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汀生病，病得很厉害。他原来就有恶性疟疾的根子，这次不仅是疟疾发作，还可能有其他病，根据地医疗条件很差，诊断不出来。他开始发高烧，烧退以后，只觉浑身酸痛，两腿无力，行动困难，连大小便都要贺子珍搀扶。他在病中，仍惦记着红军的问题，打算通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让大家坐下来，把这些问题研究研究，统一思想。
所以，他抱病来到龙岩，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
然而，会议却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
会议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
当年参加会议的江华后来评论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七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
江华对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基本正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因为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毛泽东于7月8日暂时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上杭蛟洋养病兼搞调查研究、做地方工作去了。
毛泽东在福建上杭才溪乡调查旧址。
尽管他心里很为红军的前途不安，但仍以大局为重，没有采取任何出格的举动。只是因为毛泽东离队，红军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下一步的行动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这时，红四军已经实行纵队建制。原来二十八团、三十团和两个营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福建地方武装组成第四纵队：前委留下第四纵队守闽西，二、三纵队去闽中。红军大队开走后，毛泽东同贺子珍一起来到上杭县的蛟洋继续养病。
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20日至29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此时，毛泽东虽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又身患重病，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里的一切。贺子珍陪着他，从龙岩到上杭，从上杭到苏家坡，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问题和意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干部，提出各种建议。
“现在稻子快熟了，你们要赶快把田分完，农民拿了一季稻子，情绪就稳定了，我们的队伍就站住了。”
“分田地一定要注意发动好群众，群众没有起来，分田地是假的，农民还会把打到的粮食送到地主家去。”
毛泽东这种关心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作风，使周围的同志很感动。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心为了革命的。
最后，贺子珍和毛泽东来到了苏家坡。苏家坡是永定县的一个村子。村子比较大，坐落在一个山沟沟里，很偏僻。
朱德带部队出发前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专门调了一个支队的士兵来担任警戒。永定县委书记张鼎丞，怕支队的兵力太弱，又抽调了相当一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同时封锁毛泽东住在这一带的消息。
他们这样周到的考虑并不是多余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几次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住长了，消息就很难封锁住。一些对苏维埃政权有仇恨的人，偷偷地给附近的地主民团和保安队送信，他们不一定知道住在这里的是谁，但他们能猜想到是个重要领导干部。
于是，地主武装就利用晚间人们不防备的时候，搞突然袭击。有一次还来了几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倒是在白天行动的。
那时，毛泽东还不能自己走动。遇到紧急情况，战士们就把他扶上担架，抬到山上去隐蔽，等敌人走了，再回来。一到晚上，他们也不敢有一点大意。
白天，住在村子的这户人家；入夜以后，他们又换到村子的另一头的人家住宿，使敌人摸不着他们的行踪。这样，敌人的多次袭击，都扑了空。
永定县委的同志非常关怀毛泽东的健康。他们送来了银元、大米和蔬菜，还专门派来一位中医跟着毛泽东行动，为他治病。
根据地的老百姓和红军心连着心。他们了解到附近的敌人有什么动向，都会自动跑来报告，并且承担掩护工作。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到哪一家，哪一家的群众就同红军一起放哨，让毛泽东睡个安稳觉。
同志们的友谊，群众的深情，温暖着毛泽东的心。他的病慢慢好起来了。他在病中最好的消遣，就是同这里的群众聊天，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的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他同这里的群众聊天，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
在苏家坡，消息十分闭塞，报纸很难看到。这使毛泽东感到难以忍受。幸好县委常有人来，给他们介绍外界的情况。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已经回到闽西根据地的消息，这是县委的同志告诉他和贺子珍的。毛泽东很关心这次战斗，详细询问了作战的经过。
9月下旬，红四军决定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委通知毛泽东去参加。毛泽东虽然能自己走路了，身体仍很虚弱，贺子珍放心不下，就劝他说：
“这次会不去算了。”
毛泽东不肯同意，耐心地对妻子说：“这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我怎能不去?”
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坐着担架到上杭去了。
贺子珍没有一起去，留在苏家坡。
当毛泽东到达上杭时，会议已结束。但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大家见毛泽东的病情较重，全身浮肿，就决定让他继续休息。
几天以后，毛泽东回来了。贺子珍见他神情不悦，心里明白一定是说服工作又没有效果。原来，前委又接到中央来信，说粤桂的军阀又发生新的冲突，这是打广东的好时机，重申要红四军立即到广东去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劝说，仍然没有得到战友的理解。会议以后，红四军留了一个纵队守根据地，其余三个纵队开到广东去了。
此后不久，贺子珍陪护毛泽东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毛泽东诗兴大发，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月。
毛泽东不安于无所事事的休养生活了。从聊天中，他了解到这里的农民大多不识字，就向贺子珍提议说：
“我们办个农民夜校，教这里的群众认字吧!”
