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安家书
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后，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到九陇山一带开展活动。这时，永新县委已迁到九陇山。以后不久，他们转移到田溪。
田溪是永新县一个比较大的乡，离县城有五十里路，三十一团一个营的士兵在这里分兵做群众工作，开展建党、建立工农武装、打土豪、筹款子的活动．
1928年6月的一天，贺子珍和毛泽东的住处闯进一个人。来人有三四十岁年纪，高高的个子，人很消瘦，身后还带着警卫员。一进门，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杜修经，是湖南省委派来的，这里有省委给你的信。”说着，撕开内衣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信。
毛泽东招呼他和警卫员坐下，随即把信打开。信很长，大意是说，湘赣边界的工作过于“保守”、“右倾”，对地主豪绅和商人的政策过于温和，烧杀过少。信里要求红军立即开到湘南作战，开辟新的区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只留少数兵力协同赤卫队守井冈山。信上还要求，毛泽东亲自带领队伍去湘南。为了组织这次军事行动，湖南省委决定取消军委，成立前敌委员会，把军队和地方的工作统管起来。
杜修经可以说是最不受毛泽东欢迎的一个客人了。他带来了完全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毛泽东反复教育红军的干部、战士，不要烧房子，也不要多杀人，要保护正当的工商业者，让他们有生意可做。为此，曾多次受到湖南省委的批评。毛泽东虽然陈述过自己的主张，但湖南省委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这次，湖南省委又提出新的冒险计划。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一定不会同意。果然，他读完信后，往桌子上一放，脸色阴沉地说：
“我不同意省委的意见。我们刚打下永新，需要巩固这块根据地，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永新是个很富的县，再把莲花、永新、遂川、宁冈这几个县建设好，可以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用不着把军队拉到湘南去筹办给养。”
“这是省委的决定。”杜修经冷冷地说。
“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决定不了，还是开个会大家来讨论吧!”
于是，决定马上在永新县城召开一次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指示。
永新联席会议旧址。贺子珍是永新县的县委委员，理应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考虑了一会儿，说：
“这里的工作要继续搞，你留下吧!”
贺子珍留了下来。
几天以后，毛泽东回到田溪，他神情轻松地对贺子珍说：
“已作出决议了，不去打湘南了。”
接着，他绘声绘色地向贺子珍讲起开会的情形。原来，会上争论得很激烈。红四军军委的领导本来并没有打湘南的意思，可是经不起杜修经在会上的鼓动，也觉得去湘南的好处很多，附和了杜修经的意见。
于是，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到湘南去的同志们说，井冈山太穷了，差不多吃光了，养不了大部队，应该向外扩展，不能死守住一块地方。他们还说，湘南比较富，队伍到那里活动，可以扩大革命的影响，更快地壮大革命力量，还可以筹到更多的粮食和钱款。
毛泽东和一些不赞成打湘南的同志说，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湘南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去，是冒进，会失败的。毛泽东打比喻说，军队不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没有地方立住脚跟，就好像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大风一来就吹跑了。
毛泽东严肃地说，这种光想到处流动，到处找食的思想，是流寇思想。
会上，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有人还拍了桌子。但是，讨论到最后，多数人都不主张出击湘南，会议终于作出决议，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个决定，红军继续留在井冈山，坚持武装割据。
会后，毛泽东代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毛泽东写完这份报告，便回到田溪。他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就把它丢开，一头扎在田溪，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了。
这时，湖南的敌人侦察到红军正在永新等地分兵发动群众，井冈山兵力较弱，便趁机出兵攻打宁冈，还派出一部分兵力打永新。当时井冈山的兵力的确比较弱，只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的一个营，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正在莲花、安福、吉安一带活动。毛泽东立即提议，二十八、二十九团马上回师宁冈，同山上的队伍合兵一处打击进犯之敌；他自己带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在永新应付敌人。
永新这一仗是在田溪附近打的，战斗只进行了一天，就把敌人打退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等继续留在田溪工作。
忽然有一天，井冈山派人来报告说：“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回到宁冈后，发现进犯的敌人已经逃跑，便在井冈山开了个会，决定向湖南方向追击敌人。队伍已经向酃县进发了。”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他双眉深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好像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叫警卫员安排送信的人去休息之后，神色严峻地对贺子珍说：
“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就匆匆忙忙去湖南呢? 军队要不要听党指挥呢?”
