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次病倒
在庐山开完八届八中全会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于8月28日主持了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婚礼。
毛泽东参加李敏与孔令华的婚礼。孔令华是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从洲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18岁从军，一直跟随杨虎城将军，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少将，以后率部起义，成为共产党的中将。孔令华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婚礼这一天，毛泽东拿出400元钱在丰泽园颐年堂摆了三桌酒席宴请来宾。在婚宴上，毛泽东笑容满面，兴致很高，不断给大家劝酒。他自己也喝了好几杯。
然而，当李敏正在享受新婚蜜月的欢乐之际，从江西传来了令她十分不安的消息，妈妈又病重了，不吃不喝，已拒绝进食多日了。
原来贺子珍从庐山回到南昌以后，开始几天，情绪仍然处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她的神智十分清醒，对这次会见情况，难以让她忘怀。她的眼前不断地出现她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一幕又一幕，像过电影一样，清楚地再现每一个细节。她陶醉在回忆的欢乐中。
她在会见毛泽东之后，已经想好了，同他再见面时，一定要仔仔细细看看他，看看分别20年后，他变老了多少。同相片里的他，是否一模一样。
贺子珍还想好要同毛泽东谈谈她想工作的要求，毛泽东不是问过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当时自己一个劲地哭，有什么要求都想不起来了。
一天，她忽然回想起，同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不是说过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的话吗？为什么没有第二次见面了呢？这是谁搞的鬼呢？
她心里陡然生出了一连串疑问，绞尽脑汁，想来想去，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她想很可能是江青和江青的心腹做的手脚。
她回想起她下山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她正在屋里等待着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见。忽然进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而且不由分说，半请半强迫地把她送下山去。
毛泽东事前本来安排只与贺子珍见一次面。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庐山见面分手时，是否说了第二天再见面的话，不得而知。但贺子珍见完面后，还以为能第二次见到毛泽东。
贺子珍离开庐山后，江青马上从北戴河飞到庐山。有人怀疑这是泄露了消息。事实上这是巧合，毛、贺会见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
贺子珍由于没有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因此胡思乱想，多方猜疑。她已经不能自拔了，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了。她固执地认为，肯定有人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无论她喃喃自语还是在心中思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那句话：“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我们再见面的……”
1961年2月23日，毛泽东和李敏在中
南海住地合影。自从这个想法占据她的脑子后，她开始变得神智昏迷，表情呆滞，又是不吃不睡。她又一次犯病了。
一天，她又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到省委去问个明白，是什么人违背主席的意思，强行把我送下山来。虽然有几天不吃不喝了，但她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竟霍然地站了起来，推开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任何人搀扶，也不要人带路，竟一人独自向省委的所在地走去。她来到省委的大门口，对守卫在门口的武警说，她要见省委的书记杨尚奎、方志纯，还要见他们的夫人水静和朱旦华。
守卫在省委大门的武警战士，突然见到来了个蓬头垢面，表情显得有些不正常的女人，都把她看作是疯子，自然不会给她通报。贺子珍在大门口呆了一阵，被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带回家去了。
从此，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日夜不敢离开她，怕她再次跑到省委去找麻烦。但是，有一天，贺子珍利用工作人员放松的机会，冒着倾盆大雨，没带任何挡雨的工具，又跑到省委去，从头到脚淋得湿透，头发上、衣服上、裤子上都滴着雨水。此时，她竟像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雨中。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她这副模样，伤心地落泪了。找不到治病的办法，工作人员只好写信给李敏，告诉她这一情况。
李敏收到南昌的来信，知道妈妈病重的消息，坐立不安，万分焦急。当时她身体也不好，正在休息。她只好急忙把妈妈病重的消息报告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病重的消息后，很诧异地“啊”了一声。他用眼睛望着女儿，在等她详细地说下去，告诉他贺子珍发病的情形。然而，信上写得太简单，李敏无法告诉爸爸更多的情况。无奈，李敏干脆把信送到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拿着这封只有一页信纸的短信，看了半天，陷入了沉思之中。在庐山与贺子珍会见的情景，又历历在眼前。他沉默着，没有对李敏表示什么。
李敏站在旁边，还在等待着爸爸的安排，但毛泽东的沉默，使李敏有些着急了，问： “妈妈病得很重，这下咋办呢?”