贺子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非常赞成。经过几天筹备，农民夜校就开学了。这天，太阳落了山，农民回家吃过饭后，就欢欢喜喜来到夜校上课了。毛泽东宣布开学后，便和贺子珍轮流教他们认字，最后，毛泽东还用农民亲身经历的事例，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直到很晚才下课回家。这个夜校一直办到他们离开。
白天，贺子珍经常陪着毛泽东走家串户，同村干部一起研究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他常对贺子珍说：
“农民世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动员农民支援红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他走到哪里，都要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要干部们注意，一定要让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获得第一个好收成，好让农民实际看到革命胜利成果。
毛泽东这次病得不轻。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时国民党报纸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因素和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5、重新“出山”
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几天后，陈毅也到达上海。
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
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封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
陈毅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也坦率地谈到自己的错误。这时他刚满28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心情沉重而十分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部队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表示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毛泽东的手和朱德的手也重新握在了一起。从井冈山和朱德、陈毅相识，毛泽东还没有这样动情过。
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后来，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
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应当说是完全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做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12月的闽西，雪花纷飞。毛泽东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会上，他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会议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如何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图为古田会议旧址。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由于事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红军上下，团结一致。古田会议的决议，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3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因而成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6、再进学堂
古田会议召开后，红四军经过整顿，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在赣南、闽西不断向敌人出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当红四军要离开闽西的时候，闽西根据地领导人邓子恢忧心忡忡，找到毛泽东说：“敌人几万兵力包围过来，红四军一走，单靠闽西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局面，能不能留下一个纵队，巩固闽西?”
毛泽东宽慰他：“不要看到三省‘会剿’，几万人来势汹汹，这是表面现象，其实，他们都怀鬼胎，各有戒心，拥兵自重，谁也不敢靠前同红军作战。过去的经验表明，他们都是跟着红军主力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这回，他们来了，发现红军主力转移江西，赣军金汉鼎部必定马上掉头回江西老窝防守；广东的敌人也就顺势往回走了。三省‘会剿’就会‘会而不剿’，很快散伙。”
邓子恢一听有理，心里有了底，变得从容安定了。
毛泽东把这个做法称为“离开闽西，巩固巩固”。他说：“其实闽西这几个县是最安全的地方。”
邓子恢诧异地问：“最安全? 何以见得？”
毛泽东说着：“战场主要在赣南，这是一；分田分得好，地方政权建立得好，这是二。所以，我还想拜托一件事。”
邓子恢忙说：“毛委员尽管吩咐。”
毛泽东根据情报判断，最近一年，蒋、阎、冯大战不可避免，蒋桂、粤桂军阀混战也不是一时可以了结的，正是红军大力发展工农割据的好时机，仗是少不了的，不是天天也是三五天有一大仗。因此，他决定让贺子珍找个机会学习一下。
他对邓子恢说：“子珍身体不好，又很想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让她留在上杭，到上杭师范学校插班学习。”
邓子恢满口答应，说：“这不难办，可以住在可靠人家里，也有可靠人的关照。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是进步的，有几个党员没公开身份。可以说，没有反共的。”又对贺子珍说：“子珍同志，你尽可安心读书。”
毛泽东听了很觉放心，说：“一切就仰仗子恢了。”
贺子珍这才明白，毛泽东要她去上学，因为她曾几次表示，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不然，毛泽东同朱德、陈毅谈话，她常常听不懂。她看毛泽东一提，邓子恢满口应承，便笑着对邓子恢说道：“麻烦你了!”
邓子恢喜滋滋地：“学习是好事，应当做的，不必客气。”
毛泽东看了看，问道：“你来的时候似乎心中犹豫。”
邓子恢笑了：“如今经毛委员一指点，胸有成竹了。”
贺子珍担心没有衣服，想做两套学生的衣服，总不能穿军装吧!
毛泽东还要她改个名字。
贺子珍想了想，说：“我妈妈叫杜秀，就叫杜小秀吧！”
第二天，贺子珍在大屋前的路旁，同毛泽东话别。
毛泽东同邓子恢握手，说：“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还是十六字诀。”
邓子恢表示回去之后，就向特委传达毛委员的布置和要求。
毛泽东同贺子珍握手道别：“过些日子，我是要检查你的功课的，学习可不许偷懒啊!”
