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5.长安水边多丽人（5）
骑车到大雁塔，我才确实领会到，唐代长安城之大。从我住的解放饭店出发，一直到大雁塔，只需经过一条马路。这条路又宽又长又直，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如今，它长达约八公里，分成三段：分别称为解放路、和平路和雁塔路。我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和平路的尽头，也就是明代所建的和平门附近。但这还只是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从和平门到大雁塔，又还有几乎一个小时的骑车路程。当然，我悠闲地骑车，目的在欣赏街景，并不急着赶路，骑车速度比较慢些。但在唐代，这条长约八公里的路，如果步行的话，恐怕也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单单从城北走到城南，就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我登上大雁塔顶楼，向北瞭望整个西安市。在雁塔上，我来时的那条大路，更显出它的笔直和修长了。我见不到它的尽头，只见到它慢慢消失在两边梧桐的绿叶丛中。往南瞭望，则是一大片的农田。东南面，就是唐代有名的曲江池遗址，杜诗所说"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水边"了。如今，它早已干涸，变成了农田，再也见不到"水边"了。
在大雁塔上瞭望，我更证实，今早一抵达西安时，我的一大"发现"：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绝对见不到山的。连远山朦胧的影子也难以见到。刚抵达西安火车站时，我想起我的老师刘子健教授，好些年前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连忙往南一看。可是，哪有终南山的影子！这终南山离西安城，至少还有三十公里路。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恐怕也是望不到的。至于唐太宗皇帝远在醴泉县的坟墓昭陵，那更是在七、八十公里以外，在长安城中更不可能望见。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我之所以那么关注山跟西安的关系，很可能是我的一种"职业病"，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写的那本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的。而山和防御，关系太密切了。其实，我这次来西安，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解开一个困扰了我几乎十年的"谜"：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周围附近的那些名山？
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历史上的长安似乎是个被群山包围着的城市。比如，最常见的一种描述，是说长安位于"关中"，四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南有秦岭一部分的翠华山和终南山，北有北山山脉的嵯峨山，西有周人祖先的发源地岐山，东有杨贵妃避冬的骊山。从地图上看，这城市四周也确是被山环抱着，看来十足像个山城。唐人诗中那些"望昭陵"、"望乾陵"的诗句，更经常给人一个印象，仿佛站在城中，就可以见到这些名山似的。
在国外，当然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我甚至翻查过美国国防部属下一个国防地图绘测单位所出版的《航空导航图》(OperationNavigationCharts)的中国部分。这是当时美国公开出版最详细的中国地图，但也并非甚么机密，可以用邮购方式向美国的政府出版物销售处买到。这地图有些部分的资料，还是在冷战期间，美军用高空侦察飞机和人造卫星来探测所得的数据。由于这是一种给飞行员使用的地图，所以它对高山的处理，是很仔细的，甚至连城市周围那些高耸的工厂大烟囱，也都清楚标示了出来。在这地图上，最接近西安城区的，南有翠华，东有骊山，高度都超过一千米，而且看来都紧邻得那么近。虽然，我知道这些山和西安的确实距离，可是，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依然不能确定，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这些高山。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车站，在广场上抬头一望，便已经解开了那困扰了我十年的谜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见不到这些山的。现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远，更可以证实这点。
第四部分 6.长安水边多丽人（6）
