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生入死
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来到了部队，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
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伕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都是极为重要的文件。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文件材料，还主动收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子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
因此，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
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负责收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
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苏区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
贺子珍主动地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注意做老年妇女的工作。有一次，贺子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 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子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子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子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懊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子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一觉了。
保管文件，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的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纸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列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危险。
有一次，贺子珍办完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存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于是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组织上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
当时的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子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
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投炸弹。
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朝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子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敌人的飞机来了，快隐蔽!”
然而，在这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隐蔽的。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
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昏过去了。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
两人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
文件箱也埋在土堆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伕早就被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幽默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生活，随时都可能死亡。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对方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2、主席夫人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号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
贺子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
杨荣连对此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虽然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子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子珍当作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子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两个要贺子珍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
他让贺子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子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子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程，不忍离开。贺子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瑞金时期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比鱼水还要亲。
在叶坪，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子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挎包就拐进贺子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
有时候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子珍。贺子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这个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子珍的家去，向贺子珍诉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子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子珍家来了。贺子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子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子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子珍的手，感谢说：
“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作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子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人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子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子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子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我们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取消这门亲事。”
办喜事的人家当然感到很意外，顾虑很多，想法也很多。贺子珍和钱希均轮番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终于把这家人说通，取消了这桩婚事。
于是，贺子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机关去，找了地方让她住下，对她说：“你不要着急，好好休息．我们替你找个工作，让你自谋生活。”
第二天，贺子珍又同钱希均到苏区印刷厂，为那个女孩子联系工作。工厂把她安排在装订车间。贺子珍又亲自把她送到工厂，路上嘱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学习。那个女孩子热泪盈眶，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我原本想，退婚不成，只有一死。没想到今天竟走上革命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贺子珍说：“不是我们哪个人救了你，是共产党救了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翻身解放。”
这个童养媳从此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她留下来打游击，一直坚持斗争。
3、小毛毛出生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蔬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
在她产后的第十四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
第二天，毛泽东手里提了个瓷罐子又来到医院。他把盖子打开，贺子珍看到，是一罐热气腾腾的鸡肉和鸡汤。毛泽东把瓷罐子递给贺子珍，说：
“快趁热吃吧!”
在那个年月，吃上一只鸡，是很难得的滋补品。贺子珍不禁问：
“你从哪儿弄来的鸡呀!”
“警卫员到老百姓家里买的。”
“哪儿来的钱呀?”贺子珍知道，买一只鸡要花不少钱。
“我有钱，组织上发了我零用钱，还有休养费。”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吃吧。”贺子珍不肯吃。
“我也有呢！”毛泽东回答说，“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一只了。”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在哄她。环境那么艰苦，手上的钱那么少，他怎么舍得一次买两只鸡呢。但是她了解毛泽东，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把东西吃掉，他就会劝说个没完。
于是，贺子珍把鸡汤倒出喝起来。毛泽东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股高兴劲儿真比自己吃还香!
由于贺子珍得的是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毛毛。贺子珍的这个男孩，长得瘦小，奶妈就叫他小毛，小毛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小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抱过后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他们母子的旁边，静静地凝视着，一看一个多小时。
福音医院离老古井只有半里路，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医院来，同他们母子坐上一阵子。
毛泽东一直很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闲暇呢？
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原来他那讨厌的恶性疟疾又发作了，人瘦得很厉害。中央决定让他来长汀休养一个时期。可是，贺子珍却不这样认为，过去毛泽东也生过病，也有病得很重的时候。可是从来不肯放下工作。在古田会议以前，为解决红军的思想问题，他躺在担架上也要让人把他抬到会场，现在蒋介石发动的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他怎么放得下工作去休养呢?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的身体的确不好，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他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在贺子珍临产前一个月，也就是1932年10月，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二是对胜利地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加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种种罪名，把他原来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了。
那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宁都，中央的这次会议，毛泽东参加了，并发了言，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申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但会议仍然对他作出决定，对他的申诉完全置之不理。那天，毛泽东回到家，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不说一句话。贺子珍感到不对劲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再追问，他才说：
“他们说我右倾保守，把我军内的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了。”
贺子珍一听就急了，忙问：“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能讲什么，他们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只能说，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
毛泽东见贺子珍满脸怒容，眼眶里含着泪水，怕把她急坏了，安慰说：“我的事你不用管了，我自然会处理，你自己保重要紧。我已经同傅连暲说好，你到他那里去生孩子，明天就动身吧。中央也让我休养，说不定过些天，我也到长汀去了。”
果然，没隔多久，毛泽东便到长汀养病来了。他看到贺子珍平安产下小毛毛，心里十分欢喜。但是添子的喜悦，怎么抵消得了政治上受到“左”倾路线迫害的痛苦呢? 有时，他长时间静坐在睡熟的产妇旁边，眼睛看着刚满月的婴儿．心里想的却是这几年同“左”倾路线苦斗的情形。
自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现在的1932年，这五年来，他同“左”倾错误进行过多少回合的艰苦斗争啊!