他立即写了一封信，找来一位身强力壮的通讯员，让他连夜送到酃县去，通知这两个团马上返回宁冈。把通讯员送出门口，贺子珍嘱咐说：
“任务十分紧急，信送到以后，了解一下情况，赶快返回。这一趟辛苦你啦!”
通讯员出发后，毛泽东心情焦躁，天天等着湖南的消息。
送信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径直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报告说：“信送到了。两个团并没有往回走，而是从酃县向湘南进发了。”
毛泽东发火了。他忿忿地说：
“决议也不听，就这样走了?”
毛泽东很痛心地说，“看来会议虽然开得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思想仍然不通。他们这样做，革命要受损失了。搞不好，不光军队要丢掉，连井冈山根据地都要丢掉!”
毛泽东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来回踱着步子。他在竭力思索挽回局面的办法。沉默了好一会儿，贺子珍轻声提醒说：
“我们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不是获得了敌人的电台，还俘虏了敌人的报务员吗?”
“对，给他们发电报，命令他们回来!”
毛泽东感激地看了一眼贺子珍，伏案起草了一份电报，交贺子珍给报务员送去。电报发出后，他还不放心，又同贺子珍一起来找报务员，发出第二份电报。
开始毛泽东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他们会转回来。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红军大部队一走，果如毛泽东所料，井冈山根据地马上告急。江西的敌人拼凑了十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水新。
留在永新的红军，只有三十一团一个营，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贺子珍很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要不要把井冈山的兵力拉出一部分来支援永新? 光靠现在一个营，永新恐怕守不住。”
“永新县城肯定守不住。井冈山是我们的大本营，现在的力量也很弱，再抽他们的人，井冈山也难保了。”毛泽东沉思着说，“要保住永新这块根据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把县里的赤卫队、暴动队都动员起来。”
于是，他在田溪召集了一个会议，把三十一团的干部、永新县委的干部，包括永新暴动队、赤卫队的干部都请了来，商量保卫永新的战斗，并作了具体的安排。
永新各乡的地方武装，动员了几万人投入战斗。
毛泽东首先让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县城，把这个营的兵力分散开，组成四路行动委员会。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分别在东乡、北乡、南乡和永新城郊，带领赤卫队、暴动队就地打击敌人。
为了应付敌人的围攻，毛泽东在调兵遣将以后，又到全县各地去视察。贺子珍陪他来到厚田。在这里召开了万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保卫永新。他深入浅出地给大家分析：
“莫看敌人有十一个团，人数多 ，可是我们永新也有两个多：一个是永新山多，山多可以转山头，同敌人打游击。十一个团的人摆到山里来，就像棋盘上摆了几个棋子，星星点点，有数的几个。第二是永新人多。敌人再多也比不过老百姓人多。永新的人民都发动起来了，人人都可以对敌作战，就是敌人的几倍了。”
接着，毛泽东诙谐地说：“我这里有退敌的十六字真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按照这个战略，我们一定能打胜敌人，保住永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话，给了群众很大的力量和鼓舞。在会前和会后，贺子珍抓紧一切时间做群众的工作。她同村里的干部一起，动员妇女起来，支援保卫永新的战斗，帮助乡亲们把家里的粮食衣物埋藏起来，随时准备同敌人转山头。
接着，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同到石桥、华东岭、田南等地，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每到一处，他们还同各路行动委员会一起研究、制定作战计划。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辛苦。他坐镇田溪，同永新县委书记刘珍一起，指挥四路大军作战，经常不眠不休，把眼睛都熬红了。
这一次，敌人在永新停留了25天，也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围敌二十五天”，实际上，他们哪里围到了什么“敌”呢?
