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下小娇娇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陕北。
10月19日，毛泽东和贺子珍都来到了吴起镇。这是陕北的一个较大的集镇。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并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常委会议，确定了常委的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自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面临着新的任务。党的建设，红军的扩大，根据地建设，群众的发动，有多少工作等待人们去开展啊！
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每一位红军战士想的不是休息，而是战斗，战斗。
贺子珍也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从踏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那天起，她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她的情绪也和同志们一样振奋，渴望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工作。
她一次再次向组织上提出分配她工作的请求。
然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健康受到很大损伤，长途的行军，分娩，严重负伤，身体至今还没有恢复。
然而，在这时，她又一次怀了孕。沉重的身体负担，使她瘦弱的身体显得更难支持了。
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怀她的健康，纷纷劝她不要急于工作，再调养一个时期，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贺子珍工作的心特别迫切，她说：“我身体是差一些，但坚持工作是做得到的。”
组织上和同志们看到她那么坚决，就说：“那你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秘书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行吗？”
贺子珍仍然不同意：“我不愿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秘书不等于当家属。对于这点，贺子珍当然很清楚。她不满足于只做点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
她同毛泽东结婚八九年了，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拿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什么‘员’都当了。”
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贺子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很正当吗?
在此前后， 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了面对党的新形势，如何进一步选拔干部和培养干部的问题。
组织上了解贺子珍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是曹菊如同志。他欢迎贺子珍来担任发行科长。此时，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呢。从瑞金出发时，银行家大业大，有一百多副挑子，十三四个干部，可是，到了瓦窑堡只剩二三个人了，有的在路上牺牲了，有的调到别处工作去了。可是，分配贺子珍做点什么呢? 他感到为难，眼前最需要的是清点钞票，能让她干这种琐碎费神的工作吗?
可是，贺子珍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她帮助清扫完马粪之后，抓到什么做什么，先找来一些砖头，垒起两个垛来，上面摊一块板，高一点的当办公桌，低一点的当凳子。后来发现大堆钞票没人数，便主动要求搞出纳。她在凳子上坐下来，把布做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认真数起来，为了数得顺畅，还不时地用手指在嘴唇上沾着口水。
当年瓦窑堡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贺子珍还带了几个当地招来的徒弟，几个月的时间就坐在马圈里数票子，管票子。工作之余则管闲事，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关心体贴新来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业务。不久，银行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币厂，她去管这个厂子，热心地张罗各种杂务事。
那时，毛泽东也在瓦窑堡，贺子珍忙得连家也很少回。银行的旁边有几间房屋，她就在西边的一间屋里住下来。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步行到这里来看她。
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党中央和军委作了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争取东北军。
6月下旬，中央的所有机关迁到了保安，贺子珍也来到保安。
保安是个很小的县城，全县不到四百人，房屋也不多。
这时，贺子珍快要临产，她在国家银行发行科的工作无法再坚持下去。她比毛泽东早几天到达保安。
她和毛泽东在保安的家，是在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很破旧，地上是湿乎乎的。顶上不时地滴水。屋子很黑，警卫员刚来时，一拿门把，被蝎子蜇了一下，几天才好。屋里没有床，盘了个土炕，一进门就上炕。屋里没有灶，烧开水在门外用三块砖头支着水壶，就算是炉子了。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
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做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她从苏联回国，不久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看着战友们对这个小生命如此喜爱，贺子珍自己却发愁，没有一点儿高兴的劲头。
她这里考虑的是，不是做母亲，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朝思暮想的是，怎样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还在临产以前，她就请保安老乡为孩子找个奶妈，想把孩子托到老乡家里去。她自己决定不给孩子喂奶，用这个办法节省出一部分时间来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总之，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她的愿望的实现。
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了。
很多人劝她：“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孩子拖累我，我要干革命!”
中央机关在保安呆了半年左右，又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
把娇娇送走后，贺子珍想干什么呢? 她想到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基础不行，不能适应形势。她常常爱说自己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她是个非常爱学习、爱读书的人。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年岁还小，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在革命的队伍里，她一直过着动荡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她还是抓紧可能的机会学习，提高自己。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在外面打仗，她利用这个机会，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段书。以后，她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时期。
但是，她感到，光凭这样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适应不了当前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要求，于是，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学习去，进一步提高、充实自己。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把她送进了延安抗大。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级班。
进抗大的这一天，贺子珍心里特别兴奋。她头戴军帽，身穿军服，打着绑腿，容光焕发。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有趣的，也是紧张和艰苦的。要学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
贺子珍同其他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生是集体住宿。
贺子珍跟长征过来的几位大姐编为一个小组，过军事化生活，每天的安排都非常紧张，早起下操，上午听课，下午学习和讨论，还有搞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身体虚弱，更是吃不消。但她很倔强，不但刻苦学习，还抢着干杂活，什么事情都不甘心落后。
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来。
贺子珍特别好强，在学习、活动的哪一方面，都不甘落人后面。人们天天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欢快的笑容。
但，有谁知道，每一天，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毅力同伤病作斗争，才坚持下来的呢?
