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冈大陇村，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贺子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永新县党部被砸了，就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正好爆发了南昌起义。他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系。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子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这个老俵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早已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
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先圆，由舅母收养。
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 塞上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
小先圆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子珍、贺怡，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贺先圆杀害了。
与贺子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子珍惦记着这次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到永新。
从吉安到永新，要走180多里山路。贺子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啊，暴动成功了！
这时，她忘掉了身上的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子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子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
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这次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子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枝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子珍背着一枝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保卫永新，人人有责。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准备鞭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子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 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贺子珍手下的赤卫队员，大多数年龄比她大，有的还是她的叔伯辈。大家看着这个年纪才18岁的女指挥员，思想细密，考虑周到，似乎她曾经带兵打过多少仗似的，所以都十分尊敬和信任她的领导。
这次向永新进剿的，是从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共三个连。他们头天傍晚在离永新几里路的一座山下扎营，第二天拂晓，留下一个连守营地，其余两个连分两路向永新南门扑来。
三县的农民武装早已按预定计划埋伏好了。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敌人的东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埋伏在城外禾川河的西面，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安福的自卫军则在敌人出动后，由王新亚带领，绕到山的后面，偷袭敌人的老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还故意在南门的前面，留下一块开阔地带，引诱敌人冲过来。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贺敏学也同贺子珍一起，在南门上严阵以待。
敌人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拦，很快就开到南门下。他们以为农民自卫军都吓跑了，马上下令驾云梯攻城。很快，十几部云梯搭到了城墙上，当官的喝令敌兵往上爬。
这一切，贺子珍和赤卫队员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队员们纹丝不动，只用紧张的、期待的目光望着贺子珍，等待她发出攻击的命令。贺子珍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看着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爬，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慌。
她努力镇静自己，思考怎样更好地对付敌人。她看看云梯上的敌人还只爬了一半，上半截梯子还是空的，心想，如果等敌人爬满了梯子再动手，不是可以一次消灭更多的敌人吗?她决定再等一等。站在旁边的贺敏学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做法。这更增加了贺子珍的信心。她紧握着枪，在城墙后面严密地监视敌人。
敌人乱喊着，继续往上爬。眼看着他们罪恶的爪子快要爬到城楼顶了，贺子珍猛地喊了一声：“打!”赤卫队员们马上跳起来，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直刺刚冒出城墙垛的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比较短，离城墙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只听得城外一片鬼哭狼嚎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梯上的敌人被抛在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下，许多人当场摔死，不死的也跌成重伤。敌人第一次攻城失败了。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把云梯重新驾起来，一面向城上打枪掩护，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军往梯上爬。她举起枪．对着这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下了。敌军看到他们的一个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有人连忙从梯子上退了下来。
正在这时，另一个敌军的小头目跑过来，重新逼迫敌兵往上爬。贺子珍愤怒地举枪瞄准，一扣扳机，这个敌人又倒下了。
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了土炮，朝敌人密集的地方放。儿童团员也点响了空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土炮的声威。 一时间，敌人弄不清赤卫队使的是什么武器，阵脚一下子乱了。他们攻城不下，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遭到袭击，于是无心再战，赶忙下令分东西两路撤退。
贺子珍一看敌人要溜，立即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踏着敌人丢得满地的死尸，追击敌人。队员们的梭镖全派上了用场，向逃跑的敌人背后猛扎过去．有的队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溃逃的敌人在半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自卫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100多名敌人，缴获了一百多枝枪。
战斗结束后，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
农民自卫军的胜利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那里，他暴跳如雷，他马上制定了一个联合会剿永新的计划，迅速拟定湖南四个团，江西两个团，立即开赴永新。
大兵压境，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全部秘密撤出县城，按原计划分三路行动。
当天晚上，王新亚带着队伍开走后，贺敏学走到贺子珍的跟前，递给她用布包着的一百块银元，说：“这是王新亚留给你的。他说，子珍一个女孩子上山，困难一定很多，这些钱请她收下，维持生活吧。”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悲伤的时候，队伍立即要行动，又赶紧压住心头的悲痛，把眼泪擦干了。
几支农民武装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永新。为了保守机密，不惊动群众，上千人的队伍，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贺子珍只把她从吉安带来的一个小布书包和几本书带在身上，便跟着队伍出发了。她与哥哥贺敏学同其他的永新同志又不同，那些同志是有家不能回，有东西不能拿，而他们是无家可归，也无衣可拿。父母和妹妹在永新事变时逃走后，茶馆被敌人占领，早已成了敌军的营房。
贺子珍默默地走在队伍里，对部队这次紧急行动，想得不多，也没有工夫多想，但是，她并不感到孤单和彷徨。周围一张张坚毅的面孔，使这个年仅18岁的女孩子有了主心骨。
她深深感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行动，而是同一个集体——永新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自卫队员——一起行动的。她十分自信：有别人吃的，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有别人住的，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是革命集体中的一分子啊!
