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上井冈山
当贺子珍等人正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为传播新思想，领导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任主编。毛泽东，湖南湘潭韶山人，生于1893年，比贺子珍大16岁，在家中为长子。从小就喜欢读《水浒》、《三国演义》、《华盛顿传》等书，是一个具有叛逆和造反精神的湖南人。1919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他亲手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气势磅礴，被时人传为奇文，争相传阅。随后，他组建了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建党后，他为中共湘区领导人，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影响巨大。国共合作后，他参加了国民党一大，随后到国民党上海党部工作。后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旋即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革命高潮中，他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颇有贡献，所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虽然受到当时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冷落，但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关注，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他受中央委派，到湘赣边界发动和组织秋收暴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他回到湖南，告别妻子儿女，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先胜后败，毛泽东指挥部队在文家市会师，然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到落后的农村去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
1927年9月下旬，一支只有700人的队伍，行进在赣西九龙山区的逶迤小道上。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和官兵们朝夕相处，深得他们信赖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他正率领工农革命军由莲花向永新挺进。
尽管四周已是一片秋色，但是，由于翻山越岭，走得很急，毛泽东的脸上沁出滴滴汗珠。他把衣领解开，任凭秋风吹拂。沐浴着和煦的秋阳，毛泽东在思考如何解决部队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秋收起义之后，由于部队作战失利，士气低落，开小差时有发生。那时，不告而别、离队逃跑者，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在工农革命军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紧张地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在行军或宿营时，他从一个连队走到另一个连队，找指战员谈话，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提高他们的斗争勇气。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虽然稳定了不少指战员的思想情绪，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毛泽东眺望着远处的朵朵白云，脑海中在寻找解决部队问题的良药秘方。他心里清楚，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从根本上对部队加以整顿，这支弱小的军队就会垮掉，因而也不可能建设成有足够战斗力的新型军队，更不可能使之担负起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赢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历史重任。
然而，如何对部队进行整顿，部队的整顿从哪里着手，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一阵子。当脑中有些头绪之后，他又和余洒渡、余贲民、苏先俊等人多次商讨，决定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对部队进行整编，切实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驻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地处九龙山脚下的三湾，位于永新的西面，四周被郁郁葱葱的山峦所环抱，显得清秀、宁静。村头的枫树，高大、挺拔，在秋日照耀下熠熠生辉。
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三湾改编，在工农革命军中全面展开。
何挺颖毛泽东先把全师缩编成一个团，由陈浩任团长，何挺颖任党代表，韩昌剑任参谋长。全团辖一、三两个营及特务连，由前委统一指挥。
接着，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有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和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确保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部队中广泛推行民主主义，一方面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另一方面制定各项民主制度，切实维护士兵的权益。
工农革命军刚到三湾时，群众摸不清底细，纷纷往山上跑。他们藏在密林中，观察着村里的动静。不久他们发现，这些衣衫褴褛的大兵，和以往的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进了村后，他们不砸老百姓的门，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而且很有组织纪律性。渐渐地，几位胆大的老人想进村看看。临走前交代山上的人：“如果我们下山后，没有喊你们下来，你们千万别下来。即使吊打我们，你们也不能下来。”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约1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图为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的地方。
下山后，老人看到工农革命军果真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于是，他们胸中的疑虑与恐惧一扫而光，忙上山把大家都叫下来。顿时，三湾村喧闹起来。群众都想把自己的房子和床铺让给战士睡，把自己种的菜给战士吃。群众还到处打听，这样好的兵是哪一个长官带的。
一位战士回答：“是毛泽东带的兵，我们不叫他长官，叫他毛委员。”
群众笑着说：“我们习惯将带兵的人叫司令，我们就称他毛司令吧。”
这样，“毛司令”的称呼很快在三湾传开了，群众还编了一首歌谣，颂扬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在三湾领导穷人闹革命：
天上降了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带来将官带来兵；
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龙山沟闹革命。
部队经过整编，面貌焕然一新。之后，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了“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确立了不少重要的建军原则，使工农革命军日益发展壮大，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宝贵的建军经验。