看来，这几座山距离西安城区，其实都太远，连最近的翠华、骊山，都远在至少三十公里外。所以，它们在历史上对长安的防卫价值，可能并不如我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而且可能也没有历代史家和诗人，所咏赞的那么险峻。如果说长安有山险可守，那都不免是一种史家的滥调。事实上，回想起来，唐代的长安城就曾经被人攻破了好几次。安禄山来过，黄巢也来过，甚至连"外国"的吐蕃军队都曾经攻进去过，掠夺了好几个星期才退兵。难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围，建起一道长长的城墙，来作为第一道防线了。
那天一整个下午，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在城中四处游荡。游过大雁塔后，沿着小寨路东行，再北转入充满历史联想的朱雀大街，到小雁塔去。当年，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到长安时，唐太宗曾命人在朱雀大街上设盛典，迎接他的归来。
在西安市内骑车，我更深深感觉到，这个城市地势之平坦，骑起车来几乎不费甚么气力。城里不仅没有山，连小小的斜坡都没有。我后来更发现，除了市区以北的唐大明宫废墟一带，以及东南部唐代的乐游原遗址区外，整个西安市内的大街小巷，简直平坦得像一条条飞机跑道一样。
怪不得，当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时，要"驱车登古原"，登上地势比较高的乐游原去散散心，去捕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斜照余韵。现在，终于明白了，为甚么他要"驱车登古原"。为甚么他会用了一个"登"字，来描述他的行程。因为，他走过的路，正好是长安城中罕有的上坡路。这样一想，仿佛可以见到，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在夕阳下，赶着车，"吃力"地登上乐游原的样子。那一年，他已年过四十，丧了偶，心情想来确是"不适"的。
每天早上，西安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解放饭店门前一带，都有不少国营和个体经营的旅游车，在兜生意，拉客到东、西线去观光。那些拉生意的妇女，手里拿着手提扩音机，不断在重复她们那一套广告词：
"来啊，东线一日游啊：兵马俑、秦始皇陵、骊山华清池、西安半坡。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车子马上就要开了！请各位同志们，赶快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请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
至于西线一日游，她们的广告词也差不多一样，只是把旅游地点改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咸阳博物馆"而已。在这么多叫喊声中，以秦始皇的兵马俑，声势最大，最响亮。早上走在广场上，随时会被人拦着问："兵马俑，去不去？"兵马俑不仅变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这些旅游团一个最重要的"卖点"。这恐怕是秦始皇帝，留给咸阳后人最好的遗产，一棵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这些旅游车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同胞。车子老旧，但车费也极便宜，确是物有所值。我试了东线一日游，和四十多名国内老百姓，挤在一辆大客车，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马俑，和杨贵妃当年出浴的洗澡池，发现这种国内旅游团还真不错。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这种国内团，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它没有导游，没有所谓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导游给我"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也最怕他们重复那些捏造的"美丽传说"。所以，宁可独自走遍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可好了，这种旅行团没有导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动。
买了票，走上车去，票价跟国内老百姓的一样。这时，有几名红发碧眼的老外，也想加进来，享受和国内同胞一起去旅行的乐趣。可是，司机一看他们的样子，马上说要收"外宾价"，比国内同胞的票价贵一倍。争执了一阵。最后，老外可能觉得受了"歧视"，决定不参加了，赌气走了。司机也懒得理会他们。
车里除了司机和乘客外，就没有其他人，连跟车的都没有，更不必说导游了。车子每到一处，司机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时间去游玩，甚么时候该回来等细节。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地下车，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导游赶着走，像赶鸭子似的。这正是我喜欢的旅行方式。
