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祸不单行
走进莫斯科的贺子珍在短暂的新鲜感消失后，接踵而来的是不幸的遭遇：儿子夭折，丈夫毛泽东又同江青结了婚。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
1938年10月，当莫斯科郊外正是红叶烂漫的时候，贺子珍从遥远的中国来到了这座著名的城市。
贺子珍怀着从少年时代就对十月革命故乡的向往，来到苏联。她几乎是怀着最虔诚的宗教徒朝拜圣地的心情，踏上莫斯科的土地。与她一起来苏联同行的还有其他三位同志。
刚刚从山沟沟里出来的贺子珍，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新鲜、绚丽，甚至觉得是令人神奇。
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同志前来迎接他们。当汽车奔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时，贺子珍自然联想起井冈山上只能一个人行走的羊肠小道和长征途中那艰难的道路。
当贺子珍参观重型机械工厂、军事学校、红场、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时，她似乎走进了一个幻想的、美妙的世界。
这些，过去只能在书本上多次读到过，如今竟一一展现在她的眼前。她不禁联想起延安那只有几间破房子的国家银行，那没有课桌的抗大，和凤凰山下自己那个简陋的家。原来沉浸在个人生活烦恼中的贺子珍，为眼前的一切所激动了。
美好的抱负，崇高的理想，又强烈在她心胸里涌动着。她似乎看到了正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那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她自己，不就是为了祖国的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吗?想到这些，她的情绪不禁为之一振。原来缠绕着她的个人生活上的一点点不愉快，现在她想起来，太微不足道了。她立誓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养好身体，多学知识，学成回国后，多为革命出力。
她怀着乐观而又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她已平安到达了莫斯科，她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使她激动。她相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苏联那样，美丽富强。
关于她自己，她在信中写道，决心在两年的学习期间，要多学点东西，充实自己，再把身体搞得好一点。
她在信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别扭和隔阂。她的眼光看到未来以后，她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她心中，这些小事已经不值一提了。
她把信发出以后，开始了一种快节奏的新的生活。
她刚到莫斯科不久，长途奔波的困顿还没有消除，就急急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所有弹片。
医生为她作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深嵌在她的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弹片不可能也不必要取出了。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她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的头上和身上。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以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设在莫斯科市区的一座小楼里。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得比较满，有时上午、下午都有课，复习功课的时间就得放在晚上。贺子珍很用功。她知道自己基础差，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因此她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要比别人多得多。
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的同志是比较友好的，对来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都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每月还发给70卢布的生活津贴。按照一般的惯例，对各个兄弟党领袖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一定的照顾。
岸英、岸青兄弟。尽管如此，贺子珍还是有一般学员没有的困难。她刚分娩，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要喂奶，要料理孩子的生活。晚上，还要把孩子从婴儿室接回来，自己带；她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保姆分担她的生活担子，晚上复习功课，往往要等到孩子睡着以后。而这时候，她已经是筋疲力尽，眼皮都睁不开了。
到了莫斯科后，贺子珍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她到莫斯科后，起了个假名字，叫文英，她就用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不管有什么困难，从不开口申请照顾。她是一个过惯苦日子的人。到了苏联，她觉得像是到了天堂，虽然忙碌、劳累，但她心情愉快，觉得生活得很充实。
当时，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比她早一两年到达苏联，是上海的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去的。他们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贺子珍到莫斯科后，马上去找他们，还带去了一大堆水果，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他们。国际儿童院离东方大学很近，两个孩子差不多每天下课后都要到东方大学找他们的贺妈妈，教贺子珍讲俄浯。
每到周末，贺子珍早早地把那两个小不点的男孩接回来，母子四人在宿舍里团聚。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买一点好吃的给他们，有时候，她和岸英、岸青兄弟还一起打扑克玩。在异国，能有这么一份亲情的欢乐，贺子珍满足了。
她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是请贺子珍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
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 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放在婴儿室里，长得完全像他。她写道，分娩后奶水不够，孩子是靠一半牛奶、一半米汤喂养的。她在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想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
把这封信发出后，她就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专心学习起来。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十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对此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已经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了，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
