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网络的变质
唐朝、安史势力、回鹘的粟特人
唐帝国之内的兴胡
根据荒川正晴的研究，在中国从北朝到隋再到唐初的粟特人，太宗、高宗时代西域发展期以降的粟特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有很大变化。具体体现在“萨宝”（萨保）这一官职称号的内容变化，以及进入唐代以后唐朝以“百姓”（在籍贯所在地登录户籍）、“行客”（在籍贯所在地以外的居住地州县登录户籍）等形式在全国推行户籍管理政策时，对粟特人特别设置的除“百姓”及“行客”之外的“兴胡”这一分类。
在此之前，粟特人不管在中国内地人口如何众多，如何形成了众多的殖民聚落（包括城市内的聚居地），他们始终是“外国人”。然而当唐帝国进入西域后，首先征服了麹氏高昌国并将其作为直辖地，接着又设置安西都护府，把整个西域东部纳入羁縻统治体制之中，继而羁縻统治的网络又越过帕米尔高原扩大至西突厥斯坦。公元658年，唐朝设置康居都督府，于是索格底亚那诸国在名义上成为了唐帝国统治下的地区。
同样设置了羁縻都督府的地区还有很多，然而因为索格底亚那是粟特商人的故乡，所以只有这片区域比较特别。也就是说，对于之前粟特商人在整个丝绸之路东部构筑起来的商业信息网络，唐朝并没有加以摧毁，而是积极地吸收进来。为此，唐朝对于从已经成为羁縻州的索格底亚那新来的粟特商人，不再是按照外国人，而是作为“兴胡”来特殊对待。而且，对于以前就进入中国内地的粟特人也采取了新的政策，将其作为内地人（唐人，非汉人），使其分属于“百姓”或“行客”，同时让其保持从事商业活动的余地，让粟特人与“兴胡”对接，促使粟特人继续从事构筑丝绸之路网络的活动。在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大发展过程中，历来都是以吸收商人为前提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唐帝国也是同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分别属于“百姓”“行客”或者“兴胡”之一的粟特商人在唐帝国国内移动时，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许可证——中央乃至州一级发放的“过所”，或者是州县一级发放的“公验”。与以前比较，粟特人的自由度似乎有些减少，然而反过来看也有有利之处——如果携带“过所”或“公验”的话，那么在旅途上就会享受到各种来自官方的服务。
如此一来，对被允许活跃于唐帝国内部的一部分粟特人来说，就不仅像在之前所见到的那样在唐朝只拥有某种程度的军事力量。而且当这部分粟特人一旦与突厥第一帝国灭亡后南下的粟特裔突厥人建立起联系，尤其是当他们与同罗、突厥等突厥系统的游牧民，以及奚、契丹等蒙古系统的游牧民势力联合起来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驱动其传统的经济信息网络的力量来追求自己的独立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安史之乱。
牟羽可汗的政策与粟特人
从东回鹘的角度来看，介入安史之乱绝不是单纯的援助和救援。通过本书前面的各个章节，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央欧亚史的大潮流和粟特人的动向。根据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磨延啜可汗和牟羽可汗两位可汗基于情报——由治下的粟特人以及粟特裔突厥人所构筑的遍布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情报网络所搜集到的情报，并且在与身边的粟特政商以及粟特裔武将进行协商的基础上，抱着明确的目标，这两位回鹘可汗积极地参与安史之乱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玄宗从长安出发到蜀地“蒙尘”是756年六月之事。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同年九月，肃宗向回鹘的磨延啜可汗处派去了请求支援的使节团。求援使团到达漠北鄂尔浑河畔的回鹘大帐，见到磨延啜可汗恐怕是十月之事。而且很快，在下个月到下下个月之间，回鹘部队就与唐朝的郭子仪部队会师，击败了安史势力的阿史那从礼的部队，给当时的鄂尔多斯带来了平安。
那种认为“回鹘臣属于唐朝，所以支援唐朝乃理所当然的义务”是中华中心主义的看法，对此美国学者L.W.莫吉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学者A.K.卡马洛夫等人已进行过反驳。他们认为：正因为站在安史势力一边的前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纠集了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逃亡到唐朝的突厥人以及粟特裔突厥集团，所以回鹘才采取了支援唐朝的对抗措施。倘若仅就磨延啜时代而言，可以说，当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回鹘要阻止前突厥势力的复活。但是，正如前文已经反复讨论过的那样，进入牟羽可汗的时代以后，回鹘则明显是为了与史朝义势力联手推翻唐王朝才侵入中国内地。因此，倘若从整个时代来看，前述观点显然就陷入一种简单的结果论了。