毛泽东仍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他当然知道贺子珍这次得病的缘由，李敏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过了好一阵，毛泽东才勉强说了一句：“你把信留下吧！”
李敏明白，这是爸爸暗示她要离开书房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轻轻地退了出来。
李敏相信爸爸对妈妈的病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但在随后两天却没有一点动静，直到第三天，毛泽东仍然没有召唤李敏到他的身旁，中央办公厅却给李敏来了一个通知，说已经准备好一架专机，把她送到南昌，让她去照顾妈妈。
李敏心头一喜，原来这几天爸爸是这样安排的。她急急忙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要启程。这时毛泽东出现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来了两大筐水果。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一定要让她吃药看病，让她喝水吃饭。”他指着身后的两筐水果说：“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
李敏觉得爸爸对妈妈还是很关心的。她点了点头。
毛泽东又叮嘱说：“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怎么样，我怕你一个人去，有的事情处理不了，让一位管理员叔叔同你一起去。”
李敏上汽车的时候，毛泽东似乎还不放心，又叮嘱了一句：
“好好照顾你妈妈啊！”
李敏心头又是一热，爸爸把事情想得真周到。
专机在南昌机场降落了，当李敏下飞机后，江西省委派来的一部汽车已等候在那里，司机直接把李敏送到贺子珍在南昌的寓所。
见到妈妈，李敏明显地感到，此时的妈妈已经不是刚从苏联回国时那个妩媚多姿的妈妈，也不是春节时在上海见到的那个谈笑风生的妈妈了，而是一个面容枯槁、两眼发呆、脸上没表情、衣服脏乱、头发散乱的人。
看到妈妈变成了这个模样，李敏伤心得眼泪哗哗直流。
工作人员向李敏详细介绍了贺子珍发病的经过，并焦急地对李敏说；“你妈妈不肯见医生，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很多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的。”
工作人员还告诉李敏，她妈妈在上庐山之前，情绪和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回来后越来越不对头，不断地自言自语，说有什么人不让她第二次见到毛主席。
李敏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妈妈这次生病，原因还在爸爸那里，这是思念过度，以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造成的。
怎么办呢？李敏想，只有把妈妈的注意力从爸爸的身上引开来，让她多想想其他有趣的事儿，多想想高兴的事，她的心情开朗了，精神上的毛病才有可能慢慢好起来。
想到这里，李敏安慰了大家几句，让大家放心，接着就开始对妈妈进行心理治疗。她不再勉强妈妈吃饭喝水，而是轻声细语地同妈妈讲她的婚礼，讲有什么人参加了，都说了些什么话了，婚礼怎么热闹，丈夫如何关心自己等等。
刚开始，贺子珍仍没有什么反应，似乎什么话都没有听见。接着，李敏用一把梳子替妈妈梳头，还给妈妈洗脸。她又找出妈妈干净的衣服，替妈妈换上。她扶妈妈在床上躺下，然后继续给妈妈讲自己的事情。贺子珍虽然没有答话，但可以看出她开始注意地听女儿讲什么。
第二天，李敏帮妈妈梳洗后，搀扶着妈妈下地慢慢地走，到室外的花园里散步，让妈妈看树木花草、虫鱼鸟兽。渐渐地，贺子珍脸部有了表情，并现出了笑容。当李敏扶着妈妈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回到寓所时，贺子珍感觉到累了，开口说话了，对李敏说：“我想吃水果。”
从此，贺子珍肯进食了。李敏又说服妈妈接受医生的治疗，贺子珍肯吃药了。她脸上的表情逐渐恢复正常，神智也清醒多了。
以后一段时间，李敏每天都陪妈妈到外面走走，不但在院子里走，而且到外面的大街上走。每天散步，使贺子珍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且看到外面的新事物。连李敏都没有料到，这种精神转移的治疗法，效果竟是如此之好。每天，贺子珍很有兴味地跟着女儿在外面转，南昌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走遍了，她见识了不少新的东西，神情也开朗起来了。
李敏看到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她想起了建国初期爸爸在给妈妈、舅舅、舅妈的一封信中写过的一句话：“要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
现在想来，李敏觉得爸爸的话是对的，只有多看看，多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崭新面貌，才能使妈妈开阔心胸，把个人的得失置于度外。
于是，她下决心以后每年都要利用假期，陪妈妈到各地走走。让妈妈多看社会主义。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贺子珍对女儿说：“我离开永新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回去过，我很想回去看看。”她还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妈妈的话，通情达理，思维正常，李敏觉得，妈妈身体恢复正常了。她把妈妈的要求报告了江西省委。省委同意派车把贺子珍送回永新，省委还派组织部的一个同志陪她一起前往。
当李敏看到妈妈坐着吉普车走了，她如释重负，心里十分高兴。她圆满地完成了爸爸交给的任务，妈妈终于恢复正常了。
然而，这时她自己却病倒了。她来的时候身体就不适，到南昌后，连操心加上吃了不卫生的食物，把她也折腾得疲惫不堪了。
第二天，李敏离开南昌，回北京。在车厢里，她思绪万千，一会儿想念她新婚的丈夫孔令华，一会儿想念爸爸毛泽东。但她更多的想的是妈妈。现在自己结婚了，对妈妈的处境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了。她决定回北京后，跟爸爸好好谈一次。
李敏先介绍了妈妈身体恢复的经过，毛泽东对李敏的归来和贺子珍身体的恢复很高兴。李敏没有谈妈妈这次发病的原因，因为爸爸没有问她。毛泽东虽然是洞悉一切，而且他肯定认为，李敏也是知道其中的一切，他们两个人是心照不宣。