然而，从东线回来后，我却没有去参加西线游。因为，我也想步唐代诗人们的后尘，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样去"谒昭陵"。但由于昭陵远了些，不顺路，所有西线游的主办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可是，在唐代诗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绝对高过乾陵的。到了长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决定自己找一辆出租车去"谒"昭陵，回程再顺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带闲逛，一面寻找出租车去昭陵。
第四部分 7.长安水边多丽人（7）
从唐代开始，长安就是个"胡化"很深的城市。贞观初年，平定突厥后，迁到长安的突厥人，据《唐会要》说，有"近万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诗人们，都有胡人的血统。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不就喜欢在宫中说突厥语，穿突厥服吗？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为主干的。于是，这种胡汉交织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旷、豪迈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汉文化，给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还是处处可见的。
解放路两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经营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他们的招牌上，或者写在他们店门口的那块布幔上，随风飘扬。店伙计头缠白巾、或头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而且，那是因为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在公元七五一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场败仗以后的结果。
走在解放路两旁的那些小巷，闭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嗅到这种味道，我的"乡愁"竟也要被它勾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长大，中学放学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卖的羊肉汤，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几分像我中学时代常吃的这种印度羊肉汤。或许，西安羊肉泡馍的作法，原本就是师承自印度回教师傅的。
我终于在解放路一家集体承包经营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那里办事的一位妈妈型中年妇人，说她的先生是开出租车的，可以载我去"谒"昭陵，收费一天人民币两百元。我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七点钟，由她的先生曹师傅，来解放饭店门前接我。
杜甫当年谒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骑马？骑驴？还是步行？隔天早上起来，想到我今天也将步他的后尘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种悠悠的历史感。吃过早饭后，在饭店门前等曹师傅的车，想起杜甫"诗史"的美名，不禁感叹。他确是用诗来咏史，替历史作见证的。一千多年来，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来了。
甚至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最神秘的是，这陵墓连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见到。真怀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见过昭陵的照片。在香港，临出发到西安前，曾经想找一张昭陵的照片来看看，但翻遍了旅游资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测报告，竟然连一张都找不着。到了西安，也没有找到昭陵的照片。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变成了唐代陵墓的一个代表。