不能忘记的是，在安史之乱平息的763年八月，唐朝的仆固怀恩发动的叛乱刚一爆发，牟羽可汗就与中央欧亚迅速崛起的吐蕃王国联手，打算帮助自己的岳父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是突厥武将，出身于仆骨（仆固）部，该部与回鹘同属九姓铁勒。据说，仆固怀恩的叛乱势力包括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在内，人数达二十多万。可是，在仆固怀恩病死以后，回鹘遂与吐蕃决裂，再度倒向唐朝。
其后，牟羽可汗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想法。778年，牟羽可汗让堂兄顿莫贺达干入侵太原地区，不仅获得了数万头羊及马匹，还在次年策划正式征服中国。779年五月，唐代宗去世，唐德宗刚刚即位，牟羽可汗接受了身边的粟特人的意见，计划以举国之力南下入侵唐朝。
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的话，唐朝很可能会就此灭亡。然而，牟羽可汗的这一宏图却因顿莫贺达干等人的政变而受挫，牟羽可汗与身边的粟特人共计约两千人在政变中被杀。也就是说，牟羽可汗的一系列“革新”政策，即允许摩尼教正式在回鹘传播、自己也改信摩尼教、十分优待与摩尼教徒表里一体的粟特人等政策，并没有得到回鹘国人的压倒性支持。
如此看来，安史之乱时率军亲征中国内地的牟羽可汗，当时之所以改信摩尼教并准备将摩尼教变为国教，我以为不仅仅是前面谈到的基于经济、政治的理由要利用粟特网络的问题，在军事方面，牟羽可汗恐怕也有吸收重要的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加入自己一方的意图。虽然粟特人原来几乎都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但在来到中国的粟特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成了佛教徒，此外明显也有一些景教徒。那么，当时的粟特人中究竟有多少摩尼教徒？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摩尼教取得了回鹘的国教地位？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敦煌出土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
天才的伯希和也感到棘手
这里介绍的是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P.t.1283）的一部分内容。法国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年二十八岁时前往中亚从事学术考察，1908年将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得到的珍贵文书及绘画带回了巴黎。由于伯希和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时期稍晚，比英国东方学家、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迟了一年，所以许多精品都被带回了伦敦，收藏在英国图书馆中。不过伯希和带回的文书都是凭借他的学识精心选择的，所以法藏文书的内容质量上更好一些，这件文书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件文书连享有天才之名的伯希和也感到非常棘手。尽管伯希和进行了前期发表，也发出了准备出版的预告，但最终却始终没有完成。在伯希和去世以后，巴考将遗稿进行补订后出版。其后，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国的杰出学者继续加以研究，最后由我在1977年首次发表了该文书的完整译文，并对此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即便是这样，其中仍然残留了一些不明之处。下面的内容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今枝由郎、武内绍人、石川严三氏的帮助而推出的最新成果。
五名霍尔人的报告
8世纪末至9世纪初，吐蕃王国的统治从西藏高原扩大至河西走廊、陇右一带。当时一位吐蕃人基于偶然从敦煌一带的古文书库里发现的《霍尔王派遣的五名霍尔人的报告》而编写了一个文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关于“霍尔人”是什么人，我们在后面还会涉及。就这件藏文文书的内容而言，不仅是将五名霍尔人的报告按顺序排列起来，而且加上了其他一些资料以及传闻。由于该文书是用藏文写成的，所以被视为专门为吐蕃人编写的一种《北方志》。当时，随着吐蕃领土急速向北方扩大，吐蕃人对北方形势的关心也日益高涨起来，该文书当是为了配合这一局势而编写并流传开来的。
伯希和在敦煌 在莫高窟藏经洞拣选文书的伯希和，时年三十岁
尽管不清楚这件藏文文书所依据的原本，即五名霍尔人的报告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但是其年代肯定比这件藏文文书要早一些，关于这一点后面会进行考证。总之，将其视为8世纪中叶前后的东西比较稳妥。这五名霍尔人究竟是商人还是间谍也都不清楚，由于他们的报告汇集了对当时的中央欧亚各地进行考察的结果，所以据此可以了解到当时在丝绸之路东部的国家以及民族集团等的分布形势。
以下译文中的罗马数字Ⅰ—Ⅴ分别表示这五个人，阿拉伯数字则是为了段落划分方便起见而加。
