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的两腿
能够跟千里驹的四蹄赛跑，
那就让我们
放开英雄的步子
走在时代的前哨。
都说
年青人的精力
能够叫饥饿的人一看就饱，
那就要
毫无保留地
把它投进社会主义的高潮。
——《在社会主义高潮中》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了一组诗，题名叫《致青年公民》。组诗一共7首，上面这3首诗便是其中之一。前面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两首诗下面都分别加有副标题：“致青年公民”和“再致青年公民”。因为一些人认为“致青年公民”有从外国移植之嫌，向诗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从第四首开始，郭小川遂将副标题改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组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批评家的注意。它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内容上充满革命朝气，在于诗歌语言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还在于它那新颖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也有批评家不赞成这种“楼梯式”诗歌形式，说他是生硬地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对此，郭小川在《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一文中曾解释道：“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所谓‘楼梯式’的排列方法，私心倒不是想搬马雅可夫斯基的现成格式，恐怕主要是因为我不善于使用中国语言。为了表现稍许充沛一些的感情，我写的句子总是老长老长的（短句子总觉得不够劲），而如果把二十个字排成一行，那读者（尤其是朗诵者）一定会感到难念。”而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长句子调整一下：或排成一行，或是对齐，都会使人感觉失去了原诗的力度和音乐性。这是因为，一首诗的格式与诗的内容往往是互相依存互相烘托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对于诗歌的音乐性，郭小川不但自己在创作时非常重视，也多次对初学者和在诗论中强调过。他认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一个群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为了把握诗歌的音乐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自己写一首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深入生活第一线，激情喷涌，一气呵成，但也不乏仔细推敲，千锤百炼之作。他说：“诗，应当是由一个个最准确表现内容的、新鲜的、富丽的句子所组成。”一首诗，不但要有别具一格的语言，尤其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和积累来的语言，还要有意味深长、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诗，正是这样实现着，体现着。
这期间，他曾一度出访，参加国际性的作家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建立国际文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诗，歌颂祖国的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春暖花开》、《天安门广场》等。除此，他还精心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其政治热情之高，之强烈，远远超出一般作家诗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极力讴歌革命，讴歌时代。但是，他在1957年的
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中却表现得有些跟不上形势，甚至有些“右倾”。翻检郭小川的诗作，写于1958年甚或1959年表现“大跃进”生活的诗，直接的只有《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以及《捷音破晓》三首，加上间接有关的《送同志们》、《春暖花开》、《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等(诗中有些意境或有些诗句反映了“大跃进”生活)，也不过七、八首。而《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和《爆竹两三声》又都是写于1958年3月，亦即“大跃进”的前期，而在“大跃进”高潮期，他几乎没有写什么直接反映“大跃进”的诗。
1960年春，郭小川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钢城包头深入生活，进行参观访问。看到祖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变山石为宝的壮举，那草原上流淌的钢花，如春风一般催动了诗人心上的欢乐之花。他学习并运用民歌形式，写下了《平炉王出钢记》，为草原上喷射出来的“跟天安门的焰火成了对对”的钢花欢呼。全诗共分三个部分：“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看钢人等看那打头的钢”、“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诗人在第一部分一开头即用民歌的格式欢唱：
响了一声硬雷震开个云，
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
天安门的焰火万里路上明，
一照照到包头钢铁城。
包头钢铁城有个平炉王，
举起胳臂能够得上天堂。……
烟囱吐豪气，炉心滚热浪，
平炉王立马追镫要出钢。
云头里打闪遍地明，
天上天下齐惊动。
天上的星星摆开溜，
草原的青蒿张开手。
大青山落了十丈三，
乌拉山矮了一大半。
大风砂扔了喇叭筒，
黄河水停了呜哇声。这首诗既融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也明显有群众口语化的色彩。诗人不直接描写平炉王井架的高大和巨大的产钢量，而是通过一系列对比手法的运用，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大青山落了十丈三，乌拉山矮了一大半”，作者通过对草原上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出平炉王的高耸入云的雄姿。“大风砂扔了喇叭筒，黄河水停了呜哇声”，更显示出平炉王撼天动地的宏伟气魄。他在结尾部分写钢水的涌现：“又一片焰火冲进九重霄，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 流出来的钢水红艳艳，活象一串子太阳落草原。/ 喷出来的钢花金棱棱，好似千万颗星星闹天宫。”既形象又生动。这也正是诗人向新民歌和群众语言学习的结果。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题为《诗歌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诗人要向“人民群众的诗——新民歌”学习，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的养分，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写出革命新诗。对于植根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民歌，郭小川至为推崇。他说：“新民歌就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离开了它，就悬在半空，随时都会跌落尘埃。……它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族的东西，它摆脱了我国古代的旧思想和现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它的身上，既没有封建八股腔，也没有洋八股调。它的基本倾向，真正地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上自然灾害和一些国际原因，全国物质生活处在严重匮乏之中。