当然，这种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最初对昭陵发生兴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专攻北朝隋唐史，刚开始研读《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时候。当时，读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传时，经常会发现他们死后，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书的描述看来，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陪葬昭陵"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当然不难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样的呢，却难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师傅的小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昭陵。曹师傅年约五十，高高胖胖的，经年在外开出租车，皮肤都晒黑了。他的教育程度看来不错，至少念过高中，谈吐用字，都很有水平。可能因为他自己是个体户，所以他对国内的大锅饭制度，颇为不满。他批评有些工厂工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
他这辆小面包车，后头有两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子漆上深红色，我感到不解。一问之下，才知是因为"红色最好"。曹师傅有点自豪的说，"有人结婚，都喜欢请我这辆红车，去载新娘呢！"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感到好笑。原来我今天是乘了一辆新娘车，去"谒昭陵"的。
第四部分 8.长安水边多丽人（8）
车子停在昭陵博物馆门前。"昭陵到了，"曹师傅说。博物馆旁有一通极高大的李勣碑，碑后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约十米。登上这墓冢的最高处，才知昭陵的范围极大，辽阔而静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农田。农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我终于解开了从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原来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只是把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区内，让他们在一片秀丽的风景环抱下，长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里呢？"在九峻山，"曹师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说，"离博物馆这里还有好几公里呢！"
"车子到得了吗？"我试探着问。
"路不好走，不好去。"曹师傅说，不很热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馆去。这里摆满了从昭陵陪葬墓区运回来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龄、温彦博、尉迟敬德、阿史那忠、孔颖达等人，全都是我从前在《旧唐书》、《新唐书》和《通鉴》中见过的人物。如今，站在他们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他们冰凉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触摸着历史。
一转身，猛然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物体，摆在展示柜内。西安火车站的屋顶上，左右两边，不就是这东西吗？后来落成的陕西省博物馆，所有建筑屋顶上，更全部采用了这装饰。像一头勇猛的老鹰——鸱尾。原以为火车站上的鸱尾，虽根据文献，但仍属现代人想象的作品。万没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还有实物在昭陵的一个废墟上出土传世。这鸱尾塑造得强劲有力。那弯弯的鹰喙部分，充满线条张力。比起后代屋顶上常见的龙凤装饰，鸱尾更显得淳朴，也很有中亚的风味，很可能是突厥遗风，唐代"胡化"的结果。
我终究忍不住，央求曹师傅载我去九峻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没去过，"他说。"不过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们就去看看吧。"
但昭陵在哪里呢？清代的金石学家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时，曾经四处寻访汉、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为记。像汉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毕沅在两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记。游客来到这里，好比放下心头大石："没错，这就是茂陵。""啊，这就是乾陵。"然后，他们站在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游过了。