10月6日，井冈山沉浸在一片浓重的秋色之中。在古城主持前委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又匆匆地赶到宁冈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希望会见当地的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
再说，此时井冈山上，贺子珍正躺在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的床上打摆子，突然听到一个自卫军战士进屋来向袁文才报告说，有一支身份不明的队伍，正向宁冈的砻市挺进，砻市的保安队、民团都已经跑掉了。老百姓人心惶惶，商店都上板了。
砻市实际上是宁冈自卫军的天下，这里的保安队、民团，同袁文才的自卫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袁文才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一面派人下山继续了解这支队伍的动向，一面让人通知山上的王佐下山共商对策。
同时，袁文才又把住在茅坪的永新的共产党员请来，研究局势。
袁文才住的是三间一排的平房，中间是厅，两旁是睡房，袁文才同永新的同志就在厅房里研究形势。他们每个人说了些什么，贺子珍在厢房里听不大清楚，只是感觉到气氛很紧张。
不一会儿，一个自卫军战士进来报告说，这支队伍大约有一千多人，穿得很破烂，神色很疲劳，还有一部分坐担架的伤病员，有的人挑着一捆捆的枪。他们进砻市后，没有进老百姓的屋，而是露宿街头。由于店铺都关门了，他们买不到粮食，连饭都没有做。这个自卫军战士还说，他们在街上贴了很多标语。
袁文才问：“标语上写些什么？”
这位自卫军战士回答说：“标语很多，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内容。”
在会上，大家议论和猜测了好一阵，觉得情况还是不清楚。从标语和部队的作风来看，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但这是真的共产党的队伍呢，还是国民党军队冒充骗人的呢，大家摸不准。另外，这支队伍开到砻市来，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长住? 还是借道路过? 都不知道。大家决定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晚上派几个战士下山，揭些标语回来。
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晚上，袁文才的队伍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王佐赶到茅坪时，揭下的标语也送来了。大家一看，果然写的都是革命口号。可是大家看着标语的署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都很奇怪：从没听说国民党有这个番号的军队；要说是共产党的队伍，现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什么时候又建立起一支工农革命军呢? 它又是谁领导的呢?
袁文才为了彻底弄清情况，决定派一名精干的战士下山，让他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地考察一下这支队伍的状况和对自卫军的态度。
直到这时，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还完全不知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消息。
派下山的自卫军战士，按照袁文才的指示，故意在这支队伍面前东张西望。
他这种可疑的形迹，果然引起工农革命军的注意，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自卫军战士装得很凶，大声嚷嚷说：“你们是什么队伍? 竟然敢抓我? 你们快把我放开，要是不放，枪声一响，我们的队伍打下山来，你们就没命了!”
他还往东面山头一指，说：“我们的队伍正埋伏在那个山头上看动静呢！”
伍中豪他这一番话，激怒了革命军战士。他们把他押到营长伍中豪那里。伍中豪见他态度狂傲，非常生气……
“枪毙不得，赶快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毛泽东亲自询问了那个自卫军战士。他一听是袁文才队伍的人，马上把捆绑他的绳子解下来，说：
“我们是一家人哟! 我们这次来，正要找你们。你回去报告袁文才，就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到井冈山来是同你们一起搞革命的。”
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让到凳子上坐下，接着说，“我们正奇怪呢，为什么头天贴的标语，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了? 莫不是山上的共产党拿去研究了? 我们说，他们拿去有好处，这样我们就相互了解了。”
原来毛泽东也正派人寻找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他把那个自卫军战士送走后，马上派人到茅坪同袁文才、王佐联系，双方很快决定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第一次谈判主要是革命军代表介绍毛泽东领导的这支队伍是革命的队伍，到井冈山来是同这里的革命武装一起搞革命的。革命军代表主动提出，为了支援袁文才、王佐的革命武装，打算送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同时希望袁文才为革命军安置一批伤病员，解决军粮和队伍的驻扎问题。袁文才、王佐的代表则主要了解这支军队来砻市的意图及对自卫军的态度。
第一次谈判以后，袁文才知道了这是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的队伍，非常高兴。他在大革命时，就听到过毛泽东的名字。这时，永新的共产党员又给他介绍说，毛委员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搞得很红火，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登在刊物上。袁文才听了，对毛委员很敬佩。
王佐虽然对毛泽东没有多少了解，但他很相信袁文才，看到袁文才这样欢迎革命军，他也表示赞同。
第二次谈判时，革命军代表把送给袁文才、王佐的一百多枝枪带来了。袁文才也吩咐自卫军到老百姓家里买粮、买菜，同时请砻市的店家开店营业。他让传话给店家老板，毛委员的队伍要买什么，先赊上账，由自卫军来还。自卫军又把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米和盐，送到革命军那里，并帮助他们弄来铁锅，生火做饭。
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并约定会见的地点在步云山那座像庙宇一样大的房子里。
那天，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和袁文才，王佐一早就来到步云山迎接毛泽东。贺子珍打摆子还没有完全好，也跟去了。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走来。他们穿的衣服很不整齐，有穿国民党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但每人的脖子上都结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领带，这是识别带。……
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灰布中山服，也很破旧了，他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毛泽东个头很高，十分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但并没有拖到肩上。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起来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
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到山上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2、初见贺子珍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
