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祝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摘自《毛泽东书集选集》第4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郑振铎小传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因为他是长孙，他出生时，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他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他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物什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郑振铎读高小时，国文课老师黄小泉先生对他影响很大。他曾在《记黄小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小泉先生读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1917年，他来到北京，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考进了铁路管理学校。他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三四个小时。为了省钱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饭，中午也常是以大饼或烤白薯充饥。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北风刺骨，他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仍穿着夏天的单衫，手上、脚上都生满了冻疮。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成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斗争需要，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合编《新社会》旬刊。该刊物发表了一些文章，猛烈抨击旧社会、旧制度，批判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探索社会改革。不久《新社会》旬刊遭到查禁。
当时，李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组织了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瞿秋白和郑振铎都是其成员。他俩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常常沿着景山的红墙在月下一边漫步，一边探讨中国的未来。偶而，他们会到一家四川小饭铺去低斟浅酌。据说瞿秋白那时已很能饮酒，在他的影响下，郑振铎对酒的兴趣也愈来愈大，后来和酒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之缘。
1920年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仅出一期，也被迫停刊。同年11月，他和茅盾、叶圣陶、耿济之等人发起成立早期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负责编辑会刊《文学旬刊》，同“学衡派”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另外，他还同茅盾、欧阳予倩等组织“民众戏剧社”，并编有我国文学革命中第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刊。
1921年初，郑振铎从铁路学校毕业，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后经茅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创刊，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在他主编《儿童世界》的一年(1922～1923)时间里，他几乎把全副身心都交给了孩子们。他最反对对孩子施行注入式的教育，反对使孩子们个个成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小大人”。他自己就有一个雅号叫“大孩子”。叶圣陶曾这样描述过他：“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议论既毕，饮食也足够了，往往轮流讲个笑话以助兴趣。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天鹅》序二)由此，朋友们便送给他一个“大孩子”的雅号。
从1923年起，他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初期，他和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上海工、学、商各阶层爱国群众的热烈支持。他还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写了《街血洗去后》。这篇文章生动记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开始明白：“‘公理’是要靠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地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
这一时期，郑振铎写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并翻译了一些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他翻译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在他翻译的作品中，他最喜爱《新月集》。在《新月集·译者自序》中，他写道：“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碌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读着以上的文字，也许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花费了近五年的时间来翻译《新月集》。
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后回国，一度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1931年，郑振铎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此期间，他主编《文学
》月刊和《文学季刊》，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32年10月10日，北平图书馆主办的《读书月刊》上发表了王以中推荐此书的文章，说它“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很大的贡献”，并认为此书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日本的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3月的《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作者对中国戏曲、小说“特别有研究”，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著名学者王国维。
1934年，郑振铎在代理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期间，因聘请进步学者任教，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当时的“燕大”校长)的仇视以及由他挑动的右派学生的诬蔑与攻击，愤而辞职。
1934年末，郑振铎再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并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1936年6月，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3月，他参加文艺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同时，他还参加过营救入狱共产党人的“济难会”的工作。此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愤怒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暴露蒋介石集团的投降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写下两本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活动。他和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组织“复社”，秘密出版进步书籍，除《鲁迅全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革命书籍。此期间，他还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图录》等书。同时，他还节衣缩食收购古书，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他根据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周报》上，后来，这些文章被上海出版公司以《蛰居散记》为书名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郑振铎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断受到迫害，但他不屈不挠。1945年10月，在地下党的支持下，郑振铎创办了《民主》周刊，后被禁止。之后，他编著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有关考古学图书。为了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大量搜罗有关古代器物的书籍，见其中多载有古代陶俑磁器，觉得它们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大有用处，就萌生了集俑的念头。有一次，他独自到苏州访书，不经意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一尊陶俑，但当倾其囊中所有买下后，到客舍才发觉已没有回上海的路费了，只得摸黑找到一位旧友，才解决了回家的路费问题。