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当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
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她之所以生气、委屈，坚持要走，并不是因为对毛泽东丧失了感情，而正是自己对他强烈的爱的表现。
爱情是自私的，是排他的。在革命根据地，在延安，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达官贵人一样，同时拥有两个妻子。既然江青利用了贺子珍不在的空缺，插了进来，既然毛泽东已接受江青，那么贺子珍已永远失去毛泽东!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除了随身衣物，什么都没有带，却把那条标志他们爱情生活的红毯带来了。如今，看着这条烧坏过，又织补起来的旧毛毯，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贺子珍此时的心好痛啊，如同刀割一般。
然而，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可吃。
在苏联同她一起学习的同志，在知道贺子珍的不幸后，纷纷来安慰她。
贺子珍对此很感激，她表面上总是很平静地说：“这件事不怨他，要怨我。我祝他幸福。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过自己生活。”
从外面上看，贺子珍长得是一副柔弱的身材，但在柔弱的身躯内，跳动的却是一颗刚强的心。
接连遭遇不幸，她并没有被生活打倒，而是顽强地生活着。
她失去了家，失去了爱情，但觉得还有革命的事业，还有自己追求的革命理想，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她对自己说：“共产党员活着是为了干革命，生活问题是次要的。我要学习得更好，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白天，她和同志们一起上课、学习，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然而，从此她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儿子和爱人的身影如同挥之不去的影子，常在她眼前闪动。这常常使她辗转难眠。清晨起床，同宿舍的同志经常发现，贺子珍的枕头和被子浸湿一片。
从此以后，她害怕过周末。
过去在周末，集体宿舍里欢乐的气氛，从此再也出现不了了。虽然岸英和岸青仍然来看贺子珍，极力想使他们的贺妈妈高兴一点，不断地给她讲述学校里的各种趣闻逸事，想逗她笑一笑。可是，贺子珍似乎没有听见。她耳朵边回响的，总是她最后一个男孩子的笑声和哭声。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埋葬儿子的公墓，在那里静静地坐上半天，任凭泪水尽情地流淌。
很快，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准备回国，贺子珍却万分地犹豫。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国，更好地工作吗？但是，她已经没有家了，她将何所归呢? 再说，她无法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 于是，贺子珍决定留下来。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学习中文。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
2、疯人院
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了。战争很快改变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
战争初期，德军快速推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们把莫斯科包围了起来。莫斯科人几乎断炊，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点面包，很多人饿死了，一些从中国来而没有走的同志，也饿死了。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的机关、市民紧急疏散。东方大学已经停办。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去。没有回国的贺子珍、娇娇还有她的两个哥哥岸英和岸青，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
在儿童院撤离之前，贺子珍看到了莫斯科遭受轰炸的情形。德国的飞机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在莫斯科市的上空掷炸弹，市内的高射炮不断地对空射击，炸弹、高射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许多房屋的玻璃都震碎了。
伊万诺夫市离莫斯科有好几百公里远，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寒的世界，常年冰雪不化，雪是下了一层又一层，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天寒地冻中度过，一般是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使人觉得似乎空气都冻成了冰块。
这里的人们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戴着深深的大皮帽，可是一出门，寒气马上穿透皮袄，直刺筋骨，浑身透凉。
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为前线服务。这是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的中心任务。
这样，原来每月70卢布的津贴已经停发，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已经停止。贺子珍同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
妇女一般的任务是打毛衣，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每周打三双袜子。打毛线的活难不住贺子珍，她在老家永新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手工劳作课学过打毛线活。这里发下来打毛衣、毛袜的线比较粗，应该是好打的，但因为数量多，要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在苏联，儿童历来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在食物极端匮乏的战争环境，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每天可以吃到500克白面包，有时还有一点土豆，肉是不可能有的，这已经是优待了。
可是，贺子珍呢，一天只能得到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没有副食，没有油水，这点粮食，不用说分成两顿，就是一顿，贺子珍也吃不饱。有一次，她实在饿得太厉害，拿着一天的口粮，走出商店没有几步，就三口两口吃掉了。
此时，在中国的延安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人们吃饱肚子已是不成问题。
而在苏联的贺子珍，开始时由于在身边的女儿娇娇还小，这点定量可以装饱她的肚子。可是她的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就不够了。两个小伙子经常带着饥饿的肚子，来到贺妈妈的身边找吃的。贺子珍一贯慷慨大方，体贴别人。现在，她看到两个面有饥色的孩子，于心不忍，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来，留给他们吃。
她还打起娇娇的主意来。她把娇娇的口粮从国际儿童院领回家，让娇娇同自己搭伙吃，为哥哥们再节余出一点口粮来。
在忧郁、疲劳的神色中，此时的贺子珍脸上，又增添了饥饿带来的青黄色。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在打毛衣之余，又开荒种菜。在战争的年月，在后方的苏联人民，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食品供应的匮乏。
