于隋王朝。过去是北方的突厥随心所欲地操控南方分裂的中原王朝，现在则变成了再度统一了北部中国的隋朝开始操控北方分裂的突厥。
突厥第一帝国王族世系图
东西分裂以后，突厥越来越陷入动荡之中，不仅分为东西两部，而且在进一步细分下去。而另一方面，隋朝则于589年灭掉南朝陈，再度统一了整个中国，变得越发强大起来。到604年，隋炀帝取代文帝执掌政权以后，炀帝时代也维持了这种隋朝占优势地位的形势。尤其是在隋朝下嫁安义公主等怀柔政策的安抚下，东突厥的突利可汗先迁往漠南自立，接着又因受到漠北都蓝可汗和达头可汗的攻击而逃往隋朝本土之内，然后陷入辗转迁徙的困境：先从山西北部到鄂尔多斯北部，继而又到鄂尔多斯南部，最终还是以隋朝作为后盾，才作为东突厥可汗得以东山再起。在此期间，599年，隋文帝将来到隋朝的突利可汗重新册立为启民可汗，并继已经去世的安义公主之后，又将义城公主（别名义成公主）下嫁给启民可汗；而另一方面，隋炀帝则在即位三年以后的607年修复了万里长城。由此来看，炀帝似乎并不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东突厥，而是仍然将其作为一个潜在的威胁。炀帝之所以对此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远征高句丽（612—614）导致隋朝灭亡。一定也是因为看到了下述这一点，即据有朝鲜半岛北部至满洲地区的高句丽与蒙古高原的东突厥直接相连。
615年，炀帝前往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之南的汾阳宫避暑。进入8月以后，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率军南侵至大同盆地西部。炀帝遂率军北上抵达位于太原北方，相当于大同盆地出入口的要冲雁门附近，与始毕可汗对峙。不料，炀帝在这里却陷入了突厥的包围圈中。在此前一年，受始毕可汗宠爱的粟特人史蜀胡悉所率领的一支人马，不幸中了隋朝名臣裴矩（负责北方和西方）的计谋，被引诱到从雁门往北，越过山岭的大同盆地西南端的马邑（朔州），在设在马邑的互市场（临时设置的官方贸易中心）被全部杀害。始毕可汗的这次进攻恐怕就是为了报复这一事件。隋朝方面急忙下令附近诸郡出兵救援，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小将李世民等人率军火速赶到，最后突厥才终于解除包围圈并撤走了军队。
始毕可汗在成为突厥第一帝国的第十二代可汗以后，最初按照父亲的路线，对隋朝执臣子之礼，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形势再次出现逆转。关于始毕可汗时期的情况，甚至汉文史籍中也高度评价其超越以往，励精图治，致力于复兴的事迹。《通典》卷一九七《边防》评论其治世为：“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
另一方面，在因远征高句丽失败而疲惫不堪的中华大地上，叛乱此起彼伏，陷入了比东汉末年还严重的分裂局面。隋末中国各地群雄，诸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纷纷僭称为帝，然而同时又都对突厥“北面称臣，受其可汗号”。当时突厥国内已经对小可汗整理完毕，始毕可汗成为唯一的最高可汗即大可汗。于是，始毕可汗给中国国内的群雄也授予小可汗的称号，允许其分别统治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里，突厥再次恢复了凌驾于中华之上的态势。始毕可汗对南方的军阀集团任命小可汗一事，或许就是因为突厥看清了其后形势而下的一步棋，做出的一个布局。
隋末与唐初的群雄割据图 远征高句丽失败以后，群雄在各地兴起并称霸一方
另外，在隋末这一时期，射匮可汗领导的西突厥也脱离了隋朝的影响，开始控制以新疆地区为中心的中亚。618年，即到了与唐朝建国同时的射匮可汗之弟统叶护可汗即位的时代以后，西突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换句话说，在唐朝草创时期的最初十余年间，尽管东西两突厥都对唐朝形成了很大压力，但实际上因为西突厥在远离中国本土的中亚，因此与唐朝密切相关、影响中国史后续发展的动向者主要是东突厥。
突厥在唐朝草创时期的优势地位
在隋末叛乱中，炀帝及其一族被杀之后，炀帝的遗孀萧皇后与杨氏子孙中唯一幸存的婴儿杨正道（杨政道），一起落入了窦建德手中。窦建德之妻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于是便让炀帝的后妃以及嫔、美人等后宫女子全部出家，置于丈夫不易伸手之处。