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的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十二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和谢梅香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高兴，大家兴奋地议论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开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也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亲密切交往，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还与在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的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
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毛泽东旧居——宁冈茅坪的八角楼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介绍，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而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二次去湘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意思是自己也是党员了。
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次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袁文才、王佐的死，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贺子珍还说：“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1927年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1927年10月，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11月，革命军第一团上了井冈山。上山的那天，革命军以一面红旗为前导，列队来到步云山。事前，革命军送给自卫军的枪支，袁文才和王佐都分给士兵了，还转送了一部分给山上的老百姓。山上的群众为了自卫，许多人家里都有枪，也会打枪。战士和群众拿到了新枪，那个高兴劲没法说了。
所以，工农革命军上山，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都出来迎接，老百姓也自动出来欢迎，情绪异常热烈，这是井冈山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大部队上山以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一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开始对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在老百姓的家里，办起了训练班，把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中带兵的人请了来，轮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当时每个训练班二三十人，一个月学习几次，每次一两个钟头。一团的政工干部轮流给训练班讲课，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去讲课。一团的军事干部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练兵，地点就在步云山。毛泽东曾派出政工干部到这两支队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加强队伍中的政治思想指导。
毛泽东最早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井冈山时期，针对部分战士中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从正面进行教育而提出来的。
革命军党组织对袁文才、王佐队伍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袁文才对党的革命原则的认识，有了提高。他手下有两个下级军官，对红军的做法有抵触，还留恋过去自由散漫的一套，经常违反纪律，打着袁文才的旗号，下山“吊洋”搞钱。
袁文才起先想用感情打动他们，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劝说，没有效果。最后，他看到不对这件事作出处理，会影响革命军队的威望，毅然抛开私人感情，把他们逮捕，交给红军党组织处理。这件事说明，袁文才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党的领导的加强，革命军队伍的扩大，给井冈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是袁文才、王佐感到生活变了，充实了，所有在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战士以至老百姓，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奔头。
在这种形势下，贺子珍也开始了一种新的战斗的生活。
她是永新县临时县委委员，出席了党所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当时党的许多重要决策。她斗争经验虽然不多，但总还是经历过一些斗争；加上年轻，心里有什么想法，总想往外说，常常在一些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参加会议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总是仔细地倾听她的意见，有时还赞许地点点头，或者补充，完善她的看法。这使贺子珍受到很大的鼓舞。
从此之后，她更努力思索问题，研究问题，力求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来。
接着，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也参加了。
会上，毛泽东要求永新的共产党员回永新去，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定刘珍为永新县委书记。
中共第一任永新县委书记刘珍会后，刘珍、王怀、刘作述等人，到三湾组织新的县委，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七枝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
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发现其中一部分已经锈坏，便带上还能使用的枪支，上了九陇山。他们找到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然后通过他们，吸收新的自卫军战士，逐步建立起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由于疟疾不时发作，没有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她被留了下来。在这一段时期，她没有实际的职务，有什么工作需要去做，她就主动去做，从不挑肥拣瘦。
当时，在革命队伍里做工作，无所谓任命，也没有那么多等级，有什么工作需要干，大家就去干。再大的干部，工作需要，也可以去做普通战士的工作。红军上山时，带来一部分伤病员，贺子珍一有空就去帮助部队的卫生员照顾他们；部队经常要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贺子珍每次都随着袁文才的队伍下山执行任务。她一天到晚也很忙碌。
过了一段时间，她受党组织的委托去九陇山，实地了解那里建立根据地的情况。
她只身从茅坪到茨坪，然后翻过一座山，来到九陇山区的万源山。贺子珍的老家在万源的黄竹岭。
她直奔黄竹岭而去。她8岁那年，曾经随同母亲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大革命时，她同贺敏学、贺怡也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建立农会，点燃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亲友和同乡遭到杀害。此时，贺子珍想的是赶快回去，看看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黄竹岭，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还没有走进村，她就远远听到儿童团员查路条的吆喝声。她禁不住高兴地自言自语：“真有点革命的气派了!”