但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干劲，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冲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错误和问题进行深入总结，“左”的思想倾向受到遏制。郭小川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并获得了一年的创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辽宁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的鞍山、抚顺参观访问，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东北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十分激动。他热情饱满，劲头十足，决心把中国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冲天干劲写出来，既是歌颂他们，也鼓舞全国人民。为了创作，他不顾劳累和身体不好，甚至放弃了春节回家休假，和钢铁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同战斗，共欢乐。经过长期积累，他创作出《鞍钢一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钢的时候》和《追踪老孟泰的脚步》等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诗篇……接着他连续写出了几十首好诗，结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纱帐》(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昆仑行》（196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中的诗，和诗人过去创作的诗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迈雄伟的气派，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祝酒歌》、《秋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西出阳关》、《夜进塔里木》、《昆仑行》等为代表，它们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题思想、对现实斗争的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生动而具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强烈地传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些诗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峰，标志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思想和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的战斗精神，且特别注重美的开掘及诗歌形式的创新，今天我们读起来依然激情喷发，在以往的诗评论中，一般都以为这一时期郭小川的作品讴歌了火热的生活，或颂扬了劳动者的崇高品格，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颂人的精神的同时，还张扬了一种人生的选择，或一种在生活困境中应该保持的姿态与情怀。
正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协机关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从此，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围湖造田的重体力劳动。郭小川以他诗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来到了湖北咸宁。在这里，他仍坚持创作，坚守自己革命诗人的战斗岗位。他先后写了《柿情歌》、《欢乐歌》、《花纹歌》(以上3首诗人称之为《江南林区三唱》)、《新路歌》、《长江组歌》、《赠友人》、《万里长江横渡》、《祝诗》、《长江边上五七路》等。
这些诗在当时自然大部分得不到发表机会，有的只能在干校墙报上刊登，有的或在集会上朗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里，诗人凭着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怀的磊落光明，保持着他当年年轻战士的天真，继续放声歌唱：“此刻呵，/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的道路，/也许是曲折的，/然而前程正远！/……我们能够，/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赠友人》)读着郭小川写的这些诗句，我们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个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但“四人帮”嫉恨郭小川，把他污蔑成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郭小川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在团泊洼，尽管环境更加恶劣，郭小川仍不顾病体，努力研读革命理论著作。从1975年春天起，他学习了四卷本《列宁选集》，接着又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被隔离审查，突然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怀着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挥笔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诗中写道：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郭小川铮铮铁骨，百折不挠，他的诗充满浩然正气，掷地有声。与其说它是一篇革命战士的宣言，不如说它是向“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投掷的一颗重磅炸弹，是为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家所谱写的一曲丧葬之歌！对革命文艺创作，郭小川始终积极倡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他在《我们需要最强音》一文中说：“浪漫主义，这里当然指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艺术创作方法，它的意思大致是：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表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对于未来的梦想。”“缺少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缺少革命的浪漫主义，我认为，实质上就是缺乏思想，缺乏共产主义的深刻的思想。”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道：“我们都已熟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呢？最根本的，恐怕是从革命的实际出发。而这两者都是要从革命斗争中来，从革命生活中来，决不是只说几句‘豪言壮语’……”
同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召见了郭小川，对他给予了慰勉，并且决定采取实际措施(把郭小川的组织关系由文化部转到中央组织部)，帮助他摆脱“四人帮”的禁锢，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创作。一个月后，他实现了到河南农村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愿望，先后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林县和辉县考察，还准备到大寨、遵化参观学习访问，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还是写出了《拍石头》、《登九山》、《辉县好地方》等反映农村题材的好诗。由于“四人帮”一伙的长期迫害，郭小川的身体越来越差，周恩来、毛泽东几位中央领导人去世时，正是郭小川的身体极度虚弱时期，但诗人含悲忍泪写出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未完成）等诗篇。1976年10月8日，郭小川不得不带着未写完的诗稿住进了安阳医院。10月18日凌晨，中国当代优秀的无产阶级诗人郭小川在安阳不幸逝世，终年仅57岁。
