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复婚无望
火车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开进了哈尔滨车站。贺子珍在车上一眼看到站台上已经站着来接他们的同志，不禁一阵激动，眼圈都红了。啊，终于回到了祖国。
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已经在车站迎候她。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热情而亲切地问道： “长途坐车，辛苦了，一路上身体可好?”
贺子珍很愉快地回答：“很好，谢谢。”
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李富春。
李富春很关切地说：“你们母女俩先好好休息几天。”
贺子珍是一个急性子人，回国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她觉得自己在苏联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回国后要抓紧工作。她回答说：“我很好，不用休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
李富春觉得给贺子珍安排工作可是一件大事，不能随便决定，便有意地绕开这个问题，说：“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
贺子珍还是重复这个愿望：“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然而，东北局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子珍母女俩连最起码的日用生活品都缺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她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娇娇也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鞋磨出了一个大洞，已经露出了脚趾。
人们很快就发现，贺子珍这几年在苏联的生活，不是舒适的，而是艰苦的。
经过组织上的考虑，接待她们的工作人员很快给她和娇娇添置了棉衣，还特地为贺子珍做了一件棉大衣，又给娇娇买了一双新皮鞋。
娇娇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皮鞋，心里美滋滋的。她故意重重地走路，让清脆的皮鞋声吸引妈妈的注意，让妈妈看看她的新皮鞋有多漂亮。然而，贺子珍却没有露出笑容，皱着双眉，一点也不高兴，她用俄语对娇娇说：
“把新鞋脱下来，还给组织上。我们刚来乍到，什么也没做，就给组织添了这么多麻烦，你那双旧鞋补一补，还可以穿。”
娇娇从小在国外，这时不会讲中文。她心里虽然喜欢这双皮鞋，但也不敢违背妈妈的意志，只好把新皮鞋脱下来，又穿上过去那双旧的。
根据娇娇不懂中文的情况，组织上专门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还派人陪她参观了已经解放的哈尔滨市区。当时，这是解放区一座最好的城市，有小莫斯科之称。
这时，东北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哈尔滨到处是一派繁忙的备战景象。
没过两天，贺子珍便呆不住了，一再要求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她表示：“我工作能力不高，而且在苏联长期没有工作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我闲不住，我回国就想为解放全中国出点微薄之力。”
组织部门的同志被她那种恳切诚挚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便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组织上一再嘱咐她：
“你的任务主要是养病，身体好一点，就做一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行就休息，千万不要累着身子。”
贺子珍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
工作之余，她开始想起自己的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现在他们如何？
她请求组织上帮助寻找。
组织上这时无法向她提供有关她兄妹的消息，因为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后，人事变化太大。
组织上把一封封电报打到了各野战军的组织部门，打听贺敏学和贺怡的消息。
经过多方打听，最后终于联系上了。此时，贺敏学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他知道妹妹回国的消息后，很高兴，但当时正忙于战事，无法脱身亲自到东北来看妹妹，便派自己的妻子李立英带着五岁的女儿小平代表他去东北探望妹妹。
哥哥虽然没有来，但贺子珍见到了嫂子，心里也十分高兴，因为见了嫂子就如同见到了哥哥，她有多少话要对自己的亲人倾诉啊！
李立英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些日子，贺子珍与嫂子形影不离，连晚上都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常常是彻夜不眠，从深夜谈到黎明。
李立英发现，贺子珍仍然保持着她与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习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贺子珍在嫂子的叙说中，了解到贺敏学和家人的情况。贺敏学在赣南游击战争中非常艰苦。有次部队被打散，他为了寻找部队，当过长工，打过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七次负伤，至今在他的腰上和腿上，还留着子弹。
