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母亲是杭州名门之女许之仙，通诗文。俞平伯出生时，曾祖父俞樾已80岁高龄了，他对这数代单传的曾孙疼爱逾常。俞平伯3岁时，虽然还不会写字，但喜欢用笔涂抹。俞老先生非常高兴，于是每天他就亲自用红朱笔写“上大人，孔乙己”等字，让他的曾孙用墨笔描红。老人有诗纪之，诗曰：“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同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1917年俞平伯17岁，家中为他办了婚事。新娘许宝驯，21岁，是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晚年号耐圃，杭州人，能作诗、绘画，并善书法，还能弹琴、谱曲。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无论欢乐与艰辛，一生相濡以沫。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刚满18岁的他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学运动，他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而且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就是他写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受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赞扬。
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本人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俞平伯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分，在四城作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
1920年1月，俞平伯同傅斯年乘船赴英国考察。在旅英海轮上，他与傅斯年共读《红楼梦》，并讨论、研究《红楼梦》。同时还阅读了各种中外文书籍，包括社会学、文学及科学方面的书，并写了多首诗词。同年4月，他突然从英国回来，乘兴而归，尽兴而返，表现出旧式文人的一种性情，被同仁传为佳话。回杭州后，俞平伯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朱自清结为挚友。
1921年，俞平伯与顾颉刚频繁通信，相互讨论、启发、推动。通过认真的考察、体味、分析，辨明《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同时对高鹗续书进行了评价。这是他对《红楼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1922年，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本书稿《红楼梦辨》，于1923年出版。此后他又写了不少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五四”以来的学人大都把胡适、俞平伯看作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新红学的特点是考证，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尽管这种考证也涉及《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评论，但那是次要的。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集中在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证问题上，那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主要集中在对文本本身的考证上。虽然胡适那篇文章也涉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问题，但与俞平伯的论说角度不同。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举出大量内证并结合外证，考定后四十回确非曹雪芹原作。书中还举出前八十回的内证来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内容，同时根据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语，考索另一个续本的内容，后来随着脂砚斋重评本的发现，证明俞平伯所考证的不是另一个续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内容。这种方法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红楼梦》探佚学的基础。《红楼梦辨》可说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开端著作之一。俞平伯不像胡适那样，把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绝对化。胡适在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后，得出了一个《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自叙传”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先曾有过“自叙传”的说法，但在《红楼梦辨》出版后的第三年，即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叙传”的说法。
1922年1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刊发新诗的月刊《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提出艺术本来是平民的，应回到平民中去。他力主诗是平民的，积极创导平民诗，“平民性是诗底主要素质，”“新诗不但是材料需探取平民底生活，民间底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他认为不是“文学为人生”，而应该是“为人生的文学”。这种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分析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他的平民诗与描写“五四”时代精神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俞平伯新诗创作
的精华，是他“五四”时期振作奋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诗集主要反映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以后他又继续出版了《西还》、《忆》和《雪朝》（俞平伯专辑）等新诗集，充分展示了他新诗创作的成就。闻一多说：“俞君能熔铸词曲音节于其诗中，关于这一点，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这也是俞君对新诗的一个贡献。”朱自清说：“平伯这种音律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中得来。他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把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音律。”此外他还有散文集如《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他写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用漂亮缜密的写法，创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湖楼小撷》、《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这些作品的素材都取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正是这些散文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郁达夫曾经说过：“俞平伯的散文作品里所表现的个性，不仅比一些古典作家来得强，并且在同时代的散文作家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在当时散文兴起之际，俞平伯是最早使用白话文创作抒情散文者之一。