但我们来到九峻山脚下时，完全见不到那通熟悉的毕沅碑，也见不到任何显著的陵墓遗迹或废墟，更没有任何翁仲和石狮等大型雕刻。这里，只有农田和农舍。曹师傅停车问了好几位当地农人，他们都指着九峻山顶说，"昭陵就在上头。"
曹师傅很够义气，干脆把车子开上九峻山。路是狭窄的黄泥路，不好走，沿途经过许多梯田和窑洞。看来，山上如今还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们是否当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后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几乎没有甚么树木，但山坡上长满了苍翠的绿草，远远看去，如地毯般柔软，有牛羊在吃草。
车子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才开到约三分之二的山腰上，无路可去了。站在九峻山上往下望，风景绝佳。前面的山脚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缓缓流过这一大片关中平原。这里有山有水，环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风水，难怪当年唐太宗要选择在这里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觉得它好孤单寂寞。我决定爬到这主峰上去。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机，请曹师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后就独自往主峰上爬了。这儿一片寂清，连种田的农人也见不到，更不要说游客了。
第四部分 9.长安水边多丽人（9）
我一边沿着一条小路爬山，一边感觉到，在选择陵墓地点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则天高明许多。他的墓，建筑在这座海拔一千一百八十八公尺的九峻山上，确是遗世而独立。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游客也难以到达，索性都不来玩了。大家全都挤到高宗的乾陵去。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然而，我想太宗是宁愿死后清静的。要不然，他当年也就不会选择这座如此高的孤峰，来作他的"长生殿"了。
爬了几乎一个小时，才登上主峰。唐太宗便长眠在这主峰深处。据《唐会要》的记载，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达"七十五丈"，约二百三十公尺，可见当年凿山工程之浩大，难怪营建了整整一十三年。如今，这主峰南面，已经毫无任何陵墓遗迹，亦无任何标记，表明这儿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只有一大片绿茸茸的柔软青草，覆盖着峰顶。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种了一小亩的油菜，和一丛丛的秋菊。不像帝皇墓园，倒有一种田园的恬静。
在唐代，昭陵当然是十分神圣，不可侵犯的。像我那样爬上去玩，或像那名农人，在太宗的坟头上，种菜种花，恐怕都是"欠砍头"的。杜甫曾经两次路经昭陵，但我想他并未曾登峰，也不可能登峰，所以他写的昭陵，只能远远从山下低处取景：
陵寝盘空曲
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
还见五云飞
提到昭陵，许多文献资料都说它开了"唐代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当然，汉代已经有依山为陵的例子。唐太宗只是第一位采用这种葬法的唐代皇帝而已。然而，"依山为陵"这句话，其实并不好懂。唐代的史料，如《唐会要》等书，一直没有解释甚么是"依山为陵"。所以，我从前一直有一个疑问：依山为陵，那么墓室到底在山顶上，在山腰，还是在山脚下？似乎这三者都可能。
甚至现代的考古报告，对"依山为陵"的葬法，也是语焉不详的。等我登上了九峻山顶，才明白甚么叫"依山为陵"了。几乎可以肯定，太宗的墓室，应该是高高在山顶上的，在海拔一千多公尺之上，而不是在山腰或山脚下的。而且，攀登了九峻山后，我更能领会，当年下葬时，要把他的灵柩运到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上去，这工程是如何的浩大和艰难。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证明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从前读这一段记载，一直不明白，为甚么高宗要哭哭啼啼的"不许"拆栈道。拆了栈道，太宗的墓室，像阎立德所说的那样"固如山岳"，不会有人来盗，不也是好事吗？有甚么好哭的呢？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墓室建在这么陡峭的高山上，若拆了栈道，那么就连高宗这个孝子，也不能上山来谒拜他父亲的灵寝了，怪不得他要哭哭啼啼。明白了事情的曲折，我觉得这不仅是史家的妙笔，而且还很写实，很能刻划高宗的心思。