永新县的军民按照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在方圆三十里的山区同敌人周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敌人只是围了山，围不到什么人。在25天中，永新军民同敌人打了好几仗，田溪附近的一仗最激烈。但更大、更经常的是地方武装不停地骚扰敌人，让他们睡不好觉，疲于奔命。结果不是敌人把永新围住、吃掉，而是暴动队和红军一起，四处把敌人围起来。
敌军经不住永新军民的袭击，看到没有打胜仗的希望，再加上敌军内部闹矛盾，一部分敌军率先撤回吉安，其余的也撤进永新城。敌人的进攻失败了。
在全县军民的努力下，永新的这部分根据地终于保住了。可是，附近的宁冈、莲花等几个县全部落入敌人手中，井冈山根据地大大缩小了。
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候。割据的区域只剩下井冈山和永新的一部分地方。山上虽然仍是红军的世界，可是山下却都成了敌人的势力范围。土豪劣绅乘机对人民群众烧杀抢夺，使这一带的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现象。
敌人撤走以后，毛泽东和贺子珍仍然留在田溪。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终日沉默不语。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不仅为根据地的丢失感到痛心，而且惦记着远去湖南的战友，不知他们现在何处，胜败如何。关于他们的消息，一点都听不到。
毛泽东有读报的习惯。由于交通不便，湘赣边界同上级党的联系比较困难，消息很不灵通。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大事，摸清敌人的动向，主要通过阅读国民党办的报纸。
他让贺子珍想办法弄点报纸。那时候，吉安和永新县都有报纸，敌人并不限制报纸通过封锁线，因此，贺子珍在田溪比较容易买到报纸。不过，她不敢大批地买，怕引起敌人的疑心。
毛泽东一有时间，便仔细翻阅这些报纸，从字里行间观察敌人的动态。有一天，他读到一条消息，是敌人吹嘘他们在郴州打败朱德军队的经过。他马上招呼贺子珍说：
“自珍，你快来看，大部队在湖南果然失败了。井冈山受了损失，湖南的队伍也受了损失，这是个教训啊! 他们现在要回来也难了。”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反复琢磨这段消息，想着解救的办法。
第二天，他带着这个消息，到井冈山去了。一到部队驻地，他立刻把何挺颖、伍中豪、袁文才、王佐等人请来，召开了一个军事干部会议。会上，他直率地提出了自己带一个营的兵力接回大部队的建议。他说：
“井冈山兵力本来不强，我再带走一个营，力量更弱，困难一定不会少。但是，大部队回不来，井冈山的局面无法打开，还是派兵把他们接回来的好。你们要努力坚持下来，多依靠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力量，等我们回来，就好办了。”
出席会议的同志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连夜返回田溪，又召集了永新县委地方武装干部的会议，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永新的同志也同意了。
毛泽东把一切安排好后，对贺子珍说：
“我走以后，你如果回井冈山去，可以安全些。不过，这里更需要人。你就留在永新吧，帮助县委的同志守住这里。要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动；守住永新这块地方，就是对井冈山最大的支援。”
出发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贺子珍点点头，心情沉重地看着毛泽东带着队伍出发了。
毛泽东带着队伍走了以后，贺子珍十分惦念他们，不知他们出师是否顺利，能不能够转败为胜，能不能把大部队接回来。
她一天一天地计算着他们出发的日期，而且像毛泽东在田溪时一样，仔细阅读买到的报纸，寻找有关这两支红军的消息。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读到。
毛泽东带着队伍一走，敌人果然乘虚而入。湘赣两省的敌军纠集了四个团的兵力进攻井冈山。
贺子珍从县委的报告中得到这个消息，心里万分着急。她想，要是井冈山失守了，我们连个落脚地都没有了。
县委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贺子珍参加了。会上，大家的意见都一致，要按毛泽东临走时的安排：坚守住这块根据地，不能轻举妄动；保住永新这块根据地，就是保存革命的实力，也就是对井冈山的最大支援。会议决定，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要加强警戒，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在田溪，听不到井冈山上战斗的枪声，可是贺子珍却如同听到那里激烈的枪声一般。后来她才知道，井冈山上的红军在黄洋界同敌人打了个遭遇战，打得很漂亮。
这是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
当时，井冈山上只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不到一个营，要对付四个团的敌人，兵力很悬殊。他们凭借井冈山的天险，巧妙地构筑工事，使敌人攻不上来。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他们在那里摆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却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重创了敌人。
不久，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当他知道军民协力打了个胜仗后，非常高兴，拉着袁文才、王佐的手夸赞道：
“你们守山的红军是立了功的，兵力那么少，打得那么好!”
