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忙前忙后，对那位失明的同志予以细心的照顾。人们从她那热情周到的服务中，似乎又看到了长征路上那个对同志满腔热情、掩护战友、关心别人的贺子珍。
贺子珍这时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今后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从她离开精神病院后，就一直开始考虑了。在莫斯科等待回国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除了同王稼祥夫妇交谈以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国内来的同志交谈，了解国内的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
她感到自己离开亲爱的祖国已有九年之久，有些陌生的感觉了。
夜晚，在火车上，听着车轮磨击着铁轨的声音，她难以入眠。她一会儿想到哥哥贺敏学工作的地方去，以便兄妹之间可以有个依靠，有时又想找她的妹妹贺怡，与她生活、工作在一起。
但是，她还没有一点儿头绪。哥哥现在在哪里？妹妹又在哪里？他们兄妹自从瑞金离别，进行长征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在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贺子珍不时向那位失明者和女同志了解他们出国前国内的战局与情况。无论他们介绍些什么，对她来说，都感觉很新鲜。因为她想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回国后能尽快适应工作。
她还有一件操心的事情。这就是她的女儿娇娇。娇娇四岁时出国，一直在苏联整整待了六年，出口就是俄语，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写中国字了。回国以后，她将怎样适应新的生活呢?
为此，贺子珍在火车上就请同行的这两位同志教娇娇讲中文，她们都很乐意当娇娇的老师，一路走一路教，桌子、椅子、茶杯、碗筷的读法，就是娇娇每日的功课。
这时的娇娇，比在莫斯科时，活泼灵巧多了。但是她比起同龄的少女，仍然显得成熟，甚至有点孤僻。贺子珍对于她过于严厉，见到了女儿做了什么不如心的事情，便一个巴掌打过去。
娇娇虽然觉得妈妈太严，却在与二哥岸青的交往中得到快乐。岸青的反映虽然有些迟缓，但对这个妹妹却是极好的，一副当哥哥的架势。在火车上，兄妹俩一直待在一起。他们用俄语对话，讲故事，说笑话，非常融洽，这使娇娇感到旅途一点儿也不枯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