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怀六甲
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在平江起义后，历尽艰险，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井冈山红军的给养本来困难，现在人多了，困难更大了。
国民党反动派了解到这两支红军在井冈山会合，非常害怕，立即调集二十一个团的兵力，共两万多人，进攻井冈山。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的柏露，召开前委、特委、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对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柏露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留下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下山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从小行洲出发，向赣南方向前进。
要离开和告别生活一年多的井冈山，贺子珍心里真还有点难受，有些依依难舍。
在这里，她得到了成长，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而且得到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爱情。
毛泽东很快觉察到她的这种留恋心情，一面帮她整理文件、行装，一面满怀深情地说：
“自珍，我和你一样，永远忘不了在井冈山的这段生活。我相信，井冈山上的红旗是不会倒的。井冈山的旗帜，不但表现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它在全国、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贺子珍和毛泽东怀着对井冈山无限眷恋的心情， 踏上了向赣南进军的征途。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行军。
有人认为南方的冬天是温暖的。可毛泽东知道，南方的冬天比北方的冬天有时更难过。北方下了一场雪，落地结成冰坨子，等来年春天才化开，它是干冷的。而南方却不同，下过一场雪后，很快就融化了，是湿冷湿冷的。人们知道，在冬天，下雪不冷化雪冷。
红军队伍一下山，天空中就下起鹅毛大雪。赣南的一带是山区，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雪花夹着雨水，落到身上，很快融化了，浑身上下全是湿漉漉的。
雪花夹着雨水，落到地面上，结成一层冰凌，战士们从上面走过，冰凌发出碎裂的响声。队伍过得多了，道路变得非常泥泞，又滑又冷。许多战士穿着单薄的衣衫，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赤着脚，行进在冰冷的烂泥路上。在有的山谷里，积雪把他们的脚踝都埋住了，许多同志的脚被冻裂，渗出的血水把白雪染红了。
吃的更加困难。他们下山前，为了给留守的红五军多准备些粮食，把收集到的粮食大部分留下了。他们在出发前，前委发动全军又一次挑粮上山，下山的同志只带很少一点干粮。
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原来，前委以为，部队下山后很快能补充到给养，没有料到赣南山区比较偏僻，居住的人也不多，有时队伍走了两三天，都找不到一个村子。而且，这一带的群众，对红军不了解，队伍还没进村，老百姓早就逃到山上了。他们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了解不到情况，宿营、侦察都很困难。
有时候，一天都搞不到东西吃，只得饿看肚子行军。
更为严重的是，敌人已经觉察到一部分红军下山的动向，他们除了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外，又派出军队尾随红四军而来，迫使红军不得不在极其困难、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当时，贺子珍已经怀孕了。领导上为了照顾她的身体，拨给她一匹棕色的马，军队用马，一般都不喜欢白色的，因为目标明显，不易隐蔽。贺子珍虽然有马，但她骑马的时间不多。
部队下山不久，就同敌人遭遇了。为了避开敌人，他们就让开大路，专走小路，昼伏夜行。崎岖的山路非常狭窄，有时一个人走都困难，马更是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在这种时候，贺子珍就自己牵着马往前走。
连绵不断的雨雪使她浑身湿透，冷得发抖。找不到地方买粮，队伍断了炊，又使她饥肠辘辘。在这饥寒交迫的时刻，贺子珍没有喊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她知道，红四军正面临困难的时刻，带领大家进行这场战斗的毛泽东，担子已经很重，不能再增加他任何一点精神负担。红四军有时一天急行军八十里，她都坚持下来，没有掉队。
1月23日，红四军主力攻下大余县。大余是江西省南部同广东省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富裕的县。这里街道整齐，铺子很多。前委决定在这里筹粮、筹款。
队伍进入大余县后，贺子珍同政工干部一起，来到大街上，从街的一头开始，一家铺子、一家铺子地派款。那时候，来不及详细调查每个商户资金、资产情况，他们只能根据哪家铺子店面大，货物多，就多派，哪家铺子小，就少派。
贺子珍和同志们一面筹粮筹款，一面向群众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教育他们安居乐业，支援红军。
