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她被撤了职务，并被送进了党校。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以当斋工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
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子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
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 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仗势压人，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子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奥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子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运动毫无办法。”
贺子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细细想一想，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那些人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毛泽东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又深入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这个思想，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除了读书以外，还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对贺子珍说：
“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军队的事不让我管了，苏维埃政府的事我还可以做呢。”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高兴地说：
“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们还可以做。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才是错的。”
此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上。他常常骑着一匹马，提着一盏马灯，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了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的情况，实地调查执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方针对发展生产有利。接着，他发动中央根据地八个县的农民开展了规模广大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主要是查地主的田，看看有无漏报漏分，保证贫苦农民能多分田地。
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不顾疾病在身，积极领导中央临时政府工作。这是193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除了下去搞调查研究以外，还在沙洲坝的住所，把调查所得，整理成文章。他在这里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查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子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
“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
在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沉重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着战斗。贺子珍给了他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
5、忍痛割爱
从前线发回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消息令人沮丧：清流，连城失守了，石城、宁都、兴国也失守了。
中央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
偏偏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疟疾又一次发作了。
一连好几天，毛泽东时冷时热，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他眼睛睁不开，整天迷迷糊糊地昏睡，可把贺子珍和几个警卫员急坏了。请来医生诊治，西药吃进去，不见效果。贺子珍又请来一位中医，开了草药，与西药一起吃。她摸摸毛泽东滚烫的前额，怕体温过高烧坏了脑子，便用冷毛巾不断做冷敷，还特地从医生那里借了个金属散热器，套在他的头上，帮助降温。
这样持续了几天，毛泽东的体温才逐渐恢复正常，眼睛也睁开了。贺子珍同警卫员一直轮流守护着他，几乎没合过眼。
这一天，毛泽东的精神好一些了，他看到贺子珍那疲倦的面容，怜惜地说：
“这几天把你搞苦了。”
“你身体好了，再累我心里也高兴。”贺子珍振作一下精神，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弄。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毛泽东说：“口里干得很，弄点粥喝吧！”
贺子珍马上让警卫员熬了，亲手喂他吃。
毛泽东一面吃一面问：“这几天送来了什么文件、电报没有？前线有消息来吗？”
贺子珍不想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为这些事劳神，就说：
“你身体刚好些，就养两天吧，别为这些事操心了。”
毛泽东看贺子珍不肯讲，就扶着床坐起来。要到书桌旁边去。贺子珍赶忙说：
“你躺着别动，还是让我念给你听。”
她把桌子上的文件、电报和战报拿过来，一份一份地读给他听。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眼光中流露出忧伤的神色。他听完以后，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贺子珍以为他累了，想睡觉，就轻轻地走了出来。她自己也觉得累极了，来到奶妈和小毛毛的屋子里，在奶妈的床上躺下就睡着了。等她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分。她惦记着毛泽东，赶紧回到自己的屋子。她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桌子上摊开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毛泽东正弯着腰，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什么。
是光线不足，还是他病后体虚眼花，毛泽东的身子几乎俯到桌子上，鼻子尖都快碰到地图了。
毛泽东专注地在地图上比划着，贺子珍走进屋，他都没有觉察。贺子珍紧走了两步，来到桌子跟前，把毛泽东从地图边拉开，生气地说：
“你不要命啦? 今天刚能喝一点粥，就开始工作?”
毛泽东顺从地回到床上，沉思着说：
“战局这个样子，让我放心不下啊! 搞不好，中央根据地全都要丢了。我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败局。”
他可能想出来什么办法，过了两天，又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去。
这封建议信，同上一封信一样，送出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几天过去，毛泽东坐不住了，焦躁地说：
“前线吃紧呀，我看我们要顶不住了，不去看看不放心呀!”
贺子珍痛苦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踌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觉得应该去，那就去吧!”
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到于都去了。
这是1934年10月，由于躲避敌机的轰炸，他们的家已搬到瑞金城外的云石山过了几天。
毛泽东突然回到家里，神情十分严峻。他抱着天真烂漫的小毛，抚摸着孩子柔软的头发，亲着苹果般的小脸蛋，半天不说话。
贺子珍一眼看出他今天神情异常，赶忙问：
“你今天怎么啦? 好像出了什么事？”
毛泽东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
贺子珍又惊异又难过。她知道前方的仗打得不好，却不知道情况已严重到这个地步。红军一撤走，整个根据地就完了。这块根据地，是多少人流血牺牲，惨淡经营，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如今要失去了，落脚地没有了，又要开始打游击，重新过那种风餐露宿的生活。她想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心里像被谁揪了一把那么难过。
他们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坐在那里。惟有不懂事的小毛，几天不见爸爸了，快活得像喜鹊，吱吱喳喳，不停地笑着说着，“爸爸，爸爸”地叫着。毛泽东看着小毛，脸色更加忧郁了。
这时的小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这是毛泽东同贺子珍结婚以来，所生的孩子中，惟一个在身边长大的，而且是在他备受王明路线打击的时候出生的。小毛曾经给过他多少温暖和慰藉，为他排解过多少忧愁和烦恼啊!有时候，他两眉紧锁，闷闷不乐。贺子珍便把小毛领了来，说：“小毛要爸爸抱呢!”小毛像依人的小鸟，扑向毛泽东的怀里。顿时，毛泽东的眉心舒展开来，微笑着，搂着小毛，逗着他玩。
以前，毛泽东住在沙洲坝，常常带着小毛玩耍。他们住在一座有一道矮墙围住的农村小院里，周围住的都是老百姓。在他们家的门前，有一棵大榕树。夏天，烈日炎炎，榕树下却是一片浓荫，凉风习习。邻居家的孩子喜欢在大树下游戏。毛泽东告诉小毛，要同哥哥姐姐相亲相爱。小毛仿佛懂得爸爸的话，同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一个大哥哥把皮球踢到小毛的脚边，他抱起皮球，给哥哥送回去，嘴里还不停地说：“还给哥哥!”把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
乖巧的小毛还会模仿爸爸的动作。一天他爬到爸爸的办公桌上，拿起毛笔，往砚台上蘸蘸墨，一本正经地在纸上涂画起来，边抹边说：“我也会写字呢!”毛泽东看了，高兴得抱着小毛说：“好伢子，真聪明！”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地烦躁。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有一次，他一宿都没有睡着，直到天亮了才朦胧睡去。已经会走路的小毛，自己推门进来，一路走着喊着：“爸爸!爸爸!”把睡着不久的毛泽东吵醒了，他猛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举着拳头，瞪着眼睛，粗着嗓子喊：“再叫，揍死你!”