贺子珍听了，既为哥哥的刚毅英勇感到高兴，又为哥哥的健康担忧。她第一次萌生了要与毛泽东联系的念头。她对李立英说：“我们马上起草一份电报，报告贺敏学的健康状况，请求中央批准让他到东北进行手术治疗。这份电报就打给毛主席。”
她俩很快起草了电报，一起送到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的家，请秘书代为拍发。三四天后，回电来了，电文上写道：现正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敏学离开，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签名是毛泽东。
这可以说是贺子珍在回国以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音讯往来。
贺子珍通过嫂子还得知，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妹夫毛泽覃牺牲了，由他负责寄养的小毛下落不明。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中央苏区后，贺怡带着父母在于都县白禾区隐蔽起来，坚持斗争。直到国共实现合作，贺怡才到赣州与项英接上头，以后到油山的新城办事处工作，贺的父母留在赣州办事处。1937年底贺子珍的父亲因病去世，组织上把贺母送到武汉办事处，以后又转送延安。这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是毛泽东照顾了老人的生活，并在她去世后为她办理了后事，还在她的坟前立了一块碑。
得到这些消息，贺子珍好几次流泪了。妹妹贺怡坚强的革命意志强烈地震撼了她。
小毛的失踪，她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是惟一的在她和毛泽东身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出生，曾经给他们夫妻带来了多少欢乐。现在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可能再也见不到小毛了。
一想到这些，坚强的贺子珍又不禁悲伤抽泣起来。
想到自己的父母，追随着儿女，投身革命，结果客死异乡，两个老人死后还不能合葬一起，更是觉得悲痛难忍。她对嫂子说，如果我不去苏联，在延安照顾妈妈，妈妈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因痢疾丧生，我没有尽到女儿应尽的责任。但当她听到是毛泽东替她尽孝，为老人养老送终，她的眼泪哗哗直往下流。她对毛泽东不忘旧情赡养老人直到送终，也越发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唉，不是自己的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一步！她恨自己，骂自己，当时怎么这样强烈地想去苏联，真是鬼迷心窍了！
她哭着打开了从苏联带回来的小提箱，取出一床红色的毛毯，一面抚摸着一面对嫂子说：“这床毛毯是我和毛主席的纪念物，它陪伴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上面有一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路上烤火时烧坏的，到了陕北，我请老乡用土羊毛织补好。我同主席怄气走了，可我把这条毯子带走了。我也是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说着说着，贺子珍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李立英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后，回去了。分别时，贺子珍把回国后李富春送给她的一只金戒指送给了李立英。
李立英被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感到贺子珍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人，而是一位很正常的、温柔热情和心胸宽阔的女人。
贺子珍在哈尔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子得到了恢复。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也开始红润起来，显出一种成熟少妇特有的美感和风韵。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战友们为了排解她的寂寞，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风气，此时在哈尔滨仍保留着。请贺子珍跳舞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夸她舞步轻盈，舞姿优美。
贺子珍是在苏联学会跳舞的。那时她为了从极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特地上理发店烫了头发，还向会跳舞的战友们学习跳舞。
贺子珍虽然喜欢跳舞，但并没入迷。在哈尔滨每参加一次舞会回来，她的脸庞红红的，充满了欢乐，眼睛里原来弥漫的忧郁神色，似乎消失了。
有一次从舞场里回到家，屋里只有贺子珍与女儿娇娇，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说：“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娇娇听到妈妈这一问，突然大哭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
贺子珍吃了一惊。原来很多老战友都劝她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使后半生能有一个美满的家。贺子珍听了战友的劝说，也心动了。但现在看到女儿娇娇这样反对，也只好作罢。她伏在桌子上，失声地痛哭起来。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再婚之事。虽然战友们仍然不时劝她，但她都是拒绝。