筹粮筹款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不料，第二天傍晚，大余城外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金汉鼎部和李文彬部了解到红军主力攻占了大余，就直奔大余而来，包围了红军。
红四军下山的队伍，只有两个团：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还有两个营：特务营和独立营。由于红四军进驻大余刚有一天的时间，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红军的耳目不太灵通；加上事前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这么快发起突然袭击，军队一下子无法集中起来。虽然，红四军开进大余后，军队曾布置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但是，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思想麻痹了，没有认真警戒，直到敌人来到跟前，才仓促应战。当枪声传到军部时，他们发现，敌人已经完成了对大余的包围，统一进行战斗部署已经来不及安排了。
这时，贺子珍正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听到枪声是从二十八团驻地响起的，估计这里首先同敌人接上了火。他立即把军部的工作交给朱德，决定亲自赶到二十八团去。他说：“我想实地看看战斗的情况，摸一摸敌人究竟来了多少。”
贺子珍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愿意离开他身边，就说：“我同你一起去。”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点点头。陈毅也同他们一起离开军部。来到二十八团的团部，他们没有停留，径直向前沿阵地走去。
这是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同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的合影。前排左起：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架、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赵尔陆、左五孙开楚、左六毛泽东、左八谢今古。
在枪林弹雨中，毛泽东发现，二十八团并没有组织认真的抵抗，已经在节节后退了。他立即让警卫员把二十八团的团长林彪找了来，说：
“你一定要组织力量顶住敌人，要主动向敌人出击，否则军队要转移都很困难。”
林彪当着毛泽东的面答应了。可是他回到阵地，看到二十八团的队伍一个劲地向后撤，害怕了，连组织抵抗的命令都没有下，带着队伍向后跑起来。毛泽东正想返回军部，忽然看到一支部队从身边一冲而过，往后飞奔。贺子珍眼尖，一眼看到林彪在队伍里，立即说：
“林彪带头逃跑!”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陈毅，也看到了这个情形，赶忙大声地招呼：
“林彪，你怎么自己往后跑了?毛委员还在这里呢，你还不赶快组织抵抗?”
林彪没有理睬陈毅，装作没听见，头也不回，一直跑到他认为安全的地带才停下来。
失去指挥的二十八团，队伍顿时大乱，不断向后撤退。毛泽东和陈毅都有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被敌人追击的危险。
贺子珍紧张极了，拔出手枪，一步也不离毛泽东的左右，生怕他发生意外。她看到毛泽东紧闭着嘴唇，表情沉着、刚毅，像钢铸铁打的一般。
在这危急的时刻，红四军大多数官兵并没有畏惧，三十一团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人自为战，奋力抗击敌人。独立营和特务营的同志们也是这样，虽然是寡不敌众，仍然尽最大的努力，杀伤敌人。独立营的营长张威，就是为了掩护军部的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毛泽东的身边只剩下一些警卫战士了。他果断地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试图突围。第一次失败了。他重新选择突破口，又组织第二次突围。毛泽东的好战友陈毅，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向外突围。
激战从傍晚进行到深夜，又到了第二天的傍晚，他们才撤出了战斗。在军部指挥战斗的朱德也安全脱险了。
陆续突围出来的战士，在距大余四十里的杨眉集合起来。
整顿队伍时毛泽东发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负了重伤。他立即指示林彪，要把他抬着走。可是后来发现，林彪并没有这样做，他只顾自己逃命，竟把何挺颖抛弃在路旁，何挺颖牺牲了。
当时为了尽快甩掉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出发。他们不顾激战后的疲劳，立即上路。他们摸黑走了二三十里山路，来到一个山沟沟，队伍就在这个山沟里宿营。
在混战中，贺子珍那匹小棕马丢失了。她同大家一样，步行来到宿营地。直到这时，她那极度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只觉得两腿发软，全身无力，连动都不想动一动了。