贺子珍答道：“放心吧!”又叮嘱说：“天太冷，晚上看书写东西，要披上红毛毯。”
贺子珍和邓子恢站在一起，看着毛泽东骑马走在大队中间，走在苍松翠竹之间，目送他渐渐地远去。
于是，贺子珍到上杭，成了上杭师范学校的一名女生。
上杭三面环水，西边靠山地，城墙高厚，城门坚固，北、东、南环水的三个城门被过去占领上杭的敌人封闭，至今也没有打开，只有西门供人马来往。
贺子珍住在一座小楼里。小楼前门临巷，后门有小竹林子，通向一个小山包，这是过去的地下交通站。楼下住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王大嫂和她上小学的儿子。她是地下交通，为人忠实可靠，邓子恢安排她照顾贺子珍的食宿，又叫她的妹妹淑华来同贺子珍作伴，一起上学，同班同桌。
淑华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眼睛，笑眯眯的。
于是，上杭师范学校来了个插班生“杜小秀”。
每天，钟声响之前，她总是准时进入教室，她名义上是淑华的表姐，父母外出经商，来饫锊灏嗟摹?/p>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勤勉好学。男学生有穿唐装的，多数穿中山装。女学生则一律阴丹士林蓝布紧身大襟衫，黑裙子，脚穿黑色女扣绊布鞋，有梳辫子的，个别有梳男式西装头的，多数是齐耳短发。
贺子珍穿着蓝布女衫、黑裙子、黑布鞋，短发齐耳，俨然是一个女学生。
然而，过惯了戎马生涯的贺子珍，一下到教室里安下心来听课，还不适应。有时，坐在教室里听课，她恍恍惚惚，好像这才是做梦。她好久都无法适应学生生活。不过她还是很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上课之外，她还可以在晚上看好多没看过的书，都是邓子恢托人替她找的白话小说和名家散文。
贺子珍努力学习着。她认真复习功课，总是把要背诵的文章背得烂熟。一天，贺子珍正在小楼上背诵《滕王阁序》。王大嫂进来了：“小秀，老邓来了。”
邓子恢进来，上前握手：“子……呵，小秀，背书?好学生呵!”
贺子珍待王大嫂去沏茶了，忙问：“润之他们有什么消息?”
邓子恢简单地说了红四军的行踪。红军从古田经宁化、清流一带回江西，攻克宁都、于都几个县，如今在吉安一带活动。他说：“红四军离开闽西到赣南，江西敌人金汉鼎慌了，怕老巢有失，马上从长汀往回撒；福建的军阀为了争夺省主席的交椅，自家打起仗来；广东敌人不敢孤军深入，退回广东去了。果然，就像毛委员算的一样，他们‘会’不成，也‘剿’不成。”
贺子珍听了，欣然而笑。
邓子恢询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还需要什么帮助。
贺子珍由于平日打仗惯了，上学听课背书，很不习惯。以前同大家一起，现在周围就一个大嫂，一个淑华，她常常有掉队迷路的感觉。她说：“现在好多了。你带来他们的消息，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又问：“如果我们的赤卫队从这里撤走了，敌人进了上杭城，我去不去上课?”
邓子恢答道：“照旧读你的书。现在，你只做一件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贺子珍愉快地笑了，好像现在才吃下一颗定心丸。
除了国文课外，贺子珍也喜欢上历史课和音乐课，因为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让她看历史书，慢慢地就被丰富多彩的历史所吸引。上历史课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最近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讲林肯和解放黑奴。她不太喜欢数学和物理，因为她学起来比较吃力。幸好淑华的功课很好，全班头名，晚上总来帮她复习。
转眼间，暑假到了。贺子珍与毛泽东又相会了。
分别了近半年之久，两人见面自然激动和高兴。
毛泽东问：“杜小秀同志，上杭师范的高才生，这一半年收获很大吧？”
贺子珍白了毛泽东一眼：“哎呀，不要挖苦我了，什么高才生，与你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吧。”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今天晚上，夜色好，风也凉爽，我来检查你这个学生学得怎么样。我问你，国文第一课学什么?”
贺子珍说道：“《滕王阁序》。”
毛泽东问道：“这篇文章应当背得烂熟，你背出来了?”
贺子珍得意地摆摆身子：“差不多吧!”
