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时的日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的福岗工业大学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他果然考上了，进入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开始特别感兴趣。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或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艾思奇下决心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他拿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注意将理论和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已搬到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 缺席，每次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他回国投身革命，才写出《大众哲学》那样一部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在东京留学生中有十四个云南老乡，暑期时曾相约一起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一天，艾思奇对姚蓬心说：“昨天晚上熄灯睡觉后，我听见有人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他们便商量着先别睡熟，看看是怎么回事。晚上等大家入睡后，果然有个人影摸黑起来打开箱子拿东西吃。两人悄悄察看，发现此人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于是决定第二天要求两人值班做饭，以便乘大家出去游泳时，可以在家把这事弄个究竟。次日，等大伙一下海游泳，两人就打开那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包家乡土产——干鸡棕。两人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还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艾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菜请大家尝尝。”说罢，他便郑重其事地端出一大盘鸡棕炒肉。由于味道鲜美又是家乡土产，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老乡又摸黑起来打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第二天下午，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气恼，愤愤地说：“我们宿舍里有人偷东西！”姚蓬心便问：“你丢了什么？”他只是说：“东西不值钱。”但再问他，就不肯回答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艾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度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出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这里他经常忙于写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考虑到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艾思奇做好理论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介绍艾思奇加入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3年夏，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正路》，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艾思奇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抽
象作用与辩证法》，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进化论与真实论据》，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1934年，只有24岁的艾思奇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氵是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的许多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11月，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氵是、艾思奇、聂征农任编辑。艾思奇在这时撰写的《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作者注)
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思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在仔细阅读的同时还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其科学内容，又指出其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有的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也有的以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的笔名发表，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收入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高士其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出版)。1936年夏，艾思奇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这期间，艾思奇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自己以李崇基的笔名写的科学小品有：《谈死光》、《毒瓦斯》、《谈潜水艇》、《火箭》、《太阳黑点与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问题》、《女变男及其他》、《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
艾思奇所写的科学小品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抨击旧制度。比如《斑马》一作中，他介绍了斑马的种种知识后，笔锋一转，抨击起“害群之马”的“不抵抗政策”来了：“斑马如果遇上狮子，情形正和弱小民族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一样，那种为生存而搏斗的景象，是非常悲壮的。一听见狮子来了，于是分散着的斑马群就聚拢起来，团结起来。几十个斑马共同排列成一个圆阵，把头都朝着圆阵的中心，把屁股朝着外，开始接连不断地踢它们的后脚。这样一来，圆阵四周就自然地变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即使那狮子有坦克车一般大的力量，枪炮一般厉害的爪牙，也休想进攻分毫。狮子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走来走去，逡巡着等机会，等到实在觉得无望了的时候，就也只好罢手，各自走开，而斑马的抵抗政策也算大功告成了。但斑马中也不是没有‘害群之马’，这些斑马常常破坏了大家的抵抗政策。当狮子来攻，斑马都列成圆阵的时候，害群之马只知道恐怖地张望着，却不肯踢动后腿，狮子逡巡到后面看，见这儿有了一个空隙，于是就大吼一声，扑上前去。斑马们辛辛苦苦围成的圆阵，就此完结，而帝国主义的狮子就胜利了。”从科学的角度看，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大都是介绍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能给读者以新的知识。如《谈潜水艇》是谈潜水艇与鱼雷的知识，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想了解这些新的军事常识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毛泽东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惟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这时，毛泽东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和吴黎平，并希望他们阅
后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两人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敬礼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毛泽东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毛泽东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
艾思奇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概、胆略和渊博的学问。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王丹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1960年，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四十多年后仍然幸存。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毛泽东的信及摘录文章。
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在这以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还兼任文化工作的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
1939年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由艾思奇任主编，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此间，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在延安举行的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同仁。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便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人会议，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任《解放日报》总编。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艾思奇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到：“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不久，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其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企图以此欺骗人民。艾思奇立即针锋相对，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对其予以驳斥，指出这本书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同时他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还写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颠倒，……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多了，中国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不仅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又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和赞赏，而且对人民大众掌握明确哲学道理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作了鲜明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从此，他更加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1959年，中央党校一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他亲自布置计划且常常讲课。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党校还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逻辑班时，艾思奇亲自抓教学，并多次讲授“辩证逻辑”等课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为解决好这一问题，解放以后，艾思奇曾四下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提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上加以分析。1958年，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去参加人民公社运动。那时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浮夸风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也有所觉察，但正值群众运动高潮，话说得不恰当很容易造成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局面。如果默然不吭，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又于心不安。对此，艾思奇从唯物辩证角度，写了一篇题为《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的文章，既积极保护了群众的热情，又提出了应该防止片面性。文章首先指出：“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尔后，他用了大量的笔墨肯定人民群众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已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防止片面性的建议，是辩证客观的，它的提出不仅对当时的建设，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意义都非常大而深远。
在这之后，艾思奇也写过不少论文、讲稿，其中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等，这些论文、讲稿，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2年都收录在《艾思奇文集》第1、2卷中，该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点评
艾思奇在青年时代所学的是冶金专业，他在24岁时所写的《大众哲学》，抗日战争初期就印行到第10版。那时，进步的知识青年谁不知道《大众哲学》，而且一提到《大众哲学》就想到艾思奇，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词。到解放前为止，这本书就印行了32版，可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中国有着多大影响。他在27岁时所写的《哲学与生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喜爱，在阅读该书时，伟人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作了19页长篇摘录，这足以说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卓越的才华。当然，他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