作者点评
郭小川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勉劳动，顽强战斗，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战士的闪光的脚印和一个诗人的独特丰碑。正如他在《自己的志愿》一诗中写到的：
假如有一天，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因为
我以诗的激情
唱出了党的歌声；
假如有一天，
我成为一个精良的战士，
那就是因为
我以创造精神
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命令。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郭小川始终满怀革命激情，站在时代斗争的潮头，站在工农兵中间。郭小川一生，几乎踏遍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黄海之滨、茫茫戈壁……工厂、农村、军垦地、林区、边防哨卡……无不留下过他的足迹。战士与诗人，这两个人类神圣职业的名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诗，就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激发人们奋斗的鼓点！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孜孜不倦、至死不渝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慷慨高歌。他先后出版了《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等十一本诗集。这些诗不但是20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代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诗人在革命文艺创作道路上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晶。
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这样高度评介郭小川的创作：“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的诗并不尽是杰作，……任何一个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只要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要他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会反射出太阳的光彩一样。”郭小川的诗歌，恰恰就是那晶莹透亮的露珠，折射着我们时代的光辉。郭小川走过的革命历程，正如他在《秋歌》中所写的：“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见鬼去吧，三分杂念，半斤气馁，一己声名；/滚它的吧，市侩哲学，庸人习气，懦夫行径。//面对大好形势，一片光明，而不放声歌颂；//这样的人，哪怕有一万个，也少于零。//……战士的一生，只能是战斗的一生；/战士的作风，只能是革命的作风。”
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肆虐时期，身心饱受“四人帮”一伙的残酷摧残，郭小川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无比深情，讴歌不停，战斗不止。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生涯中，郭小川始终坚持走富有独创风格的艺术道路。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个人特色”。而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气质和全部修养在创作上的综合表现……”他还曾具体地指出诗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为了使诗歌艺术在外在形式上更充分地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郭小川曾先后借鉴和采用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我国现代诗创作传统的民歌体、自由体、新格律体等等多种体式。而他独创的富有音韵美的“长句体”，集格律体、自由体于一身，使革命的激情和艺术形式在这里达到了更为完美的统一。在他生前，留下了若干关于无产阶级新诗发展理论方面的文章，以及与各地诗歌爱好者进行诗歌创作方面的探讨的通信。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些散见各处的文章和书信结集为《谈诗》出版，受到广大诗歌爱好者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些理论文章和通信中，不仅高度体现了郭小川作为一名革命诗人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端正态度，也可深切地感受到他那一贯平易近人、诚恳质朴的革命战士作风。
今天，这位革命战士诗人早已离我们而去，他生活和战斗过的那个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但读他的诗——这些饱含着高尚革命情操和深刻哲理、留给子孙后代的革命文化遗产，依然使人热血沸腾，发人深思。从他的诗里，我们既可以读到那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的人的热烈、亢奋、激动、昂扬、欢快，也可以读到往往以“痕迹”及情绪方式呈显的人的（或诗人的）悲哀与不幸。激励我们更加努力、更加奋进，继续建设和开拓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壮志雄心！
郭小川无愧于我们时代杰出歌手的称号！更无愧于“革命战士诗人”的崇高荣誉！
毛泽东评点章太炎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摘自周朔源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第453-455页，红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章太炎小传
章太炎，名炳麟，字梅叔，也写作枚叔，后改名章绛，太炎是他的别号。1869年1月12日，他生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出生的那一年，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十七年，太平天国革命失放后的第五年。在他十五岁那年，中法战争爆发。二十五岁那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二十九岁那年，发生了戊戊维新变法运动。三十一岁那年，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因此，章太炎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种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年代里，脱胎于封建阶级的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