他高兴地看着周围的红军官兵说：“袁文才、王佐是有功的，你们也是有功的! 你们没有跟着起哄去打湖南，保卫了井冈山。”
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讲述了此行的经过，告诉他们红军大队在回来的路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把井冈山附近几个县的根据地又收复了。大家一听，高兴地欢呼起来。从此，湘赣边界的新局面又开始了。
毛泽东回到茅坪后，惦记着贺子珍。第二天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完成任务回来了，要她马上上井冈山来。
谁知这封信派人送到永新县委后，县委书记刘珍猜想一定是毛泽东叫贺子珍上井冈山去。他不愿让贺子珍去，想让她在永新多工作些时候，就把信扣下了，见到贺子珍，也不提毛泽东来信的事情。
贺子珍早已听到毛泽东和大部队胜利归来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很想早日回井冈山看看他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泽东的信。她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更不能擅自行动，只得耐心等待着。
再说毛泽东把信发出一个多星期，却不见人来，而且连回信也没有，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出了事了?
他连忙给刘珍写了封信，询问贺子珍的情况，是否牺牲了。
刘珍一看，再也拖不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贺子珍，说明事情的经过。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说贺子珍没有牺牲。
不久，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虽然有几分疲劳，有些憔悴，却满面笑容，一扫在田溪的忧郁神态。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把主要的事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后来，贺子珍确实没有再回永新去，留在宁冈工作了。
2、不安心当秘书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与毛泽东在茅坪住了好几个月，然后搬到茨坪。
在茅坪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
毛泽东、贺子珍在茅坪的旧屋。攀龙书院是当地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的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这里一栋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上下楼梯光线明亮，在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八角楼因此得名。
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警卫员住在八角楼的其他房间里。
贺子珍和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不大，陈设十分简朴。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白天，书桌上洒满阳光；晚上，桌上那盏小油灯的亮光，透过木制的窗棂，射了出来，与明月相辉映。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
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休息。他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周围群众的影响，不便这样做。因为在20年代末，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是比较封建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爽快地答应了。马伕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像发现了什么情况似的，忽然对贺子珍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
贺子珍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
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
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党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在八角楼他们的住房里，放着两只铁皮文件箱，保管好它，这就是贺子珍的任务。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闷得慌。
开始的时候，贺子珍心里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
她心里不高兴，第一次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 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打仗要有后方，干工作也要有后勤，这个工作没人做行吗? 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
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深情的目光，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她默默地“上任”了。很快，她就发现机要秘书工作的重要性。过去，由于部队处于初创阶段，一切后勤工作没有上轨道。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非常混乱，查阅起来很不方便。
她一上任，费了很大功夫，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来。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话语中充满着柔情，眼睛里含着笑意。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母亲当了斋工，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下吉安以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贺子珍从道理上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十分必要。应该安于这个平凡、琐碎的工作。但是，她的认识却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曾经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她是个好强的人，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作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她： “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是提高。搞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们带兵打仗，同样干得很出色。”