一进村子，贺子珍就看到，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庄，男女老少都已经组织起来。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16岁到30岁的青年组成赤卫队；30岁以上的壮年组成暴动队，他们平时把枪支梭镖放在地头，干庄稼活，有了敌情，马上投入战斗。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洗衣服。在永新的共产党员重新回到这里进行战斗后，地主和他们的武装逃跑了，万源山成了党的东南特区的大本营。特区的区委就设在她家的祖屋里。
特区的领导告诉她，他们在井冈山上对付敌人的一套办法，也搬到这里来了。小山庄的保安队来，他们估计能打胜，就打一仗，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如果来的敌人比较多，他们就立即转移，不同敌人硬拼，以保存力量。刚来时，他们只有几条枪，现住已经扩大到十几条了。
听到这些情况，贺子珍十分高兴。革命形势发展得那么快，都是因为有党、有毛委员的坚强领导啊! 东南特区的同志还陪她到九陇山附近几个村落看了看，工作都做得很好。她留了下来，同这里的同志一起，巩固和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
有一天，毛泽东骑着马，带着警卫班，也到九陇山来检查工作。当他看到这里的工作进展很快，也很高兴，夸奖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黄竹岭住下来，同东南特委的同志一道，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并安排了今后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在东南特区和黄竹岭的党组织和群众中，他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虽然以后黄竹岭几经浩劫，昔日在那里见到过毛泽东的乡亲大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的子孙们，至今还有人能讲述当年毛委员到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
毛泽东回茅坪时，贺子珍也一起走了。从万源山翻过一座山就是茨坪，他们从茨坪回到了茅坪。
3、斗争中成长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农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同年5月4日，井冈山军民在砻市举行庆祝大会，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合，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引起了敌人的恐慌。
1928年5月，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下令赣军的二十七师四个团，由伪师长杨如轩带领，进攻井冈山。杨如轩将队伍分成两路，一路从拿山、五斗江方向，一路从七溪岭方向向井冈山推进，企图造成合围之势。他们以永新作为向井冈山进攻的桥头堡，在永新驻扎了重兵。
敌人进犯的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说，永新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我们把永新拿过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军委决定，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实现更大范围的武装割据，准备迎击敌人，打好红四军建立后的第一仗。
红四军的几个团，按照军委的部署，分头行动。
这一次，贺子珍没有随队伍一起行动，而是接受了军委交给她的一项特殊任务。由她带领十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有关情况。同时，还要求她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会见的地方——宁冈砻市龙江书院文心阁。
这是贺子珍第一次带着战士到敌人的区域去活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出发前，毛泽东找到她，嘱咐说：
“你们这次是到敌占区去，是深入虎穴，要大胆机智，还要小心谨慎。要紧紧地依靠当地的群众和党的组织，这样你的腰杆就硬了。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预祝你们胜利归来!”