三年后，我有机会到河北的满城县，亲身走进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顶墓室，更能肯定唐太宗的墓，应当也像刘胜夫妇墓一样，是建筑在山顶上的。刘胜夫妇墓是汉代"依山为陵"的一个好例子，而且又经过现代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他们的墓室，正是建在满城县城西南，陵山东麓的山峰顶上。或许正因为建得这么高高在上，这对夫妇的墓室，才从来没有被人盗过，而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那件名闻中外的金缕玉衣，和那盏长信宫灯。然而，陵山没有九峻山那么高，从山脚下往上爬，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到山顶，大约只有九峻山三分之一的高度。
第四部分 10.长安水边多丽人（10）
现代人可能受了"地宫"一词的影响，以为皇帝的墓室必定是在地面底下的。北京市郊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近年来开放给游客参观后，可能更使得大家以为，帝皇的陵墓正像明代定陵那样，是深入地面底下好几百公尺的。从前我也有这种错觉。昭陵和中山靖王墓，终于让人明白"依山为陵"是怎么一回事，也令人想起四川三峡一带那些高悬在绝壁上的悬棺。这些山峰上的陵墓，如果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像刘胜夫妇墓那样，必然是极为诡异又壮丽的景观。说不定，在现代旅游工业的"推磨"下，或许有一天，真的会有甚么单位，在九峻山脚下，架起登山缆车，方便游客去游昭陵。那时，唐太宗恐怕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了。
在西安，似乎没有多少人晓得唐代的大明宫在哪里。我问了好些人，都说不知道。那些市内一日游的团队，也不到大明宫去。甚至连开出租车的曹师傅，也不知道大明宫怎么去，不愿载我去。"没甚么好看的。几个大土堆！"他安慰我说。
但他可能不知道，这"几个大土堆"，在一千多年前的堂皇富丽。早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们，已经对大明宫作过详细的勘查，而且还试掘了一部分遗址。考古报告也早已发表。十年前，我还在研究所念书时，就已经读过这份报告了。但没想到，长安的许多后人，却不知道大明宫在哪儿。
我只好自己来想办法。打开西安市的地图，发现地图上倒是标出了大明宫的遗址所在，在西安北郊。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指示了。不过，那地方看来离我住的解放饭店，似乎不远。我决定自己骑自行车去。
于是，在一个初秋的午后，我等到下午五点多，阳光没那么猛烈时，在解放饭店的小卖部，租了辆自行车，独自去寻访唐代的大明宫。
出了明代所建的城墙北门，沿着太华路一直往北骑。这一带，有不少工厂和民居，还有一家医院。越往北走，越多农田。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一个叫马旗寨的小农村。从地图上看，这里离解放饭店只有五英吋的路，但实际上等于大约三公里，可是还完全见不到甚么大明宫的遗址。然而，这一带从前倒是属于唐代皇城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城之大。
我按照地图的标示，过了马旗寨之后，才右转入一条地图上没有标上名字的小巷。这是一条黄泥路，两旁有一大片的玉米田。青青翠翠的玉米枝干，在初秋的微风中轻轻摇晃。从考古学家所绘的复原图看来，唐初发生玄武门之变的玄武门，其位置便大约在我右方这片玉米田中了。
越往里走，路变得越来越窄，出租车真的恐怕很难开进来，怪不得曹师傅也不愿载我来。又骑了二十多分钟，依然不见有甚么大明宫的踪迹。我担心迷路，查看地图，发现走的路应当是对的，至少方向没错。前面不远，应当就是麟德殿的遗址，那是唐代大明宫主要的宫殿建筑之一。
然而，地图上看来不远的地方，却似乎遥远得很。当时忘了，地图上的一吋，实际上等于大约半公里。不久，果然见到右手边出现一个大土堆。我赶紧把车子转入一条田间的小路，往那里骑去。
这土堆高达二十多呎，在一大片玉米田中隆起，显然是一座人为建筑的废墟。有几个小孩，爬到土堆上头去追逐。有一名农人荷锄走过。
"老师傅，请问这是不是麟德殿的遗址？"我问。
"哦，不是。这是三清殿。"他指指前方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那边才是麟德殿。"
这三清殿的废墟，前面并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任何围墙，只是孤零零的立在玉米田中。我也随着那些好玩的小孩，爬到土堆上头去。那里长着一些杂草。在夕阳下，登高望远，所看到的景物都染上一层温馨的金黄色调。
第四部分 11.长安水边多丽人（11）
站在这一片废墟上，想起从前唐代的皇帝们，在面对忧患的艰难时刻，如何经常都会在殿中登高"北望昭陵"，或"北望献陵"，祈求这两位创业先帝的启示，寻求精神上的安宁。然而，这显然只是象征性的举动，因为在长安这一带，也不能清晰见到昭陵或献陵。我到的那天，正是天气晴朗，蓝天万里无云的好日子，但也只能见到一些不知名的远山朦朦胧胧的影子。
麟德殿遗址倒是建起了围墙保护，并且有一个管理所。我来到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多，参观时间已过，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幸好，有一位管理员住在那里。他特别通融开门让我进去看。