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的最新译文[1]
【标题】关于北方究竟有多少个王的系统记述 霍尔王曾经下诏，要弄清楚北方到底有多少个王。他派遣五名霍尔人前去侦察以后所写的报告保留在文书库中，本文书即据此抄写整理而成。
【Ⅰ-1】（霍尔）国的名字汉语叫Ji-'ur，突厥语叫Ba-ker balïq（铜的城邦）。
【Ⅰ-2】在其对面有广义的突厥系统的突厥（原文作'Bug-chor）十二部。一是射摩可汗王族（即阿史那部）、一是贺鲁部、一是阿史德部、一是舍利吐利部、一是奴剌部、一是卑失部、一是绰部、一是苏农部、一是Jol-to部、一是Yan-ti部、一是悒怛部、一是Gar-rga-pur部。这些（突厥十二部）都没有王。在这些部族之间有军队六千人。
【Ⅰ-3】在其东方，有一个部族吐蕃人称作He（奚），汉人称作Hetse（奚子），突厥人称作Tatabï，其酋长是Cong bong ya。
该Tatabï 的祖先的头颅骨被作为酒器，以金银装饰（镶嵌着金箔和银箔）。
【Ⅰ-4】由此再往东方看去，有一个突厥人称作Mug-lig，汉人称作“高丽”的地方。在属于山东地区的大臣张忠志（ChangChung-chi）辖下的高丽地区，其居民下颚连着胸脯，食人肉，把年老的父母以及老人们互相交换杀害。
【Ⅰ-5】由此再往东方看去，有一个叫“百济”的南蛮，赤身裸体。
【Ⅰ-6】由此再往南方看去，人们像鱼一样住在水中。
【Ⅰ-7】由此再往南方看去，有着黑肤白眼，像水黾一样卷发的南蛮，他们像鱼似的善于游泳。
【Ⅰ-8】再看Tatabï的北方，有Da-sre族，帐篷的支架用鱼（或者海兽）的肋骨制成，帐篷上面盖的东西，上层用鱼皮制作，底层用白桦树皮来制作。
【Ⅱ-1】从突厥（'Bug-čhor）往西边看，有吐蕃人叫作“九姓突厥”（即九姓铁勒）的九个部族，其大族长产生于回鹘都督之中，由受到中国认可（并非自上而下的册封，实际上仅仅是追认）的可汗担任，然而其家世应是Yag-le-ker（药罗葛）。（牙帐的）门口立着九面旗帜，仅回鹘就有六千军队。
【Ⅱ-2】再看其北方，有叫作契丹的国家，其王就是契丹的可汗，食物、宗教与吐谷浑（原文作'A-zha）相同，家畜几乎都是牛、羊、马，语言也几乎与吐谷浑一样。其与回鹘有时交战，有时和亲。
【Ⅱ-3】由此往东方看，是Tatabï（奚族）。
【Ⅱ-4】由此再往北方，有Ga-ra-byi-gir族，其国位于山谷之中，家畜全都是猪。
【Ⅱ-5】有Do-le-man族。其国出产上乘的黍类以及油菜（或许是人参？）。
【Ⅱ-6】有五个部族，住在用白桦树皮建造的帐篷中。
【Ⅱ-7】从这里到北方一望无际的湖边，人们的居所及身体特征都和吐谷浑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家畜。人们身穿毛皮。冬天，大平原上地面冻裂，人们无法往来。这一带有着很幸福的部族。
【Ⅲ-1】从那儿（回鹘）往东北方向看去，有Khe-rged族，其帐篷都用白桦树皮盖成。（Khe-rged族）向回鹘进贡青鼠的毛皮。
【Ⅲ-2】由此往北有“Ye-dre”七部族，但没有王。他们经常与回鹘作战。帐篷用白桦树皮盖成。他们从白桦树的雌木上榨取乳汁酿酒。其国家位于山谷，很强大。
【Ⅲ-3】往其西边看，有很小的Gud族，住家也是山里的草庵，用鹿（驯鹿）驮东西。其服装冬夏都一样，穿着都是野生草食动物的毛皮，并在上面涂以黑炭焦油。其食物是野生草食动物的肉和百合根，同时还吃野鼠储存起来的像粪一样成堆的食物，以及啄木鸟等藏在朽木里的食物。（Gud族）还向回鹘进贡野生食肉动物的毛皮。
【Ⅲ-4】从这里再往西北看去，有Ku-čhu-'ur族，其国很强大，不听回鹘的调遣，并经常与回鹘交战。
【Ⅲ-5】其后边有Hir-tis族的两个很小的部族，与回鹘有时交战，有时和亲。
【Ⅲ-6】从这里往北方有Gir-tis族。水晶眼、红头发。家畜的门类齐全。还饲养着很高大的马匹。
【Ⅲ-7】由此再往北方，被沙漠化的大山脉地带隔开，（过去突厥的）射摩可汗曾率领军队到此，但是未能翻越过去。
【Ⅲ-8】在其对面的北方地区，有身高体大的巨人，其身高达三寻，弓箭……和食物与其他国王同样。到处树敌、争吵，没有惩戒杀生（戒杀生？）的法律。人死后也没有葬礼，不立坟墓。从刚会说话的孩子开始，地位高的人对神表示敬意。家畜有牛、羊等所有的种类。Hir-kis派遣使者时说：“这样像孩子一样的（幼小的人）恐怕狗会来偷盗。”……命其（进入）其中，绑在背东西的架子上。（巨人）询问使者说：“我们部族放牧牛羊的人有叫Ga-ra-gang-lig（黑车子）的人，如果知道的话，问一下（他）在什么地方。”不曾听说过巨人（部族）的远方有人居住。
【Ⅳ-1】其（回鹘）北方有拔悉密（Ba-smel）五个部族。他们与回鹘以及葛逻禄（Gar-log）合谋，打败突厥王即可汗的政权，拔悉密的酋长成了可汗。其后，回鹘又与葛逻禄联手杀死拔悉密可汗，拔悉密部族因而分裂，变成了隶属他人的部族。由于拔悉密一部Ges-dum族和拔悉密另一部Ba-yar-bgo族、其族长Yed-myis俟斤，以及Hi-dog-kas族、其族长Hi-kil-rkor俟斤比较强大，所以葛逻禄部未能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Ⅳ-2】由此再往北方的Go-kog族与世无争。
【Ⅳ-3】在其西方还有十个部族。其中有的部族很强悍，有的部族拥有很大的山谷，有的部族有着很辽阔的牧场。
【Ⅳ-4】在这些地区的北方则是连绵不绝的沙漠以及大山。
【Ⅳ-5】在这一地区的对面是天王二部族，突厥王射摩可汗的政权稳固时期，曾经向这一方向进军，但是军队未能通过这一地区。结果有两个人迷路，犹豫彷徨之际，发现了母骆驼的足迹，跟随其足迹走下去，在一群母骆驼附近碰见一个妇人，以突厥语交谈之后，两人遂偷偷地跟着该妇人后面往前行。一群狗在狩猎野生草食动物之后返回骆驼群时，用鼻子嗅到了（两个人的存在）。（于是该妇人遂让这两个人）向该狗跪拜。于是这些狗遂让十头母骆驼驮上必需品以及穿越无人沙漠所需要的水，让两个人再次出发，（两人）遂回到了突厥。