谈到贺子珍老是犯病，毛泽东同李敏都很发愁。李敏只好明确地谈了她在火车上就想好的意见。她说：
“爸，我觉得妈一个人生活很孤苦，很寂寞，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同我一起住，也好有个照顾。”
“你妈妈到北京来，她能忍受得了江青的气吗?”毛泽东带着沉重的心情和迟缓的语调说。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
在中南海住地。李敏接着说：“那我同妈妈搬出去住，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
毛泽东表示：“你以为不住在一起，她就可以不受气了?”
李敏结婚后，仍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李敏又提出一个方案，说：“那我到上海去，同我妈妈住一起。”
“我不同意你到上海去，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毛泽东对女儿表露出自己的心迹和挚爱。
“那您说怎么办好?”李敏也急了。
这时，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李讷都18岁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李敏的面前，谈到他的婚姻的苦恼。因为他对贺子珍仍有很深的感情，但现实的情况使他又不能不与江青一起生活。说到李讷18岁了，表明不可能与江青分手了。 无法同江青分手，他就无法去满足贺子珍的感情需要，因此也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治好贺子珍的病。
现在，毛泽东既然在女儿面前捅破了这层纸，他觉得原来设置的心理防线没有必要再维持了，他向女儿坦露了内心的痛苦，说：
“江青对我不好，她嫌我老了，她不爱我，嫌我年纪大，是个土包子。她同你妈妈完全不同。”
李敏听了爸爸的话，心里一阵震惊。过去她并不知道，在自己眼里是那么自信、坚定的爸爸，内心里却是这样的孤独和痛苦。今天，她是更了解她的爸爸了。
听完爸爸的这番表白，李敏觉得没有什么话能对爸爸进行安慰。她只是用一双充满着深情挚爱的眼睛凝视着爸爸，安慰着爸爸。
李敏心里明白，爸爸说的话是真实的，江青对自己的爸爸并没有真正的爱情。
李敏同毛泽东考虑来考虑去，最后也没找到能够帮助贺子珍改善环境的好办法。毛泽东无奈地说：“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
李敏点点头。她明白爸爸说的让她代替他的含意，她当然不可能代替爸爸给予妈妈那种夫妻的感情，但是她可以用女儿特有的爱，去慰藉妈妈那颗孤独凄凉的心灵。
李敏以为父女俩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已经结束了，她站起来准备走开，毛泽东叫住了她，说：
“要不要你去找一找你丢失的哥哥、姐姐，要是找到了，你妈妈也不会那么寂寞了。”
10年前，当贺怡提出寻找小毛时，毛泽东一口拒绝了。而现在，毛泽东为了让贺子珍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竟然改变了初衷，主动建议李敏去寻找丢失的哥哥姐姐。他的用心之良苦人们不难想像得到了。
李敏听了爸爸要她寻找哥哥姐姐的意见，也认为这的确是个安慰妈妈的好主意。在随后的岁月中，她按照爸爸的意见，花了不少功夫，真心实意地去找过她的哥哥和姐姐。但是，却没一个圆满的结果。
再说贺子珍到永新后，看了自己家过去的房子，重新体验了永新县城的风土人情，走访了昔日同她一起搞学运的几位老同学。然而，她怅然若失，想要寻找的东西没有找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而且永新的很多地方留下了毛泽东当年的身影，勾起了她自己对毛泽东的思念。
她担心自己精神又要发生毛病了，在永新呆了两三天便急忙回南昌去了。
2、江青插手
“文革”中江青想把贺子珍从上海弄到西北去，她通过陈伯达出面来办这件事。陈伯达不敢直接找毛泽东，就找汪东兴。毛泽东表示：“把贺子珍搞到西北去，人搞走了，思想能搞走吗? 贺子珍是有思想的人嘛。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
李敏自从爸爸要她代为照顾妈妈后，她就自觉地承担起照顾妈妈的任务。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外孙及朋友于苏州。根据贺子珍的级别，她每年夏天可以出外避暑。李敏就利用这个机会，陪妈妈到各地去转转。有时是李敏、孔令华还有他们的儿子小宁宁一起，陪着贺子珍出游。有一年，李敏因静脉曲张住了院，无法陪妈妈出去。第二年她利用病假的机会，整整陪了妈妈三个多月。
几年中，她们的足迹跑遍苏州、无锡、杭州、莫干山、青岛、烟台、广州，她们还去了海南岛。她们不仅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绚丽的风光，而且感受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新貌。
各地壮美的山川、秀丽的景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像甘甜的泉水滋润着贺子珍那干涸的心田。
她们母女俩曾去过葡萄沟，那漫山遍野的葡萄，连院子里、路边都种满了葡萄，贺子珍看得开心极了，忍不住用手去摸摸，摘上几个放在嘴里尝一尝。
一次在海南岛，她们得到了一块特别大的珊瑚石，这块珊瑚石要两三个人才抬得起来。它的形体奇特，错落有致，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美。母女俩围着珊瑚石，高兴得转了一圈又一圈，还看不够。
此时，贺子珍的眼睛中放射出异常兴奋的光辉。她高兴快乐得像个孩子，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她同女儿热烈地讨论，怎样才能把它带回上海去。她们想了一个又一个方案，又一个一个地否定了。最后李敏想了一个主意，把珊瑚石周边的部位打掉，把最主要的部分留下，这样体积小，也就好托运了。
一年一度的夏天，贺子珍同李敏外出游览参观，这是她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候。
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一片动乱之中。
此时的江青张牙舞爪，上蹿下跳，要打倒一切。她千方百计要趁“文革”混乱之机整治李敏和孔令华，但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江青也无可奈何。
江青又把矛头对准贺子珍。她始终把贺子珍看作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想把贺子珍从上海搞走，把她弄到西北去，不让她在上海居住。江青自己不愿意出面，却要陈伯达出面来办这件事，要陈伯达请示毛主席。