那天晚上，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没有点火做饭。他们已经一天多水米未沾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得已的，谁都没有做声。没有人喊饿。贺子珍和几个女同志一起，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饿着肚子，等待天明。
毛泽东同军部的同志还不能休息。他们要了解突围出来多少人，伤亡多少，失散多少。另外，初战失利，队伍思想混乱，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怎样应付眼前的敌人，扭转被动的局面，都急待着拿出办法。
因此，队伍宿营后，毛泽东异常忙碌，无暇顾及贺子珍。一直等到事情都安排妥当，天已经蒙蒙亮了，他才抽出空来看看贺子珍。他见到她平安无事，点点头，没说上几句话，又急急忙忙回军部了。
在迷蒙的晨曦中，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了。一口气跑了九十里，傍晚他们来到广东省南雄县的一个地方。为了不打搅老百姓，队伍没有进村，就在野外宿营。
贺子珍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同几个女同志找了点稻草铺在地上，正要躺下，侦察兵来报告说，敌人追来了，她和几个女同志赶紧收拾，又随队伍出发。为了不让敌人了解到红四军的行踪，队伍出发时，不吹号，不做声。他们连夜过了一条河，来到信丰县，以后又转到安远。
在这种连续的强行军中，贺子珍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有一个心思，这就是跟上队伍，往前走。有时候，她实在困得厉害，眼皮都睁不开了，一面走一面打盹，可是脑子里还有一根神经没有休息，一再给她发出信号：往前走，不要掉队!
为了打开局面，军部要求全体干部和战士，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每次宿营，政工干部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在行军路上，贺子珍无论怎样疲劳，只要队伍一停下，她顾不上歇一口气，赶快到附近的村庄做宣传。刚开始，信丰、安远一带的群众因受到军阀的欺侮，对红四军不了解，见红军开过来，青壮年都逃到山上去了，有的全家都跑光了，只剩下跑不动的老人。
贺子珍一进村，就一家一家地敲门，向没有离开的老人宣传红军的政策，通过他们动员村里的群众回家来。她还帮助群众挑柴担水，打扫院子。
有的村子全村人都跑完了，她就向附近的山头喊话，对躲在山上的群众做工作。
当乡亲们打消了顾虑，重返家园时，贺子珍组织群众，斗争地主豪绅，争取自身的解放。她还按照前委的指示，帮助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
红四军一路上辛勤播下的革命种子，很快在赣南、广东一带扎根、开花、结果。这些地方的土地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
2月初，红四军来到寻乌县的圳下村。
圳下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中间是一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垅。村里的群众就住在田垅中和山脚下。红军晚上10点左右到达这里便宿营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部的领导就驻在田垅中间的文昌祠和围子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贺子珍一醒来，就远远地听到吹号的声音。她感到很奇怪：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集合出发的时候，哪儿来的号声呢?
她带着疑团吃了早饭，正在军部待命出发，忽然听到左路枪声大作。她下意识地说了声：“有紧急情况!”马上跑出房子。
毛泽东也跟着快步走了出来。他边走边说：
“什么情况，怎么没接到报告?”
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他们听到左路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二十八团的战士拥挤着，吵嚷着，争先恐后地向军部驻地的方向跑来。
军部在这时才接到报告，敌军刘士毅的部队正包围圳下，并且同二十八团接上火了。
原来敌军刘士毅率领两个旅四个团追击红军，昨天晚上就在离红军五里路的地方宿营，他们趁着晨曦，紧急集合，突袭红军，无怪乎贺子珍连他们集合的吹号声都听到了。
接着，又有报告说：二十八团的团长林彪，同敌人刚遭遇上，就吓得丢下二十八团的战士，带着团部的人向后逃跑。
二十八团的战士失去领导，正不知所从，狡猾的敌人又趁机猛攻左路。有的战士虽拼死抵抗，但终因失去指挥，寡不敌众，不得不节节后退。后面的战士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掉头往后跑起来。整团人向着村中间小河的对岸溃退，河上的小桥很快被堵塞。有的人看看桥上过不去，就涉水蹬过河来。一时间，桥上河面上都是人，一片混乱。
在这关系全军安危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他果断地派人向红三十一团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军队立即阻击敌人。他又让朱德组织其他两个营全力投入战斗。然后，他迎着过了河继续往后跑的二十八团战士，不顾一切地向桥边走去。他抽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竭尽全力高声喊道：
“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
“哪个再跑，我就开枪了!”
