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满头银发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扬来到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无比激动。很多原来以为周扬同志已不在人世的边远地区的代表，惊喜交加，热泪盈眶。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扬发表讲话，他哽咽着，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他向一些由于他的工作的失误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周扬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这段时期，周扬先后在《人民日报》、《望》、《解放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志上发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讲话，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艺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在斗争中学习》、《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等。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重新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全面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再次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结束后，周扬又出面主持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从1983年开始，周扬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于次年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晚年的周扬，不顾疾病的折磨，仍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心群众文化事业。1985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即将成立，请他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慨然允诺，并希望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群众文化的研究与工作。
1989年7月31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摧残、积劳成疾的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作者点评
“文苑鹰扬，一世忠勤担道义；霜天月落 ，百年功过付春秋”。
这幅挽联，是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在周扬的追悼会上献在周扬灵前的。往事历历，岁月倥偬。曲指算来，周扬已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的人生旅程，可谓风云激荡，大起大落。人们不管是谈到“左联”时期反文化“围剿”运动，还是谈到抗战文学运动和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的兴起，抑或是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都不能不提到周扬的名字
。不能不记起他作为一位理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翻译家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自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开始，除了“十年浩劫”，一直以来，周扬始终处在文化思想战线的领导岗位。他的一生，是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发展辛勤耕耘、殚精竭虑的一生。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战斗在党的文艺战线上，鞠躬尽粹，无怨无悔。左联时期，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致力于将苏联文学介绍给中国的人民群众；参与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提出和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同时，从理论构架的高度，开始致力于开拓和指导我国革命群众文化运动，并终生不渝。抗日战争年代，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文学运动和解放区文艺运动中。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权威的阐释者和最忠实的执行者，他为我国话剧和歌剧等文艺体裁的发展，建树卓越。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他大刀阔斧地在文艺界进行整顿和改革，抓电影，促戏剧，搞戏曲革新……鼓励作家们大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引导新中国文艺逐步朝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道路上大步前进。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文革”岁月，周扬首当其冲，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成为林彪、“四人帮”的受害者。但就是在这被长期监禁、遭受残酷迫害的岁月里，周扬反复阅读、仔细研究的几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他一边读书，一边冷静检讨自己在各个时期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70岁高龄的周扬，再一次以火热的革命激情，活跃在新时期文艺战线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讲话：他认真总结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重新认识鲁迅；提倡继承左翼文化运动革命传统；呼吁对人才的培养和尊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等等，在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高瞻远瞩，乘风破浪，与时俱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周扬对待某些人和某些具体问题上所存在的片面性、武断性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扬重新回到文化文艺战线的领导岗位上。这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来，文化思想领域的历次运动中，由于自己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使一批文化界人士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尽管这些“运动”都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不是自己个人所主宰得了的。但他却没有因此就推卸自己的责任，抹煞自己所犯的错误。他曾无比痛心地对人说：在延安时期，有些同志被我错误地批判过；在北京，我错误地批判了不少人。为此，他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作自我批评，非常诚恳地向他们表示道歉，为他们平反昭雪。在他的晚年，他更是将培养人才、爱惜人才的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这不是表面上的走过场，跟形势，顺应时代潮流，而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老共产党员的深刻反省，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