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15年后，当贺子珍把惟一留下的女儿送到她爸爸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地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这时，她才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子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由于条件恶劣，产后的贺子珍得不到护养，结果闹下了病根。
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子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她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子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子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贺子珍分娩后不久，另一个女同志也分娩了。但是队伍越往北走，条件越是艰苦。粮食买不到，有时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炒米或炒面。
这个刚生过孩子的女同志，连吃个半饱都做不到。贺子珍便把自己的一份口粮倒出一大半，送给那位女同志，自己找点野菜充饥。那位女同志不忍吃她的口粮，说：
“你拿回去自己吃吧，我不要，你也刚生过孩子。”
贺子珍硬是把口粮倒到那个女同志的碗里：“你一定要吃掉。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没办法，大家一起克服吧!”
休养连指导员董必武见了这个情景，劝那位女同志说：“她让你吃就吃吧，子珍就是这么个人，只要她有一点吃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别人；只要她有衣服穿，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送给同志。你不接受，她还不高兴呢!”
那个女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然，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贺子珍最关心的还是毛泽东。她知道，毛泽东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身系几万红军战士的安危。因此，她总是尽自己的可能，让他吃得饱些，吃得好些。
红军打了土豪，有时给每个人发一点零用钱。贺子珍舍不得花掉，总是留着，等路过集镇时，为毛泽东买一点好吃的，用饭盒盛着给他送去。
过西康时，红军战士买不到粮食，每人只能分到一点没有长成熟的青稞。这种生的青稞既不好吃，又不易消化，往往怎么吃进去，还怎么排泄出来。可是，即使这样的食物，也不可多得。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东坐在一起吃半熟的青稞，毛泽东一面吃，一面低头看文件。贺子珍怕他吃不饱，就把自己碗里的都拨到他的碗里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只是吃完后奇怪地说：“今天的青稞怎么那么多，老也吃不完?”
还有一次，在宿营后，贺子珍发现，她们宿营的床上铺的都是麦糠，一双大眼睛放出异样的光彩。心想，用它做成饼子，可以美美地饱吃一顿呀!几个女同志借来了铁锅，动手做起贴饼子，每人分到几个。贺子珍舍不得吃，全都送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也舍不得都吃了，又给贺子珍留了一个。
遵义会议后，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工作。
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农村的住房十分简陋，每次队伍停下来，为毛泽东准备办公的地方，都很费周折，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把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那条红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抄写东西，再要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
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毛泽东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看着毛泽东熬红了双眼，熬瘦了面孔，警卫员急了，他们劝又劝不动，只得把贺子珍请来想办法。
一次，贺子珍被警卫员找来后，拿起煤油灯对毛泽东说：“灯没油了，先歇一歇再干吧!”
“不行呀。我正等着前方的电话。”毛泽东回答说。
“那好办，我来替你守电话，你先去睡一会儿。电话一来，我就喊你。”贺子珍想出了办法。
于是，她代替毛泽东守在电话机旁，让毛泽东安心地闭目养一养神。
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想了很多办法。衣服破了，她帮助缝补；衣服脏了，她帮助洗涤。
有一次，行军中遇上下雨，毛泽东的衣被都淋湿了，那条红毛毯也湿了。宿营后，贺子珍赶忙生上火，把毛毯烤在上面，又把火盆拉到毛泽东跟前，让他把身上的湿衣服烘烘干。她见毛泽东在看书，就对他说：
“毯子烘在火盆上了，我去整理材料，你看着点。”
毛泽东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贺子珍闻到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赶忙跑过来一看，毯子已经烧着了，开始冒烟。她喊了起来，毛泽东这才注意到毯子着火了，连他靠近火盆的那条裤腿也烤糊了。他太专心致志了!
贺子珍心里真想抱怨毛泽东一番，可一想他工作总是这个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只好默默地找来一块布，把毯子烧的窟窿补上了。毛泽东就盖着这条毯子，走完了长征的路。到了陕北后，他们舍不得把这条破毯子丢掉，贺子珍又找老乡用羊毛把窟窿织补起来。
3、身负重伤
红军离开遵义以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除了在地面上派重兵追踪、截击外，还出动了空军，在天空中搜索、侦察，寻找红军的去向。
一天下午，太阳已经西斜，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盘县五里排，打算在这里宿营，人们刚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连里的司号员立即吹号通知大家隐蔽。
休养连里有伤病员，有老年人，行动比较迟缓。人们还没有隐蔽好，三架敌机已钻出云层，俯冲下来。
贺子珍已经隐蔽在路旁的一条沟里了。她一看有的人和马匹还在大路上没有隐蔽好，着急地挥着手，大声喊：“还有伤病员没有隐蔽好，大家赶快帮助他们隐蔽!”