这时，河上、岸上人声鼎沸。四周密集的枪声和人们的叫喊声，盖过了毛泽东的声音。然而，二十八团战士的溃退并没有被制止住。
贺子珍正站在军部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景象，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队伍的溃退如不马上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她觉得，自己应该全力支持毛泽东，同他一起制止住眼前的溃逃。
战士们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她的旁边涌过去。她完全知道，要逆着这股人流走到桥边，走到毛泽东的身边，是很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她那瘦小的身躯被挤倒在地，可能就会被踩伤。可是，如果走不到毛泽东的身边，就无法支持他的行动。她咬了咬牙，下了决心，就是被踩成肉酱，也要到桥边去。
她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她刚迈出军部的门口立即被人流推了回来。她奋不顾身地重新投到人流里，逆着潮流，在人缝中一点一点地前进，终于来到毛泽东站着的桥边。
毛泽东仍然在高声呼喊：
“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
贺子珍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学着他的样子，右手举起枪，朝天放了一枪，合着毛泽东的声音。放开嗓子喊：
“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
两个人的声音汇合到一起，它的效果大大加强了。正在奔跑的战士们终于注意到，站立在桥边高声呼唤他们的是什么人，是全军的指挥毛委员!还有他的夫人贺子珍!他们看到，毛委员在向他们发出战斗的号令!
他们很快醒悟过来。正在抢着过桥的战士停住脚步，正在蹚水过河的战士立定在水里，已经过了河正拥挤在军部门前的战士也站住了，许多人掉过头来，举着枪，跟着高声喊起来：
“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
溃退被完全制止了，战士们转过身，同追上来的敌人展开了厮杀。
但是，敌人已完成对红四军的包围，并发起全线攻击，他们仗着武器好、弹药足，从四面八方用猛烈的火力摧毁红四军的防线，紧缩包围圈。
红四军的兵力被迫密集在狭小的田垅中，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一部分敌人已经深入到红四军的腹地上来，战斗已经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了。
这是一场异常壮烈的战斗。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军战士们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拼死抵抗敌人。
右路三十一团的防线被冲破后，团长伍中豪带领战士高喊着：“保卫毛委员!保卫军部!”他们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冲锋，不惜一切代价地夺回原来的阵地．
红四军军长朱德，带领独立营的战士顽强抗击敌人。他亲自开动那挺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机关枪，向敌人猛烈扫射，企图打开一条道路，掩护军部突围。
红四军的前委秘书陈毅，高喊着：“同志们，保卫毛委员!跟敌人拼呀!”带领着军部的同志，同已经来到身边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贺子珍紧握着手枪，同特务营的同志一道，紧紧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保卫他的安全。
红四军的队伍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分割成几块。他们不得不各自寻找突围的缺口。
毛泽东带领着特务营的同志，一面沉着地迎击敌人，一面突围。
他们终于从敌人两个团的接合部冲了出去。
冲出包围圈，他们发现前面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没有敌人，于是马上渡河上山，脱离了危险。
这时，朱德带领的独立营和机关的部分同志，从另一个方向也突出重围。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过河，就遇到了敌人。
原来他们走到敌人的埋伏圈里了。朱德发现中了敌人的埋伏，拼死抵抗，左突右冲，试图跳出敌人的埋伏圈，但是没有成功。
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剩下的同志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敌人估计在这些红军中，会有红军的领导人。……
朱德长着一副普通农民的相貌，穿的又是普通士兵的衣着，经过这场鏖战，硝烟、尘土弄得满身满脸。不认识他的人，要想根据他的身份、地位，或者根据想像中的军长模样，企图把他从士兵中识别出来，是办不到的。
一个敌军头目，领着几个端着枪的士兵来到山坳里的红军中，逐个地进行辨认。他们走到朱德的跟前，问：“你是朱德吧?”
“我不是，我是伙伕头。”朱德操着四川口音，坦然地回答。
“你说朱德在哪里?”