另一方面，曾嫁给启民可汗的义城公主遵从突厥的“收继婚（levirate）”这一游牧民族互相扶持的婚俗，先嫁给了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接着又嫁给处罗可汗，继而又嫁给了其弟颉利可汗。义城公主毕竟出自隋朝皇室，自然极力想帮助炀帝的皇后及其子孙。于是经过她对丈夫处罗可汗及颉利可汗的活动，终于在619年到620年间的某个时期，萧皇后和杨正道来到了突厥宫廷。
607年炀帝访问位于漠南的启民可汗的牙帐（帐篷群中的主要帐篷）时，有一个有名的插曲。当时，炀帝让西域出身的杰出建筑家宇文恺设计制造了一座叫“观风行殿”的回转式行宫，以及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型帐篷，突厥朝野惊叹不已。义城公主和萧皇后就是从那时相识的老熟人。两个人的立场，不用说，都是图谋让隋王朝复活。于是，突厥以杨正道来突厥宫廷为契机，将其立为隋王，并召集以前来到突厥的隋朝旧臣还有百姓等约一万人，成立了隋朝的流亡政府。
在始毕可汗最盛时期，或许突厥的牙帐又返回到了漠北。但即便如此，与6世纪后半期相比，漠南的重要性却明显增大。迎接萧皇后和杨正道，设置流亡政权的地方都是过去启民可汗曾经设置过牙帐的漠南的定襄。定襄不仅是漠南屈指可数的优良牧区，甚至也可以从事农耕。定襄此地，在北魏时代叫作盛乐，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与其南方的和林格尔之间。在以定襄和其西边的云中为中心的内蒙古中西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横贯其中央，山脉南北两侧都是辽阔的牧区。尤其是其南侧的黄河弯曲部分，在其北岸以及东西带状横贯其间的低洼地带被称为白道川（这里的“川”并非河川之意，而是沿河草原的意思），其中包含着大片适合农耕的肥沃绿地。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为夺取长安，于617年在太原起兵。在此之前他们也和隋末群雄一样，向突厥示好并得到突厥的承认以及支援。当时，突厥向李渊方面提供了由战马一千匹和骑兵两千人（一说为骑兵五百人及两千匹战马）构成的有监视性质的援军。根据现存汉籍史料的记载来看，向天下公开宣示自己在突厥大可汗之下，且被突厥授予小可汗称号的只有前述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人，李渊并未包括在其中。然而若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此事恐怕不大可能。众所周知，在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的时代曾大规模篡改历史记载，只要是对唐王朝或者是对李世民不利或不太好的记载统统被抹掉了。李渊被突厥授予小可汗称号的相关记载，恐怕也是在这一时期被删除掉了。俗话说“藏头露尾”，即使这样，在汉籍史料里也随处都可见到唐朝在这一时期曾臣服于突厥这一事实。
在这里，我还想稍微谈谈机敏的粟特人。公元617年四月，薛举政权成立于陇西一带，同年十一月李渊占领了长安。在这前后，原州（固原）的粟特人史索严、史诃耽率领的史氏集团决定投靠李渊，从而形成了两面夹击位于长安和固原之间的薛举之势。因此对唐朝来说，与前章提及的凉州安兴贵一族同样，固原史氏的功劳也很大，因此唐朝答应以后会保证固原史氏的繁荣。固原可谓是一处交通枢纽，其南边可通长安，西边从凉州通到河西一带，北边直接连接灵州。隔着鄂尔多斯，往东可与山西北部，往北也可以与蒙古高原相连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史氏一族与突厥也有关系的证据。不过，倘若从固原与突厥的根据地之间地理位置的关系来看的话，说史氏不曾和突厥有联系，反而会感到不自然。
618年，李渊作为唐朝皇帝在长安即位时，唐王朝还是臣属于突厥的国家，这样说其实毫不夸张。李唐王朝当时只不过是想取代隋王朝的群雄之一，其周围还有很多的敌人。无论是唐朝获胜，还是其他僭称皇帝的群雄取胜，对于想要成为中国霸主的人来说，倘若不能完全解决和消除来自突厥的威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及安宁。
就在这种两重甚至三重交织的相争之中，619年，唐朝陷入了一个危机。刘武周在太原北方大同盆地西部的马邑崭露头角，企图占领唐朝创业之地太原。唐朝迫不得已迎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次年。617年唐朝起兵时，突厥虽然援助了唐，但是619年却站在了之前授予定杨可汗这一小可汗称号的刘武周一边。具体情况不明，总之面对突厥和刘武周的联手，唐朝实际上面对着的是建国以后的最大危机。