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专家，曾经在这里做过重点试掘，但发掘现场现在都用泥土重新覆盖着，加以保护，要等将来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再来发掘。而今，这一片废墟的杂草丛中，依然散弃着许多唐砖碎瓦。地面上，也分布着好几十个排列整齐有序的巨大柱墩。这些柱墩都很新，不像唐代遗物。"那都是现代仿造的，"管理员说。
唐代宫殿给我的联想，倒和皇帝无关。我经常联想到的，反而是唐史上一位悲剧人物，牛李党争中的李德裕。这可能是因为他写的一首诗，非常生动地刻划了他和朝廷的关系，而且还写到了他在宫中工作到深夜的情景：
内宫传诏问戎机
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
月中清露点朝衣
我骑车离开麟德殿的废墟时，心中想到的，正是一千多年前，李德裕半夜离宫回家时，"月中清露"沾湿了他的朝衣这个悲凉的意象。当年，他坐镇武宗宫中的金銮殿，亲自替唐室指挥了好几场重大的战事，包括平定泽潞节度使刘稹的叛乱，经常弄到半夜才能回家。他这首诗，便是他在公元八一四年，刘稹叛变期间写的。
然而，武宗死后，宣宗上台，李德裕便失势了，最终更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去。他曾在一篇短文中，形容自己在那里"幽闷不乐，谁与晤言"。最后，这位功臣便这样老死在海南岛了。
唐代的宫殿在唐末历经几次浩劫和大火，如今只剩下这几个大土堆，孤零零的立在初秋的玉米田中。但李德裕当年在宫中，写给前方将领和回纥酋长的那一批官文和书信，却逃过浩劫，流传至今，仍然保存在他传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里，永垂不朽。这本文集让我们清楚知道，他当年是怎样在宫中指挥战事的。比起堂皇的宫殿，文章确是"不朽之盛事"啊。唐代的宫殿早已不存了，唐代的诗文却是战火无法摧毁的。
第四部分 12.长安水边多丽人（12）
离开西安前，没能见到唐诗中经常出现的终南山，我觉得终究是一大憾事。王维不就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吗？这南山指的便是终南山。我决定再租曹师傅的车一天，去攀登最接近西安的翠华山。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了。
我们在晨曦中出发。车子沿着城南一条小路，走了快三十公里，才渐渐可以见到一点远山朦胧的影子。高大笔直的白杨，竖立在路的两旁。农人赶着驴车，以缓慢的步伐，向着麦田走去。空气中飘着一股清淡的驴粪味。
西安城南这一带，已可以见到一些高高的黄土台原。收割后的麦草，堆成一个一个圆突突的隆包，林立在台原上，有一种成熟的金黄韵味。像梵高的画。
翠华山脚下一带，便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区樊川和韦曲，早见于王维和杜牧的诗中。现在，这里依然景色秀丽，随处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有一两座水磨坊，一些养蜂人家，一些林场。
曹师傅把车子停在山脚下一家小食摊前等我。我提着水壶，走过一座小桥，便沿着一条小路，独自登山。山上流下的小溪，在小路的右边流着。一大早，我是唯一的登山者。四周寂静，只有溪水流过岩石的声音。半路上，有一对老年兄弟，赤着脚，赶着两头牛，回山北的老家去。"老师傅，请问终南山是哪一座？"我趁机打听，好像当年王维"隔水问樵夫"那样。
"就是那一座，"其中一人指指最高的一座山峰说。山被云雾环绕着，一副云深不知处的样子。
"这两头牛是你们的吗？"
"对，刚在山下买的，带回山上去耕田。"
牛拖着笨重的身体，可是爬山的速度一点也不慢。比我还快。慢慢的，这两个老人和他们的两头牛，便离我越来越远了。后来，我偶一抬头，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仿佛突然走进云雾中，消失了。
我为了欣赏山路两旁的风景，边爬边停，一个小时后才爬到半山那座小天池处。这个高山小湖，现在用来发电。湖边的水坝上，有一座小型的发电厂。
又爬了一个小时，经过十八盘路，终于爬上了顶峰。然后，转个弯，突然又有另一个高山湖泊呈现在我眼前。湖水一片黛绿，早晨的太阳从左边照过来，湖面泛着微微升起的烟雾，偶尔有水鸟飞起。有一群小羔羊，从湖的右岸列队走过来。湖后面，又是几座高山。我终于见到那座最高的终南山了！它苍绿的顶峰，在白云中若隐若现。阳光、湖水、白云和山影，交织成一幅光影不断变化的画。我幻想自己划着一叶轻舟，划过寂静的湖心，转个弯，隐入一座山背，航向永远的终南山去。
第五部分 1.南诏缘（1）
第二年五月底，夏天还没来，我又迫不及待地开始我第三次的中国大陆行了。为了这次旅程，我甚至还提前请了假。暑假还没到，一改完期末的学生考卷，第二天就从香港直飞到了昆明。这一行，准备在中国的大地，走上几乎两个月，也是我所有旅程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了昆明，不免随俗到西山龙门、滇池、石林去玩了几天，也到市郊的云南师范大学去，寻访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那一排低矮简陋的小教室，默默立在校园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真难想象，当年那么多知名的学者、诗人、小说家和物理学家，曾经在那里待过长长的八年抗战。闻一多的一座雕像，也竖立在校园内。