说着，她跳上大路，指挥担架赶快散开。
“围剿”红军的敌机，对长征红军实行轰炸。一架敌机几乎从树梢上擦过，发现这里有人，很快转了回来，吼叫着再次俯冲下来。敌机一面开动机关枪扫射，一面投掷炸弹，一股强烈的气浪从贺子珍的头上、胸前冲过，正在她身边的一个警卫员，赶快把她拉回路旁的沟里。
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点以后，贺子珍看到不远的路上，有一副担架，担架员已经被炸死，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顾一切地跳出小沟，向伤员冲过去。她正要扶起这位伤员，帮助她隐蔽，突然，另一架敌机朝这个方向俯冲下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贺子珍毫不迟疑地向伤员的身上扑去。她只感到浑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贺子珍已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顺着头顶、身上、腿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满身烟硝和尘土，贺子珍躺在血污之中，昏迷不醒。
吴吉清双手颤抖着，背起处于昏迷状态的贺子珍，去寻找担架。
敌机溜走了。在烟雾中，红军干部战士跑过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贺大姐，只见她的脸像一张白纸，渗出来的鲜血把她的军装都染透了。
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师李芝。经过详细检查，发现贺子珍从头部、上身到四肢，十七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有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
连里的李医师先给贺子珍注射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当时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贺子珍用铗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取出来，嵌得深的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她身上。李医师在伤口上敷上碘酒纱布，进行简单包扎。每天到了宿营地，李芝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旧的棉花、纱布沾满了血；从伤口上揭下来，没有热水，只有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连消炎药粉都没有。
据健在的其他在场的同志回忆，贺子珍是因为卧倒的地势稍高一点，炸弹爆炸后，飞起的弹片把她击中了。他们都认为贺子珍的确是为掩护战友光荣负伤，受伤后表现得很顽强，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女红军。
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她思忖自己的伤势这样严重，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人抬着，干部休养连的担架和马匹这样少，老同志和伤病员这样多，要是继续跟着部队行进，对部队的拖累太大，因此，她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请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钱希钧知道贺子珍的意见后，很着急，她认为把子珍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容易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又紧，凶多吉少。
她赶紧找到毛泽民，要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给毛泽东，由毛泽东决定她的去留。
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他们的热泪淌在贺子珍的脸上。同志们也都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喊着：“贺大姐!”
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一她停顿了一下。大家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她克制住自己，又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把我留下吧，不要拖累大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吧。”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
这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走到前面的宿营地，离这里有十多里路程。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之后，立即同傅连暲医生和三个警卫员提着两盏马灯连夜赶来了。
两盏马灯进了院门。灯影里，一个高大的身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候连长：“下午飞机轰炸有几个负伤的? 炸死几个? 重伤员在哪里?贺子珍在哪里?”
侯连长一看是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赶十多里路这么快就到了跟前，他把下午遭受敌机轰炸的经过和受损失情况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随他走进屋里，一个一个看望受伤的同志。看完伤员，他坚定有力地对侯连长说：“敌人是时刻不会忘记我们的，但他们是永远阻止不了革命队伍前进的!”
说着，毛泽东一只有力的大手向前面一指。这种坚定的声调和有力的手势，给侯连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近贺子珍躺着的担架，他俯下身去，抚摸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轻地问着： “子珍，怎么样?”
贺子珍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异常激动。她亲切地温柔地注视了一阵毛泽东，声音微弱而沙哑地说： “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很感动，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说着，他背过脸用手揩去流出的眼泪。
贺子珍又昏迷过去了。傅连暲摸了摸她的脉搏，对李医生作了些交代。毛泽东指示医生要尽力抢救，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毛泽东连夜赶回宿营地，处理完军机大事之后，贺子珍负伤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拿起红铅笔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便条：“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毛泽东即日。”
第二天早上，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交给了丁良祥。身高体壮的丁良祥看过便条之后，犹豫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这副担架的，因为毛泽东身体瘦弱，又喜欢晚上工作，早上起来骑在马上行军，容易打瞌睡跌下马来，所以，配备了一副带有篷子的担架给他。现在要丁良祥带着担架去抬贺子珍，那么毛泽东自己怎么办呢?他拿着便条去找毛泽东。
“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走?”丁良祥问道。