“在那边。”朱德随便往一个方向一指。
敌人从朱德身边走过去了，继续寻找朱德。而真正的朱德却找到了机会，同部分战士一起，从敌人的监视下跑了出来。他们马上渡河，甩掉敌人，同山上的毛泽东会合了。
然而他的妻子伍若兰，却没能逃脱敌人的魔爪，被俘了。
在这次战斗中，伍若兰一直同朱德在一起，并同他一起突围。在中了敌人的埋伏，同敌人进行拼杀时，红军的队伍乱了，他们也被冲散了。
敌人找不到朱德，对红军队伍中的这个妇女却不肯轻易放过，严加查问，他们终于了解到她就是朱德的爱人，就把她关起来，押到赣州。他们逼迫她供出红军的情况，还要她劝降朱德。这些，都被伍若兰坚决拒绝了。
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枪杀了，并把她的头割下来，挂在赣州的城门上示众。
朱德脱险后，找不到伍若兰，估计她一定落入敌人手中，非常难过。他说：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是我们没有分开就好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很难过。他们劝慰朱德说：“你不要太难过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他们的确无法可想。因为这次战斗，红军损失很大，已无力回救了。
圳下突围后，队伍陆续会聚起来。陈毅也脱险了。为了避开敌人，休整队伍，红四军前委带领全军，完全避开大路，爬高山，钻密林，来到寻乌县内的罗福山，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
接连两仗失利，使红四军处境十分艰难。军部的领导人都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在前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现在敌人对我前堵后追，军队还可能被打散。他建议，把红军队伍按原来的编制，改编为三个纵队，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各个纵队可以独立作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过，干部战士都不愿意分开，这项建议当时没有执行。
在队伍进行休整期间。前委召开军事会议，批评了林彪。这次会议，贺子珍也参加了。林彪在这次会上对自己的失职作了检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都发言批评了他。
不久，红四军的队伍经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来到瑞金城南的山区。
2、平安突围
红四军转移到瑞金城的附近，是便于搞一些报纸。他们自下山以来，一直处在连续作战的艰苦环境中，行踪飘忽，同上级的联系几乎中断，报纸也长期看不到，对外界的情况知道很少。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两眼漆黑”。
此时，毛泽东非常需要搞到一些报纸，从中了解敌人的动向。
红四军侦察到瑞金城内守敌空虚，没有驻扎国民党的大部队，就运动到瑞金城外，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突袭瑞金城去抢报纸。
收集、整理报纸是贺子珍的一项工作。过去，红军每打开一个县城，她都要到敌伪的机关和邮局去，搜罗一批报纸，供毛泽东和前委的同志们阅读。她听说要到瑞金城搞报纸，就自告奋勇地对毛泽东说：
“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吧，我知道最需要哪些报纸。”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贺子珍同这个班的战士，悄悄摸到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排枪，撂倒了站岗的哨兵。接着又甩出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些守城的敌兵，城门也炸坏了。守城的敌人不知道红军的虚实，以为红军主力来攻城了，吓得慌忙逃跑。红军战士乘机进了城。
他们一进城，便直奔邮局而来。邮局里的人听到城门口的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丢下工作都跑了。红军战士大模大样地走进邮局，只见柜台上、墙根上堆满了全国各地的报纸。
贺子珍见有这么多报纸，高兴坏了。她赶忙从每一摞报纸里，各抽出两三张来。战士们也帮她挑挑拣拣，想尽量把各种报纸搜罗齐全。有人还特别注意出报的日期。看看有没有把哪天的报纸落掉了。
他们的工作太细致，在邮局耽搁的时间太长，竟发生了意外。原来逃跑的守城敌军并没有走远，他们发现入城的红军只有一个班，并没有后续部队，一知道上了当，立即反扑回来。当贺子珍他们背包里塞满了报纸，又各自手里抱了一大捆报纸走出邮局时，敌人已经包围过来。红军战士一面开枪，抵挡敌人，一面向城门口撤退。
守城的敌军虽然比这个班红军多，但大都是怕死鬼，谁也不敢往上冲。这个班的战士很快来到城门口。
不料，刚一出城门，却同正往这里开来的一支敌军碰了个正对面。战士们不知道敌军的底细。不敢恋战，采取先发制人，向敌人一阵射击，夺路冲出城外，脱了险。
原来来的是刘士毅的侦察部队。他们正在附近寻找红四军，枪声把他们引到瑞金城来。这个班的红军战士虽然脱险了，但红四军的行踪却暴露给了敌人。敌人立刻抄小路，向驻扎在城外的红四军包抄过来，企图在瑞金城外消灭红四军。
红四军又面临一场新的激战。这一仗，打还是不打?前委的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
毛泽东说：“红四军下山后，接连几次失利，现在比较被动。这一仗如果要打，一定要打好、打胜，才能鼓舞士气。如果觉得不成熟，准备不足，不一定能打赢，那就先不打，撤出去。”
他说：“刘士毅那些兵的老底，我们都知道。去年红四军从湖南回师井冈山，路经遂川时，曾同他们较量过，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但是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时机。”
前委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在敌人的包围圈没有形成之前，马上跳出去，向大柏地方向转移。
紧急会议一开完，毛泽东马上走到贺子珍的跟前，说：“军委决定不打这一仗，立即撤到大柏地。我这就要去作部署，你身体不便，先走一步吧，不要等我了。”
贺子珍有些犹豫，毛泽东又催了一句：“你快走吧!”说完，转身匆匆地走了。
贺子珍不愿增加毛泽东的忧虑，把手枪往腰间一插，翻身上了马。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她来不及套上马鞍，用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向大柏地方向奔去。