贺子珍拖着羸弱的身体，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开那像石头一样硬的地，把它打碎，堆成两个菜畦。两个男孩在课余和假日常来帮忙。
贺子珍由于从小不会种庄稼，只好在第一年把两个菜畦全种上胡萝卜。她不懂得间苗，肥料又不足，因此长出来的胡萝卜，小得就像刚出生的小耗子。
然而就是这些长不大的胡萝卜，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甜蜜与欢乐。
这时的贺子珍，也无法去实现过去的革命理想，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不得不调动起她的全部精力，为了吃饱肚子活下去。原计划在苏联学好俄文，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现在也全部落空了。
由于体力劳动的繁重，贺子珍的手也变了，变得异常粗糙，裂开一个个口子。她的脚型也变了。来到苏联以后，她也跟着穿上窄小的高跟鞋。穿这种鞋，长时间地站着蹲着干农活，她的脚趾严重变形，大脚趾骨节处磨出了一个老茧，像个大气包那样突出出来。
穿上鞋后，脚疼得厉害。每次贺子珍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甩掉那双高跟鞋，抚摸疼痛的双足。
这时，贺子珍的身子瘦得像麻杆。她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那是在长征路上负伤，失血过多造成的。如今过分的劳累和营养不足，使她的贫血症状又有所加重。她蹲在地里干活，经常眼前发黑，金星直冒，站不起来。她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全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再也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她仍然撑着瘦 弱的身子，忙前忙后，为儿女们操劳。
此后，娇娇被迫离开母亲，重新回到国际儿童院去住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漫漫长夜，孤灯独照，贺子珍感到格外的冷清。她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女儿来，恨不得马上见到她，拥抱她，但是她克制住了。
有一次，她听别人说：娇娇在院里生病了，可能是感冒。院里有一条规定，不是节假日，不许家人探望。听说娇娇生病了，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她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患了感冒，转为肺炎死去的。她为此后悔了好多年，责备自己忙于学习，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现在她惟一的女儿也生病了，她多么害怕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这一幕，会在娇娇身上重演。她越想越害怕，似乎娇娇马上就要不行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就披衣起床，穿过森林，来到国际儿童院。她径直来到娇娇的寝室，走到娇娇的床前，把正熟睡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起，就往外走。她要把娇娇带回家去，自己照顾她。
声音惊动了值班的保育员。保育员一看，贺子珍要把娇娇带走，这是违反院里的规定的，当然不能答应了。贺子珍抱着娇娇，也绝不让步，两个人在走廊里争吵起来。最后，贺子珍拗不过保育员，只得自己回家。
不知是否因为晚上这一番折腾，娇娇的病情加重了起来。在被窝里的娇娇，只穿着薄薄的睡衣，光着脚。贺子珍抱着她站在走廊时，虽然用被子把娇娇裹紧，走廊里也有暖气，但那里毕竟不如室内暖和。第二天，娇娇烧得更高，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的娇娇，病情日重一日，可能是转为肺炎，也可能并发了脑炎，事后娇娇和贺子珍都说不清楚。后来，娇娇不能进食了，牙关紧咬，脸色铁青，还抽起风来，医生抢救、输液，都不见好转。
当时医院的规定是，急诊儿童住院抢救时，家长不能探视。这真把贺子珍急疯了。她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要不是那天半夜把女儿抱出来，让她再次着凉，她的病情可能不会加重。医生不让探视，她就千方百计躲过医务人员的眼睛，进入医院，在女儿病房的玻璃窗前往里窥视。当她看到女儿昏迷不醒，吊着输液的瓶子时，心都碎了。
她终于获准去探视女儿了。她以为这是因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冲冲地去了。不料，医生告诉她，娇娇已无法救治了，她已经挪出了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的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凉透了。她一下子跪倒在医生的跟前，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地哀求说，请他一定要设法救救娇娇。
医生耸耸肩，摆摆手，表示一切已无能为力了。
贺子珍这时明白，哀求不会有什么结果。她急忙来到病危室，去看娇娇。只见她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样子。
此时，贺子珍不再哭泣，突然涌起一股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我要自己救活她，我一定能够救活她。娇娇是不会死的。
她转身又来到医生的身旁，对医生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她赶快回到家，拿出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了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然后回到医院。她来到太平间的外室，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她吃一瓶带糖的牛奶。在那饥荒的岁月，这就是最珍贵的营养品了。可是娇娇人事不省，牙关紧咬，一滴水都喂不进去。贺子珍细心地把小匙一点一点插进娇娇的嘴里，慢慢往上抬，把娇娇的牙齿撬开，终于将这瓶牛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为了让娇娇天天能吃到牛奶，贺子珍到处奔跑，想尽了办法。牛奶是毫无办法弄到了，但羊奶还有希望。贺子珍用自己家的东西从邻居一个俄罗斯老太太那里换得每日一小瓶羊奶的供应。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小瓶羊奶，救娇娇的命。
在贺子珍的精心护理下，女儿娇娇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贺子珍为此心里感到欣慰，自己给女儿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场新的厄运就要降临到贺子珍身上。
娇娇虽然保住了命，但身体仍然很虚弱，吃点东西就要吐，每次只能吃很少一点。贺子珍就不辞辛苦，一天给她做六七顿饭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女人，她见娇娇已经能够下床，就要她回到儿童院去，过集体生活。
这个女院长还要贺子珍马上恢复工作，说她为了照顾女儿，已经很久不干活了。贺子珍心里很清楚，女儿身体还不好，就想留她在家多住一个时期，等完全好了再回去，没有同意院长的意见。
谁知院长竟然大发雷霆，指着贺子珍的鼻子骂了起来，话说得很难听。贺子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斥责和侮辱，也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这样吵过架，这回她忍不住了，也发起火来。双方争吵得脸红脖子粗。
贺子珍同院长的关系原来就处得不大好。自从把娇娇接回家养病后，她们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现在一吵架，关系就更坏了。最后，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屋里，捉住贺子珍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