陈伯达想来想去，不敢直接找毛泽东，就找汪东兴，提出要把贺子珍从上海迁徙到西北去。
陈伯达一张嘴，汪东兴就知道这准是江青使的坏。他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
陈伯达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汪东兴就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表示：“把贺子珍搞到西北去，人搞走了，思想能搞走吗? 贺子珍是有思想的人嘛。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 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
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话转告陈伯达，陈伯达蔫了，不敢动了，江青也不敢动了，这样贺子珍才在上海没有动。
然而，江青还是时不时为难贺子珍。
1971年夏秋交替之际，贺子珍在青岛疗养。李敏和孔令华去看望她。
贺子珍与李敏、孔令华在青岛。贺子珍在青岛疗养没多久，江青得知了这件事，就想要把贺子珍赶走，并声称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
江青大耍淫威，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她自己就非要去不可，并扬言谁也阻止不了她想要去的地方。江青到了青岛后，就拼命地玩，由林彪的死党、“四大金刚”中的两人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前呼后拥地逛公园，爬海岛，洗海水，拍照片。
江青还叫李作鹏为她提供军舰到大海游览，供她拍照，显示威风。
周恩来怕出意外，就安排贺子珍返回上海家中。
回上海后，贺子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贺子珍就对哥哥贺敏学和女儿李敏说：“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像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她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文革”中，贺子珍的亲戚遭到江青一伙的打击迫害。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哥哥贺敏学被打成“走资派”，被关押了80多天，并被罢了官。贺敏学的女婿是叶挺的儿子，由张春桥点名，把他打成“五一六分子”，逼他揭发周恩来。
贺子珍在永新的一个同父异母兄弟贺敏萱，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为党组织传送情报。在“文革”中被打成宗教地主，假党员，夫妇俩含冤死去。
就是贺子珍本人，虽然因毛泽东发话，制止了江青要将贺子珍迁往大西北的计划，但江青并不就此罢手，她要变着法子来整治贺子珍，以泄她的心头之恨。她以“防止贺子珍的不良影响扩散”为名，把贺子珍与社会隔离开来。在贺子珍的上海湖南路住所的附近，经常有穿便衣的人在这里游动，看见有陌生的人来敲贺子珍家的门，就上来把他们带走，加以盘问，并勒令他们马上离开，不许去见贺子珍。
贺子珍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被划了圈子软禁起来的人。她也明白，这是江青的所为。但有一点她闹不明白，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能如此青云直上，她有什么能耐，这种自私自利、恶毒刻薄的人，为什么能成为“革命的旗手”？
贺子珍是善良的人。她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自己所爱的毛泽东能够在生活上幸福、快乐。只要江青体贴、关怀毛泽东，她就感到高兴。她甚至用宽容和大度来对待江青对她的诋毁和中伤。
然而，当她从各种渠道得知江青对毛泽东不关心，不好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还同毛泽东分居的情况时，她对江青的看法却完全变了，感到江青是个冷酷无情的女人，是一个让人痛恶的坏人。她忘记了自己的孤独和哀怨，却为毛泽东的生活而担忧。她经常对李敏说，你的爸爸也是很孤苦，很寂寞的。你做女儿的要多体贴父亲，多去看望他。
贺子珍因心理压抑造成的精神障碍虽然不时地发作，但她仍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她经常提醒李敏，要有政治头脑，要注意政治风云。对于同在上海居住的她的侄女儿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她的告诫就更多了。她建议她们一定要经常看报，观察政治风向，看国内外大事，她还常常把自己看报的收获告诉她们，帮助她们掌握读报的重点。
贺子珍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女人，在“文革”中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政治狂飙之中，卷入同江青的恩恩怨怨之中。
3、毛泽东病危
“文革”时期，李敏与爸爸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进入晚年，疾病缠身，行动困难。特别是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太大，使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 以后，他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但在婚姻方面不满意，而且对于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不满，甚至到了不愿意见她的地步，对她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痛苦辛酸的一年。
1月，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朱德委员长逝世。
进入夏天，毛泽东也进入病危阶段。
当时，李敏正在保定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一天，她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她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李敏立即赶回北京见爸爸。