1923年秋，俞平伯任教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8月，俞平伯和朱自清共游南京秦淮河，相约一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同时以各自的感受写一篇散文，登在《东方杂志》上。他们的文章发表后，轰动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1924年，俞平伯又回到北京，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授。1925年8月，俞平伯荐朱自清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任教，自己应燕京大学教聘。至1928年10月，他去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讲师，遂辞燕京大学教职，次年起兼北京大学课程凡三年。1930年10月，俞平伯移家居清华园南院七号，名室为“秋荔亭”。后来，他写有《秋荔亭记》一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俞平伯再也不能安于教学和著书的生活了，他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他诚挚的爱国之心。1932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
俞平伯早年在大学开设“词课”，1924年就开始发表论说诗词的文章。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读词偶得》。40年代他出版《清真词释》，到50年代末期，俞平伯开始选注唐宋词，并在词学研究，尤其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卓有功绩。俞平伯对前代词学著作有吸收、有借鉴，他与前代词学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终坚持词的本体批评。王国维写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是清代词学中的“批评之学”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则是继王国维之后在词学批评上有着重要建树的词学家。
抗战期间，俞平伯因照顾年迈双亲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昆明，而留在北平沦陷区。1938年他婉拒周作人、钱稻荪等邀往伪北京大学任教，只应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聘，乃搬出清华园，蛰居朝阳门内大街老君堂旧居，虽生活贫苦，卖物度日亦不为之所动。他这种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贵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重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他和其他教授发表了著名的“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向北平当局宪警夜入民宅肆行搜捕事件提出抗议。同年5月，他与北大31名教授联合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和《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这时，他对词的研究仍未停止，又写了《清真词释》，并在1948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京期间，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师大等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共产党。5月4日，正是“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日，他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文章《回顾与前瞻》。北平解放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7月1日晚，俞平伯参加了纪念大会后回到家中，心潮起伏，连夜写了一首长诗《7月1日红旗的雨》，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讴歌，其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俞平伯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1950年，棠棣出版社来人向他约稿，让他把早年的《红楼梦辨》加以整理出版。俞平伯同意了，并将原著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整理。1952年9月，该书出版。同年他调入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次年，该所归并中国科学院。俞平伯就成为中科院文研所古典文学研究员。在这里，他集中精力进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因为过去《红楼梦》版本很多，零乱残缺，也有些是被后人改过的，所以要从各种版本中校勘，找出尽可能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完整可读。
1954年，俞平伯被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是在这一年，有李希凡、蓝翎两个青年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刊物上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不久引发了全国轰轰烈烈烈的批判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论的运动。俞平伯在运动中也真心地检讨了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而同时也未有停止看书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工作。这年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当时的出版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了此书，并称此书是作为一种资料供大家研究之用。
1955年2月，俞平伯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并于3月15日在《文艺报》上发表。次年，他的研究方向转向李白，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此时此际，他心里总想把自己从“红学家”这个帽子下摆脱出来，所以有这个学术研究上的转移。也在这一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每逢星期四上午，俞平伯夫妇俩专门请笛师来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他们夫妻都要去颐和园租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让一群游客围着听，人们大感惊奇。只到1964年现代戏出现后，曲社才宣布解散。
1956年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50年代末，俞平伯的研究主要课题为选注《唐宋词选》。至1962年，《唐宋词选》脱稿，但未有出版，而是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油印了200册。直到1979年10月，该书才正式出版，书名改为《唐宋词选释》。
1966年“文革”开始后，俞平伯再次受到批判，1969年11月，俞平伯夫妇一同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他的工作是种菜和搓麻绳。他们住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农民用来堆放杂物的土房里。虽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而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心胸旷达，安之若素。1971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俞氏夫妇回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桥牌为主。时有友人来相陪，度过了那段寂寞的时光。1977年8月，俞平伯移居阜成门外三里河南沙沟。