贺子珍终于安下心来了。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33年，她一直做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当然，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默默无闻地把青春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工作的革命情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人说一些闲言碎语，把她看作是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
对此，贺子珍是有过痛苦的，如果她不是处在如此特殊的地位，具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
从她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不是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胆有识、有组织能力的女子，巾帼并不亚于须眉。多年来她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
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用她全部的心血和全部的热情，完成了党交给的平凡工作。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主要通过报纸。他能够从国民党报纸上那些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大量掺假的报道中，分析到国民党的动向和意图，当前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由此为红军的战略决策和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毛泽东喜欢看报纸。这就像人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报纸。这种心情就是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1928年11月25日，他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就这样反映：“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惟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他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的确很不容易。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封锁，报纸不许通过封锁线。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还要加上一个任务，就是到国民党的机关，或到邮政局里搜罗一批报纸，带上山来。有一次，毛泽东又有一阵子没看到报纸了，他非常需要了解国内外的情况。于是，他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收罗了一批报纸上山。然而，军阀、土豪不可能天天打，红军也不可能天天下山，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这使毛泽东很苦恼。
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想方设法地多收集报纸给毛泽东阅读。
当时，常常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带进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贺子珍设法同这些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下次来时，带些报纸来。她嘱咐小贩们说：
“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些。”
贺子珍所以要挑这两种报纸，主要是在当时这两种报纸比起国民党的其他报纸来，客观一些，参考价值大一些。不过，这个要求不易办到，带上山来的，经常是南昌、赣州等地方报纸。小商贩为了通过封锁线，拿报纸作包装纸，才躲过敌人的耳目。贺子珍通过这些渠道，艰难地建立起几条购买报纸的渠道。
然而，费尽周折带上山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旧报纸，新闻变成了旧闻。而且日期也连不起来，当时报纸纸张本来粗劣，再加上包过东西，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
虽然如此，每一张送到山上来的报纸，都被当成珍贵的宝贝一样，在红军的干部中传阅。每当毛泽东拿到报纸，脸上常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总是急切地把报纸接过来，迅速打开阅读。要是从报纸上看到有用的东西，他会高兴得一边看一边说：
“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贺子珍，便不由得甜甜地笑起来。
毛泽东的高兴，是对她辛勤劳动得到了最好的报偿。
由于毛泽东的感染，贺子珍也喜欢上了报纸。见到从山外包东西带进来的一张或半张报纸，她都如获至宝，小心地把它展平，留待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山上的同志传阅过了，就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从这个时候开始，贺子珍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一面读，一面把重要的地方圈出来。
纸张在井冈山是稀罕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要派很多用场。贺子珍把没有字的报纸边裁下，作为写字用纸，其他作为抽烟的卷烟纸。井冈山上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抽烟都是用旧报纸卷的。
在茅坪，毛泽东忙着为即将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一个决议。在决议里，他总结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革命根据地，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站住脚跟，并不断壮大的经验。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公开发表。
谈起毛泽东写文章，贺子珍后来曾兴奋地说：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扬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贺子珍经常是毛泽东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听众。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着他，看书、工作。有时，毛泽东写着写着，凝神思索一阵，放下笔来，说：“子珍，你来听听这段写得怎么样?”
贺子珍常常听不完毛泽东的朗读，便连声称赞起来：“好文章，好文章，你说得对!”