分子，眼看着堂堂的天朝大国正在每下愈况地走着下坡路，便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为了寻求一条出路他们产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想尝试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来改造中国社会。新的革命时机就这样逐渐地趋于成熟了。章太炎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里，周围的环境自然会给他一定的影响。从他开始懂得人事的时候起，他两眼所看到的，两耳所听到的，都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他也像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很早就肩负起了忧国忧民的重担，随着时代的浪潮，走上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章太炎一生的思想主流是民族主义思想。最早把民族主义思想灌输给他的人是他的启蒙老师朱有虔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2、14—1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他是章太炎的外祖父，是个国学功底厚实而又富有民族意识的学者。在章太炎九岁那年，朱老先生从老家来到余杭，做了外孙的启蒙老师。朱老先生教学很严格，教导外孙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用功。因此，他仅仅只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十一、二岁的章太炎训练成了一个勤学少年。在授课过程中，每当一篇一章讲完后，老先生偶然也利用剩余的时间给外孙讲些明末清初的历史故事，或者给外孙讲讲明末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事迹和著作。
章太炎十三岁那年，朱有虔老先生回家去了。于是，章太炎就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父亲工作很忙，不能一天到晚陪伴着他。每当父亲外出的时候，章太炎就丢开书本，随着自己的兴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书。他读了《东华录》以及《明季稗史》等书，更清楚地知道了明朝亡国的经过和戴名世、吕留度等人的“文字狱”的经过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2、14—1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他也知道了郑成功据守台湾抗清的事迹。通过这些书籍的影响，章太炎就进一步在心头奠定了民族主义思想基础。据他自己说，他当时已有“奋然愿为浙东父老雪耻”的念头了。
在章太炎的青少年时代，与民族主义思想同时并存于他头脑中的还有复古主义思想的萌芽。这种复古主义思想的根源是古书的影响。章太炎从十二、三岁的时候起，就开始深刻地钻研古籍《文选》、《说文解字》、《九经义疏》、《音学五书》、《经义述闻》、《尔雅义疏》、《学海堂经解》等书。这些书往往过于美化古代社会，它们一方面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受少数民族欺侮时缅怀祖先的功业，成为产生民族主义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在社会腐败的时候发思古之幽情，觉得今不如昔，产生复古主义思想。章太炎在深入钻研这些古籍的时候，也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发展了他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复古主义思想的萌芽。
不过，在思想上，二十岁以前的章太炎毕竟还处在启蒙期。这个时期，不论是他的学术思想或政治思想，都还没有正式定型。特别是复古主义思想，还只是他思想中的一股潜流，还没有发展滋长起来。到了二十岁到三十岁的这一段时期，他的思想才逐渐定型。
对章太炎学术思想影响最大最深的人是他的老师俞樾，他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一脉相承下来的扬州学派的著名朴学大师，著作很多，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在章太炎二十三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便离开家乡，到杭州去求学。他寄寓在杭州城里外叔祖朱洁泉家里，早出晚归地到俞樾那里去受业。
俞樾自己的治学态度谨严不苟，对门下弟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这种严格的要求也就是章太炎一生学问事业的可靠奠基石。原来章太炎读书贪多，不求精读，在俞樾的指导下，章太炎在进“诂经精舍”分别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4-5、18—19、25、3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前后，一度有过精读的转变，所以他在“诂经精舍”里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深得师道的高材生，很受俞樾的喜欢与器重。章太炎也深深知道自己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的可靠继承人，有责任要把老师那一套渊博精审的学问全部继承过来。因此，他把老师一再告诫自己的求学要“精研故驯，博考事实”的道理作为座右铭。
除俞樾以外，章太炎也曾经受到过黄以周、孙诒让、宋衡等人的影响。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因为和章太炎过从甚密，在道德学问上也有过互相的影响，这些人是杨誉龙等。章太炎因为有这些良师益友的指点与帮助，学业上的进步极快，在二十三岁以后就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体系。他在经学方面崇尚古文学派，特别仰慕刘子骏，曾经刻有一枚“刘门私淑弟子”的图章。
但是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成长和政治思想上的成长是不平衡的。他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学术思想正在逐渐地趋向成熟，而在政治思想上却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章太炎早期政治思想的成长过程是和整个时代合拍的。当他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是改良主义思想极为盛行的时候，他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占了上风，所以他就如同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先热衷于改良主义运动，当改良主义遭到碰壁以后，才走上反满革命的道路。《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了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章太炎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卷入到了改良主义运动当中。
1896年，他被聘去担任《时务报》的撰述。1897年，章太炎离杭赴沪，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那一年，他年方二十八岁。章太炎在担任《时务报》撰述时分别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4-5、18—19、25、3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写过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代表性、能窥见他当时思想情况的有《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发愤图强”、“修内政”、“行新制度”等主张，在外交上则错误地提出“外日本，以御俄罗斯” 的见解。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瓮遏民气”是国家贫弱的原因，为了自强，应当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以开通民气。这两篇文章表明，章太炎当时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还没有想到采取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
