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贺家大小姐
罗霄山脉井冈山东麓有个永新县江西的西部，井冈山东麓的万山丛中，有一个县名叫永新县。该县的县城，处在罗霄山脉纵横相连的青峰环抱之中。
禾川河如同一条玉带，绕城而过。这里绿色葱葱，群峰竞立，气候湿润，水土宜人。永新人民世代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一种纯朴自然的生活。
1909年9月，正是江西老俵们秋收的季节。
一天，在永新的县城，有一户姓贺的人家里，突然传出了女婴的哇哇哭啼声。一个女孩诞生了。
这户人家的户主叫贺焕文。他原指望妻子会生一个男孩，却生下了一个女孩，心里虽有几分闷闷不乐，但看到这女婴长得皮肤白晳，模样俊俏，也就减去了几分烦恼。夫妻俩商量着给这孩子取名字。商量结果，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给她起名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女娃娃，就是后来的贺子珍。
少年时代的贺子珍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初年，先后盘踞在江西省的军阀陈先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孙传芳等，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把整个美丽的江西省搅得民不聊生。就连坐落在边远丛山之中的永新县，也逃不过军阀的魔掌。他们同当地的豪绅地主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用苛捐杂脱盘剥百姓，使永新的人民生活在贫困潦倒中。
贺子珍的老家在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当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山和房屋。她的父亲贺焕文是个本分老实的读书人，读了不少书，最后只是捐了个举人，当了一阵安福县的县长。
贺子珍的妈妈杜秀（一说叫温图秀），是广东梅县人，长得很漂亮，又知书达理，是名门闺秀。
贺子珍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同她年龄相差不大，爱好也相似。下面还有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先圆，年纪比她小得多。
爷爷留下的家产是丰厚的，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本分的人是不好在社会上立足的。
贺子珍4岁那年的一天，天色虽已晚，却总不见在县衙门办事的爸爸归来，一家人都在焦急在等着，盼着他快回来。呀呀学语的贺子珍，一趟又一趟跑到大门口去张望，看爸爸是不是回来了。然而，总听不到爸爸那熟悉的脚步声。
当时，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已经被撤去县长职务，返回永新闲居好些日子了。这是由于他自己要清廉，爱为穷人打抱不平，说几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终为反动政府的官场所不容，遭到排挤。
此后，贺焕文就在永新县衙门里当了个刑门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县衙门的差事，在那个时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是，现在天都黑齐了，他还能有什么公事没办完呢?妈妈越等越着急，终于沉不住气了，托邻居到县衙门去打听。不一会儿，邻居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报告说，贺焕文被关进大牢里了!
贺子珍的妈妈一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如同天塌下了一般，大哭起来。几个孩子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惶惶地跟着痛哭。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没吃饭，贺子珍哭着哭着，就累得睡着了。
后来，他们通过打听了解到，父亲是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了。那年正逢大旱，为了争夺水源，有两个农户打起官司来。其中一家是地主，利用财势把另一户农民关进了牢里。父亲为他鸣不平，给他立了保，把他放了出来。不料这个农民出狱后，吓得逃跑了。县里有一帮人本来就跟贺焕文不对付，正找不到借口，这时正好借此机会把他关了起来．
贺焕文被关押好几个月。贺子珍的母亲为了营救丈夫，把家产变卖了不少，等到贺焕文出狱，家道已经中落了。
为了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贺焕文想办法凑了点钱，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铺面，开了一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馆，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客房可以住客。而全家人就住在茶馆的后面。贺子珍就在这个环境里一天天地长大。
贺子珍一天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周围的一切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因为她看到的是一幕幕悲惨的社会画图。
每天，她在茶馆里，看到军阀队伍的兵痞们、土豪的家丁，手里拿着鞭子，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抽打、捆绑那些缴不起租的农民，押解着他们从茶馆门前经过。
大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拎着要饭篮沿门乞讨。一些乞丐来到她家茶楼的门口，睁着一双双饥饿的眼睛，伸出瘦骨伶仃的黑手，怯生生地讨一点残羹剩饭。贺子珍那善良的母亲打发走一个乞丐，又来了一个。
有时，街上传来了穷人那卖儿卖女的吆喝声：
“谁家要孩子!有要孩子的吗？”
而被卖的孩子惊慌地哀怜着，哭喊着：“爸爸，我不要去呀! 我要回家啊!”