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问周恩来副主席，南方的文物很多，应当怎样保护处理。毛泽东插话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
1949年初，郑振铎秘密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他到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郑振铎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9月，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郑振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他曾专就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过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在全国列1000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明了他觉得“1000个”太少了。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还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他欣然地点了头。
郑振铎曾多次出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及友好访问。波兰、印度、缅甸、捷克、苏联、印度尼西亚等友好邻邦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团前往阿联、阿富汗访问，途经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噩耗传来，多少人心疼如割，多少人泪水纵横！他生前的老友郭沫若、茅盾、赵朴初等都流着热泪写下了悼念他的诗句：
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
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
——郭沫若
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
——茅盾
肝胆文章，和平志业，耿耿星遥。
——赵朴初
郑振铎一生著作颇丰，除上述外，还有作品《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史·中古卷》、《佝偻集》、《欧行日记》、《海燕》、《山中杂记》、《泰戈尔传》；译作《血痕》、《灰色马》、《沙宁》和印度寓言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文集》。
郑振铎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收藏了大量书籍，其中有许多珍本和“孤本”。遇难后，遵其遗愿，其家属将他近十万册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郑振铎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作者点评
苏轼有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我认为，真正的风流人物是任何东西也不能磨灭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人将更加具有魅力。郑振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风流人物。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或是在整理民族文学遗产、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郑先生让我深深感动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不泯的童心，也正因为他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领袖的朋友、名人的朋友、百姓的朋友、小朋友的朋友，乃至国际友好的天使。
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问周恩来副主席，南方文物很多，应当怎样保护处理？毛泽东主席插话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由此可见主席对郑振铎的了解和信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周恩来亲自提名，任命郑振铎为领导全国文物管理和考古工作的文物局长和考古研究所所长。
郑振铎一生接触过许多名流，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誉和由衷的敬佩。在陈福康编选的《回忆郑振铎》一书中，就有几十位他的生前友好写文章纪念他，其中有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中国文坛名家，还有苏联的艾德林、印度的海曼歌·比斯瓦利等国际友好人士。
他爱好园艺，尤其偏爱石榴，他常在未成熟的石榴果上刻着一些小孩子的名子，等果子成熟后再按姓名分发，孩子们总喜欢围着他笑啊，唱啊，跳啊……
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郑振铎对别人无私的爱才赢得人们的尊敬，而另一方面，他对反动派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使我们敬仰。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和瞿秋白、耿济之合编刊物，团结斗争，他还是《国际歌》最早的译者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同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都作过坚决斗争。他在《祈战死》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
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
却只有一个：
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
读着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还会有谁怀疑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郑振铎让人敬佩的另一方面，我以为是对文化的无限热爱和痴迷。完全可以说他嗜书成“癖”，他和自己的老友常说爱书爱得“弗得了”，他的夫人则说他书就是命，而他的爱子郑尔康认为，他把书看得比命还重要。纵观他的一生，他每个时期的工作、生活无不与“书”、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他坚信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他一生不知疲倦地购书、研究书、写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体现了“书生报国”的热忱和执着。他最后遗赠给国家的藏书有十万册，书的内容十分广泛，以历代诗文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民间文艺、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为主，而这些藏书无不是他节衣缩食、辛勤劳动所得。他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书都可以看到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
郑振铎的一生是纯真高尚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以书为友的一生，是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的一生。他的一生作为及其高尚品格，应该是我们后来者最好的楷模。
毛泽东评点臧克家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集》第52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臧克家小传
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臧家庄。诸城在胶东半岛上，这个县属古琅，两千年前，秦始皇东巡时曾在那儿刻石纪功，至今那儿还有非常有名的琅刻石。臧家庄在城西南十八里，它孤高地踞在一个小山岭上，村旁边有两座青山，一座是常山，一座是马耳山，苏东坡在密州作知州时，曾到常山打猎，留下“试扫北台看马耳”的诗句。
臧克家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
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咯血，仅仅活了34岁。
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空气浓，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
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出啦出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矢车郎，碰了南墙碰北墙。〖HT〗
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但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自君之出矣”；“床前明月光”；“壮士别燕丹”；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
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臧克家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六十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七十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在初小的两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
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
在“高小”学习了三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三年毕业，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一年毕业。