贺子珍在井冈山地区长大，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她常常成为毛泽东作调查的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他了解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闹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以后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3、苦中作乐
井冈山上，由于敌人的封锁，供给发生困难，因此红军指战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红军在山上的给养，主要是靠打土豪来筹集粮款。开始打土豪时，筹到的粮款较多，日子比较好过，每个士兵和军官每月都能发到一点钱，军官发得多些。
后来，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部队的给养出现困难，就实行官兵一致，士兵和军官都拿一样多的钱。再过一段时间，连这种状况也维持不下去了，每人每天只有五分伙食钱，油盐酱醋都在内，每月大家只能分到一些伙食尾子。有的时候，连每人五分钱菜金都保证不了。
由于敌人封锁，吃的也很困难，粮食不足，盐更缺乏。
有时打土豪筹到款，也买不到粮食。井冈山的战士爱唱的一首歌中有“红米饭，南瓜汤”的歌词，当时有这两样东西吃就已经是好的了。红米饭没有时，南瓜成了主食。到南瓜也供应不上时，还要掺着野菜吃。没有油又没有盐的南瓜野菜汤，是很难下咽的。而最困难的时候，连这样的伙食，一天也只能吃一两顿。
贺子珍和毛泽东同所有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毛泽东酷爱吃辣椒，贺子珍有时为他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辣椒，这就是奢侈品了。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没有统一的军服，因为搞不到布匹。只有三十一团穿灰色的服装，比较整齐，其他各团，有穿黄军装的，也有穿老百姓衣服的，他们都是上山时穿什么，就一直穿什么。
红军大都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脏了，要洗一洗，都没有替换的。有的同志是在晚上睡觉前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晾到风口处，等第二天干了再穿上。有的人则挑个好天气，到河边把衣服洗了，晒在矮树上，自己则猫在树丛中，等衣服干了穿上再出来。
冬天降临到井冈山。大雪封山，北风呼啸，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得多，大部分红军没有御寒的冬衣，只能穿着单衣过冬。红军打土豪，或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除了缴获对方的枪支弹药补充自己外，敌军的衣服、布匹、被褥也是重要的物资，全部收缴。
有的战士打死了国民党的军官，马上把他的大衣剥下来穿上。直到1928年底，打土豪缴获了布匹和棉花，红军才成立被服厂，制作了一批棉衣。
入冬以后，袁文才见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衣衫单薄，便让妻子谢梅香设法给他们各做了一套棉衣。毛泽东不肯穿，推辞说：
“战士中许多人没有穿上棉衣，我怎么好先穿呢?”
可是，袁文才硬是把棉衣留下了。第二天，毛泽东在山上散步，看到有个老年人冷得难熬，就把棉衣送给了这位老人。
一天，毛泽东来到宿营地，看见战士们忍饥受冻，心中好难过。他发现有个战士没有被褥，铺的盖的都是稻草，立刻让贺子珍把他们的被褥拿来，送给了这个战士。杯水车薪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们同战士们的心是紧贴在一起的。
这样，在他们夫妻的床上，没有被子，没有褥子，床上垫的是稻草，盖的只有一条缴获来的灰毛毯了。
夜晚，毛泽东坐在冰冷的桌子前办公。他双手冻得发僵，笔都拿不住，不得不停下笔来搓一搓手，呵口气取暖。
那位接受了毛泽东棉衣的老人，给他们送来一篓木炭。
贺子珍把炭盆生着，放在毛泽东的脚旁，又把那条惟一的灰毛毯披在他的身上。
毛泽东是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成为他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闲暇时间，就拿书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毛泽东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进过湖南第一师范，又在图书馆里读过不少书，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大多能背上来。他特别爱好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由于毛泽东喜欢书，所以每次红军打开一个县城，他都要嘱咐战士们除了收集报纸外，还要设法收集一批书。他从中挑出一部分有用的，带在身边。贺子珍保管的两个文件箱里，经常装着一批他爱看的书。
他以文会友，闲时爱同人谈诗论文。在井冈山，朱德、陈毅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诗友。他们谈论起喜欢的作品来，一坐几个钟头都不觉长。平时寡言少语的毛泽东，这时变得谈笑风生，兴致盎然。
井冈山冬天的夜晚是寒冷而漫长的。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一听，认真起来，反驳她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夫妻俩就这样谈着，争论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接着是两个人的笑声。不知不觉，东方露出曙光，迎来了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