贺子珍听到这声音，难过得掉下了泪珠。母亲看见了，把她搂在怀里，替她擦去眼泪，心疼地说，“傻孩子，谁家的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小孩，没办法，养不活啊，卖了总比饿死好啊。”
擦干了眼泪的贺子珍问母亲：“他们为什么那么穷啊？”
母亲也搞不明白，只好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命不好啊。”
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命不好，母亲自然是无法回答贺子珍了。
毕竟贺焕文夫妇是读书之人，他们早早地为孩子今后的前途操心了，决不能让自己的儿女成为苦命人。
不过，在民国初年永新这样的地方，不如在大城市，似乎妇女的解放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老传统老观念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就是贺子珍的父母，也只准备让家中的男孩上学，不让女孩上学。他们仍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认为将来给几个女孩找个好婆家嫁出去就是了。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永新县城里开办了一所福音堂小学，分设有男部、女部，招收中国的孩子。同时也有官办的小学和中学，讲授数学、国文、历史、地理等新课程。
贺焕文不准备把孩子送进这些洋学堂，他宁愿掏礼金……
贺焕文总是说：“女孩子家念什么书，反正要嫁出去，认得两个字知道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做哥哥的对这些经书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总是经常淘气不学。而躲在门后偷听老师讲课的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却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不少字。
贺子珍10岁那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在反帝的同时，这场运动也给人们的封建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受这一风潮的影响，永新县城里也有许多女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了。
贺子珍看着别人能上学，心里羡慕死了! 她觉得自己也要上学，再也不愿意当那躲在门缝后面偷学的学生，便和妹妹一起，缠着父母，闹着要上学。
父母耳闻目睹女孩子上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也不好拒绝，只得同意。
这样，贺子珍同贺怡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哥哥贺敏学也进了永新的一所学校。
这时的贺子珍，正是豆蔻年华，母亲遗传给了她一副姣好的面容。她中等身量，皮肤洁白，瓜子脸，长得十分秀气，在又长又弯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眨动着。由于她喜欢思考问题，两条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因而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在她沉思时，线条分明的嘴唇总是紧闭着，显露出一种成熟的、严峻的美。
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女学生，喜欢穿白衫配黑裙。贺子珍的母亲也为她们姐儿俩各做了一身女学生服。
当贺子珍穿上这身时髦的学生服装，脚上穿着白袜子、黑布鞋，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蹦蹦跳跳去上学时，周围的人们的眼神常常被吸引来。有人不禁赞出声来：“这丫头长得真俊啊!”有人还称她为“永新一枝花”。
进学校以后，贺子珍为了鞭策自己要好好读书，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就是善自珍重的意思。
后来，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用改名了，我很喜欢自珍这个名字。”贺子珍见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名字，心里很高兴，也就不提改名的事了。
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不过，贺子珍生前在签名时，仍然写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为自珍。
同贺子珍同班读书的三十多人中，其中有豪门小姐大家闺秀，也有的是小康家庭的女孩。豪门家的学生娇生惯养，衣着华丽，经常在其他同学面前摆阔。这样，同学中很自然地分成两派，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在一起玩，经济条件差喜欢聚在一起。那些家庭经济较差的女同学，喜欢同贺子珍在一起。
那些富家小姐上学时，谈的是如何穿戴打扮。而贺子珍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少谈论吃穿等生活上的事情，关心的是天下大事。
当时，在永新县城，只有一些大的店家和县衙门才有报纸，一般人家还没有订阅报纸的。学校虽然有报纸，却不让学生看。
教会学校很保守，认为学生只要好好读书就成了，不要关心什么国事。甚至连城里演戏，女教士都不让她们去看，说演戏是魔鬼在动，看了会中邪上当的。
贺子珍虽然没有什么条件读报，但她家里开了茶馆，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因此消息特别多。贺子珍耳闻了不少外面的事情，就告诉同学们。一个传一个，大家也知道了不少事情。
知道的事情多了，贺子珍眼光也就敏锐了，发现的问题也就多了。
这时，她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穷人怎样才能不用卖儿卖女呢？然而，她一时找不到答案。
学校里的传教士老师是不可能告诉她这个答案的。他们对学生宣传的是，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
但贺子珍发现，老师们嘴里说得好听，而做的就是另一回事。每当两派学生发生摩擦纠纷时，老师总是袒护那些豪门小姐，受到训斥、处分的，总是她们这一派的同学。
对这种情况，贺子珍和同学们越来越生气。一天，矛盾终于爆发了。
学校里的两个女教士饲养了一只小狗，连睡觉都要把它抱到被窝里。一次，这只狗偷吃了一个同学的饭菜，这个同学一气之下，踢了那小狗一脚。碰巧被两个女教士看见了，像打了她们的亲爹娘那么心疼不已，对打狗的那个同学又是打又是骂，还把那个同学拉到耶稣的像前，罚她下跪，逼她认错。
贺子珍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愤怒。她马上带着自己一派的同学，跑进教堂，一把将跪着的同学拉了起来，顺手拿起一把扫帚，抓住那条狗，把它狠狠地揍了一顿，以解心中之恨。
两个女传教士闻风赶来，气势汹汹地向贺子珍问罪，要处罚她。
贺子珍一点也不怕，指着那个女同学质问女教士：
“你们不是天天讲自由、平等、博爱吗? 你们喂的宝贝狗偷了我们同学的饭，你们不道歉，反倒要处罚学生。难道我们中国的学生，还比不上你们外国的一条狗吗?”