最初这些狗从天而降，一条红狗和一条黑狗降至山梁上面，与一条母狼结合并开始一起生活，但是没有生育后代。于是这两条狗遂从附近的突厥人的家里抢来一个姑娘，与该女子一起生活的结果，所生男儿都是犬类，所生女儿则皆为人形，是真正的女人。红狗一族名称叫作Ge-zir gu-shu（突厥语“小红狗”之意），黑狗一族名称叫作Ga-ra gu-shu（突厥语“小黑狗”之意），这些犬（即男子）与女子（人）都用突厥语对话，家畜、财产、粮食都由女人来调配使用。在这一地区的对面更远处，没有听说过有人居住。
【Ⅴ-1】在其（回鹘）以西，有葛逻禄三个部族（三姓葛逻禄），拥有军队八千人。（葛逻禄）与Du-rgyus（突骑施）以及Ta-zhig（大食）交过战。
【Ⅴ-2】再往东去，有Og-rag三个部族，往大回鹘的方向来看，为了迎请摩尼教法师来，Og-rag曾经与回鹘交过战。
【Ⅴ-3】在其（Og-rag）东北方向，有从突厥的Gu-log-gol-chor出来的I-byil-kor族，拥有军队一千人。
【Ⅴ-4】在其西北方向，有Be-ča-nag族，拥有军队五千人。曾与回鹘交过战。
【Ⅴ-5】在其西方有突厥的马族，是一个幸福的大部族。突厥的马（快马）来自这里。
【Ⅴ-6】在位于其北方的沙漠山脉地带的对面，有一群被称为“长着牛蹄者”的人群，其脚如公牛的蹄子，浑身长着厚密的茸毛，喜食人肉。
【Ⅴ-7】由此再往前方，突厥的士兵们在徘徊，一个士兵的腿断了，无法行走，其伙伴遂在断腿的士兵旁边杀死了一匹马，并且堆积了大量的木材，将打火石交给了受伤者。将该断腿士兵丢弃以后不久，一只老虎悄悄地来到了断腿士兵的身边。在老虎的后边，有一只体格大小如猫一般，身上的毛硬如铁棍一样尖利，喉部以及腹部两侧有大拇指一样大的白色斑点的（刺猬）。断腿士兵向其白色的侧腹射了一支箭将其杀死，其身体遂像猪一样弯曲起来，毛像铁棍一样坚硬锋利。从鼻尖到尾梢都像利剑一样锐利无比。用突厥语说是kog-nyo-yog……在那里见到了与老虎打架的状况。（以下部分因为原文残缺严重，无法判读，故省略）
“五名霍尔人”是在什么时候，报告了什么？
上面引用的藏文文书是根据“五名霍尔人的报告”编写的，那么“五名霍尔人的报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呢？首先，在第四个人的报告（【Ⅳ-1】）中，有如下记述：“其（回鹘）北方有拔悉密（Ba-smel）五个部族。他们与回鹘以及葛逻禄（Gar-log）合谋，打败突厥王即可汗的政权，拔悉密的酋长成了可汗。”毫无疑问，这段记述是反映了在第七章开头介绍过的那件发生于8世纪40年代前半期的事件。
对此，第二个人的报告（【Ⅱ-1】）中则谈到了九姓铁勒的大可汗由回鹘各部选出，并要受到中国的追认，然而其家世应是Yag-le-ker（药罗葛）这样的内容。这一记述说明，此事显然是在回鹘先后打败拔悉密和葛逻禄建立回鹘帝国之后的事情，至少也应该是回鹘第一代可汗阙毗伽可汗（744年即位）和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可汗（747年即位），也就是说，药罗葛氏出身的可汗在位反复两次以上之后的事情。
其次，在第五个人的报告（【Ⅴ-1】）中提及的葛逻禄与突骑施以及大食的战事，一般被推定为发生在8世纪四五十年代；另一方面，有关摩尼教是否正式传播到回鹘的相关记事有【Ⅴ-2】，其时期一般认为是在牟羽可汗治世初期的8世纪60年代。另外，在第二个人的报告（【Ⅱ-2】）中，说契丹“与回鹘有时交战，有时和亲”。这种局面并不是磨延啜时代，而仍然是牟羽可汗时代的事情。综合考虑以上各种情况，作为藏文文书蓝本的“五名霍尔人的报告”之年代只能是8世纪中叶，其下限在8世纪60年代。
“张忠志”的发现
在这次新译文中，我将1977年发表的旧译文里没有弄清楚的地方，即“shan-tong的大臣Chang Chung-chi”这句话，翻译成了“山东地区的大臣张忠志”（【Ⅰ-4】），这是在学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张忠志是曾任唐朝成德军节度使的重要人物，他撑起了当时反抗唐朝中央的半独立军阀“河朔三镇”之一角。然而，由于他在汉文史料中几乎都是以唐朝朝廷赐予的“李宝臣”之名出现，所以迄今为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该藏文文书将张忠志称作“大臣”，显然是因为唐朝中央朝廷在名义上给了他大臣的地位。而实际上，张忠志是作为成德军节度使而掌握实权，统治着山东。当时的“山东”乃是指太行山以东，不仅限于现在的山东省，也包含河北省。
张忠志并非纯粹的汉人，他原来是奚人，由于后来成了范阳武将张锁高的义子，所以改成了张姓。我过去在旧稿执笔期间，对有一些问题很不理解，诸如第一位霍尔使者为什么对“奚”很熟悉，在“奚”的东边为何是渤海国，在朝鲜半岛为何不提新罗，等等。现在涣然冰释，上述疑问都得到了解决。原来张忠志是奚族，安史之乱以后张忠志在河北地区拥有极大的权力，其领域很可能是隔着内海（亦称渤海）与在安史之乱时占领辽东的渤海国直接相连在一起。因为隔着渤海国，所以自然也就得不到新罗方面的情报，而来自于早已灭亡的百济等的情报，也只能是传闻而已。
张忠志自幼擅长骑射，被安禄山看上步入仕途。他跟随安禄山进京以后，因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而留在了朝廷。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张忠志逃回了范阳，喜出望外的安禄山给其赐以安姓，并收为义子（安忠志）。其后，他作为安史势力的大将军活跃一时，并成为叛乱军的节度使。