很多年以后，提起在精神病院两年多的生活，贺子珍仍然感到极为恐怖，眼睛里充满愤怒，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她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抱着希望找医生，找领导，诉说自己没有病，哀求他们让她回去，照顾大病未愈的女儿，说女儿离不开她。
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她说的这些都没有用。不会有人相信她、理睬她。因为人们都把她当作疯子，疯子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
于是，她只好沉默下来，不再说话了。
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思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后，她这种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
医生们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服用了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沉，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是一片混沌渺茫，脑袋沉重得像压了一个大磨盘。她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人也不想动，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她觉得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遥远，也懒得去想它。这家医院里既没有书，也没有报，她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睡觉而没有思想的机器。而做到这一点，正是精神病院的治疗目的。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了，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不得不日夜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逐渐地，贺子珍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沉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顺从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贺子珍打定主意，便装出一副很配合医生治疗的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她对医生说，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不要打针了。医生看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便同意把针药停掉了。实际上，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里，病人每天几次服药都是护士送。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吃下去，并张开嘴检查后才能离开。贺子珍装模作样地吃下药，等护士一走，她又把药片吐出来，等上厕所时悄悄地用水冲走。
慢慢地，医院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能够周密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有步骤地采取相应的对策，这表明她的神智是清楚的。她被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是不公正的。
她在精神病院里住着，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过去和计划未来。对于自己到苏联来，她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更加感到此行是人生的最大的失误。
过去，她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到处都可以学马列主义，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现在想想自己，虽然是到苏联来了，但学到了什么呢？还被关进了疯人院。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当时自己怎么就听不进这些话呢？
贺子珍最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陈正人和彭儒在井冈山时就与贺子珍相熟，相处比较好。毛泽东几乎是动员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劝说贺子珍回心转意的人做她的工作。
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不知道珍惜夫妻间的感情，结果，让江青钻了空子。
贺子珍还后悔自己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
实际上，当时解放区不断扩大，并非只有一个延安。自己回去后，完全可以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工作，实现自己多年所梦想的做群众工作。
应当说，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只是人生乐章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
再说，在解放区，女同志同领导干部离婚的事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不听毛泽东的劝告，执意到苏联去，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作为贺子珍来说，并没有主动提出与毛泽东离婚，她是爱毛泽东的，她在感情和行为上完全没有做对不起毛泽东的事。回国后，贺子珍如果对毛泽东还保留那份原来的真挚感情，可以独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如果自己觉得生活孤独，需要有男同志照顾，也不妨可以与他人再婚。
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感到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今天走到这一步，主要是自己的错，不该有长期旅居苏联的念头和打算。
这样一想，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重见到毛泽东后的尴尬，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回到党的集体中去，那里有她的事业，有关心爱护她的组织和同志们。
在下了决心回国后，贺子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办法。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
最后，医生们都认为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
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说：“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医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贺子珍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感到自己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她又发愁了，到哪里去找担保人呢？
她向晃惶缺冉衔潞偷呐な浚艘徽庞势保徽判胖胶鸵桓鲂欧狻Ｕ夥庑判锤?寄到哪里呢?