但是，虽然那时候的章太炎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却还是有着不同之点的。章太炎的主张比康、梁激进，他认为变法应当积极地实行。正是由于这一点激进与保守的不同，再加上他和康有为、梁启超在经学思想上分属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两者格格不入，因此，他在《时务报》仅仅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辞去职务，离开上海，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到武昌去做他的幕僚了。张之洞为了阻遏先进思想的潮流，正在撰写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并在着手筹备《正学报》的出版工作。他邀章太炎去做他的幕友，主要原因是仰慕章太炎在学术方面的声誉，想利用他来作《正学报》的招牌，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分别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4-5、18—19、25、3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但是章太炎当时对清朝的统治感到有些失望，正处在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反满革命者的道路上，因此他对于《劝学篇》不仅毫无兴趣，甚至有些讨厌。他为了表明白己的立场，特地为《正学报》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六万余言的《排满论》。张之洞深恐不已，赶快把章太炎逐出武昌，送回上海。
章太炎回到上海后不久，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重新开始垂帘听政。章太炎被通缉，逃亡台湾分别见姜义华著的《章太炎评传》第4-5、18—19、25、3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这一次政变使得改良主义者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章太炎对于改良主义的道路是否能走得通开始产生怀疑。他在流亡台湾时期，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着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的国家。不久他又到了日本，看到了更多的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报刊物，思想上受到了更多的启发。
政变的风头过去以后，章太炎悄悄回国。在上海，他认识了唐才常。当时他正在上海筹备起义。章太炎知道唐才常仍然准备以“勤王”为号召，便向他提出：“如果为了光复汉室天下，就不应该再拥戴满洲人的光绪皇帝；如果你一定要勤王效忠，那末我的志趣和你背道而驰，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他为了表示自己已下定决心要推翻清朝政府恢复汉室江山，便当场把自己的辫子剪断，改变装束，并且还写了一篇《解辫发》。“断发改装”这一举动，标志出着太炎思想上的一大转变，他从怀疑改良主义到正式宣告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以后，他开始大踏步地走上了反满民族革命的道路。
1900年，唐才常起义失败了。因为章太炎和唐才常有过交情，章太炎的名字便被清政府列入了黑名单。他为了逃避追捕，便悄悄地回到家乡去度岁。但是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追捕他的人已跟踪而至，便匆匆忙忙地躲入一座和尚寺庙。躲了十天以后，看看没有什么动静，章太炎便辗转又到了上海、苏州。
1902年春天，章太炎隐匿在苏州的秘密被清政府发觉了。他又一次遭到清政府下令通缉，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分别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4—5、18—19、25、3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里已无法容身了，就只好第二次流亡到日本去分别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69-70、48—50、8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达一次他住在日本横滨的一家小旅馆里，替广智书局翻译一些书稿，赚点稿费来勉强地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斯宾塞等人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眼界开阔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也就更加坚定了。在日本，他认识了一个兴中会的成员革命志士秦力山。
秦力山把章太炎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用会党内部结盟订交的仪式，在中和堂与章太炎订交。
章太炎这一次在日本居留了三个月。4月底，他回到上海，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组建了一个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救国。不久，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住了一个时期，趁着比较松散的机会，整理了自己在1899年以前写的一些短篇著作，揖成为一册，题名《书》，刊印问世分别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69-70、48—50、8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书》是章太炎早期政治、学术方面的代表作，里面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儒家的学术思想，也谈到了经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到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礼俗，也谈到了历史。
当时，爱国学社拥有一个鼓吹革命的讲坛，而且还控制着一家报纸《苏报》作为喉舌。当时《苏报》的社会影响很大，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更受读者的欢迎。
章太炎怀着革命愿望参加爱国学社，加盟爱国学社不久，青年革命家邹容回国了，他也住在爱国学社里。邹容仔细地读了章太炎的许多文章。文章读多了，思想上自然也就受了感染，邹容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了。他写了一篇富有战斗性的宣传革命的著作《革命军》，请章太炎帮他修改。章太炎十分仔细地阅读《革命军》的全文，击节称善。于是，他特地给《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作为介绍。他在序言中推崇《革命军》这篇著作是“义师先声”，所以也能“恢发智戳”，起到极为重大的影响。
正当《苏报》大力鼓吹革命、邹容的《革命军》受到社会上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的同时，身为改良主义者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两人，也在那里积极活动，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想和革命派来争夺群众。他们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盅惑人心的《与南北美洲落华商书》，想在华侨社区中贩卖他的改良主义的货色。他们将该文题名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并教人到南北美洲和南洋群岛等地的华侨中去散发，企图拉拢华侨。