娇娇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一直感到内疚和悔恨。当时为什么要反对妈妈改嫁呢？
当然，从贺子珍本人来说，虽然不可能再与毛泽东复婚，但与毛泽东始终彼此深深地相爱着，两人的感情是藕断丝连。是听从战友的劝告改嫁，还是独自一生，她心里举棋不定，矛盾重重。所以，她才去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作为毛泽东来说，有了江青，就不可能与贺子珍破镜重圆。但他对江青也不满意，他对贺子珍仍有感情，因为是贺子珍陪他一起度过了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段革命历程和他与贺子珍的夫妻生活，也让他刻骨铭心。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迁到沈阳。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了。贺怡是来东北疗养的。
贺怡比贺子珍小两岁，两人一起参加革命。两个虽是同胞姐妹，但长相和性格迥异。
贺子珍长得身材修长，白晳的皮肤，瓜子脸，五官端正，性格温柔、沉静，有点慢条斯理。而贺怡呢，长得较为矮小，皮肤黑黄，圆圆的脸，性格则泼辣豪爽，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
姐妹俩见面后，万分激动，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百感交集。随后的几天几夜里，姐妹俩互相诉说离别后的种种遭遇。
贺子珍虽然从嫂子李立英那里得知毛泽覃牺牲，小毛下落不明，贺怡历尽艰辛等大致情况，但现在再听妹妹亲自讲述这些情况，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贺怡又介绍了母亲在延安去世前受到毛泽东周到的照顾的详细情况。她说，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她安葬了，并立了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母亲的坟给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自己拿出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将她掩埋起来，又立了一块碑。
贺子珍听到这些，心里既伤心又激动，禁不住大哭起来。
此后一段时间，贺子珍心里很不平静，心潮澎湃。她感念毛泽东对自己和自己一家人所给予的恩惠和关怀。她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比过去更加强烈了。她能够离开那可怕的疯人院，回到祖国，重新走进革命的队伍，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不也是毛泽东的关怀的结果吗?
贺子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她对别人从来慷慨大度，不求回报，但对别人的滴水之恩，总想涌泉以报。她知道，毛泽东对他们一家的关怀，即使自己一生也是无以回报的。
此时，她突然产生了写一封信给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想法。她把这个心事向贺怡透露，征求她的意见。贺怡马上表示：“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这是好事嘛，应该这样做。”这一席话，坚定了贺子珍的决心。
贺子珍又考虑，如何做才能更妥当些。她把娇娇叫来，对她说：“你已经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此时已有12岁的娇娇比过去懂事多了。她对爸爸有了一点认识。回国以后，她虽然从未见到过爸爸，但在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到爸爸的存在。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中，处处有毛泽东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又是同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娇娇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名字怀有特殊的崇敬与仰慕之情。妈妈让她给爸爸写信，她爽快地同意了。
可是，她不会写中文，就只好用俄文写了一封信。她还不习惯称一个陌生人为爸爸，她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娇娇。”
贺子珍也摊开了信纸，写了一封信。她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样，称呼毛泽东为主席。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她接着写道，“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贺子珍把娇娇的信和自己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发出去了。
毛泽东收到娇娇的信后，打开一看，满篇是俄文，这可把他难住了。他从贺子珍的信中知道，这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娇娇写的，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他连忙找翻译把它译成汉文，这才知道娇娇信中的意思。
他被娇娇天真的问话逗乐了，不由自主地升起了对这个女儿的怀念之情。娇娇是在四岁时送到苏联找妈妈的，转眼过去八年了，该长成个大姑娘了。细心的贺子珍在寄邮这封信的时候，没有忘记夹上娇娇的两张照片。这是贺子珍产生了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时，特意让娇娇到照相馆去照的。