这时毛泽东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组负责毛泽东的医疗问题。医生中，除了有负责诊断、医治的专家外，还有负责输氧、管麻醉的医生。护士有八个，分成三班轮流值班，日夜看护着毛泽东。
李敏到达时，毛泽东刚刚被抢救过来。中央的一些负责人，还有江青都在那里。李敏想走到爸爸的面前，仔细看看爸爸，被江青拦住了，只许她远远地望着。李敏看到爸爸面色蜡黄，带着输氧气的罩子，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
李敏回想到1975年底爸爸生日那天，她同李讷去看爸爸的情形，那时爸爸虽然行动不便了，双手发颤，但是头脑清晰，谈笑风生，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病成这个样子呢?她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没呆多一会儿，江青便要赶李敏走，李敏坚持要照顾病重的爸爸，两人僵持不下。这时，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这种局面，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先回去了。李敏在回家的路上，—直流着泪。回到了家里，她又痛哭了一场。她觉得，自己是毛泽东的长女，在爸爸病重的时候，竟然没有权利守候在爸爸的身旁，照顾爸爸的饮食，尽女儿的心意，怎么能够不伤心呢？
不但如此，而且由于江青使坏，李敏从此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她打听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病情的状况。她曾经到过中南海的门口，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到了8月下旬，李敏从中央的一份文件中看到毛泽东病危的通报，她不顾一切又来到中南海的门口求见。这次，她幸运地进去了，见到了爸爸，而且能够走近爸爸的床边。
好在江青当时并没有在场。只见毛泽东仰卧在床上，面容憔悴，气息低微。原来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只能用鼻饲，由医生配方，用管子插进鼻子里进食。由于每次鼻饲完毕，都要把管子抽出来，下次喂食时，再插进去，很麻烦，让病人也很痛苦，喂一次要几个钟头。毛泽东刚刚鼻饲完毕，显得非常疲劳。
毛泽东的双目原来是闭着的，此时微微睁开，他看到了床边站着一个人，很快认出是他的女儿李敏。毛泽东眼睛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手术后有一只已经复明。
他颤抖地伸出自己的手，去拉李敏的手，李敏会意了，赶忙把自己的手放到毛泽东的手中。此时，毛泽东的手仍然是温暖的和柔软的。他想像过去那样把李敏的手紧紧握住，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李敏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带着微弱的声音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毛泽东神智十分清醒，他仍然习惯地称呼李敏的小名娇娇。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 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慈祥和怜爱。
李敏此时无法向爸爸道出个中缘由。但她觉得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了? ”
“39岁了。”
“不，你今年38。”
毛泽东身患重病，还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女儿的年龄，这使李敏被爸爸对自己的关爱所感动。她的眼泪又一次涌上了眼眶。
接着，毛泽东艰难地打起了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的声音很轻，李敏听不清。她用眼睛询问站在旁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张玉凤摇了摇头，表示她也没有听清楚。
李敏当时猜想，可能爸爸是问孔令华的情况，但又吃不准，于是没有回答。
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李敏知道爸爸累了，于是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是李敏生前同爸爸的最后一次会见。她一直猜不出、想不透爸爸最后的一个手势，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她心中很长一段时期是个谜。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次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个往事时，这个朋友若有所思地猜道：
“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原来的名字桂圆的圆字呢?”
李敏听了，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时，她开始后悔起来，她未能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没能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否则，她会在爸爸临终的时候，在他耳朵边说上这样一句话。让他魂牵梦萦的她的妈妈贺子珍，最近身体健康。她一定会尽女儿的责任，照顾好妈妈。
没过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爸爸。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病逝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见此情形，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周围的人告诉她，毛泽东是0时10分与世长辞的。
全国人民沉浸在失去领袖的哀痛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灵，祭奠毛泽东。
江青以夫人的身份一面把自己放在追悼活动的中心，一面加紧制造舆论，为自己上台当“女皇”开辟道路。她没有一点悲痛的表现，却只让李敏为毛泽东守一次灵。李敏要求多守几天灵，江青不答应，轻蔑地说：“让你守一次就够照顾了，你没有资格参加守灵。”