1978年他写了《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重新评说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1979年，香港书谱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俞平伯早年写的《古槐书屋词》。书稿第一、二两卷是俞平伯夫人许宝驯夫人将第一、二两卷用小楷缮写的，书中还收入了叶遐庵先生写于1954年的序文。
19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俞平伯被邀请为学会顾问。
1980年，俞平伯写了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信和《旧时月色》等，对《红楼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
1982年，俞平伯在朋友的帮助下将自己的论述诗词曲方面的论文汇集一册，命名为《论诗词杂著》，该书于次年出版。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北京各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俞平伯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会上，俞平伯将其一篇名为《旧时月色》的文字作为发言稿由人代读。他在文章中说：“《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又说，“数十年，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稿；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文章表达他对当前红学研究的看法，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同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赴港讲演研究《红楼梦》的新观点。仅以“《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语概括，表现了他的红学研究生涯从灿烂至极到趋于平淡的思想境界。
1988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俞平伯论红楼梦》一书，全书77万余字，全面展示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历程。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去世前半个月俞平伯神智不清，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逝世后，他的遗体立即被火化，这是他早年向家人所作的叮嘱。
一代红学大家、一代文学宗师，去除了一切繁文缛节，带着一身坚韧不拔的傲骨，寂然地走了，离开了尘世。
几天后，《人民日报》报道了俞平伯先生逝世的消息，并评价说：“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先生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七十年来，他不倦地从事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都取得了卓著
的成就。”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对俞平伯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1993年11月8日在他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建立的“俞平伯纪念馆”隆重开馆。海内外友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开馆仪式。
1996年在德清县“大家山公园”山巅上建立了俞平伯的铜像。
1998年《俞平伯全集》出版。
作者点评
俞平伯先生是才子，是学者，也是童心常在的文学大家。
他出生于书香世家，才气横溢，又躬逢新文化运动，新旧文化在他身上激荡，于是就成全了他成为一个新文学的先行者和古典文学的探研者。才子的浪漫情怀在他的新诗和散文中得以体现。他作为学者的钻研精神继承了其先人的治学品格，在冷峻的理性中埋首于《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研究。他写新诗，写散文，写旧诗词，写红学论文，研究《诗经》，
研究李白，注评唐宋词，在许多领域都卓有成就。
从他一生的治学中，我们发现他身上既具有“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精神，又具有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治学态度，这两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他既与当时专以国故为重的清代遗老不同，也与全盘否定国粹的激进人士不同。他虽出生于封建文人家庭，但并不抱残守缺，也不留恋日见逝去的世代书香，而是对新生事物欢欣鼓舞并且自觉地接受。这种面对新生的事物充满乐观的精神随其一生，所以会有他在新中国诞生时的赞歌，会有他受毛泽东的批评时诚心诚意的检讨，会有他在文革期间下到农村里认真学唱样板戏的举动，会有他在农村写诗来歌咏生活的乐趣：“三椅拼睡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
他写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文采不让朱自清，使他成为现代散文大家；他写的《红楼梦研究》，探本求源超越胡适，成为一代红学大家，影响半个多世纪。尽管50年代上半叶人们对他有过不公正的批判，尽管“文革”时期红卫兵再一次将他推上不合理的批斗台，他却以超人的毅力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国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人文精神在他身上得以充分展现。
前人曾说中国人的精神中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特质，俞平伯先生完全具备了这种特质。他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是典型的中国新生学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中国文人的优秀品质：乐观、坚定、宽容、纯朴、执着，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一生童心不泯。正是有了这颗不泯的童心，他才能永远对新生事物充满关注和追求，又会在出国求学未竟时突然返回故里；他才能以纯真的善意面对一切丑恶的行径而自处不败之地，又会在危难困苦时期乐以忘忧；他才能在摔跤之后又重新站直起身来走自己的路，又会对过去的人和事不计前嫌。俞平伯能做到的这一切，给我们今天的学者和世人以极大的启发。他一生的学问我们可以不知道，他深透的红学我们可以不了解，但他的品质我们却不能不敬仰。
俞平伯以他九十年的生命为中国学人铸造了一个典范，让世人永远怀念，让世界永远注目！
毛泽东评点冒广生
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摘自邵康编的《毛泽东和党外朋友》第299页，见舒湮著《大家都是为中国》，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冒广生小传
冒广生，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
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
》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
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
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
1896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
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
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６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
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点评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
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毛泽东评点郑振铎
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
——摘自《石榴红了》第3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