毛泽东看完信后，又目不转睛地凝神注视着娇娇的相片。这个一身洋装的小姑娘，扎着两个小短辫子，抿着嘴在微笑。那神态有点天真，也有点羞赧，似乎有点倔强。想着她在信中直率地提问“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时，毛泽东不由得笑出声来，好像照片中的女儿也正在给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两张照片，毛泽东一直放在手边。工作累了，他就拿出来细细地观看。他觉得，娇娇跟小毛一样，长得像他。
毛泽东同时收到娇娇与贺子珍的信，他没有回信，而是给娇娇打了个电报，电报上写道：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电报中没有提贺子珍的信的事。他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
贺子珍呢，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给她的回信，但是她的心意，她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无疑毛泽东是明白了解了。而且娇娇还收到爸爸打来的电报呢，她已经感到很满足，很欢喜了。音讯断绝多年的父女俩，又联系上了，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那些日子，贺子珍情绪特别好，开朗多了，笑声多了起来，对娇娇也不那么管得严了。
1949年3月底，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这时，毛泽东的身边除了毛岸英，没有自己的家人。江青因病在苏联治疗，把她同毛泽东生的女儿李讷也带走了。毛泽东突然萌生了要把娇娇接到身边来的愿望。他想念这个女儿，希望能见到这个女儿，亲亲她，爱抚她。他觉得对这个女儿，他父亲的责任尽得太少了。
他让警卫员马上带着他的这个意见，到沈阳去，征求贺子珍的意见，同不同意让娇娇到他那里去。
听到毛泽东召唤女儿到他的身旁，贺子珍没有半点犹豫，满口答应了。此时她想的只是应该让他们父女团圆，让女儿到爸爸的身边享受到父亲的爱。她认为，有毛泽东这样的父亲的指点，娇娇在学业上、思想上一定会进步得更快。她几乎同时就决定，让岸青同娇娇一起走，让他们一起来到爸爸的身边。
娇娇听说爸爸想念她，要她到爸爸的身边，非常高兴。但突然她像想起什么似的，飞也似的走到妈妈的跟前，着急地问：“妈妈，你也同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
贺子珍苦笑了一下说：“妈妈不去，就你们兄妹两人去。”
正在旁边的贺怡对娇娇说：“你妈妈现在不去，但是你妈妈过些日子一定会去的。”
她转过头来对贺子珍说：“我同孩子们先走，我要见主席，我要为你争得你应该得到的。”
毛泽东与李敏50年代在北京。贺子珍咬着嘴唇，没有表示什么。她虽然希望能回到毛泽东的身边来，但理智又告诉她，这件事不大可能成功，这是极渺茫的空想。事情到今天这个样子，已是覆水难收了。
娇娇天真地以为妈妈很快就会去北平，高高兴兴地同二哥一起准备行装。
贺怡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同行的还有苏联的尤金博士，他是准备到北平出任苏联驻新中国的大使。
坐了火车又坐船，坐了轮船坐汽车，娇娇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
来到双清别墅，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尤金先开口：“主席先生，我们把您的公子和千金送来了。请查收。”
毛泽东对尤金表示感谢。接着贺怡推着两个孩子到毛泽东的跟前，连声说：“他就是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
娇娇终于见到了她的真爸爸，并且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
随后的几天，贺怡同毛泽东谈了她姐姐贺子珍和寻找小毛的事儿。
贺怡希望毛泽东恢复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对此毛泽东明确拒绝了。他表示：你真不懂事，我现在怎么能与你姐姐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贺怡又提出要把在江西的小毛找回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十几年，把他找回来，对不起农民。
这样，贺怡想让姐姐与毛泽东恢复关系的愿望也就完全不可能实现。
贺怡是一个好强的人，决定要去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虽然毛泽东反对，但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
此后，她回到沈阳，见到贺子珍。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这时，当娇娇真的离去之后，贺子珍在沈阳孤身一人，孤独与寂寞的情绪就向她袭来。
她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思念女儿，这使得原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她，更是彻夜难眠。她经常是靠在床上，睁着一双失神眼睛，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天明。每天早上起床，床头的烟缸里满是烟头。
贺怡看到姐姐因思念女儿弄得憔悴不堪，心里感到阵阵疼痛。她完全理解姐姐这时的心情，孤身独居的姐姐，现在只剩下李敏这个亲人了。但是，她认为，李敏留在她爸爸的身边，对于她所策划的毛泽东与姐姐的复婚会有好处。
但是，贺怡最后抵不住姐姐涕泪涟涟的哀求，答应她再去一次北京，贺怡匆匆地走了。
贺怡只好再回到北平。她请求再见毛泽东，但毛泽东不肯约见。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中南海。于是贺怡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的。毛泽东没有复信，只收下了贺怡送来的礼物，同时回送了礼品给贺怡。