毛泽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去抬子珍吧。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去，等她好一点，你们抬累了，就让她骑马。”
丁良祥接受任务之后，同毛泽东的马伕一起，带着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关怀和体贴，抬着担架和牵着马在路口等着贺子珍。
贺子珍的担架来到后，便由吴吉清把她背起来，放到毛泽东乘坐的担架上，把那副担架空出来抬其他伤员。
丁良祥等四人轮换抬着贺子珍，吴吉清随行照料。他们随着部队走了三天，来到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县交界的山下，已近黄昏时分。贺子珍躺在担架上，伤口的剧烈疼痛使她头上渗出一层层的汗珠，吴吉清不时地用毛巾给她擦一擦汗。贺子珍用顽强的毅力和疼痛作着斗争，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使劲地咬着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吴吉清和丁良祥都劝她说：“ 贺大姐，你痛得厉害，就喊两声吧，这样会减轻点痛苦。”
但是，贺子珍始终没有哼过一声，她咬紧着牙关，由于太过克制，她常常昏迷过去。
毛泽民此时赶来告诉吴吉清他们说：“总部从这里路过，毛主席要来，你们停下来等一会儿吧。”
他们在山上停下来休息，警卫员黄立堂和丁良祥等人吃饭去了。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忍痛微笑着对吴吉清说：“小吴同志，自从邓颖超同志和我介绍你入党后，你进步很快，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你今后多照顾主席。”
停顿了一下，一丝痛苦的阴影掠过她的脸上，她皱了皱眉头，又接下去说；
“前面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但胜利一定会来，很可惜，我大概不能和你们继续前进了，因为那样会拖累你们，会影响主席。把我寄放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抬着走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吧。”
她喘了一口气说：“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一件事情托付给你。前几天，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毛泽覃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我妹妹贺怡和我的孩子小毛，现在也不知下落。革命胜利后，你要想办法把小毛他们找到。你是知道的，主席特别喜欢小毛。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告诉他，他的妈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道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妈妈的遗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这时，毛泽东快步走过来了，他向迎上来的吴吉清问了问贺子珍的伤情，然后慢慢地走到担架边，给贺子珍把被子掖好，温和地安慰着她。贺子珍十分激动，要坐起来，但毛泽东阻止了她，她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一会儿，部队出发了，担架员走过来，慢慢抬起贺子珍，向前走去。毛泽东陪着贺子珍走了一大段路，就忙着和总部的首长指挥作战去了。
在贺子珍躺在担架上的二三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不知道多少次漏夜打着马灯，同警卫员赶了很远的路程，前来探望贺子珍，询问她的身体情况，给她带来一点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
不仅仅是自己的爱人，还有广大的战友的深重关怀，减轻了她的伤痛，温暖了她的心。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在担架员太累的时候，也轮流抬过她。爬山时，在担架抬不上去的地方，女战友还背着她走。
伤势刚好一点，贺子珍就不肯让战友抬了，她走下担架，用双脚走完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路程。
在战友们的精心照看下，贺子珍的弹伤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几个月后，她能拄着木棍自己走路了。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过草地时，同志们怕贺子珍顶不住，提出背着贺子珍走。贺子珍说什么也不肯，她不忍心呀。她看到又饿又累的同志们，只身行走都很困难，更何况要背负她这个沉重的包袱呢!
草地，像一片烂泥塘，泥泥水水，使她的双脚没有干的时候。更讨厌的是那里的天气，从早到晚，老是下雨。细雨霏霏，绵绵不断。许多战士没有雨具，身上总是湿漉漉的。贺子珍有一块雨布，六尺长，三四尺宽。行军时，她把周围的同志招呼来，一起顶着那块雨布往前行。宿营时，她又找一块比较高的地方，把雨布撑起来，和同志们紧紧地挨着坐在下面休息。
草地上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也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一天，红军来到一条四十多米宽的河边。先头部队下去试了一下，发现水流不算太急，但水有齐腰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互相牵着手，一个拉着一个，带头走下河去，蹚过河水，来到对岸。他们站在对岸，又挥着手，喊着话，为陆续过河的同志加油助威。
同志们看到这条河比较宽，怕弹伤初愈的贺子珍身体吃不消，要把她抬过河去。贺子珍坚决不答应。一个同志自告奋勇地说：
“那我把你背过去吧!”
贺子珍仍然不肯：
“我自己能走。为什么要增加你们的负担呢?”
她挽着战友的胳膊，毅然跨入河水中。这条河的河床，布满了石头子，圆圆的，像馒头那么大，踩在上面滑溜溜的。贺子珍一脚一滑，艰难地行进着。冰冷的河水使她全身发凉，身上的伤口被泡得阵阵作痛。走到河中心时，水没过了她的腰，她的心突突地狂跳着，头感到一阵阵的晕眩，身子不由得摇晃起来。
她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紧紧地拉着战友的手，不让身子倒下去，终于在河中心站住了。她向对岸望去，见毛泽东正关切地注视着她，目光中含有赞许、鼓励和期望。毛泽东同周恩来并肩站着，向过河的同志们高喊着：
“同志们坚持呀!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过了草地，我们就胜利了!”
这喊声给贺子珍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她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向前走去。她回过头来，看着后面陆续过河的战友，满怀激情地喊着毛泽东刚喊过的话：
“同志们坚持呀!坚持就是胜利!”
这时，四十多米宽的河床上，站满了过河的红军。他们的情绪沸腾了，互相拉着手，欢笑着，勇敢地向河的对岸走去。贺子珍和战友们一起，安全地过了河。他们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困苦的阶段。
当贺子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子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子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子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子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子珍才换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名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