夜是那样黑，那样静，四周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再没有一点响动。寂静打开贺子珍思绪的闸门，她不由得想起大革命失败后，当年一起闹革命的同学、伙伴，有的离开了，有的动摇了，有的嫁人了，有的当了官太太。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人各有志，怎能勉强? 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途无论怎样艰难困苦，都要走下去，走到底!
贺子珍跟着队伍走着，想着，双腿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爬上一个山坡，回过头来看看黑暗中的永新城，心里说：“再见了，我的故乡! 我一定会回来的，红旗会继续飘下去，革命也一定会胜利!”
5、“上山落草”
贺子珍与宁冈自卫军一起，经由七溪岭、新城、龙头，向茅坪进发。
队伍走到七溪岭时，天已经亮了。大家在望月亭休息一下，又继续朝前赶路。
这是贺子珍平生第一次远行军，感到很新鲜。一路上，她同自卫军战士有说有笑，情绪很高，全然不感到疲劳。她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中惟一的妇女，也是上井冈山的革命队伍中的第一个女战士。
自卫军战士见她年龄最小，革命还挺坚决，夸奖她说：“小妹子，真不简单呀!一个女学生，放着舒适的日子不过，到井冈山同我们一起受苦来了。”
贺子珍爽朗地回答说：“我有什么，你们才不简单呢! 不怕死，早就拿着枪同敌人干开了。”
自卫军队伍很快进入井冈山地区。井冈山一带的老俵，把永新人称作“石灰脑”，这里有戏谑的意思。自卫队员得知贺子珍是永新人，也把她叫做“石灰脑”，贺子珍对这个称呼并不感到有什么轻视的意思，反而觉得很亲切，就乐呵呵地答应了。自卫军经过这次激战，许多人的衣服撕破了，贺子珍也开玩笑地称他们作“稻草人”。说他们的衣服就像农民扎的稻草人穿的衣服一样。
贺子珍随着自卫军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涉过一条又一条河， 行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她长年居住在县城里，没有经过长途跋涉的锻炼，开始行军时的新鲜劲过去后，她就感到双腿发沉，走不动了。有的战士看到她掉到后面了，故意逗她说：
“‘石灰脑’走不动了!”