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
762年（宝应元年）十一月，张忠志（安忠志）带着治下的恒、赵、深、定、易五州归顺了唐朝。于是，唐朝将他任命为成德军节度使，重新让其统治上述五州，同时又给他检校礼部尚书这样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并且进一步恩赐其唐朝皇室的李姓，名曰李宝臣，次年又加封为清河郡王。所谓节度使，就是被委任以地方军政大权的人物，经常与执掌民政的观察使一起掌管各地的全权。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张忠志又兼任了恒、定等州的观察使。
在762年设置的成德军节度使辖区中，没过多久又加上了冀州，大历年间又加上了沧州。当时张忠志，即李宝臣，统率兵卒五万人，军马五千匹，正如《新唐书·李宝臣传》所说“雄冠山东”的那样，张忠志成了山东最大的实权人物，而且通过不向唐朝中央缴纳在自己的领地内收的租税、自作主张地整编军队以及任命官吏等行为，成为不听朝廷命令的半独立的代表“河朔三镇”中的一员。
当时这种由节度使支配的半独立地区还有若干个。即便在这样一种割据的状态下，唐帝国的后半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经济状态，在完成于隋代的大运河运输物流的支撑之下，继续维系着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国姿态。因而对于这样一些以节度使、观察使为代表的藩镇势力，只要不表现出露骨的谋反行为，唐中央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没有让事态进一步激化。
当然，就其背景来说，则是由于有取代突厥并迅速强大起来的回鹘帝国这样的游牧国家。我们不能忘记，当时不仅有分散在漠南—鄂尔多斯一带的契丹、奚、鞑靼、前突厥残部、六州胡、沙陀、吐谷浑、党项等中小规模的骑马游牧民，还有拥有强大骑兵部队的藩镇势力。在唐朝的西边，更有不断膨胀起来的吐蕃王国也在觊觎着唐朝。因而可以说，没有回鹘也就没有唐朝后半期的安宁。唐朝的回报则是绢马交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朝从前半期的武力国家向后半期的财政国家转换的影子。
李宝臣在其后也一直保持着强势的状态，甚至好像还曾觊觎过皇帝之位，但实际上他始终没有公开反叛过唐朝。781年（建中二年）他在成德军节度使即实质上的“山东王”的位子上，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覆盖丝绸之路东部的网络
基于上述新的知识以及认识，我们可以将《五名霍尔人的报告》的时间确定为8世纪中叶，并将其下限推至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8世纪60年代后半期（或者是七十年代？）。在这一前提之下，依据这篇藏文文书新译文所复原的五名霍尔使者的足迹，我们若是用地图来加以显示的话，就得出了附图《霍尔使者的足迹》。由于当时对地理信息的把握经常有偏差，东南西北的方向相差九十度之事常常出现，所以在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对此适当地进行了一些修正。从整个地图上来看，一目了然，除了唐朝本土以外，霍尔人的足迹几乎覆盖了当时整个丝绸之路东部，让人切实地感受到霍尔王国以及霍尔人的情报网络之庞大。
被先前固有的常识所束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当面对突厥竟然还残存于唐朝本土之内这一记载（【Ⅰ-2】）时，一定会感到很吃惊吧？然而这却是事实。若是把在这里见到的突厥十二部与第三章谈到的构成突厥遗民羁縻州的前东突厥十二部加以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舍利吐利部、阿史那部、绰部、贺鲁部、悒怛部、苏农部、阿史德部、卑失部这八个部族完全一致。当然，两者之间已经经过了一百年的时光，并非前东突厥十二部一直留在中国内地，然后变成了这件藏文文书里的突厥十二部。后者的主体应当是716年默啜突然死亡以后，在突厥的内乱过程中逃亡到唐朝的那些失败者。在后者这股政治势力之内具体应该包括下述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右贤王墨特勤和左贤王阙特勤节制，可称之为前默啜派的突厥流亡政权的人物；其二则是在8世纪40年代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新近投降唐朝的人物。
“霍尔”就是粟特
在解读这件藏文文书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第一个霍尔人的报告【Ⅰ-1】所提到的“国的名字汉语叫Ji-'ur，突厥语叫Ba-ker balïq（铜的城邦）”里涉及的五名霍尔使者的出发地问题。在以前发表的旧译文中，我对于因时代不同意思也有很大变化的藏语“霍尔”一词做出了如下的定义：“位于吐蕃之北，汉民族以外的有影响力的异民族，与扩大或缩小的藏族领域有直接接触的部族。”然而关于霍尔王国、霍尔人的情况，只是停留在应当位于河西—吐鲁番—北庭的某处，未能提出更多的见解。但是，在系统地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建立了一种看法，即当时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情报网络的只有粟特人，因而确信所谓霍尔人就是粟特人，霍尔王国应该就是位于河西—吐鲁番—北庭某处的粟特人殖民聚落。