但是，情况后来却又发生了变化。似乎是处罗可汗考虑到有必要帮助隋炀帝的孙子杨正道及其势力建立起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于是打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报答过去隋朝曾经帮助过自己父亲之恩，转而讨伐反叛隋朝的刘武周。在这一转变的背后，估计是其妻义城公主的意向起了作用。于是，处罗可汗声称，以杨正道为首的隋朝流亡政府应该建立在中原地区之内。于是，处罗可汗与唐朝方面联起手来，并派遣弟弟步利设率两千骑兵讨伐刘武周。而唐朝方面为了表示胜利前夕的慰劳和谢意，则默认了突厥人掠夺太原城内的妇孺这一行为。这场危机的结果是唐朝和突厥联军获胜。公元620年四月，战败的刘武周在从太原返回马邑途中被突厥所杀。
这样一来，处罗可汗取得了马邑，既可以调剂粮食及马草，又可以作为入侵中原的基地。于是，处罗可汗决定这次要和唐朝翻脸，并为此制订了分兵几路进攻长安的计划。但是，由于处罗可汗即位仅仅一年多就突然死去，所以这个与唐朝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 * *
注释
[1]参照本书第二章相关译注，中文论著里通常说的“突厥汗国”（552—630），日本学术界一般将此称为“突厥第一帝国”，其后7世纪80年代重建的“后突厥汗国”则被称作“突厥第二帝国”。中译文按照原著译出，以下同此，不再另作说明。
[2]日本学术界一般将东回鹘即“回鹘汗国”（744—840）称为“回鹘帝国”。中译文从原著表述。以下同此，不再另作说明。
太宗击败突厥
玄武门之变后的太宗即位
唐朝建国以后，与其对抗的势力集团中最强大的要数陇西的薛举、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河北的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等势力。而先后将上述这些强敌一一击破消灭的人，并非唐高祖李渊的长子皇太子李建成，而是从年轻时就以勇猛而闻名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李世民非常活跃，宫廷中对他的评价极高，再加上他在社会上的声望日益上升，这些都使得皇太子李建成焦躁不安。另一方面，四弟齐王李元吉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在资质等各方面都赶不上兄长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很自然地与李元吉携手，从而形成了李建成联合李元吉对抗李世民这一基本态势。
于是，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清晨，在长安城北门玄武门，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发生火拼，一举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随后，李世民从父亲李渊手中夺过实权，先是当了皇太子，然后在两个月以后就作为太宗登上皇位，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在现存的史书中，玄武门之变被写成太宗李世民面对人格卑劣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陷害而做出的正当防卫。然而这些似乎并不是事实，而是太宗即位以后迫使当时的史家捏造出来的东西。
毫无疑问，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夺战。不仅如此，作为背景来说，似乎还应该考虑到以下几点。早在武德六年（623）的时候，隋末唐初的势力多数都已经被镇压，剩下的大敌只是北方的突厥，以及凭借突厥之威生存的夏州（鄂尔多斯南部）梁师都和朔州（大同盆地西部的马邑）苑君璋的势力。据石见清裕的研究，在武德后半期，唐朝的问题已经由国内问题转移到了以突厥为对手的国际问题。而且，围绕对突厥的政策，高祖李渊、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三者之间出现了基于种种想法和意图的路线上的对立。
据山下将司的研究来看，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为了与突厥全面对决，武德八年（625）四月，唐王朝再度设置了在武德六年被废止的关中十二军，其统帅（十二名将军）清一色都是高祖李渊的人（第二章提及的粟特武将安修仁也在其中）。也就是说，在镇压群雄时建立了显著功勋的李世民一派（即山东集团）完全被排除在外。