贺子珍声音洪亮，有理有据，理直气壮。那两个教士瞪着眼，自知理亏，无言回答。这时，来的同学越来越多。看着学生人多势众，两个女教士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事后，同学们很高兴，围着贺子珍又笑又跳，一个同学拉着她的手说：“看你平时不言不语，没想到关键时候嘴皮子还真行!”
通过这件事，贺子珍逐步明白了，洋人同军阀、土豪，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欺侮老百姓的。她经常对同学们说：
“传教士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基督教不可能救穷人，也不可能实现世界大同。”
此后，她对学校规定的念经和祈祷等这一套越来越感到厌恶。她也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捣乱分子”。她常常在教士虔诚地向上帝祷告时，和同学们做鬼脸，惹得大家嬉笑起来，把教堂里肃穆的气氛破坏掉。
有一次上圣经课时，贺子珍故意把通向教室的过道门反插上。女教士走过来，见推不开门，就使劲地敲打起来。贺子珍和两个同学在门的这边跳绳玩，完全不理会这一切。没办法，女教士只得憋着一肚子火，绕个大弯子走进教室。等她走进教室时，贺子珍同那两个同学早已端坐在教室的座位上。
女教士一进教室，厉声地质问：“刚才是谁关了过道的门? 为什么不开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就是那些跟贺子珍关系不好的学生，也不敢当面揭发。没办法，女教士只好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贺子珍。而贺子珍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感到好笑。质问没有结果，一堂圣经课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2、走上革命路
有一天，当时在禾川中学读书的哥哥贺敏学，下学回到家里后，神秘兮兮地对两个妹妹说：“我给你们说个事。我有一个叫袁文才的同学，不读书了，听说是到井冈山落草，进了马刀队!”
贺子珍听了之后，吃了一惊。
井冈山地区地形险要，历代以来一直是绿林好汉落草的地方。近来这里又出现了一支叫马刀队的农民武装。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专门找那些土豪劣绅下手。永新县里大街小巷流传着许多关于马刀队打家劫舍的有趣事儿。
加入马刀队的袁文才。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多少次她都听得那么入神。
她也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非常崇敬。她有时天真地想：“如果世界上有一天出现很多江湖侠客，把害人的地主老财、作威作福的官吏都杀死，天下兴许就太平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听哥哥多次讲过袁文才的故事。哥哥说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青年。一次，他曾与贺敏学一起，趁着夜色，悄悄摸进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家里，隔着被子把这个坏家伙狠揍了一通。但他也是一个好学求进的人，怎么会去马刀队呢？
既然袁文才那样的青年当了马刀队，那马刀队不会坏。这使贺子珍不禁对马刀队充满了幻想：马刀队是不是也能打富济贫，杀尽作威作恶的坏人，解救天下的穷苦人呢?