小毛从来没有见过爸爸这个样子，吓得脸色都变了，哇地大哭起来。毛泽东这时似乎醒悟了刚才自己干了些什么，他的情绪马上平静了下来，抱起小毛，温和地说：“小毛不要哭，刚才是爸爸不好，对你发脾气了。小毛吓坏了吧?”……
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他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不吃饭，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现在，毛泽东望着儿子，想起了他那些幼稚逗人的往事，心情更不好受了。他告诉贺子珍：
“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看着贺子珍：“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
贺子珍这时才明白，原来一家人的分离就在眼前。她自从同毛泽东结婚以来，无论环境怎样险恶，都是艰苦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偶尔分开，也都是短暂的。现在，革命遭到这么大的挫折，他们却要分开，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了。想到这里，她难过极了，眼泪又要涌出来。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让泪水流下来。她想，毛泽东为此事已经很难过了，他大病初愈，过于伤感，更会影响他的身体，不能再增加他精神的负担了。她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毛泽东顿了顿，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苏区。”
第二天一早，他赶回于都去了。
毛泽东走后，贺子珍天天打听前方的消息，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如果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扭转败局，红军就不用撤离中央苏区了。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
几天以后，毛泽东派警卫员来通知她：把他日用的衣物交给警卫员带来，他在于都随先头部队出发了。毛泽东还捎来了话：中央已批准贺子珍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让贺子珍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
贺子珍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次连她在内，中央一共只批准了三十名女同志随红军队伍出发。这些女同志都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要符合三个条件：政治条件好，有独立工作能力和能坚持长途行军。女同志大部分编在总卫生部休养连。
当天，组织上也正式通知了她随军行动的决定。
贺子珍马上来到瑞金的下肖村，同妹妹商量小毛和父母亲的安置问题。贺子珍的父母亲一直跟妹妹住在一起。到妹妹家里，她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毛泽覃同贺怡一起留下，坚持游击活动。
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他们正在商量安置父母亲呢!贺子珍对他们说：
“老毛已经走了，我马上要随队伍出发，小毛和爸爸妈妈只好请你们照顾了。”
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是呀，连年的征战生活，她和毛泽东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第一个孩子生在龙岩，半个多月后就扔下了，从此没有下落。第二个孩子是早天的。只有小毛，是在稍微安定的环境下出生，在他们身边长大，夫妻俩爱如珍宝。现在，为了革命．不得不舍他而去。做母亲的，怎么能不难受呢?
贺怡看到姐姐这样难过。就安慰她说：“你放心走吧，把他们都交给我，我们会安排好的。”
他们商定，先把父母亲和小毛安置在小毛的奶妈家，然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贺子珍立即赶回云石山，把小毛的东西收拾好，带着他和奶妈又到了贺怡家。
小毛开始以为带他去走亲戚呢，高兴极了。当他听明白了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来，跟着奶妈过，便伤心地大哭起来。他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喊着：
“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
这一声声的哭喊，刺痛着贺子珍的心。她强忍着悲痛哄小毛道：
“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
贺子珍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她怎能料到，瑞金的一别，竟是同小毛的永别呢?红军北上后，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小毛奶妈的家乡也被敌人占领了。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同她哥哥贺敏学曾设法寻找他的踪迹，也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贺子珍把小毛安顿好后，又回来收拾自己的行装，并赶到休养连去报到。休养连的出发动员报告是10月14日上午9点钟作的，作动员报告的是李维汉，他说队伍下午就要集合出发，要求每个战士轻装。贺子珍很容易办到，因为属于她的东西也就是随身几件衣物而已。
休养连的队伍是下午3时从瑞金出发的。队伍往哪里去?要走多少时间?她一概不知道。这不仅是军事秘密，恐怕连当时的中央领导也心中无数。
队伍的开拔是保密的。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规定，不许把红军撤离的消息告诉群众。可是，那么庞大的队伍转移，怎么瞒得过当地的群众? 从队伍作动员时起，乡亲们就陆续地来了，同红军依依话别。到下午队伍出发时，瑞金县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动，他们拉着红军的手，热泪长流，一遍一遍地说：
“你们不要走啊，国民党一来，我们就没法活了。”
“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有的乡亲把自己做的布鞋、草鞋，送给红军，祝他们一路平安；有的乡亲把自己的斗笠、雨伞送给红军，让红军在路上可以遮风避雨。还有的乡亲把藏在坛子里的鸡蛋摸出来，煮熟了，让红军带在路上吃……
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深深池感动了贺子珍，她热泪盈眶，对乡亲们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苏区。”
从1933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结果中央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小。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