武德七年（624）秋，面对突厥方面颉利可汗、突利可汗的入侵，李世民果断出击获得成功，并与突利可汗成为结义兄弟，为以后实施离间策略提前做了准备。但是，在整个武德八年他却一次也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与此同时，高祖派遣的唐军惨败于突厥。
关于对突厥的政策方面。李世民既反对“迁都论”这种软弱的路线，又反对全面对决的强硬做法，主张应该设法让突厥内部分裂。可是他担心，倘若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的话，国内将会再次回到隋末那样的混乱状态。对此抱有强烈危机感的李世民为了不再被高祖和皇太子日益疏远并架空，终于发动了这场政变。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在国际方面来看，这一年的紧张感都达到了巅峰。当然，李世民之所以决心发动政变，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以房玄龄为首的山东集团的强力支持。取得胜利以后的李世民旋即解散了关中十二军。从此以后，唐朝的建国功臣就不再是跟随李渊在太原起兵的人，而是变成了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了李世民的这部分人。
唐朝的优势地位与东突厥的内附
据汉籍史料记载，看到玄武门之变以后唐朝的不安定状况后，突厥的颉利可汗不失时机，与突利可汗一起率领号称百万的突厥大军长驱直入入侵中原，兵临长安之北。匆忙即位的唐太宗并没有派遣武将，而是一马当先亲自前往迎敌，在渭水之侧的便桥边与突厥大军对峙。颉利可汗被太宗以单骑来到敌营前的胆略和气魄折服，遂请和并撤走了大军。
这一记述也是后来唐太宗为了美化自己而让修史者重新改写的，虽然其中有很多粉饰成分，然而其提到的突厥撤兵一事却是事实。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件工作，由此，形势开始有利于唐朝。随后，李世民又击败了从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地区建有梁国且与突厥和契丹等都有勾结的梁师都，从而最终平定了除突厥之外国内所有的势力。这是公元628年之事。
在此之前，从武德末年到贞观初年（626—627），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发生了一场叛乱——突厥治下，同属突厥裔的回纥、拔也古、同罗、仆骨等九姓铁勒的叛乱，其中也有同属铁勒的薛延陀一部。薛延陀的主部以前迁徙到准噶尔附近，在西突厥统治之下，而现在该主部又回到了蒙古高原，并与先前留下的一部合流。这样一来，统合起来的薛延陀与九姓铁勒形成了强大的反突厥势力，薛延陀的统领者夷男成为可汗。
太宗于是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前往薛延陀，在不让突厥察觉的情况下秘密穿过小路，把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的文书以及印绶仪仗旗帜等物送到了夷男处，促使了薛延陀整合漠北的铁勒诸部，并形成从南北夹击当时以漠南为据点的突厥颉利可汗的态势，此乃629年之事。恰好在这个时候，突厥又因连年的大雪而遭遇了饥荒。加之颉利可汗对粟特人的优待政策以及因横征暴敛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在国内蔓延，东突厥形势十分危急，一触即溃。
在唐太宗治世的贞观初年，颉利可汗的牙帐设在定襄，义城公主的牙帐好像也在定襄的西邻，即汉代的云中城。629年十二月，之前太宗开展的离间突厥的策略收到效果。突厥东面的小可汗，即以东部蒙古为据点的突利可汗与领有鄂尔多斯的郁射设，率领九俟斤等部落族长来降。旋即，在次年正月，唐朝名将李靖便率军在定襄击破了突厥和隋朝流亡政权的联军，在将俘获的萧皇后和杨正道往长安护送的同时，继续追击与颉利可汗一起逃往阴山方向的义城公主，并成功地追击并杀掉了义城公主。与此同时，唐朝不仅赦免了萧皇后和杨正道，甚至也宽恕了颉利可汗，而且对其大加优待。这样看来，唐朝唯独对义城公主是个例外——没有将她送往长安，而是就地处死。在唐朝方面看来，义城公主乃是突厥对唐朝采取一系列敌对行动的元凶，为此，必须彻底除掉这个抱有复隋野心的女人。
如何对待突厥遗民
这样一来，在唐朝建立十年以后，到630年（贞观四年），唐王朝终于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消灭了国内的各路势力、隋朝流亡政权，尤其是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对手东突厥。灭亡后的东突厥遗民中有一部分被漠北的薛延陀和九姓铁勒吸收，还有一些投奔了天山地区的西突厥，不过大部分还是投降了唐朝。唐朝遂将这些近百万人的东突厥遗民安置到了国内的农牧接壤地带。这样一来，截止到突厥遗民复兴并建立突厥第二帝国的大约半个世纪，突厥问题变成了唐朝的国内问题。