然而，这只不过是她一个幻想罢了。
很快传来的消息表明，每次马刀队下山打击一家土豪，从他们身上放了点“血”，最后倒霉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这些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诬陷当地的老百姓“通匪”，把其中有些平时就看不顺眼的，抓进监狱，屈打成招，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同时，豪绅们更是加紧对农民敲诈勒索，硬是要把马刀队劫走的钱财，加倍地从农民身上捞回来。一个袁文才上山，改变不了这个局面。而且她还听说，袁文才最后同山下的反动武装妥协了，竟达成了各不相扰的协议。
贺子珍一时热起来的心又变得冷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家发生了一件事：几个军阀队伍的兵痞来到她家“海天春”喝酒，酒没喝完，却闹起事来，最后那帮兔崽子竟对贺子珍的母亲调戏起来。正在这个时候，贺子珍三兄妹放学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极为愤怒。贺敏学抄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着那个动手动脚的兵痞的屁股就是一下子，烫得那个家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贺子珍和贺怡把那几个醉鬼推出店门外，贺子珍心一横，把店铺的门板全上上，买卖不做了。
这一下不得了，捅了娄子，这些兵痞仗着权势，兴师动众，要捉拿贺子珍的父母问罪。多亏周围乡亲们出面调停，由他们家出一笔钱，才把这件事了结。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家的茶馆无法开下去了。
这件事给贺子珍很深的刺激。马刀队救不了穷人，那么什么人可以救穷人呢？
正在这时，一批外出到南昌等大城市求学的永新进步青年，把一些进步杂志邮寄回来。这些杂志有《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同时寄来的还有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贺子珍读了这些书刊后，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进步同学之间互相传阅这些书刊。贺子珍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这些书刊开阔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她的心里像点燃了一盏明灯，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才能推翻剥削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大革命时代的欧阳洛。暑假到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永新。贺子珍找到了他们，听他们讲外面的情况，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人。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贺子珍听得入了迷。
当时，贺子珍以为了解这些革命道理，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按捺不住，挥着手，急切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穷苦的老百姓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子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集会。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这时，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子珍看到传教士这副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双眼怒视着，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逝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追悼孙总理，难道有错吗？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子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的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第二天，贺子珍和同学们来到学校，女教士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
“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一些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子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封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吃了一惊，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子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里的风波又发生了。
原来，不仅贺子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学潮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
这个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贺焕文夫妇吓坏了。一气之下，贺焕文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
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子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子珍下了决心要干革命了。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
“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读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1926年的春天。
贺子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春天，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春天。
这时，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珍、王怀等，奉党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子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是他们家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
参加了共青团的贺子珍，已经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她把学校作为活动的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的意义，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很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怎么能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学校的同学呢? 贺子珍为这件事想了很多招。经过一番努力，在她和积极分子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各地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动员起来，为北伐军进军做准备，大革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珍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既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又有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
这时，贺子珍更忙碌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那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子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两个闺女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夫妇俩的担心：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这天晚上，贺焕文夫妇一直在灯光下等着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 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东奔西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子珍则慢声细语地讲道理：“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 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赌气地说：“你们要再这样下去，趁早出嫁算了。”
老人把他们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和妹妹坐到父母旁边，耐心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子珍多说? 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子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革命、同情革命。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 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 万一打不倒，家里反受其害。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贺子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当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挡，她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失败和挫折呢? 她给父母亲所描绘的未来，也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她以为经过北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是父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她的为人父母心里是有数的，她的话在父母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子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来了，直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贺子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不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给父母亲讲讲国民革命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
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在永新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加紧进行。
3、初次当“官”
1926年7月的一天，贺子珍三兄妹参加了永新县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议讨论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迎接北伐军，其他党员分头到东乡、西乡、南乡等地发动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建立党的组织。
贺子珍被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她带领一伙女孩子在大街小巷粉刷标语。
很快，永新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打倒军阀!”“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护新三民主义!””欢迎北伐军来永新!”……到处充满了一派革命的气氛。
这时，盘踞在永新的军阀陈修觉害怕北伐军来了。他自知在永新作恶太多，绝不会有好结果，就趁国民革命军没有到来之机，向县里的商会、士绅勒索了两万块大洋，逃到吉安去了。商会的老财们哪里愿意自己掏腰包，他们马上向全县群众强行摊派，要从人民身上刮回这笔钱来。
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县里的共产党组织坚决反对这种摊派。他们领导群众闹风潮、打商会，进行抵制。
贺子珍与学生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反征派的群众大会，有几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在这个会上．各界的左派力量都上台讲话，贺子珍也讲了话。
她说： “我们打倒一切祸国殃民的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到永新，光复永新。商会过去同陈修觉一个鼻孔出气，帮他欺压老百姓。他们送钱给大军阀陈修觉，帮助他逃跑，还要全县人民分摊这笔钱，岂有此理，我们能答应吗?”
全场群众发出了怒吼：“我们不答应!”