这一席话，对贺子珍来说是多么及时啊!不仅给了她信心和力量，而且告诉了她工作的方法。她和同志们告别了毛泽东，乔装成农夫和农妇连夜出发了。
贺子珍一路走一路思索：在敌占区十个人一起活动，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她把同来的人分成两队，分别到两个庄子去摸情况，同那里的党组织和农民武装接头，并规定了两队人员碰头的时间和地点。
贺子珍带着几个人，到离永新三四十里的一个庄子去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庄子，地主武装很反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练过拳术，很会打架，小庄子的人轻易不敢到这里来。贺子珍知道，到这个庄子去很危险，可是，为了了解敌情，组织群众，她仍然决定到那里去。
贺子珍同几个战士悄悄摸进庄子后，很快同那里的党员联系上。和她同来的战士立刻分头在几个可靠的乡亲掩护下，开始收集敌情。一切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这一天，她同几个战士正在一个老俵家里碰头，想把了解到的敌情汇总一下，向军委作报告。突然，放哨的进来报告说，地主的民团带着枪向这里开过来了。
贺子珍判断，这可能是敌人听到什么风声到这里来搜捕他们的，立即说：“马上转移!”她把桌上的材料塞到灶膛里烧掉。当他们要往外走时，敌人已经把这所房子包围了。
原来，是叛徒告密，敌人得到信后，直奔这所房子来的。几个男同志一看，情况不好，打着枪，硬冲了出去。贺子珍也拔出手枪，顶上火，准备往外冲。
屋里的老俵一把将她拉住，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
这个老俵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妻子，一个5岁的儿子。老俵顺手抓了件他妻子的衣服，让贺子珍穿上，把她推到床上帐子的后边。他让妻子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又把儿子抱到床上，隔着帐子坐在贺子珍的腿上装哭。男孩的身子正好挡住帐子后面的贺子珍。用土布做的帐子不透亮；再加上江西农村的房子，窗户很小，屋里黑糊糊的，完全看不清帐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民团头子看有人冲出去，马上命令几个团丁跟踪追赶，留下来的都进了老俵的屋。
这些家伙接到报告说，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这里开会，但到底有几个，他们也不清楚。眼看有几个人逃出去了，他们也摸不准屋里是否还藏着人。进屋以后，他们吹胡子瞪眼，要老俵交出人来。他们摔锅砸碗，大耍威风。把所有箱子翻过了，柜子也打开摸过了，从左边和右边把帐子也撩开看过了，都没有发现后面坐着一个人。他们以为要抓的人都跑光了，就急匆匆地离去，追赶那些跑走的人。
直到天完全黑了，估计敌人不会再来，老俵才让贺子珍出来。老俵心疼地说：
“姑娘，委屈你了!你要到哪里去?我送你去吧!”
贺子珍看到这家老俵豁出一家性命来掩护她，感动得拉住他们夫妻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她才说：
“是你们一家人救了我呀!”
这位老俵说：“你们不顾自己死活干革命，不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吗?我们是一家人啊!”
在贺子珍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多次遇险。每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得以安全脱险。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曾经想方设法找到这家老俵，把他们接到上海家中住了半年，感激之情不可言表，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老俵把白天了解到的情况告诉贺子珍：冲出去的战士是往两个不同方向跑的，敌人也分成两股追赶。永新到处是山，一出庄子战士们很快钻进山林，隐藏起来。敌人搜遍这两个山头，也没有发现战士们的踪影。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竟想出了一条毒计：放火烧山。他们企图用这一招，逼迫战士们自己走出来。结果，这两片山林烧成两片火海，也没有一个人走出来投降。
贺子珍听到这儿，非常着急，战友们现在怎么样了?是生，还是死?她要马上弄个清楚。她想，这个庄子的共产党员，现在的处境一定比较困难，去找他们可能出事，于是对老俵说：
“大叔，请你帮我找个可靠的向导，我马上上山去找他们。”
老俵找来了向导，贺子珍立即要出发。老俵拦住她，递给她一包煮好的米饭，说：
“把这些饭带着，给山上的同志们吃。他们已经饿了一天啦。”
贺子珍接过米饭，谢过老俵，跟着向导悄悄摸上了山。
在朦胧的夜色下，贺子珍看到的都是一片焦土，山上小一点的树，连树干都没了，比较粗大的树，还剩下一些烧得枯黑的树干，光秃秃的，像一个人被强行砍去了手臂那么可怕。有些烧剩半截子的树干，还在冒烟。
贺子珍没顾这些。一边往前走，一边轻轻地轮流喊着几个战友的名字。但是，除了山风的呼啸声，没有任何回响。
他们把这片山林都走遍了，才在一块山石后面发现，躲进这片林子的两个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从被烧焦的躯体和深插进泥土里的手可以看出，他们宁愿被烈火烧死，也决不出来投降。
看到这种情形，贺子珍一阵心酸，眼泪滚了下来。她咬了咬牙，对自己说：我不能掉眼泪，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战友们的仇也还没有报……
她擦掉了眼泪，强忍住悲痛，又爬上了另一座山。路上，贺子珍嘱咐向导，回庄子后，要把这两个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老乡们，请他们帮着办理后事。
来到第二座山上，树木也被烧掉六七成。她轻轻地喊着战友们的名字。一阵呼喊以后，就侧耳细听，忽然听到有悄悄走动的声音。向导连忙提高声音喊道：
“同志!同志，你们快下来!敌人已经走了，我们给你们送饭来了!”