贺子珍思考了很久。这时，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如何，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更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贺子珍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东方部，被大家称作柳克斯的那栋别墅。
她感到把信投到那里比较可靠，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同志，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
在这封信中，贺子珍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个人恩怨和不满的情绪。她这时并不责备这个女人在把她关进精神病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来。
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时光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了空，但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不久，接她的人终于来了。
3、回国
贺子珍终于走出疯人院。毛泽东给王稼祥复电，“完全同意” 贺子珍回国。贺子珍得知，兴奋极了，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接贺子珍出院的是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那是在1946年夏天，王稼祥在夫人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病。他们到达以后，就打听贺子珍的下落，寻找她的踪影。
王稼祥同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相熟，在长征时对贺子珍有进一步的了解，一向敬重贺子珍的为人，对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在到达苏联以后，见到了德苏战争后一些幸存的中国人，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残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去了一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
人们在介绍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娇娇，这引起了王稼祥的关注，他决定打听贺子珍的下落。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根据他的地位和身份，为他派了专门的联络员，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
这位联络员叫尼古耐夫。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消息，我希望见到她。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
40年代王稼祥与朱仲丽在苏联。“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现在住在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现在还严重吗？”王稼祥着急地问。
“听医院介绍，她的病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
“请你请示和转告有关部门，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
尼古耐夫答应了。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王稼祥表示：“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
这时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此时插话说：
“我也是医生，我要亲自检查一下她的病如何。最好把她的小孩也带来，一起检查一下。”
尼古耐夫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十天后回来仍然说不行。
王稼祥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他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不久，尼古耐夫又回复说：“上级已经同意派人护送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来莫斯科，住的地方也已准备好了，过两天即可见面。”
王稼祥夫妇对此感到欣慰。
贺子珍盼望的那一天到了。
当时，贺子珍正躺在病床上，一个护士突然走进病房，把她领了出去。护士把她带进一间更衣室，指着桌上的衣服，让她换上。她一看，原来是自己来时所穿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过去的洗换衣服，还有那床她从延安带出来的红毛毯。
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去一趟，穿好衣服就走吧，汽车在外面等你。”
贺子珍喜出望外。自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一位苏联同志陪她上了汽车，来到一家旅馆，这里已为她定好了房间。她就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了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娇娇。
当时，娇娇已是国际儿童院三年级的学生了，那天，她正在上课，老师让她去见院领导。院领导对她说：“你妈妈要见你，现在就带你去见妈妈。”
娇娇瞪大了眼睛，惊奇得说不出一句话。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波折，娇娇的性格变了，她变得内向和沉默。
院领导见娇娇没说话，又重复了一遍，并指着身边的一个男子说，他将带你去见妈妈。院长又问：“你愿意吗？”
娇娇轻轻地点了点头，仍然没有热烈的表示。她觉得这个好消息虽然是盼望已久，但来得如此突然，没有心理准备。