贺子珍也不示弱，反驳说：“我又不是稻草人，稻草人才走不动呢!”说完，又鼓起劲，奋力向前走去。
队伍到达茅坪后， 袁文才把贺子珍安排在洋桥湖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紧靠着他自己的家。其他从永新来的同志，都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袁文才一家对贺子珍十分热情，给她送来了被褥，他的妻子谢梅香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贺子珍穿，把她当作自家人。
袁文才在永新第一中学读书时，同贺敏学同过一年学，两个人感情很好，还一起搞学运。贺子珍很早就从哥哥那里听说过他，但没见过面。永新暴动时，在三县农民武装的军事会上，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袁文才已经三十多岁了。圆圆的脸，中等身材，白净面皮，一看就像个读书人。
袁文才平时少言寡语，为人正直，在宁冈一带，土籍人同外来落户的客籍人矛盾很深，土籍人欺压客籍人。袁文才是客籍人，他家虽然在宁冈住了好几代，但仍然受到土籍人歧视和打击。所以，他除了受到军阀、土豪的压迫以外，还要受到土籍人的欺凌，比一般百姓受的苦又多一层。
袁文才青少年时，看了很多旧小说，特别是受侠客小说影响，他很重义气，为朋友肯于两肋插刀。参加马刀队是“逼上梁山”。其目的就是劫富济贫。他经常带着队伍去打土豪，经手的钱是不少的，可是他生活俭朴，从不乱花一文钱。他在井冈山多年，一直没有为自己盖过一所房子，始终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可是袁文才很严肃，从不乱搞女人。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自卫军拉上井冈山，不仅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而且主动承担了永新、莲花、遂川等几个县共产党员上山避难的责任。有一次，贺子珍和他聊天，他豪爽地说：“我这个人要求不高，干死拉倒，总比赖着活强。打死国民党反动派一个人，我就够本了。”
袁文才同井冈山周围的老百姓关系非常好，老百姓都拥护他。他领导的自卫军队伍，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同老百姓像一家人。有的自卫军战士，本来就是井冈山的青年农民。他们平时犁田种地，都是普通农民，有了敌情，拿起枪就成了自卫军。袁文才住在山上，耳目很灵通。敌人要进山“围剿”，不光有自卫军的坐探送情报，附近的老百姓也主动给他们通风报信。
袁文才手下有几个秘书，有的也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里有党的组织。当然他受党的教育比较少，长年居住在深山里，有关党的理论、政策的书刊很难见到，对党的认识比较肤浅，虽然入了党，脑子里装的主要还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他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他对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很信任，就是从这种感情出发的。正因为这样，他的队伍虽然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自己也入了党，但是并没有对这支队伍进行党的教育，仍然是以个人对大家的感情和结拜兄弟之类的封建关系来作为自己同队伍的联系。
王佐井冈山上的另一个首领叫王佐，裁缝出身，比袁文才小几岁，也是客籍人。他由于受不了军阀、土豪和土籍人的压迫，拉了三百多农民，上井冈山落了草。这是大革命以前的事了。他为了在井冈山扎住根，不致被其他力量吃掉，在山上同袁文才结拜为兄弟。袁文才的队伍驻在茅坪，可以说是井冈山的山脚。王佐的队伍则驻在八面山，是井冈山的腹地，两个人一在上，一在下，有事互相照应，互相帮助。王佐性格豪爽，开朗，讲义气。他很佩服袁文才，一切都听他的。袁文才投身革命，入了党，对他影响很大。通过袁文才的工作，王佐也参加了革命，把他率领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农民自卫军。
宁冈的党组织就是通过袁文才领导、指挥王佐的队伍。
刚开始时，王佐的思想不是那么稳定的，因为井冈山附近的地主武装都拉拢他，想占领井冈山这个山头。永新暴动时，贺子珍初次认识王佐，对他还真存有一点戒心。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了解到，王佐没有读过多少书，思想不如袁文才深沉，办事也不如袁文才认真、踏实。在他们两人中，出主意的往往是袁文才。王佐的生活作风也不如袁文才朴实，确实有绿林的味道。他有三个老婆，都住在井冈山上。可是，他的群众关系却很好，每次他带着队伍打土豪回来后，总要把得到的钱财拿出一部分分给山上的老百姓，所以，井冈山的群众很拥护他。他的队伍平时也是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在井冈山，贺子珍与王佐相处得很融洽，王佐把一支自己心爱的小驳壳枪送给了贺子珍，这把枪以后一直跟着贺子珍革命多年。
贺子珍与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后，没过两天，湘赣两省的敌军就追到山下来了。形势很危急。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袁文才、王佐和各县在山上避难的共产党员进行紧急磋商。大家认为，敌人来势太猛，力量过强，不宜硬打硬拼，只有采取打埋伏的办法，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当中，才能保存力量。同时，大家觉得，永新的自卫军人数虽不多，但对山上的情况不熟悉，隐蔽有一定的难度，最好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回永新潜伏起来。