另外，当时唐王朝对来到长安的突厥首领都授予了不同阶品的唐朝官职，将其纳入了唐朝官员系列。这些突厥首领当中，位列五品以上者居然超过一百人，非常之不寻常。不过，倘若联想到唐朝这样做，其实是承袭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建立拓跋国家的普遍性传统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优待异民族或其他部族的王公贵族，而且对这些人要比对自己民族或部族集团的民众还要好。在保留着浓郁北族习俗的唐王朝的方针政策中，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倾向。或许这正是唐帝国被誉为开放、国际化的本质所在吧。
关于如何对待投靠唐朝的突厥人，朝廷中大致有三种意见：
（1）将其分散到唐朝本土之内的纯农业区域，使其成为农耕民。
（2）让其继续作为游牧民居住在鄂尔多斯和长城附近的农牧接壤地带，成为防御北方新近兴起的游牧民势力的挡风墙。
（3）让他们回到故乡内蒙古草原地带，继续过以前的游牧生活。
对于不断内徙而来的突厥遗民，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唐朝首先在从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这一区域设置了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羁縻州（详见后述），分别将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和康苏密以都督的身份安置了下来。所谓“都督”虽是军政长官，在这里也同时兼任民政长官。
后来上述讨论终于有了结论，太宗正式决定采用第二种对策。于是，加上之前的临时措施，又陆续增加并重新整合调整的结果是，设置了顺州、祐州、化州和长州四州，任命为唐朝建国出了大力的匈奴裔费也头首领之子窦静为宁朔大使，总揽四州之事。据石见清裕的意见，内蒙古大草原地带在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代一直曾是东突厥根据地，现在成为唐朝新领土，一定还残留了不少突厥遗民。对此，作为自治机构，唐朝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
康苏密是粟特人的首领，与突厥迁徙过来的移民同时投降了唐朝，被任命为北安州都督。在五州领导人中也有粟特人，这说明在突厥遗民中亦混有不少粟特人，或者是粟特裔突厥人。
这里我初次使用了“粟特裔突厥人”这一用语。如果在此对其加以定义的话，那就是指下述一类人：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突厥人与粟特人的混血，或者父母虽然都是粟特人，但本人是在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游牧国家或游牧地区成长起来，从而在文化方面已经突厥化的粟特人。但是根据情况不同，这一概念有时也比较暧昧，比如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有着粟特姓的突厥人，其代表便是后一章将叙述到的六州胡和康待宾之乱，以及成为安史之乱核心主导者的粟特裔突厥人。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论述了粟特人兼有商人和武人双重角色这一问题。而由于粟特裔突厥人接受了突厥系统的游牧文化，所以肯定也能培育并锻炼其养马的技术以及作为骑士的技能。
在我看来，唐朝真正建国并非618年，而是打倒突厥的630年。只有彻底击倒自己的宿敌，或者说击倒像主子一样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突厥帝国，并且将突厥遗民安置稳妥时，太宗才可以做到高枕无忧。
册立旧王族阿史那思摩