毛泽东想了一下：“我不要你背全篇，我说上句，你接下句，不许错了，错了打手心。”
贺子珍撇着嘴：“你说吧!”
毛泽东说：“层峦耸翠，”
贺子珍答：“上出重霄；”
毛泽东说：“飞阁流丹，”
贺子珍答：“下临无地。”
毛泽东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贺子珍答：“秋水共长天一色。”
……
毛泽东表示很满意：“好，可见你用心学了。”又问：“还学了谁的文章?”
贺子珍一一数来：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牧，还有鲁迅、周作人的诗文，苏东坡的几首词。
贺子珍说完，问毛泽东这一半年来的情况。
毛泽东简单地谈了他离开古田后的经历，同红五军彭德怀会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在富田消灭敌人几个旅，粉碎了他们的“三省会剿”，然后分别到赣南、闽西，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他说：“这次我们又到了寻邬。”
贺子珍马上想到去年圳下一仗，耳目不灵，打得太艰难，想到了伍若兰被捕的惨剧。
毛泽东讲了寻邬的变化。好多区乡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政权，耳目就灵了。他说：“我又见了古柏和曾碧漪，他们都向你问好。”
贺子珍又想到他们去年送信及时，不然，红四军差点被敌人围在罗福嶂了。当她听到不久将把古柏、曾碧漪调到前委来时，她高兴得要跳起来。她希望同曾碧漪一起作伴。
毛泽东特别提到他在寻邬搞了一个调查。他很重视这个调查，要贺子珍尽快抄出来，发出去，让大家明白：谁没有调查研究，谁就没有发言权。他找出这份调查草稿，对贺子珍说：“子珍，你一定喜欢这篇文字。文章开门见山，这样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闭着眼睛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念到这里，他放下这份调查草稿，说：“子珍呵!我们吃那些天使的苦还吃得少吗?”
贺子珍也叹了口气：“人家说你做的事，书本上没这么写过。”
毛泽东翻着文章，拿到贺子珍面前，说：“所以，第一节 专门谈到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一节。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第二天一早起来，贺子珍就埋头抄写《寻邬调查》。紧赶慢赶，抄好文稿，又帮助政治部的同志刻好，印好，装订好。不出三天，便把装订好的油印本《寻邬调查》送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翻了一遍，说：“好，他们马上发下去。不够，再印再刻。”他认为这也比炮弹厉害，希望到处落地开花。
贺子珍问道：“部队明天要走了?我想和你一起走。”
毛泽东有点意外，说：“你不想当女学生了？平时，你多想上学呵!”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这次部队可能要直奔南昌、长沙，还说不定奔武汉，上头的决策，风险很大，要办的事很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繁杂，他要集中精力去应付。他说：“你还是安心当你的学生吧!”
贺子珍看看毛泽东，叹了口气。
于是，她又按时到上杭师范学校上课。校园中，柿叶由绿变红，柿子由绿变黄，枝头上仿佛挂满了小灯笼。由秋到冬，她跟着头发花白的国文老师上国文课，又背了不少课文。
一天晚上，贺子珍在王大嫂家，同何长工见面。何长工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时候，早就认识了。这次他左右打量，差点认不出这个女学生姓甚名谁了。
这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同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藤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曹玉（女）、欧阳毅。王大嫂提上一壶水，为何长工沏茶。贺子珍为他斟了一杯。
何长工笑着说：“听老毛讲，你成了女学生了。我特意到学校看看这个女学生。难怪你在老毛身边一久，就要闹点小情绪，想往外飞呵!”
贺子珍也承认，日子一久，她觉得就像天上飞的鸟给关在笼子里。
何长工揭她的底，说：“可是，飞久了，你又舍不得这个笼子，恋恋不舍!”
贺子珍叹了口气：“没办法，人活着常常这样自相矛盾。”又说：“非常想念大家，谈谈你吧!自从我们下井冈山以来，你都到哪里去了?”
何长工最早在宁冈，当书记；后来到老彭(德怀)那边当团党代表、师党代表，如今是红三军团第八军的军长。陈毅离开四军，到红六军当党代表了。
贺子珍又叹了口气，说：“你都带一个军，东征西讨了。我回去，还是管那两个铁箱子。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下爬。”
何长工笑着指指她：“你又来了!我听说，要成立女兵团，你去当党代表，康克清当团长。”
贺子珍惊喜地问道：“是吗?我可以飞了?”想了想，又摇摇头，叹了口气。
何长工说道：“你看你，自己难为自己。又想飞，又舍不得那个笼子。”
贺子珍问道：“这半年，你们都在哪里打仗?”