正在城外运动的敌军，远远看见一匹马飞奔而过，知是有人突围，就喊叫起来。一股敌人撒开腿追过来，他们一面跑，一面喊，一面打枪。有两个敌人也上了马，追踪而来。
子弹嗖嗖地从贺子珍的耳边、身边飞过。她把头低低地贴在马背上，用双腿紧紧地夹住马肚，策马飞奔。
走出一段路，她听得后面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回头一看，两个骑马的敌人已经跟了上来。
贺子珍拔出了手枪，打开了保险，从左边转过身去，举起枪，瞄准，扣动扳机。
随着一声枪响，跑在前面的敌人从马背上栽了下去。
接着，她又从右边转过身去，反着手，瞄准后面的敌人放了一枪。这个敌人又滚下了马。
跟在后面跑的敌人惊慌了，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贺子珍的马撒开蹄子跑出了老远，敌人再也追不上了。
贺子珍骑着马，一口气跑出了四十多里路，到达大柏地时，全身都湿透了。她看到，军部已经有人先期到达，在这里接应转移出来的同志。
当天，红四军全部安全转移出来，当毛泽东跟着殿后的队伍来到大柏地时，看到贺子珍平安无事，打趣地说：“你没有死呀!”
贺子珍笑着回答：“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没吃饭就跑，路上一直没停过呢！”
大柏地在瑞金的北边，东西两边峰岭连绵，树木茂盛，中间是一片凹形的狭长地带，很像一个口袋，只有一条石阶小路通往外面。这是一个打埋伏的天然好战场。毛泽东决定利用这里有利的地形，给刘士毅的军队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红军队伍悄悄地在这里驻扎下来，以逸待劳地等待敌人。
这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刘士毅的两个团果然钻到大柏地的口袋里来了。红四军早做好了准备，分别埋伏在东西两边的山顶上。
脱离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是艰难的，国民党军轮番穷追，红军连战失利。1929年2月10日，毛泽东、朱德抓住国民党“追剿”军刘士毅部孤军冒进的机会，指挥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改变了被动局面。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亲自作了战前动员。全军上下不论男女老少，能扛枪的全都扛枪上阵。贺子珍和战友们一起，修筑了工事，严阵以待。毛泽东自己也背着一支枪，参加了战斗。
这场战斗进行了一天。最后红军战士高呼着“消灭刘士毅，杀敌贺新年”的口号，像猛虎下山，扑向刘士毅的阵地，全歼了敌人。
这是红四军下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活捉了八百多敌人，缴获了八百多枝枪，战果辉煌。这次胜利，使红四军转危为安，从此扭转了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打出了红四军的军威，为开辟赣南新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四军大获全胜，又适逢佳节，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大柏地的乡亲们，也欢天喜地，他们拿出准备过年的年货，慰劳红军。
胜利的喜悦使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只有这时候，毛泽东才有闲暇陪着贺子珍在大柏地的山坡上散步。
两个人并肩而行，看着弹痕累累的山坡，不由得回忆起这一段紧张的战斗生活。毛泽东赞赏地对贺子珍说：
“我原来没想到，你是这样刚强和勇敢。”
贺子珍不好意思，谦虚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
“这没有什么，在那个时候，哪一个共产党员都会这样做的。”
3、永别爱女
1929年3月，转战到闽西的红四军解放了长汀县，接着回师赣南，在于都、兴国、宁都一带，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5月，红军又回到闽西。三次打开龙岩，歼灭了陈国辉的一个旅，在龙岩、上杭、永定、连城和长汀等地，建立起闽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时，贺子珍分娩了，一个婴儿哇哇落地，生下的是一个女孩。
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比较多。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这样，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这已经是出乎她的意料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子，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
贺子珍太年轻了，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是，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一种怜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大概就是母爱吧!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在变样，这种感情在她的心中更加强烈。她不由得想到，要是这个孩子能在她的怀里长大，那该有多好!
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红军要行军打仗，无法带孩子，也不允许带孩子。这个女儿呆在她身边的日子是有限的，只要部队一开拔，她们就得分开。在那个年代，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等到以后环境好一些，再设法接回来。贺子珍的女儿当然也不能例外。
孩子生下后，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
“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红军这次打下龙岩，没停留几天，又主动撤出，为的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由于红军很快会打回来，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把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家老百姓家里，为的是让贺子珍产后能多休息几天。