前往石林途中，经过蒙自，小说家沈从文当年住过的地方。又经过宜良，那里的烤鸭据说以松木熏烤，很有点名气的。可惜不知怎的，我下车去观赏了一会烤鸭的烧烤过程，见到一只只肥肥油油的鸭子，竟嫌它油腻，而且想到一个人若买下一整只，恐怕也吃不了。结果，我居然不想买，没有买。如今回想起来，我和宜良烤鸭就只有看的缘分，没有吃的福分了，空留下无限的遗憾。对于这道没有尝过的宜良烤鸭，也无从多说了。说到昆明的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去吃了过桥米线和田七炖鸡，都很美味。
然而，我来云南，到底不是为了吃。我是为了寻访一通南诏的石碑而来的。
云南大理市最吸引我的，不是甚么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也不是崇圣三塔，而是鲜少人知道的《南诏德化碑》。出发前，读过一些资料，知道这通唐碑，如今依然竖立在大理市的太和村内，但却没有更多的详情了。毕竟，太和村太小了，地图上也没有标出。我不知道它位于何处，该怎么去。心想，到了大理再想办法吧。
到了大理的第二天早上，随着当地的一个旅游团，先去苍山和洱海玩了几乎一整天。下午四点多返回市区时，和驾驶那辆小面包车的司机谈起，想不到竟问对了人。他知道太和村在哪里。
"就在进城的大路边。待会回市区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让你下车。你一个人再往上走一小段路，就到了。"
就这样，我在一个阳光十分明丽的下午，来到了太和村口。司机放我下车后，我沿着一条小路，走进村里。村内尽是稻田和农舍，默默浴在下午的阳光中。走了约十分钟，来到一个高坡上。苍山就矗立在这个高坡后面，形成一道天险。我站在高地上，回过头来，洱海便在我前面不远。一山一湖，保护着这个太和村。难怪一千多年前，唐代南诏国的太和城，就建筑在这个坚固可守的好地方。
南诏是唐朝后期的主要外敌。我在普林斯顿念研究所时，正巧我的一位美国"师兄"，是专门研究南诏史的，而我自己研究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不免也得留意这个西南边界上的南诏国。而今站在这个太和城遗址上一看，感觉到苍山和洱海是如此的贴近，真可以体会到唐代在这儿用兵之艰苦了。怪不得唐室对南诏，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块高坡上，有一个小小的园子，园里有一座碑亭，亭里头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诏德化碑》了。碑亭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池塘，不知是甚么用途。五六个顽皮的小孩，正在嬉水，扑通扑通地跳进池中游泳。碑亭附近有青青的绿草，修剪得还很整齐。下午温馨的太阳，照在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照在这一群年轻顽皮的小孩半赤裸的身上，照在池塘的水上，形成一种动人的光影。有一种很抒情的，田园的韵味。
孩子们见到我背着相机到来，玩得更起劲、更疯癫了。拿起相机，想给他们拍照，他们却又害羞起来了，互相推让，有的还跑开去。我走到碑亭处，隔着窗往里望，《德化碑》高高的竖立在里头。这儿见不到售票处，也见不到有甚么人在看守，仿佛很荒凉的样子。但小孩说，有管理员，他在园里的后头宿舍睡觉。有一名小孩还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替你叫，我去替你叫。"说完就真的立刻跑开去叫了。
不一会，管理员来了。他衣着破旧，又瘦又黑，抽着烟，不像是看守一通历史名碑的人，倒更像是一所破和尚庙的庙祝。然而，和他一谈之下，他却友善极了，热情得很，话很多，似乎这里很少访客，连这位守碑人都感到寂寞无比，一有访客便兴奋不已。
他打开碑亭的门。《德化碑》黑压压的一大块巨石，发出一种无比威严的光彩。它默默地立在这个太和城遗址上，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年了。碑身严重风化，凹凸不平，原本刻着的三千八百多字，现在只剩下几百字了。而即使是这些残余的几百字，也字迹模糊，难以阅读了。我绕着石碑走了一圈，再用手轻轻触摸它的碑身，觉得自己仿佛就像在触摸一块南诏和唐代的历史，那么具体而真实。
这通《德化碑》，可说大有来头，因为它是一通建国纪念碑，在公元七六六年，由当时的南诏国王阁逻凤竖立的，记录了南诏国建国初期的一系列重大史事。它在唐代南诏关系史的意义，自然非常深重。而且，由于泰国人的祖先，据说就来自南诏，所以连泰国学者，或研究泰国古代史的人，都对这通唐碑深感兴趣。守碑人告诉我：
"几个月前，就有一位泰国女教授来参观。当她知道碑还存在，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感动得很，几乎快哭了。"
此碑如今只剩下寥寥几百字，但幸好在清代，王昶等金石学家，早在他们所编的碑文集，如《金石粹编》中，记录了大部分的碑文。一般人作研究，其实也不必实地访碑，只要查阅那些碑文集就可以了。我是因为对石碑有一种莫名的"激情"，所以才专程来的，也因此才有眼福，亲眼见到这通中国最高最大的石碑之一。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