何长工说：“随五军团打了长沙，在浏阳同朱毛他们会师了。”
贺子珍不明白：“打长沙?润之不是一向主张先在农村割据吗？”其实，毛泽东临走的时候，讲过上头有令，她忘记了。
何长工说还派了特派员来督战。
贺子珍一听特派员，就心慌。她说：“不知为什么，特派员来十有八九是批评润之的。这回，又批评他什么了?”
何长工说：“听说，上头批评没有攻打中心城市，是右倾保守观念，富农路线。我见过那个特派员，姓徐，好神气哟!”
贺子珍忙问：“润之准又发火了!”
何长工说：“他率部在南昌、长沙附近虚晃一枪又走了。反正用两条腿走路，又不费汽油。”又说：“后来又派了一个特派员，姓周，被他说服了。”
贺子珍问道：“你到这里有什么紧急任务?”
何长工答道：“可能有调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调动工作是家常便饭。这次主要是在漳厦一带购买军用物资，主要是药品，接运回去，顺路来看看你。”
贺子珍连连多谢，说：“老何，你真有心。”
何长工说：“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你谢他吧!”又说：“又要打仗了，仗是越打越大。蒋、阎、冯中原大战已经结束了。蒋介石一看闽西、赣南闹得很红火，气坏了，决定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派兵‘围剿’红军。”
贺子珍笑道：“蒋介石发火了，润之一定很得意。”
何长工答道：“是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恨不得一口把红军吃了。这说明红军干得不坏，戳了他的心肝肺了。”又叹了口气：“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你知道吗? 文才和王佐都死了!”
贺子珍瞪大眼睛，大大地吃了一惊，“呵”了一声：“为什么死的？”
何长工肯定地：“死了，他们都死了!”
贺子珍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直响，心扑扑乱跳：“为什么?”
何长工提到柏露会议，提到有几个特派员对他们二人充满厌恶的情绪。这贺子珍是知道的。加上特委之间土客籍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这贺子珍也可以猜想到其中的是非、恩怨。袁文才知道“六大”有关歼除土匪首领的决议，逃回井冈山，同王佐商量好了，不离开赣西，时时提防着。就这样他们也是敌我分明，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后来，特委找了个借口，要杀人嘛，借口还不好找，就把他们骗到永新，说要把袁王部队改编为六军三纵队，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去打吉安，还说是毛委员的意思。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相信了。他们就把队伍带到永新。晚上动的手，袁文才还在梦里，给打死了；王佐一听有枪声，马上跑到东门过河，中间的桥板拆了，王佐不会水，掉到河里给淹死了。
贺子珍惊呆了：“润之知道了?”
何长工谈起来心绪还是沉重的：“知道了!他亲口对我说：杀错了，杀错了!他很生气，说做了蠢事。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倒帮他们做到了。”
贺子珍的泪水不停地流着，终于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没有大仓相见，会有井冈山吗?他们身上有缺点错误，别人身上就没有缺点错误，就是完人!”
何长工连忙劝她：“子珍，子珍，你也不要太难过。”
贺子珍怎么也止不住哭，越说越哭得伤心，她感到太痛心了：“不说他们为秋收暴动部队提供了落脚点，做了好事。就说他们帮助了我和永新的干部，我们也感谢不尽。当时，我们无路可走，天下这么大就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说着，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一直收不住声。
何长工反倒给贺子珍斟了一杯热茶：“你喝口茶。”
贺子珍喝不下，只是不停地拭泪。她极力控制，仍然止不住抽泣着：“也不知道梅香嫂子跑到哪里去了?”说着话，又流下泪来：“这太不公平了！”
何长工同袁文才、王佐情谊颇深，也曾经难过得好久都心中不悦，说：“不公平的事常有呵!问题是明明不公平的事，还说是公平的，还不让说是不公平的。”
贺子珍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这样死，太委屈。宁可在战场上牺牲，在刑场上就义。”她想起过去相处的日子，又泣不成声，流下泪来。
何长工想起一件事，本来想慢慢再说的，省得她更添烦恼，转念一想，长痛不如短痛，说：“这次打长沙，牺牲了不少同志。打长沙不久，开慧同志被捕了，还带着三个孩子。敌人一定要她登报反对毛泽东。她宁死不从，上个月十四号，在长沙从容就义了。”
贺子珍听了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