贺子珍也跟着喊。不一会儿，有人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走过来了。贺子珍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同志。接着，他们又找到另一个。原来，在熊熊的大火中，他们匍匐在潮湿的沟壑里，才幸免于难。
劫后余生，战友重逢，悲喜交集。贺子珍把两个战友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很沉痛。
他们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贺子珍说：
“我们这里出了事， 不知道在另外一个庄子活动的同志们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危险。我看最好是先去找找他们，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总一下，向军委送个报告。”
他们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三个人同向导一起， 立即出发到那个庄子去。幸好，那里一切平安。贺子珍根据大家谈的情况，给军委写了一封信，由两个同志负责把这封信送上井冈山。
在信中，贺子珍介绍了这时完成任务时遇到的危险和两个同志牺牲的情况。
送信的同志走后，他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又要出发到另一个庄子去，继续了解情况。这个庄子是敌人的战略要地，贮存着大批的粮草。
向导听了，告诉他们说：“敌人已经封锁了进这个庄子的所有道路，要通过封锁线是不可能的。你们实在要去，我可以带你们走一条小路。”
大家一听，忙让向导谈谈这条小路的情况。原来所谓的小路，实际上没有路，而是从陡直的悬崖下攀藤拽树枝爬上去。山里的农民为了采药材、打野猪，常常用这种办法穿越悬崖。
贺子珍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还没有走过这样的险路，听了不由得心里有些害怕，可是不走这条路，就没办法进庄子了解情况，就完不成任务。自己是个领队的，能因为怕走险路打退堂鼓吗? 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两位战友?她鼓起勇气对向导说：
“上! 就是悬崖绝壁也要上!”
这时，天色将明，不能活动了。只能等到晚上再走。贺子珍他们为了防备万一，没有在村里停留，带上干粮，钻进山林隐藏起来。
这天晚上，天特别的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出发时，怕暴露目标，不敢点火把，只好摸着黑走。山路崎岖，道路又不熟，只能探索着往前走。他们行进的速度很慢，还随时可能掉下悬崖，发生危险。
有个战士说：“要是有根绳子，大家拉着走就好了。”
在渺无人烟的山野，到哪里去找绳子呢? 还是集体智慧多，大家想出了个主意，让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衣服，这样一个拉一个，就不会掉队了。
最难走的路，是一段悬崖，很陡。人只能一个一个地顺着崖缝蹭过去，一不小心，滚到山涧里，就没命了。战士们照顾这个年轻的领队，让她走在中间，前后好有个照应。这段缝隙，只有一尺多宽，两尺多高，连腰都直不起来，只能把身子紧贴在峭壁上，匍匐着前进。贺子珍心想，其他战士能过去，我当然也能过去，就壮着胆子往悬崖的缝隙爬过去。她睁大双眼，竭力辨认前进的方向，跟着前面的战士，一点一点地前进。大家都顺利地通过了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