1923年，臧克家到济南，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该校校长王祝晨先生是高等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的，立志终生为教育献身，思想进步开明，常延请名人到校讲演，启迪学生的眼界和心胸，杜威、周作人、杨晦等人都曾到一师讲演过。
在全班中，臧克家的国文成绩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好评。就在那时，他开始写起了白话诗。一次，他向《语丝》投稿，周作人复了信，不久《语丝》将他的投稿登了出来，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接着他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稿子，又被采用，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他真是“不亦乐乎”。
当时，山东第一师范算得上济南的一个开明学校，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传播的一个阵地。在学校里，臧克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许多新出版的书。那时，为了鼓励学生读书，学校还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就是它的负责人。
1926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非常黑暗，臧克家感到压抑得透不气来。正当此时，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有几句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他便和同学结伴到武汉，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臧克家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
八月的朔风飘来雪花，
八月的身子摸不到棉花！
脱下清晨，披超黄昏，
一个影子随我的身，
对外人说自己这里有家，
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1929年，臧克家回到山东，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0年—1934年，在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得以认识许多名师，如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丁山、萧涤非、老舍、吴伯箫等，其中闻一多给他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去请一多先生鉴定。先生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吸上一支，让他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面谈诗。闻一多先生对他写诗总是用劲鼓励，把他的《难民》和《老马》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新月》给的稿费极高，八行诗给了四块大洋！
1933年夏，在王统照先生的大力协助下，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集得到了茅盾、老舍先生的好评，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等诗集。这些诗反映了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疾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诗人奔赴前方，艰苦地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他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战斗，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诗人呵……
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通过上面的这些诗句，我们似乎能感受到诗人火一样的战斗激情。这时期，他出版了《从军行》(1938年)、《泥淖集》(1939年)、《淮上吟》(1940年)等诗集，歌颂、鼓舞人民进行抗战。
1942年秋，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臧克家到了山城重庆，从事文艺创作，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出版了《我的诗生活》(1942年)、《泥土的歌》(1943年)、《十年诗选》(1945年)，以及长诗《古树的花朵》(1943年)等集子。1945年，在重庆，他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不几日，他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首颂诗《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7月，他到了上海，先为一家报纸《侨家报》编副刊，不久就主编《文讯》月刊，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等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文讯》出了《追念特辑》，郭绍虞、郑振铎等二十二位同志写了悼念文章。1947年，他与曹辛之、林宏、江星明合编《诗创造》月刊。又为“星群出版公司”主编了一套《创造诗丛》，共十二本。从1945年起，他开始写政治讽刺诗，揭露、批判、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的种种罪行，出版了《宝贝儿》(1946年)、《生命的零度》(1947年)，1947年还他出版了小说集《挂红》。
臧克家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要写诗，
因为我要活下去，
而且，越活越起劲！
我明白，在我们消极的时候，
你们才积极起来！
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
就是你们死了，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
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
去剖开你们的胸膛；
我要用我的诗句，
去叫醒，去串连起
一颗一颗的心，
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
站在一条线上，
向你们复仇！复仇！
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跨台前夕，更加疯狂地对进步文艺工作者压迫、摧残，臧克家被迫潜往香港。1949年3月，他到北京，先后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务。1956年，他编选了《中国新诗选》。1957年，毛泽东同志召见了臧克家，并对诗歌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解放以来，臧克家写了许多颂诗，先后出版了《一颗新星》(1958年)、《春风集》(1959年)、《凯旋》(1962年)、《欢呼集》(1959年)以及长诗《李大钊》等。另外他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随笔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1959年)、《杂花集》(1958年)和对诗歌问题探讨的《学诗断想》。此外，他还和周振甫合编了《毛泽东诗词》。
作者点评
臧克家有两首短诗被选进中学课本，一首是《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首是《老马》。他的这两首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臧克家自己本人也是“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我称他为中国诗坛的“老马”。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后，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我认为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臧克家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始终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这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当今中国，关于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走向的争论莫衷一是，许多人甚至认为诗歌已走到绝境，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应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毛泽东评点郭小川
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对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我一向认为他（指郭小川——引者注）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是学马雅的，写的是“楼梯诗”。……