虽然如此，贺怡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复婚一事，仍不死心，希望通过小毛的重新出现，勾起毛泽东的怜子之情以及夫妻之情，回心转意。
于是，她急匆匆地赶回江西，开始寻找小毛下落的行动。她想在去吉安县上任之前，把小毛找到，可是她并不知道小毛在哪里，一时也不好查找。结果，她把古柏和曾碧漪的儿子错当成小毛接了出来。在回程的路上，她为了抢时间，连夜赶路，结果酿成了一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她自己在这场车祸中丧生。
贺怡的意外死亡，不但使她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使她的姐姐贺子珍又陷入一场新的悲痛之中。
2、顾全大局
在贺怡离开沈阳不久，贺子珍又想起要给毛泽东写信。她想亲自告诉毛泽东，她多么希望女儿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
1951年夏，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翻看影集。不过，贺子珍在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李敏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信中说：主席，娇娇和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这时仍然没有直接给贺子珍回信，但她很快收到女儿李敏的来信。这是李敏用中文写的。信中说，“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念我吗? 我也想念您。爸爸问您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从此以后，李敏给贺子珍的信写得很勤，一个月差不多要写两三封。由于李敏的中文水平不高，信中的话语不多，但贺子珍收到李敏的信后，总是非常高兴，翻来覆去，看个没完。接到李敏的来信后，她悬挂着的那颗心，似乎安定了。
随着江南一些城市的解放，原来很多在东北工作的干部，都纷纷被安排到新区去工作。贺子珍受此影响，也想南下工作。这时，贺子珍在井冈山时就相识的老战友谭震林，热情邀请她到浙江去工作。她很快答应了，于是乘火车南下，直奔杭州。
她到杭州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市妇联副主任。
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没多久就传来了她妹妹贺怡在赣州附近翻车身亡的噩耗。贺子珍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痛不欲生。她很清楚，妹妹不顾安危连夜赶路，为的是想赶在上任之前，找到在江西失落的小毛，这全都是为了自己。
当她得知贺怡的两个孩子在这次事故中受了伤，其中的一个伤势还很重时，马上请假赶往上海她哥哥贺敏学的家中，悉心照料两个受伤的孩子。
然而，贺子珍没有想到，杭州市妇联的工作，成为她在参加革命后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当贺怡的两个孩子伤愈以后，贺子珍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她不大愿意再回到杭州去，希望留在上海工作，但是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不肯安排她任何的工作。
从此，她就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
没有工作的她，整天沉浸于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这不利于稳定她的情绪。
不过，自从李敏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后，每到寒假，毛泽东都要打发李敏去看望她的妈妈贺子珍，让她们母女俩每年能团聚一次，以慰藉贺子珍对女儿的思念。而每年暑假，毛泽东则把李敏留在身边，陪伴自己。
此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事务压在身上，加上建国初期进行抗美援朝、土改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使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如此，当李敏每次启程赴上海时，毛泽东都要亲自为李敏打点行李，嘱咐警卫员购买北京的土特产品让李敏带去。其中有水果、燕窝、蜜饯、茯苓饼，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大包小包，直到李敏嚷嚷拿不动为止。
同时，细心的毛泽东还每次都让李敏带足回来的路费，以及在上海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有时，毛泽东还捎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东西，如为她治病的药品，外国朋友赠送的名烟等。
在上海的贺子珍见到女儿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是盼了一年才盼到女儿的到来，看着已经长高长大又水灵的女儿，她真是百看不厌，高兴得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而李敏，一见到妈妈，也有说不完的话。好在现在她已经能够较熟练地用汉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了。
看过女儿从北京带来这么多东西，对于从来没有进过北京城的贺子珍来讲，似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十分新鲜的。
李敏到上海后，按照爸爸的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一个专为毛泽东准备的套间里。她早上起床，吃过早饭，带着寒假里要复习的功课，到妈妈那里去。到中午要吃饭了，回宾馆去吃，下午再到妈妈那里去，晚上再回来吃饭睡觉。