霍尔使者的足迹 据敦煌出土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P.t.1283）《五名霍尔人的报告》复原
而且，第二个霍尔人报告者说，蒙古裔的契丹族及其他与吐谷浑很类似（【Ⅱ-2】）。由此可以窥见，霍尔人显然对于鲜卑出身的蒙古裔吐谷浑人十分了解，因此，较之吐鲁番—北庭，说霍尔人在河西地区恐怕更为合适。如此一来，作为霍尔王国的候补地来说，甘州（张掖）、同城（额济纳）、肃州（酒泉）、沙州（敦煌）都有可能性。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第一候补恐怕应该是凉州（武威）。我做出这一推测的理由如下：
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多以后，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唐朝政府军于各地陷于苦战之中。凉州的九姓商胡（用语明显是指粟特商人）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盖庭伦联合起来，聚集六万之众，杀害河西节度使周佖，发动了叛乱。当时，凉州的大城之中有七座小城，而胡（粟特）方面占据了其中五座。在这种情况下，支度判官崔称鼓动剩下两座小城的士兵进行反击，经过十七天镇压了叛乱。此事是见于《旧唐书》卷十以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的大事件。其中叛乱的主谋之一安门物显然是一个粟特商人，从叛乱军的中心是“胡”这一点来看，很难设想此事与安史之乱没有关系。此外，就安门物所率领的部众而言，除了第二章已经提到的“凉州的粟特军团”以外没有其他人，恐怕本来就是打算和安史之乱汇合的吧。
虽然这次凉州的叛乱被平定了，但是通过此事可知，即便到了唐代的中期，凉州的粟特商人们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说的霍尔国，其原语用突厥语来说是Ba-ker balïq，意即“铜的城邦”，balïq的意思就是“城镇、都城、城市”，因此其指代七座小城中一座小城的可能性并不低。唐代凉州的人口大约十一万人，倘若简单地计算一下，一座小城大约一两万人。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其中一座小城是只有粟特人的城市，其领导人则是像骑士般的商人贵族，也可以被称作“国王”。这位国王为了对远距离商业贸易有利，需要随时把握变化的政治形势，所以决定派遣五名使者从凉州出发，沿着向各处延伸的干线道路前往各地。这样一来，其路线势必与中央欧亚东部的丝绸之路网络重合起来。另外，顺便说一句，凉州从唐朝落入吐蕃之手的时间，乃是安史之乱结束以后不久的764年。
倘若根据本章开头介绍的荒川正晴的观点来看，进入唐代以后，不仅之前聚落的粟特人，而且包括外来的粟特人也都被唐朝政府以户籍制度掌控了起来，因此或许整个粟特商人群体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迁徙流动。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唐朝国内活动的粟特人的话，有“行客”的身份就可以了，为何唐朝还要另外设立一个“兴胡”的分类呢？唐朝方面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因为有着需要这样做的背景。
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条记载说，743年在唐帝国的西部“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因而唐玄宗发布诏敕，命令以后安西四镇节度使和沿途郡县必须对此加以禁止。这段史料说的是，由于活跃于西域的商人们与外国频繁交往，势必存在着泄露国防机密的危险，所以唐朝要加以禁止。然而这段史料也说明在此之前，唐朝为了利用西域商人，一直允许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另一方面，这段记事也反映出了西域商人与外国的交往乃是长期以来的习惯。
而且，通过上述伯希和藏文文书1283号复原的网络来看，也雄辩地说明这种状况其后也并没有变化。尽管唐政府在表面上坚持不承认商人们与外国的贸易，在实际上则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唐王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一直巧妙地利用着粟特人构筑起来的国际商业情报网络。这实际也就是粟特网络为何一边发生着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一边却存续下来。倘若我的这种看法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话，就会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即历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利用了粟特人，而实际上作为拓跋（“桃花石”）国家的唐帝国也是同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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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由于原著是面向日本一般读者的读物，所以森安孝夫博士在本书中对这件文书（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中出现的所有固有名称（国名、族名、人名等）均以日文片假名的形式音译。