李敏悲愤交加，她说：“我即使不作为主席的女儿，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给主席守灵，为什么不可以？”
随后，一连几天，李敏站到长长的人流中，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去吊唁毛泽东。当她走到毛泽东的遗体旁，就肃立在那里，不肯走了，要参加守灵的行列。开始，全副武装的卫士不让她在这里停留。她作了自我介绍，恳切的言词感动了战士的心，这样，她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1976年贺子珍与李敏、孔令华及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当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出以后，李敏怕妈妈承受不了这个巨大的打击，便让丈夫孔令华带着3岁的女儿东梅马上赶到上海陪伴妈妈，她自己则留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的丧礼。
此时，在上海的贺子珍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后，真是犹如晴天霹雳。她悲痛得哭了好几天，情绪极其低沉。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
这时，她又一次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她责怪地说：“你们只顾自己，不想想老年人多么希望见到儿女在身旁。”
她知道自己这时是没有条件到北京去为毛泽东奔丧的，她只能在上海，在她的心灵里，默默地祭奠着毛泽东。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像上，向毛泽东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她把对毛泽东的一片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她心里默默地念道：毛主席，请安息吧！
她打发侄女儿、外甥和外甥女儿去北京奔丧，请他们代表她向毛主席的英灵致敬。
悲痛使她变得更加理智。她密切关注着江青等人的表演。当她从电视中看到江青在毛泽东灵堂里的装模作样，哀痛地说：“江青没有一点悲痛的样子，她还得意呢，毛主席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此时，贺子珍显得异常镇静，悲痛在她心中化为一种力量，使她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4、最后一面
没过多久，党中央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江青走进了她应该去的地方。这时，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一家人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个年已68岁的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她身体虽然衰老，但仍具雄心壮志。她希望还能获得工作的机会。
在1977年，贺子珍怀着高兴的心情，来到了福建，看望了已经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兄妹俩劫后相逢，是多么让人激动和欢乐啊！这一对兄妹，一起闹革命，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一段时间不见，彼此都十分想念。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走到一起的时候，又很容易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有时甚至吵了起来，各不相让。实际上，贺子珍同哥哥的关系远不如她同妹妹贺怡那样密切。
贺子珍从福建回到上海后，正当她准备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不料疾病又向她袭来。有一天，她一觉醒来，发现她的左手抬不起来，左脚也不听使唤。她赶忙喊人，嘴巴发出的声音都变了调，呜呜哇哇，让人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中风，左肢偏瘫了。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来说，是异常沉重的。在政治上没人阻碍她出来工作了，但身体又不行了。真是壮志未酬身先病，长使英雄泪满巾。这位从井冈山和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英雄，希望在眼前似乎又化为泡影。而且，“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医生又检查出她患有糖尿病，这又是一种难治之症。这表明，她今后的日子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她感到自己命运怎么是如此残酷？亲人们和老战友们来看望她，也不禁为她一生坎坷的遭遇而叹息。
正当她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到医院来看望她，报告她一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这位负责人还告诉她，这次政协会议同时还增补了两名委员，这就是缪云台和王光美。这位负责人说，马上要派人来为她拍照，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为什么贺子珍能增补为政协委员呢？原来是这样的。1979年初，毛泽东的亲家、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信中指出，贺子珍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很快，邓小平便作出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于是，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然而，需查她的档案材料时，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在组织部门竟连一份档案都没有！
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的结果。