这样，贺子珍在龙岩一共休息了20天。
但是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十五块银元，放到大嫂的手里，说：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送走孩子以后，她心里有些难过，觉得周围零零落落，极其冷清，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还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见面是不困难的。毛泽东回来后，见孩子不在了，问起这件事。贺子珍回答得很爽快：
“我送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拍了一下贺子珍的肩膀，没有说什么。
那时他们夫妻俩都认为，同女儿的分离也许是暂时的，不久又会见面。他们哪里想得到，那一次竟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开龙岩，贺子珍回到这个县城。她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也没忘记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旧日寄养孩子的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
她仅仅做了二十天的母亲，痛苦、愧疚和惆怅之情充满了她的心胸。她觉得对不起孩子，如果不是自己忙于革命，这个孩子能夭折吗?
毛泽民的爱人钱希均劝慰她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有多少工作等待着她去做呀，几千人的队伍的筹粮筹款工作，发动群众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这都是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多，一个都要顶几个用。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多伤感。她很快把这件事丢开了。
红四军创建了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军队有了新的落脚地，生活安定了一点，不再过那样前无住所、后有追兵的日子。
但是，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4、精心陪护
红四军三打龙岩取胜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此时，担任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主持召开了筹备红四军七大的前委扩大会。
当时，红四军内部在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不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解决这些问题，对28岁的陈毅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关于红四军党内的分歧，毛泽东在当时已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时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要说明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需要回顾一下红四军党的领导机构沿革的情况。
1927年4月，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时，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举行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恢复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10月，中央指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任军委书记。1928年11月，红四军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当选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席。这期间，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朱德领导的军委就暂时停止了活动，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意见。
经过艰苦转战，红军向赣南、闽西的进军获得很大的成功。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原来的前委既要负责军队，又要负责地方工作，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中，大家的意见没能达到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
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
这封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
复信还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
毛泽东在复信中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信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召开。当时军政治部驻扎在这里。出席的代表有四五十人，有前委委员，有各支部的代表。除各级领导骨干外，还有一些士兵党员参加。
军政治部主任陈毅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他首先代表前委作了红四军七大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事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有些问题吸收了毛泽东的观点，有些问题则坚持了陈毅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