最早是同湖南省委的“左”倾作斗争。他们一再来信、一来人批评他烧杀过少，给他扣上右倾保守的罪名。结果，导致八月失败，红军的二十八、二十九团遭到严重的损失。
以后又是同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在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期，提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在执行中及时觉察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为了制止这个盲动主义的行动，他费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工作啊!
然而，所有过去的斗争，都比不上今日的艰苦。在过去，同“左”倾路线作斗争，他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有一定的主动权；而如今，王明的“左”倾路线，打着党中央的旗号，采取削弱以至取消毛泽东工作权限的手段，完全剥夺了他的发言权。
在这次宁都会议上，他们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把他在军队中的职务也撤销了。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图为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二起：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在毛泽东沉默不语想心思的时候，有时贺子珍醒来，躺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无言以对，也在想自己的心思。她痛心地感到，在遭受这场打击以后，毛泽东憔悴多了。两颊瘦削，一双原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
贺子珍最清楚地知道，不让毛泽东为革命去工作，是对他的最大打击。
就在毛泽东被撤掉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也忘不了前方的战斗。那是1932年11月，中央看毛泽东身体不好，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地点在东华山。
东华山在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通向山顶。贺子珍陪同毛泽东爬上山顶，一座已经荒废、无人居住的古庙赫然出现在眼前。古庙的殿堂很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着青苔非常潮湿。虽然军委事前已经派人打扫过了，但仍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他们就在左厢房住下了。
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随身只带了那两个铁皮文件箱。闲来无事，他就打开铁皮箱，把里面放的文件翻出来阅读。有时候，他把几年来在激战中、马背上写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再把它誊抄一遍。
碰到他情绪好一点，就细细地同贺子珍讲解自己填写某一首词的格局和意义。贺子珍怕他在潮湿的屋里呆的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就动员他坐到庙前的空地上晒晒太阳。
她同警卫员把两个铁皮箱搬到空地上来，找块破板子给他当板凳，一个铁皮箱给他当桌子。这样，毛泽东常常在庙前的空地上一坐半天，在这里写写字、抄抄诗、看看文件，还教警卫员学文化。总之，没有闲着的时候。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有时候兴致好像还很高，同贺子珍、警卫员一起上山打草、砍柴，或是找附近的老乡聊天。
但是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每次中央送上来的文件，他都仔细阅读；按照他的要求，定期送上山的报纸，他一张不落地看过。
他如此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 是中央根据地的安危和红军的命运。
原来，他已经知道三军团打赣州的事情了。当时，王稼祥是三军团的政委，彭德怀是司令，他们按照王明路线执行者的意见，实行所谓“革命在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采取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在山上，不时对上山来的同志打听这次战斗的结果。当他听到，三军团久攻不克，几次坑道爆破都失败以后，不由得眉心紧锁。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战士讲时事，不知哪个战士从窗口往外看到了什么，说了一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 看不清，是两个骑着马的。”
毛泽东站起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经快到门口，他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当时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他见到毛泽东，急忙下了马，走到屋里来。
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
接着，项英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项英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赣州会打不下来。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毛泽东来领导这次战斗。项英介绍完情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身，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项英一走，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下山。这时，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 “要下大雨了，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军机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
贺子珍望着在风雨中消失的毛泽东的背影，只好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干部，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子珍不感到气忿、痛心呢?
几十年以后，贺子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随着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当毛泽东处在这种困境之中，贺子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惟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点有兴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子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罗明“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子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子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大革命年代受到排挤打击的邓小平。就在贺子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作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这些人的头头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在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
4、共渡逆境
这时候，除了贺子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子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
开始，贺子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
毛泽覃 “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子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贺敏学“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
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
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