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以及检索方便起见，这里参照森安先生的《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第44—131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等其他相关研究论著，对文书中的固有名称采取了标注原文的方式。以下同此。
丝绸之路贸易的实际状态
西域的金银钱
7世纪初期，在唐朝的统治波及西域之前，金银和丝织品曾是丝绸之路东部的主要国际通货。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的记载来看，当时玄奘去印度学习佛法，途经河西走廊的最大城市凉州，向包括西域商人在内的听众说法时，曾收到听众布施的许多金钱和银钱。
而且，在玄奘穿越戈壁滩偷渡出国以后，高昌国王麹文泰在为东部天山所环抱的吐鲁番盆地热情迎接了他，并且给玄奘通过中亚前往印度的往返旅费“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此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玄奘还谈到了阿耆尼（焉耆）国、屈支（龟兹）国、迦毕试国的通货是金钱、银钱，而且睹货逻国（古称巴克特里亚）也使用金钱和银钱。
上述这些记载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当时中亚的国际通货是金银钱和丝织品。尽管如此，另一方面，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中，关于位于高昌国和阿耆尼国之间的银山记载说：“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出也。”将这一记载与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北部中国的金银钱的出土状况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推测在当时的中亚，无论是作为国际通货，还是作为当地通用货币来说，都应该是以银钱为主。根据本书讨论过的粟特文女奴买卖契约文书以及汉文契约文书，我们已经确认了银钱在7世纪的吐鲁番作为高额货币流通的事实，所以上述推测似无可置疑。此外，与银钱同时，豪华的金银器也大量地从西方流入了中国。
作为高额货币的丝织品
尽管如此，当河西到帕米尔高原的中亚东部被唐朝征服以后，这一地区都被纳入了中国经济圈之中，这样一来，必然的趋势是丝织品（帛练缯彩绫罗锦等，“帛练”为其总称性的代名词）取代银钱，成为高额货币的代表。尤其是进入8世纪以后，银钱完全被唐朝的铜钱所取而代之。铜钱的个体价值虽然低，但与高额且品质多种多样、不具备统一计数功能的丝织品相比则有优势，因而成为了价值计算的单位。据荒川正晴的研究，作为军费从中国本土送至当时正处于唐朝控制下的西域的布帛数量，在进入8世纪以后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与此相适应，以粟特商人为首的商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
到了这个时代，与以前一样，西方的金银器经由粟特人之手被运至东方，这一方面的情况通过考古学的资料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推测。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人们好像已经不再使用银钱或银块来作为主要的等价物。不仅在7世纪末的吐鲁番文书中已经没有使用银钱的踪影，而且从汉文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早在670年前后，在天山地区活动的粟特商人已经不用银子，而是将绢作为高额货币来使用。
另外，在反映8世纪头二十五年形势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一书中，谈到了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的西天竺国（西印度）使用银钱，在“建罗国”和谢国（Zabulistan）的金银布施，同时还在谈及帕米尔高原山中的胡蜜国（Wakhan）和识匿国（Shighnan）的条目中分别记载道：
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倭马亚王朝，大食）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匹。
彼（识匿国）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大帕米尔高原），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着也。