对于康有为这种盅惑人心的伎俩，革命党人对之深恶痛绝。章太炎以革命急先锋的姿态，立即写了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登载在1903年6月29日的《苏报》上分别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69-70、48—50、8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逐点驳斥了康有为的荒谬伎俩。章太炎首先揭破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不是从千百万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自己一时之富贵的政治手段。接着，章太炎指出：满洲贵族并没有与汉人同化，而是骑在汉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满汉之间所以会有矛盾，完全是由于满洲贵族对广大汉族人民肆意压迫所引起。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杰作，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一篇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在章太炎自己的历史上又树立了一块里程脾，标志他的思想又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而对于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来说，它犹如一阵狂风，卷走了康有为散布的改良主义的阴云迷雾，替革命派充实了思想上的武装，壮大了革命派的阵势。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发表以后，哄动了整个社会，邹、章两人一时成了国内外举世瞩目的重要人物。这两篇著作像两发子弹一样，有力地打中了清政府的要害，使它感到惶恐不安。清政府因此对《苏报》和章太炎、邹容等人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把苏报查封掉，把章、邹等被捉去法办。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便和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迫害租界里的革命党人。
1903年6月30日，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一起到爱国学社捉人。蔡元培等事先得知消息，逃走了。章太炎没有走，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当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闯进爱国学社的时候，章太炎迎上前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一）第376页，张篁溪于是，他被带上手铐，捉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去了。章太炎被捕后，因人民的反对，又于1904年5月21日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先前羁押的一年计算在内，予以扣除，监禁期满以后，逐出租界。
官司判决以后，章太炎和邹容从巡捕房的拘留所转到了监狱里。在被监禁期间，章太炎为了修养身心，在做完苦工以后常念点书。这时候他念的多是佛学书籍，如《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等《章太炎评传》第93、96、98、102—103、139页，姜义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这些佛学书有的是讲佛家逻辑的，有的是宣扬唯心主义的佛教哲学的。它们对章太炎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狱中，他还写了《癸卯狱中日记》。1904年冬天，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章太炎虽在狱中，但他也是光复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并且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光复会的领袖看待。
1906年5月，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活着走出了租界里的监狱的大门。在他出狱前—年的8月里，由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已在日本成立。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早就知道了章太炎刑期已满，将被释放的消息，就特地派了几个代表到上海来迎接。于是，章太炎在出狱的当天晚上，就搭乘日本邮船，又一次东渡到了日本《章太炎评传》第93、96、98、102—103、139页，姜义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这一次他不再是偷偷地逃亡，而是被人们当作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英雄来看待。在他到达东京的那一天，在码头上迎接他的人群十分拥挤。章太炎到了日本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演讲起了登高疾呼的作用，在当时他敢于那样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听到他演说的人都被他的慷慨陈词所感动，特别是青年留学生，听了以后，都十分佩服他。
以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负责撰写政治性的文章和评论时事《章太炎评传》第93、96、98、102—103、139页，姜义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当时《民报》正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笔战——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章太炎充当了革命派的喉舌，他以犀利的笔锋和改良派展开斗争。他无情地解剖了改良主义的本质，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他的文章是《民报》上比较受欢迎的内容。在这一段时期里，章太炎是左右《民报》言论动向的人。如果说当时的《民报》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思想方面有过贡献的话，那么章太炎应当有着一份重要的功劳。章太炎在《民报》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文章和一些时评当中。他确实成为革命的喉舌，是一个“所向披靡”的革命家。后来他的学生鲁迅称赞他的一生时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章太炎在担任《民报》主编，发表一系列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论的同时，也写过不少探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等学术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都是在对某一个问题作了长期研究、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写成的，因此它们能够比较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章太炎的思想面貌。其中他写的文章有《代议然否论》、《国家论》、《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四惑论》《章太炎评传》第93、96、98、102—103、139页，姜义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等。章太炎的思想深处是矛盾重重的，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基本上与一个革命家的身分相吻合，但对另一些问题的看法，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与他革命家的身份不很相称。这些，都能说明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而是具有革命性与反动性双重人格的人。
章太炎在主编《民报》的同时，由于一些留日学生的要求，也附带从事讲学的工作。起初，他办了一个“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听讲的人很多。后来，他在自己的寓所也开了一个班授课。1908年，章太炎结束了他的编辑生活，专门从事讲学和著书的工作。这时候，投到他门下来学习的人更多了，例如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成了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评传》第93、96、98、102—103、139页，姜义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为了讲学的需要，章太炎还潜心著书。他写了《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等著作，系统地发表了他对文字音韵学、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