到了639年，或许是突厥投降过来的遗民逐渐恢复了势力，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在这一年拥戴突利之子发动了叛乱。太宗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在政策的判断上出了问题，于是决定将对待突厥战败移民的政策转变为前述第三种。具体做法是，给对唐朝表示忠实服从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赐姓李，将其册立为新可汗，并让其于639年率领“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北渡黄河，在内蒙古定襄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因为发布的诏书中说：“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所以，包括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在内，在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的突厥遗民应该是迁徙回到了他们的北方故地。
根据石见清裕的看法，由于在“其旧部”已经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所以这次新可汗率领的突厥遗民实际上是与东突厥灭亡后留在当地的突厥遗民大会师。此时，强大的突厥势力在这里得以恢复也不奇怪，换言之，此即突厥在漠南的复兴。但是，630年以后薛延陀取代东突厥，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壮大，并且得到唐朝的认可而君临铁勒诸部，对他们来说，唐朝现在的这种做法却是难以接受的。在册立阿史那思摩为新可汗的背后，实际上是唐朝已经开始感到了来自薛延陀的威胁，因而这一措施里也包含着唐朝打算收拾薛延陀的企图。
对此，薛延陀可汗夷男于641年让其子率领铁勒诸部，向漠南的新突厥势力集团发动了攻击。此事由于唐军的出动，战争以两者不分胜负而告终。不过由此却可以看出，阿史那思摩似乎缺乏唐朝所期待的统治能力——他既抵挡不住来自薛延陀的攻击，也驾驭不了在其下膨胀起来的新突厥集团。所以643年内部一发生叛乱，阿史那思摩便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逃回了鄂尔多斯。带着一直跟随自己的直属部众，以及四年前从鄂尔多斯移民而来的部族之一，暂时借住于胜州、夏州之间。其后，他率领部众跟随太宗远征高句丽，结果在战场上负伤，回到长安以后死去。
唐朝的全盛期
天可汗称号
630年东突厥灭亡，草原游牧地带诸族的君长便给唐太宗奉上“天可汗”的称号。历来，大多数概论性书籍都注目于此，并认为这一点显示了太宗除了作为农耕世界中国的天子（皇帝）之外，同时也被尊奉为北方以及西北方草原世界的天子，即“大可汗”的证据，表现出唐帝国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单方面的过度评价。
根据突厥第二帝国的鄂尔浑碑文，以及回鹘帝国的希内乌苏碑文等古代突厥语史料来看，中央欧亚东部的突厥裔诸民族把唐王朝以及唐帝国称作“桃花石（Tabγač）”。这个所谓“桃花石”并非源自“唐家子”（桑原骘藏说），而是如白鸟库吉和伯希和所主张的那样，其本来是由“拓跋＝桃花石（Tabγač）”这一名称讹变而来的。确切地来说，“拓”（第一音节）的语尾的“-γ”与“跋”（第二音节）的语头的“b-”这一辅音发生了置换，属于语言学上所说的音位变换现象。也就是说，同时代最强大的北方邻居突厥裔诸民族把唐朝视为“桃花石（Taγbač）”。从这一事实来看，认为唐朝并非汉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这一中央欧亚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无疑获得了更确凿的支持。
在北方草原的突厥—蒙古裔游牧民看来，从北魏到隋唐的拓跋国家的天子就是北方的“桃花石（Taγbač）可汗”，也就是“桃花石（Taγbač国家的）可汗”。从出身来说，唐太宗继承了这种北族王者的血统。被这样的“桃花石可汗”领导的唐帝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制服了包括突厥和铁勒在内的整个突厥世界。因此草原世界的诸君长想在已存在的小可汗之上，再拥立一位大可汗，并将其尊奉为“天可汗”，是非常自然的。
从昭陵看北族的影响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下，一批学者进行了有关丝绸之路的调查。2005年9月6日，我作为调查团的团长，站在了唐太宗与其皇后长孙氏合葬的昭陵上。昭陵位于西安西北约六十公里处，车程约两个小时。昭陵是借着九嵕山这样一个自然山体来建造的，非常巨大，是人工修建的秦始皇陵以及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无法相比的。昭陵本来是太宗为先一步故去的长孙皇后而下令建造的，后来太宗自己也葬在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