贺子珍虽然想留女儿在身边住，以便母女俩多些相聚的时间。但是她没有说出来。一是因为毛泽东替女儿安排得很周到，她不想改变它；二是她住的地方太窄小了。她在上海，住在天平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里。房里住有哥哥和妹妹的子女。一共四间房间，贺子珍只住一间，李敏要住进来就更挤了。
整个寒假，贺子珍每天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听女儿讲她在爸爸身边的生活和故事。听了女儿的介绍，又看到李敏在各方面的进步，贺子珍又一次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她想写一封给毛泽东表示感谢的信，就同哥哥贺敏学与嫂子李立英商量，用三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此信由李立英执笔。
信中的内容大概是：娇娇回国后，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现在不但会说了，而且会用中文写信，这都是毛主席教育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席对娇娇的大力栽培。
这一次，毛泽东改变了原来不直接给贺子珍回信的做法，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
贺子珍看了后，明白了这封信的言外之意。而贺子珍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顾全大局，不给毛泽东添烦恼。
3、难言之隐
快乐的时光使人觉得过得如此迅速。在贺子珍的眼里，觉得娇娇的寒假很短，没过几天，女儿又要回北京了。
50年代贺子珍与李敏在上海。李敏回北京的时候，贺子珍也是大包小包地把南方的土特产让女儿往北京带。她有时给毛泽东送去南方的新鲜蔬菜，都是旧日毛泽东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有一次，她给毛泽东捎去一只银质的、做得很精致的挖耳勺。贺子珍一直记得，毛泽东是油耳朵，有经常要清除耳垢的习惯。
此外，每次李敏探亲回京，贺子珍都要给李敏一份礼物，如纯毛毛线、毛质衣料，总要同样买一份送给李讷。她甚至每次都给江青捎去一份礼物。她这样做，是缘于她从内心里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幸福，使毛泽东的生活过得愉快。而她自己则宁愿处在局外人的地位。
每次见李敏回到了身边，毛泽东也爱打听李敏在上海见到贺子珍的情况。他问李敏：“你妈现在是啥模样喽？”
李敏故意骗毛泽东说：“我妈现在可胖了，腰粗得像个大水桶。”
然而，李敏却没有骗过爸爸。毛泽东摇摇头，长长地叹息一声，带着一种伤感的调子说：“她不可能发胖，她过去身体就比较瘦弱，现在又有病，心情也不好，怎么能胖起来呢？”
李敏诧异了，爸爸没和妈妈见面，怎么知道那么准。这时，李敏只得如实地告诉爸爸，妈妈确实很瘦。
毛泽东又打听贺子珍的生活起居情况。李敏告诉他，妈妈同表妹们住在一起，只有一间不大的屋子，住得很挤。
毛泽东感到贺子珍应该住得稍宽敞一点，但不好直接说什么，只是对李敏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汪东兴叔叔，我办不了的事情，他却能办到。”
李敏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于是去找汪东兴，将妈妈住房困难的情况告诉他。没多久，汪东兴果然帮助解决了住房问题，让贺子珍住进了在湖南路的一栋房子里，这里原来是陈毅的寓所。陈毅当时任上海市市长，后奉调中央，房子空出来了，汪东兴通过市委让贺子珍搬进去住了。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也没过几年，贺子珍情绪和生活突然又发生了波折。
那是在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家中休息，她的嫂子李立英也在上海。收音机里播放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虽然毛泽东的声音有十多年没有亲自听见，但那声音是那么熟悉，贺子珍听得入迷了。
李立英在旁边感叹说：“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贺子珍说：“真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样。”
这时，大家没有发现贺子珍有什么不正常。
贺子珍与李敏同贺敏学一家合影。广播电台里，把毛泽东的讲话播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她入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大家都睡觉去了，贺子珍还在听着。第二天早晨一起床，李立英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在听什么。
她见到李立英进来，便问：“嫂子，这收音机怎么不响了，怎么不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想把收音机打开，却发现收音机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她再一看贺子珍，一副神情恍惚、痴痴迷迷的样子。
贺子珍病倒了。此时，她粒米不进，滴水不喝，不眠不睡，处在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重新听到那过于熟悉的声音，对她的神经和感情刺激太大了。
家里人慌了神，立即为她求医诊治。但是她不肯服药，拒绝治病。大家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让李立英给李敏写信，告诉她妈妈病重的消息。
李敏接到信后，见妈妈病重，着急得哭了起来。她顾不上什么，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爸爸。