会后，群众又举行了反征派的示威游行，贺子珍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上，许多群众自动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来到商会的门前，包围了商会，高呼口号，抗议摊派，声震县城。
商会的财主们又惊又怕，但他们拼命进行反抗，让团丁把枪扛出来，装上子弹，对着示威的群众瞄准，以武装进行威胁。
群众更加愤怒了，下乡发动群众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等正好回到县城，目睹这一切，立即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缴掉商会的枪!”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拥进商会，徒手同团丁搏斗起来。
贺子珍虽是个女孩子，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也跟着冲进了商会，参加了缴枪的活动。
商会团丁的三十枝枪全部被群众缴掉，摊派活动被迫停止了。财主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永新县的左派第一次显示了革命的威力，也是永新县的人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甜头。他们还没有见到北伐军，就已经为国民革命军的入城打下了群众基础。
贺子珍第一次经受了革命风雨的锻炼。
8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到达湖南茶陵，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同北伐军接上头，请北伐军开进永新。9月份，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来到永新。
北伐军来的那天，永新热闹极了。革命军穿着一身灰布军衣，队列整齐，威武雄壮地开进城来。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真是万人空巷，他们争着要看看革命军的军威。
贺子珍一夜没有睡，和同学们赶制了一把把彩色小旗，发给欢迎的队伍。她自己也是站在欢迎的行列里，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不断地摇晃着，领着群众高呼口号。
在欢迎的人群里，有贺子珍的父母。他们举着小旗，带着弟弟妹妹，兴奋得热泪盈眶。
北伐军开进永新的第二天，在校场坪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正式宣告永新光复。永新县还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民主政权；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等领导机关。
党组织派贺子珍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是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
那一年，她才17岁。
贺子珍热情很高，但年轻幼稚，一下子当了两个“官”，只觉得身上的担子很沉很重，对如何开展工作，心里没有底。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剪辫子。
她刚到县党部任职时，仍继续在学校念书，既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她从上学时起，就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黑油油的，谁见了都夸她头发好。她也很爱这条美丽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时间梳理它。她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辫子呢? 我也要留短发。
于是，她对着镜子，“咔嚓咔嚓”把辫子剪了下来。她又让妹妹帮她把头发修成短短的男式婚装头。妹妹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掉，像个男孩子，越发显得漂亮了。”
她是永新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轰动全城。她走在街上，行人望着她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跟在她的后头，又是嚷，又是笑，又是跳，像看到什么新鲜玩艺儿那么稀奇。
贺子珍不理会这些，她昂着头，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她觉得，革命嘛，总得有第一个敢同封建旧习俗作斗争，也得有带头人。
以后，在贺予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县城中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也跟着剪辫子。妇女留短发逐渐普遍起来。但是，在农村一时还推广不开。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永新县党组织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县妇女会，由县党部的妇女部领导。贺子珍和她的伙伴们，经常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贺子珍很擅长于搞宣传鼓动了。不论多大的场面，有多少群众参加的集会，她都敢上台发表演说，脸不红心不跳，而且不用讲稿。
一天，她来到一个小集镇上，把这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和小姑娘招呼到一起，搬出一条小板凳，站在板凳上开始演讲，从军阀欺压百姓的罪恶，讲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她讲得不慌不忙，既有道理，又有实际，说得许多妇女直点头。
她讲完革命道理，又讲妇女解放。她说：
“要说受压迫，我们妇女受的罪最深。我们的妈妈这一辈人最可怜，谁有气都可以往她们头上撒。共产党是妇女的大救星，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后，我们妇女在家里，也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反对缠足，反对打骂妇女，反对包办婚姻。我们妇女也要行动起来，打倒军阀，支援北伐战争!”
演说完了，她就带着同学们唱歌子：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阔。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得解放，
得解放。
贺子珍的嗓子清脆悦耳，唱得很有气势。妇女们都拍起巴掌来。贺子珍又一句一句地教年轻的妇女唱歌。
此后不久，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保卫永新的责任落在由工会和农会组成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身上。至于为民主政府筹集费用，为工农武装筹办粮草，打击城里的右派，对付土豪劣绅，巩固民主政权，这些任务，都要由永新的共产党员承担。
贺子珍同担任妇女部副部长的妹妹贺怡，还有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如何才能筹集到经费呢？他们生长在永新，对这里的地主豪绅，谁个好，谁个不好，心中很明白。贺子珍说：
“地主豪绅中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县里作恶不多，民愤也不大；有的人却比较顽固，态度很坏，不能把他们一般对待。”
贺怡也说：“对那些思想较好的，要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民主政府的工作。”
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就动用工农赤卫队以武力强行解决。
贺氏家族中有一户大财主，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拥护三民主义，会行点医，在县里有一定的影响。贺子珍登门去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经过一番工作，把他说服了。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革命。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表现比较好的中小地主豪绅，也不同程度地捐献了一些资财。以后，贺子珍又组织县里的青年和妇女，到各区各乡去做“募捐打粮”的工作。
贺子珍的父母也自动提出，捐款支援革命。他们把茶馆存的一部分粮食，还有一部分银元、首饰，捐献出来。
永新县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4、神枪手
正当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缴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以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
这位同志还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贺子珍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如同烧了一把火。
永新县一些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党组织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贺子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