于是，贺子珍同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动员永新的自卫军把枪支埋起来，下山隐蔽，并给每人发几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费用。她还把王新亚送她的银元，拿出大部分分给自卫队。
为了应变，宁冈的自卫军全部分散到老百姓家中，袁文才只留一支四五十人的精干队伍，随同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各山头活动。王佐的队伍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带领几十人隐蔽在八面山上。
地势险峻的井冈山，到处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小路通进山里。这些小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只能一个人通过。湘赣敌军开进井冈山后，几个团的兵力无法施展开，只能把队伍排成一字形，一个挨一个地往上爬。井冈山上到处都是参天的杉树和茅竹，密密层层，把太阳光挡住了。有的地方白天走进林子，几步路远，就看不清对面有人。
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山上小路两旁，大都是一片接一片的杉树林，在敌人看来，这些树林就像一个个张着大口的深渊，不知什么时候碰到里面藏着的自卫军，就会把他们吃掉。所以，他们总是排着队，在一个个山头上转悠，谁都不离开道路到林子里去搜索，怕中埋伏丧了命。
在敌人进山前，山上的农民也躲进山里去了。敌军找不到自卫军，也找不到老百姓，就拿农民的东西出气。他们把许多农家洗劫一空，又烧房子又烧树林。
贺子珍带着那把小手枪，跟着袁文才的队伍进了深山密林之中。对敌人来说，上井冈山只有那么几条路，可是对土生土长的自卫军说来，到处有路可通。
敌人进山后，他们就同敌人捉迷藏。敌人搜索这个山头，他们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隐蔽在丛林中了。
过去，在井冈山的绿林好汉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转圈。”意思是说，只要同敌人兜圈子转山头，就能拖垮敌人。袁文才、王佐实行的就是这种战术。
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刚转移到一个山头，没想到又遇到另一股敌军。他们赶紧闪进了树林。袁文才的妻子抱着她那才两岁的孩子，生怕他哭起来，暴露目标。树林的昏暗掩护着他们。孩子也以为到了晚上，轻轻地闭上眼睛睡了。敌人就从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走过，却没有发现这里有人。
敌人每次进山，都要停留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自卫军只能露宿在山里。晚上敌人不敢出来，他们就在树林里，躺在树干或竹竿上睡觉。遇到下雨天，自卫军战士就砍一些树枝，用茅草搭成一个棚子挡雨。几十个人挤在一两个棚子里枕戈待旦。
自卫军躲进深山时，携带了粮食和做饭的铁锅。可是为了不让敌人摸到他们的行踪，他们不能每天埋锅做饭，特别是晚上，一般都不做，怕火光会引来敌人。形势不太紧张时，就在白天做一次饭，把全天吃的都准备出来。遇到敌人追得紧，找不到机会做饭，大家只好饿着肚子跟敌人周旋。
在贺子珍上山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敌人先后来过三次，他们的人数有多有少，最少的一次也有三四百人。在井冈山上同敌人周旋，使她饱尝了战斗生活的艰苦。
在敌人第三次进山“围剿”时，她突然打起摆子来。在今天，虽奎宁是很普通的药，便宜得很。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井冈山这个荒山僻岭上，一粒奎宁真比一颗珍珠还要金贵，而且有钱也买不到。
江西这地方，蚊虫肆虐，疟疾发病率很高。自卫队员疟疾发作，没有药吃，只能硬挺着。贺子珍在敌人进剿的危急时刻，打起摆子来，到哪里去寻找奎宁呢? 也只能咬紧牙关硬顶着。
疟疾发作时，她浑身发抖，跑不了路，转移不了山头。
搜索的敌人步步逼近，这可急坏了袁文才。他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山坳，把贺子珍藏到那里。白天，贺子珍一个人躺在一堆茅草里，一面打摆子，一面还紧紧握住手枪，防备万一敌人窜过来，就开枪自卫。等到天黑，敌人走掉了，袁文才他们就来看她，给她送点吃的东西。
敌人在山上停留一个星期，贺子珍一直处在阵寒阵热中。几十年后，贺子珍谈起在井冈山发疟疾的情形时，还是那样绘声绘色：
“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是好过的。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天气，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是寒气逼人。我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这时真想有一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啊!可是哪里来的大棉被呢? 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到我身上，让儿子冻着。这么一条又小又薄的被子，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啊!”