毛泽东听到贺子珍生病的经过，心里非常难受，情绪非常沉重。他禁不住在女儿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李敏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
在此之前，在岸青搬离中南海时，李敏也看到过爸爸难过了一次。
而这一次，爸爸不仅是心里难过，而且忍不住流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今，爸爸流泪了，这是触动了爸爸内心深处对妈妈的感情。
1951年8月9日，毛泽东和李敏、李讷等在香山。李敏见平时从来不流泪的爸爸都流泪了，自己更是伤心了。她陪着爸爸一起流了泪。
当时李敏正在上学，也不可能中断学业去料理妈妈。怎么办呢？
毛泽东前思后想，想来想去，感到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太重而引起，心病还需心药医。于是，他提起笔来，给贺子珍写了第二封信。
他听说贺子珍拒绝看病，也不肯吃药，就在信里劝说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他在信中说，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
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厉害，毛泽东就在信上说，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在信中，毛泽东还要求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真是殷殷之心，款款之情，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
果然，这封信比药管用多了。贺子珍的病是由于思念毛泽东而引起的，当家里人告诉她，毛主席给她来信了，要她好好吃药，好好看病时，她的神智竟然逐渐清醒起来。很快她能够自己读信了，也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而且把烟也戒了。
等到放寒假李敏赶到上海时，贺子珍虽然身体更瘦弱了，但精神已基本正常了。
在李敏启程赴上海时，毛泽东除了让她带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药物外，还特地嘱咐李敏，代他向贺子珍问好。他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生病的。”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对贺子珍仍有很深的感情，但又无法明白充分地表达出来。除了让李敏寒假探亲时给贺子珍捎去各种食用东西外，有时候认为有必要时，也会直接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给贺子珍送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有吃的，有用的，有时是钱。
毛泽东关心贺子珍的身体，劝她戒烟，贺子珍戒了。可是有一次，外宾送给他一条外国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未开封的烟，连同那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毛泽东送来的烟后，心里很高兴，原来已经戒掉了烟，又抽起来了。
4、美庐再会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到了1958年的初夏。
这年开春，上海市委派人和中共江西省委联系，说是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她在江西的老战友比较多，像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等领导同志她都很熟悉，刘俊秀还是她的永新同乡。
江西省委当即表示：江西欢迎她回来，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住多久，她都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
到了5月间，贺子珍从上海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住在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楼里。
这房子面积不大，但布局合理，很实用，这里还是一个极幽静的院子。她一到，省委领导人杨尚奎等前往她的住处看望。
当时，贺子珍的情绪不错，说了许多客气话，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
因为她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的待遇，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辆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杨尚奎代表省委表示欢迎她回江西来疗养，希望她治好病，养好身体。在他们寒暄过程中，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仔细打量了贺子珍，觉得在短短的4年里，她的变化很大，头上已出现了不少白发，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已苍老多了，往日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那清秀的轮廓依稀尚在。水静突然涌起一阵伤感，内心的痛苦、无情的疾病，是如此剥蚀了她的容颜，掠夺了她的年华。
此后，水静和杨尚奎常去看她，有时还带孩子去，她很喜欢孩子，每次都会拿出糖果招待；水静的几个小孩，她都能叫出名字来。贺子珍也常到杨家做客。在他们夫妇俩的热情挽留下，贺子珍有时还会留下来吃顿饭。
除了水静和杨尚奎外，其他和贺子珍熟悉的老同志，以及她在永新的近亲，也常来看望她。这样，大家帮她驱逐了不少冷清与寂寞。