在长征路上生了那个女孩以后，由于产后缺乏营养和调理，她落下了头晕的病根。负伤以后，大量失血，又使头晕的病状加重了。另外，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经。特别是阴天下雨，就痛得更厉害。她强忍着这一切痛苦，从来不同任何人诉说自己的不适。
然而，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架都像散了一样。但她一直秘而不宣，咬紧牙关忍受着病痛，振作精神，坚持学习。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发现不见了贺子珍，到处去喊也没人应。女同志找遍了抗大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最后在厕所里发现了她。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忍耐超过了限度，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当女同学们找到她时，她仍然躺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流下了眼泪。大伙把她抬出厕所，送往医务所进行抢救，许久才醒过来。
战友们把她抬回宿舍，医生很快赶来。经过检查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休息。她只得退学回到家里休养。
2、交际舞引发裂缝
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夫妻之间吵架是一件正常的事。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由于各自的个性都较强，吵架也是常有的事。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次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了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子珍：
“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喊道：“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
毛泽东发火了，说：“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反驳说，“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两个人一时闹得挺僵。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那条战利品的红毛毯，睡觉去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火气也消了，走过来，对贺子珍说：
古柏。“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丁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
夫妻又和好了。
还有一次，是到了延安。那时虽说环境安定一些了，但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爱吃辣椒的毛泽东，吃饭时能有一点辣椒，就算很不错了。正是最热的天气，炒了一碗辣椒，毛泽东吃了好几顿，还舍不得吃光。这天，贺子珍端出来一闻，辣椒已经变味了。她怕毛泽东吃坏肚子，便把剩下的那点倒掉了。中午，毛泽东回家吃饭，见桌上那碗辣椒没有了，他一面洗脸，一面问贺子珍。
“那碗辣椒到哪里去了?”
“倒掉了。”贺子珍没有说明原因，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毛泽东顿时火起，把洗脸盆和里面的水，全泼到地上了。贺子珍气得跑出屋，到晚上才回来。事后，毛泽东了解到事情的原因，很后悔当时鲁莽。不过，他对倒掉了辣椒，仍然觉得惋惜：“把它再煮一下，是不是吃了不要紧? ”
在这两次被认为最厉害的争吵中，他们都不是因为思想上出现分歧，也不是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而是出自一种对对方纯真的感情。正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深厚，当贺子珍一旦发现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就把这种不一致看得过于严重，还把它夸大了。
促使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裂痕扩大的原因，还因为贺子珍感到自己的水平不如毛泽东，而自己又事事要与毛泽东相比。
据有关资料的介绍，引起贺、毛之间不和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延安交际舞的兴起。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毛泽东、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经过领导讨论决定，外事接待部门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史沫特莱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时年45岁。她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经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蚀她对生活的热情。
她后来记录说，当她初见朱德时，“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然后，她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从江西大山里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仍有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
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
然而，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只好是主随客便，而不是客随主便。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还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活动。
当时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的是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电影的吴光伟，这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据随后来访的斯诺夫人的介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延安本地人总是张口结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的怪人。当地妇女，全是小脚，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
在当时的延安，身边带有口红并使用口红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斯诺夫人，“我不肯放弃打口红，我尽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另外一个就是吴光伟，“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吴光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演员。”
不过，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喜欢串门。她们三个都是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
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里记载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共抗日主张。
图为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和访问延安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一起。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娱乐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舞会，也免不了去客人们的住处看看、聊聊。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激烈反对。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使之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
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
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们，对这些女英雄们不会构成婚姻的多大的威胁。然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从长征走过来的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已开始不安分守己了，开始在蠢蠢欲动，必须想方设法制止这种不规矩的行为。
毛泽东开始虽不跳舞，但也经常光顾舞场，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较多一些的接触。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两人都眉开眼笑。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
这时，窑洞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一下愣住了，屋子里显出了极为尴尬的局面。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打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见状，为自己的翻译吴光伟打起抱不平来，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1937年在延安。此时，站在门口的那位警卫员听到屋子里有吵架声，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这位外国人当着毛泽东的面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的话，他应该去拉住两只要打人的手，不料，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帮了个倒忙。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黑了一圈，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次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
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委屈的是自己被挨打，愤怒的是自己没得到安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负气出走，接着，吴光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再说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并肩走过了党所经历的最艰苦的岁月。可以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相处的十年，受尽了人间的苦楚，但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为了革命的事业，也为了照顾毛泽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和兴趣，失掉了许多学习、锻炼的机会。她对毛泽东的爱是那样的深沉和专注，简直容不得一点点不和谐的现象存在。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加强沟通和交流，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可是贺子珍的性格过于内向，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波澜，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不必要的烦恼之中。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
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还有，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她多么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3、负气出走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灵的召唤。
贺子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
十年前，她才十七岁，大革命失败了，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离开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子珍的性格。
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
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其实，贺子珍又何尝不怀念曾经长期朝夕与共的亲人呢？
1937年贺子珍与战友在西安。此时，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
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后来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
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
直到很久以后，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
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为此饮恨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