好容易熬到敌人下山了，她的疟疾还没有好，回茅坪时两条腿软得走不动路，眼睛也看不清楚东西。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捱着。当走过一片水田时，她摇摇摆摆，一下子栽到水田里，半天爬不起来，狼狈极了。自卫军战士赶紧把她搀扶起来，她一看自己满身泥水的样子，怎么能再往前走呢? 只好摸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借了套衣服换上。这一跤摔得她满肚子的怨苦，真想找个人发发她的怨气。可是她再想想，这些苦又能诉给哪个听呢?敌人三次搜山都遭到失败，他们连自卫军的影子都投摸着，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
袁文才和王佐，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候，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又唆使井冈山附近的地主武装一民团，不时进山捣乱，有时还派来一些奸细、暗探，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进山打听自卫军的虚实和下落。
对于这些民团，自卫军的战术又有所不同。民团是地头蛇，不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自卫军就无法在此地立足。因此，碰到合适的时机，自卫军就打一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有时，自卫军为了筹集粮款，也主动下山出击。最后，茅坪附近一些民团，不得不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自卫军达成默契，“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至于那些敌人派来的暗探，上了井冈山，真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袁文才很得人心，这里的老百姓家家都可以说是自卫军的堡垒。况且山上住的人家不多，又大部分集中在大小五井，乡亲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不认识谁呀! 突然来了个生人，鬼头鬼脑的，东张西望，能不引起疑心吗? 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十之八九被俘。对于这些暗探，袁文才、王佐一般是不杀的，审问过以后，估计对自己没有多少危险，就放了，反正自卫军的行踪，他们摸不着。
敌人不来骚扰的日子，贺子珍就住在茅坪。她的住处同袁文才的家是门对门，可她很少住到那里，常常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住在一起。谢梅香特地在她的屋子里为贺子珍搭了个床铺，而贺子珍很少睡在那张床上．却喜欢同谢梅香睡在一张大床上，两个人好说话。
为了适应环境，贺子珍换上了井冈山一带农家姑娘的装束。上身穿了件土布小袄，下身是一条土布裤，头发也重新留起来。她上山时带的一布兜书，成了她最好的伴侣。这几本书虽然看过好多遍，但她仍然兴致勃勃地读着。因为在山上，她无法找到更多的读物了。这些书，记载着大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斗争，讲述着共产主义必胜的道理。读着这些书，贺子珍很自然地想起那火红的革命岁月，她多么怀念那些日子呀!
井冈山上是闭塞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关于这次会议和会议通过的决议，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贺子珍、贺敏学等永新的二十几个党员，在这反革命恶浪翻滚的时刻，犹如一叶孤舟。他们会不会被反革命势力所吞没?应该怎样继续进行斗争?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指点。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
贺子珍和战友们虽然在山上避难，但他们的心仍然向往革命，向往党。每个月，永新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都要聚会一两次。这种聚会，说它是漫谈可以，说它是组织生活也可以。每次聚会，王佐等把自卫军在山下听到的消息给大家讲讲，然后大家谈论一番。当然，他们听到的大都是坏消息：什么地方的共产党员被杀了，哪里的农民武装被整垮了……虽然大家心里都很着急，不知今后革命的路怎么走．可是在会上，谁都不说丧气话。大家觉得，革命高潮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他们怀着希望，耐心地等待着。同时，他们又觉得，待的时间可能很长，又都做了长期隐蔽的打算。
贺子珍在山上，除了读读书、帮助谢梅香做做家务活外，还跟着袁文才的练兵教员学打枪。
在最困难的时刻，袁文才有时也把自卫军集合起来，在平地较大的步云山，让练兵教员操练自卫军。
每次自卫军练兵时，贺子珍就在旁边观看。在她住房的后边，有一块小小的平地，每天清晨，她来到这里，插上一根竹竿，上面挂上一面旗子，用手枪练瞄准。袁文才的枪法很好，有时也来指点贺子珍怎样打枪，但经常教她的还是练兵教员，帮她校正姿势，掌握要领。贺子珍和她的战友们在井冈山上战斗着，期待着更猛烈的暴风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