当时在审议和通过贺子珍为政协委员时，全国政协的常委们对这种现象都义愤填膺，为贺子珍打抱不平。大家认为，江青对贺子珍的迫害，这是最毒辣的一手。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把她增补为全国政协的委员，这使贺子珍受到极大的鼓舞。她看到，自己的生话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低沉，而是应该抓住人生的希望，让希望激励自己重新站起来。
于是，她决心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经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她积极配合医院和医生的治疗。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服从治疗。她听说，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她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当医生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贺子珍也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由护士们搀扶着，要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很吃力，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她的照片。
人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她的神态沉静安详。
这条配上照片的新闻，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熟悉贺子珍的老战友们惊喜地说，江青倒了台，贺子珍重见天日。
而并不认识贺子珍的年轻一代，在了解了贺子珍的大概情况后，也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人物。
人们纷纷写信向她表示祝贺。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对贺子珍也十分关怀，不时派人到医院去探望贺子珍，问寒问暖，还征求过贺子珍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这样，贺子珍把放在心底30年的愿望吐露出来：“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看看天安门。”
上海市委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中央。
非常敬重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在听到上海市委关于贺子珍想来北京的报告后，立刻作出了安排。
1979年9月，一架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了北京。随即她住进了30l医院的高干病房。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情绪非常乐观。这是在她的后半生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时期。她心情非常激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原来的许多老战友康克清、曾志、钟月琴、彭儒、钱希钧等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她，她感到好快乐。这些老战友一直同她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要去看她。但那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相见得那么频繁，那么集中。同老战友一起，回忆过去战争年月中一些有趣的琐事，这使她感到无比快乐。
她到北京以后，继续配合治疗，锻炼身体。这时，她仍然念念不忘要恢复工作。这个愿望在鼓舞着她，使她把病倒以后的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
到北京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要求，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中央批准了她的要求。然而，为了安排好她的这次活动，医生和护士们以及家人可煞费苦心了。从医疗的角度看，她们不希望贺子珍到纪念堂见毛主席遗容。
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建国初期她骤然听到毛泽东声音的广播，1959年与毛泽东在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因而大病了一场。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 不去的方案是不可能的。只能够采取其他办法，如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来使她不致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在瞻仰前的两天，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就开始做她的工作了。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泽东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
贺子珍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她听了之后频频点头，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
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头天晚上，医生让她服了安眠药，让她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她梳洗完毕，就要出发了。她对护士说：
“我要手绢。”
她这是准备眼泪流出来时用的。护士随手递给她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她摇摇头，说：“不要红的，不要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