娇娇被带到一家旅馆，领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娇娇一眼就认出，这真是她的妈妈，妈妈在屋里也戴着帽，帽沿外没有一丝头发，原来妈妈也同自己一样，剃成秃头了。娇娇见了妈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一刻也不迟疑地扑向妈妈，嘴里不停地呼喊着：“妈妈!妈妈！”
贺子珍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也万分激动，泪水哗哗直流，紧紧地抱住哭得全身颤抖的娇娇，喃喃地说：“娇娇，我的好孩子，妈妈多想你呀，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当她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后，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
贺子珍看到，两年多不见，娇娇长大了，长高了，面庞更酷似她的爸爸，端正秀气，神态中有一点大孩子的模样了。
娇娇觉得，妈妈也有了变化。妈妈虽然仍很纤细、瘦弱、苍白，但已经没有了饥饿的痕迹，但是眼神仍然饱含忧郁和哀伤。
第二天，母女俩一起动身去莫斯科。
见到王稼祥和朱仲丽时，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走到王稼祥所住房间的门口。尼古耐夫跟在后面。
一见面，贺子珍便打招呼：“王同志，您好。”
接着，她面带笑容，眉尖一微蹙，让娇娇叫朱仲丽阿姨。
朱仲丽问：“你哪儿不舒服？”
“我有些心烦。”
王稼祥说：“你们在这里玩半天吧。”
贺子珍还对王稼祥夫妇说：“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话，一半国语。我只在生活上讲几句简单的俄语。”
聊了一阵天后，贺子珍的口齿伶俐多了，脑子反应也快多了。
苏联方原来决定，只让贺子珍母女同王稼祥见一次面，时间是半天，然后再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后来看到贺子珍的言谈举止很正常，就同意她留下来，多住些时候。
在莫斯科居住的很多中国朋友，听到贺子珍来到莫斯科，都纷纷前去拜访和探望她。见面后，都是感慨万千。
到苏联来学习的干部子弟，听到贺子珍同娇娇来了，更是万分高兴。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跑去看望她们，陪她们说话，陪她们上街去玩。他们热情地劝慰贺子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不要老想它了，多想点高兴的事不是更好吗?”
同志的感情，朋友的关心，给了贺子珍极大的力量和鼓舞。她的情绪变得开朗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了。
刚从医院到莫斯科的时候，她说话口齿有不顺的现象。没过几天，她的语言变得流畅，思维也变得敏捷多了。那呆滞的眼神和迟缓的举止，几乎看不到了。
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苏方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正常。这样，完全不用再回医院了。
一天，王稼祥和贺子珍谈话时，问她：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要回到祖国去！”贺子珍说这句话，是那么斩钉截铁，没有一丝犹豫。
“很好。”王稼祥对她的决定表示十分满意和赞赏。
接着，他说：“这一切得经过组织手续来办。这事关系到毛泽东的家庭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
很快，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珍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作了汇报。电报直接打给毛泽东，上面写了“请毛主席批示”的字样。
不久，毛泽东的复电来了，只有四个字：“完全同意。”
王稼祥收到回电后，立刻通知贺子珍，贺子珍兴奋极了，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贺子珍同王稼祥商量后决定，不仅她同娇娇一起随同王稼祥回国，而且把岸青也带着走。岸青耳朵有点背，生活自理能力差，将他一个人留在苏联，是不大放心的。
岸青知道能同贺妈妈、娇娇一起回国，也是非常高兴。他的哥哥毛岸英在这之前已经回国了，他一个人在莫斯科生活，感到很孤寂。现在，他又有了家的温暖。
这时，王稼祥因治病还需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贺子珍同娇娇也在莫斯科住了下来。
在王稼祥夫妇的建议下，贺子珍同娇娇离开了旅馆，搬来同他们一起居住，生活上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他们夫妻经常带着贺子珍、娇娇和岸青三人一起游玩，大戏院、歌剧院、公园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当医生的朱仲丽说：“这是帮助贺子珍变换脑筋的健身疗法。”
而贺子珍愿意同王稼祥夫妇住到一起，也有她自己的主意，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听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
贺子珍离开中国已经九年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是多么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啊。
在这段时间里，贺子珍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变得精神愉快起来，吃饭也香了，体重增加了，面颊也显得丰满起来。
后来回到哈尔滨后，一些老战友看到她，都说她没有怎么变样，这得益于在莫斯科这多半年时间的恢复和保养。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启程回国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时从莫斯科到我国的哈尔滨，火车要钻过乌拉尔山，穿越苏联广袤的国土。路途是遥远的。如果火车能正点行驶，时间也要八天八夜。由于他们的一行中有病人，只得走走停停，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他们的一行中，有两位中国同志。一位是被炮弹打伤了眼睛的男同志，赴苏联去医治，没有效果，只好回国了。由于双目失明，他的行动很不方便，连生活起居也难以自理。另一位是女同志，是位烈属，她的丈夫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到苏联去医治，未愈，在苏联去世了，她是一个人只身回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