另外，根据同书中记述的，粟特商人已经从中国来到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国附近，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都可以见到粟特商人的身影，他们携带着大量用作实物货币的丝绸，而不是金银币。
充当铜钱的丝织品
在公元后头一千年的中国本土，金银并未广泛流通，主要使用的货币是以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为代表的铜钱，同时还有丝织品、谷物等实物货币。虽然在得到掌权者的首肯、计数功能优越这一点上，铜钱更占优势，然而两者一直并行使用。传统的五铢钱一直用到隋代为止。到了唐初以后，取代五铢钱而发行了“开元通宝”，之后尽管整个唐代到五代一直持续铸造发行“开元通宝”以及其他铜钱，但是在租庸调制度之下，纳税仍然依据谷物、布帛等实物。
到了780年，之前的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两税法实施以后，在原则上纳税必须使用铜钱，于是货币经济开始向地方渗透。可是，铜钱虽分量重却价廉，与金银以及丝织品等轻而贵的通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并不适合作为远距离输送所需要的国际通货。不仅如此，在唐朝国内，当距离较远的两地需要将税金或军费汇总起来寄送时，用的也并非铜钱，而是被称作“清货”的高级丝织品以及金银。又因为金子的绝对数量很少，而银子主要在有银矿的岭南、江南的一部分地区和集中储存的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中流通，因此在全国各地一般仍是以丝织品（主要是绫、罗）作为向远方的价值输送手段。
以银子作为标示物价的事例在唐代还没有，主要还是进入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在唐代的中国本土，甚至连好不容易开始流通的银钱，都没有成为具备价值尺度的完备的货币，比银子更稀少的金子就更不用说。与其说被看作货币，不如说是被视为财宝。正因为这一原因，在汉代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作为各种输入品的支付手段，加上为了得到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定局面，就中国向外国支付的大宗国际通货的选择来说，只能是中国特产、即重量既轻价值又高的丝织品。
松田寿男认为，在活跃于蒙古高原—天山山脉草原地带的游牧国家的马匹与中国丝织品的交易之中，蕴含着推动前近代中央欧亚历史的原动力。松田寿男关于绢马贸易的研究非常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一点。根据松田寿男的研究，对于突厥、回鹘帝国来说，丝绸尤为重要。这一点与之前的汉代以及其后的宋代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汉朝给匈奴的岁币中除了丝织品以外还有谷物，而后代的宋朝给辽、金、西夏的岁币中除了丝织品之外还加上了银子，而且银子的比重也绝不亚于丝织品。也就是说，突厥与回鹘的国际通货是丝织品而并非银子。至于金子，乃是传统游牧民用以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或者藏为财宝，或者制成金器，自然更不可能流通。
唐朝与回鹘的绢马贸易
在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的国家中，最有名的是回鹘帝国（东回鹘）。在安史之乱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唐帝国，在得到回鹘的军事援助之后总算渡过了难关。作为回报，在之后的时间里，唐朝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大量丝织品送往回鹘的根据地蒙古高原。一部分是作为岁币定期地送往回鹘，不过大部分是不定期的，作为唐朝买马的货款送往回鹘，后者即所说的绢马贸易。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东回鹘的末期。
关于绢马贸易，汉籍史料的记载总是把回鹘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国家，顺着这样的记载，历来的通行说法都是认为绢马贸易乃是回鹘把不要的马匹强制性地给唐朝的贸易（唐朝的财政因此受到压迫，即“回鹘恶人说”）。然而最近斋藤胜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主张绢马贸易实际上是回鹘给唐朝提供了唐方所急需的军马，因而对唐朝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贸易。针对受到中华中心主义影响的汉文史料的虚构与不实之处，斋藤胜的论文展开了精彩的论证。在马作为军事力量的根基的时代，对唐朝来说，马匹无疑就是其最大和最重要的输入品。我完全同意斋藤胜的新说。
这些马价绢（马的货款）的经年积累，在蒙古高原蓄积了庞大数量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经过粟特商人之手，或是作为轻巧而高价的商品，或是作为货币被运往西方的中亚、西亚、东罗马等地。对此，回鹘得到的东西应该包括：金银器、玻璃制品、玉石、琥珀、珍珠、珊瑚以及其他宝石类，各种各样的香料药品类，粟特、印度、波斯、西亚等地的西方出产的绒毯、壁挂、织锦、棉布以及其他织物类等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