由于长期的孤独，贺子珍在上海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这病时好时发，到江西之后，也反反复复，发病多次，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她的体质也就急骤地衰弱下来。
发病时，她疑虑和恐惧，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严重时，不吃饭，不喝水，别人送来吃的东西，也要悄悄地埋在树下，怀疑有人在里面下了毒。实在口渴了，就趁身边没有人时用手捧自来水喝。
有一次，她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慌了手脚，医生也一筹莫展。杨尚奎非常着急，要夫人水静去看望她，一定设法让她吃点东西。
水静急急忙忙赶到她家，一看她那样子，禁不住悲伤起来。这哪里是贺子珍大姐的形象呀！只见她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水静喊了两声大姐，她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水静左劝右说，要她吃点东西，保重身体，她摇摇头，一声不吭。
水静和她无言地对坐了一阵子，脑子不停地转悠，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水静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告辞出来，同时示意她的护士出来。
“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水静对护士说，“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很负责任，对大姐也很有感情。第二天9点多钟，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陪同下到杨尚奎家里来了。
水静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她，问这问那，也不管她回答不回答。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见她没有说话，水静便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自己对面坐下，使她能看清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水静先盛好自己的饭，再帮她盛一碗饭，每样菜水静都先吃几口，评说几句，再请她吃。
贺子珍注意到水静盛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样样菜都被尝了，这才慢慢地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汤。饭后水静又如法炮制，她又喝了半杯茶。
尽管水静一连吃了两顿早餐，胃部很不好受，但她心里挺高兴的，毕竟使贺子珍吃点东西了。
后来她又几次发大病，又是几天不吃不喝。有了这次经验，水静便照此办法，效果都还不错。
贺子珍正常时，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头脑也清醒，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过，谈的时间长了，她也会出现恍惚和眩晕。
所以，水静每次和她见面时，总是找点轻松的话题说说，而且不会谈得太久。
195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的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召开前夕，准备参加会议的陶铸夫人曾志从广州来到庐山，路过南昌时，听到江西省委的同志说，贺子珍正在南昌，就特意去看望她。
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曾志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并关系很好。她是1928年4月跟随朱德率领的湖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以后她们经常在一起行军打仗，结下很深的友谊。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两个人在哈尔滨见过一次面。
以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曾志出差上海，也曾去看过她，可惜不巧没见上面。在这以后，曾志听到了许多关于贺子珍得了神经病的传言，有的还说得很玄乎。她对这些传言半信半疑，决定亲眼看一看贺子珍的情况到底如何。
她在南昌见到的是神智很正常的贺子珍。当时是7月初，南昌酷热，贺子珍短衣短裤一身家居的打扮，干净利落。她的住所也干干净净，家里整理得整整齐齐。
但曾志发现，贺子珍与在哈尔滨时相比，十年过去了，明显地见老，头发已经花白，人瘦得厉害。
见到多年前的老朋友来访，贺子珍万分高兴。她一眼就认出了曾志，热烈地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她们坐在一起，很自然地又回忆起井冈山的那段生活。贺子珍还清楚地记得，1929年1月她们随红四军下山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情形：曾志本来是被安排留守井冈山的，在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和贺子珍的要求下，毛泽东临时通知曾志随队出发，她连工作都来不及交代就走了。原来红四军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后又改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下面分了很多组，其中一个组是妇女组，红四军的女同志都参加这个组，一起行军吃饭。大家要求曾志当妇女组的组长，于是毛泽东就把曾志找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