——摘自范忠程主编的《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21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郭小川小传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风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亲都知书达礼，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3岁起识字，5岁读《诗经》，还会背诵许多儿歌，8岁就学着写对联。在小学念书时，郭小川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喜欢背诗，尤其喜欢《木兰诗》，经常吟诵出其中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幼年从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的文学熏陶，为郭小川以后成长为一名革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难到了北平。父母亲安排他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念书。1935年暑假后，郭小川跳班考入了该校高级师范班。在这里，年幼而矮小的郭小川，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散发抗日宣传品，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救亡杂志，参加宣传抗日的戏剧演出活动。在1936年北平学生举行的“六一三”大示威运动中，郭小川自愿担任纠察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他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东大，他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大会，成为学校救亡文艺团体——文艺青年联合会中活跃的一员。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展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 “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秘密出京经天津坐小船到大沽口，又乘英国商船“顺天号”到烟台，然后折回济南直奔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坐火车到了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又转到晋南的侯马、洪洞、运城等地。每到一处他都登台演出，控诉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觉醒。郭小川随着部队走遍了晋东、晋南和晋西北、雁北，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工作，不怕吃苦，党叫干啥就干啥。由于对革命忠诚，作风朴实，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过旅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兼任过教导营的政治教员。后来，又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郭小川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歇唱黄河》等。如《我们歌唱黄河》这样热情写道：
我们在河边上住了几百代，
我们对黄河有着最深的乡土爱，
我们知道河边上
有多少村庄，
多少山崖；……
……
来呀，
你们这脸上没有胡子的，
额上没有皱纹的，
这正是我们歌唱的时代！
来呀，
你们这和强盗厮杀的战士们，
和浪涛搏斗的水手们，
和土地拼命的农民们，
大胆地跳上舞台！……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叫敌人过黄河！
唱吧，
我们的歌声
不许我们周围有破坏者！……
一曲深情、豪迈、铿锵的《我们歌唱黄河》，激情澎湃，意气风发。它是一支青春之歌！也是一支民族奋进之歌！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它更是祖国的象征！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为了母亲的尊严不受强盗践踏，为了祖国的领土不被敌人侵犯，无数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此诗作于1940年“五四”青年节，诗的副标题是：“为绥德二百余人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而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不顾全中国人民的抗议，疯狂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内忧外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边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顽强奋战，一边同汉奸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其时，年仅21岁的诗人便是这“脸上没有胡子的，额上没有皱纹的”青年革命战士中的一员。站在浩荡奔涌的黄河岸边，看着身边那一张张纯朴、乐观、充满朝气的战友脸庞，诗人发自肺腑，直抒胸臆，用最朴实、真挚、热烈的语言，一气呵成《我们歌唱黄河》。这也正是当时在陕北、在敌后根据地、在抗日前线的千千万万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的心声。
1941年1月，部队首长送他到延安学习。从这时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延安，郭小川主要是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赞誉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之歌》，他以朴素而诚挚的阶级感情把第一支颂歌献给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另外，在延安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还写了怀念烈士的《一个声音》，赞美战士革命精神的《草鞋》以及歌颂在敌人屠刀面前坚贞不屈、机智勇敢的平原老人的《老雇工》等诗作。次年5月23日，郭小川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后来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开展了一个文艺大普及的群众性秧歌运动。此外，郭小川和中央党校的其他同志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该剧公演时，毛泽东两次观看该剧，亲笔写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线奔赴各个战场，投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他领导的部队被敌人称为“郭部”。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调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这一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任《大众报》的负责人。这一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郭小川随军入关。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为
党报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在那紧张的解放战争中，郭小川写过《老家》、《给一个瞎子》、《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会师》等诗作，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索诗歌创作问题，常常是信手提笔，没有经过认真的构思，还有一些诗只在本子上写下一些片言只语，但却是他当时思想的真实流露。1949年5月，郭小川随军南下，6月，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不久任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他又被调到中南文艺战线任领导工作。这期间，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常为党报起草包括社论在内的各种评论。他把自己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政论，如《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农村调查片谈》等等，深入浅出地宣传毛主席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还与另外两位同志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在当时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开辟了《思想杂谈》的专栏，通俗地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诗人还常常到基层学习、访问，帮助总结工作经验。他在访问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后，热情赞扬那里的宣传部门执行了群众路线，并为《人民日报》写了《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的长篇通讯，毛泽东看了这篇通讯后曾给予好评。
由于郭小川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53年3月7日，党中央调郭小川到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党组成员，以后又担任党组副书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面对前面的困难险阻，需要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在各条战线上团结进取，努力拼搏，开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伟业。置身在这火热的建设和斗争生活中，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和许多普通的斗士” 唱出了最雄壮的颂歌和战歌。 其间，他先后创作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随手一掬，都闪耀着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
它每时每刻
都在召唤你们
投入
火热的斗争，
斗争
这就是
生命，
这就是
最富有的
人生。
——《投入火热的斗争》
于是
将军的沉重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震响了：
“问题很简单——
不勇敢的
在斗争中学会勇敢，
怕困难的
去顽强地熟悉困难。”
——《向困难进军》
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