面所取得成就，源于他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更源于他心系中国革命与建设，心系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他在哲学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找到了广大劳动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即写作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从神秘玄妙的宫殿拉向了十字街头，日常生活。艾思奇不愧为我国大众哲学的开拓先锋。
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艾思奇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到延安后，他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是党安排给他的工作——党内思想教育。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勉朴实地工作着，从不讲阔气，摆架子。他待人热情、诚恳。他的讲课从不以声取胜，而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他的讲话更具有敏锐、深刻的内涵、严密的逻辑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这时的哲学家艾思奇，人们更多地称他为“艾教员”。因此，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所说的那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
毛泽东评点李达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侯，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
教安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箱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李达小传
在离零陵县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处湘南边界，背靠湘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这就是李达一家祖祖辈辈耕作生息的地方。李达家向地主租种二十多亩田。每年秋后，金灿灿的稻谷，一担担地挑进地主的粮仓。一亩薄田要交租九斗九升，遭遇灾害，也不得少交一粒。眼见此情此景，李达的父亲极感心痛，愤愤不平。
李达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父母特别喜欢他，因而他在兄弟中独享专心读书的厚遇
。李达的父亲想，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凑合几串铜钱做束修供他念书。1895年，李达刚满5岁，便跟父亲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7岁，他跟胡樊卿先生读书。胡先生是前清秀才，算是零陵乡下的一个“大学问家”，和李达母亲同乡同姓。胡先生见李达聪明好学，特别喜爱。无论在哪里教书，胡先生总是带着李达在身边跟读。胡先生在李达父亲面前一再夸奖：“鹤鸣这个孩子真了不起，书点到哪里，他背到哪里，一本书教完了，他也就背完了。……鹤鸣前途无量！”
儿时，李达又聪明又顽皮，在唐家祠堂读《幼学》、《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到了少年时代，李达不调皮了，听讲认真，作业工整，到校最早，走得最晚。他读过的书，注解和眉批写得密密麻麻。他不满足于背诵老师指定的课文，常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数学和自然常识。他好学多思，碰上难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搞懂弄通。
1905年，永州府开办了永州中学。李达刚满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考试时，考生中李达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人都惊讶地围过来，端详这个乡下少年。主考老师好不容易才把试场周围的人赶走。李达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回答了所有试题。他的数学成绩优异，结果，他被录取了。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别的同学解决不了的难题，他很快就解决了。从第二学期起，直到毕业，他的各科成绩总评一直名列前茅。李达品学兼优。从十五六岁起，他就开始懂得为劳动者着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并自发地起来同官僚地主作斗争。有一天，他到县城办事，看到农民交粮。官老爷故意刁难农民，多算了粮。农民说：“你们算错了，怎么要多算我的呢？”收粮的那家伙听了大发脾气，拍桌子，瞪眼睛，威胁说：“我算错了，你自己来算吧！”李达挺身而出：“我帮他算，你不要欺侮人！”李达算出了正确的结果，那人被迫认输。在永州中学读书期间，李达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和诚挚的爱国思想。
一次，徐特立给修业学校学生作时事讲演，把一些国耻沉痛地告诉学生，悲愤至极，讲完，他立即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下自己的一个手指，写了血书，借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学生反对列强的欺凌。徐特立的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行动，深得各界人士的钦佩，也极大地激发了李达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李达发愤读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可没钱读其他高等学校。这年秋季，他打听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招收新生。于是，他父亲筹集一笔川资，让他到北京投考这个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农村，到外地去。在武汉、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他目睹了许多令人愤慨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宏伟志向考入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到这种地步，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中国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悟，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认为中国得救了。但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取代了清王朝。李达很失望。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继而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月后，因缺食宿费，李达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1913年，李达以优秀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他想借这个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志愿。在日本，他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日语，后又学会了英文和德文。因用功过度，李达得了肺病。贫病交加，他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他在家与人合伙开办一个药店，一面当药剂师，发药卖药，一面养病。过这种“药商”生活将近三年。1917年春季，李达第二次去东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那时，我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日本的五个国立学校之一的，都给公费。这种学校就有第一高等学校，该校是最著名、最为当时青年所倾慕的。“一高”非常难考，李达终于考中了。他觉得这下不单是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实业救国”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入学以后，他天刚亮就起床，晚上十一点才睡觉，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李达贪婪地学习每一门课。1914年的卖国条约，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的义愤。当时李达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李达痛苦地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李达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抗议日方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学生们纷纷罢学，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是这时回国的。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联络。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最后，请愿斗争失败了，给李达震动很大，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也是一种幻想。
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五四运动以后，李达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919年5月4日，我国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李达在日本。他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6月，他得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发表。他的文章除了热情赞扬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外，还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五四以后，我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李达在日本就积极为国内报刊撰稿。早在1919年6月18日和1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现已搜集到的他最早的两篇珍贵文稿。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各种主义鱼目混珠的情况下，对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还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为了及时而系统地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在国外翻译了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于1921年5月前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对于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学习、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李达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1920年暑假，李达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入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张东荪的反动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用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后来，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商榷》两篇重要文章。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是一员坚强的主将。1921年5月，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讨伐假社会主义最有分量的文章。建党时期开展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是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中国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问题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从1920年起，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积极参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1920年11月以后，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对无政府主义也作了批判。特别是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主张。经过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系统而又击中要害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被解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基本划清了。这不仅使许多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转变了立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清除了当时混杂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少数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11月7日，李达以胡炎为笔名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文，谴责第二国际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和资本家妥协”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批判修正主义，李达于1921年1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揭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李达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回国寻找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他首先访问了陈独秀，与他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当时，李达住在《新青年》社内，与陈独秀交往非常方便。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八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发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2月，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商谈党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采用地方分权制问题时，发生分歧。李汉俊因此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李达便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把一切转给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为了党的团结，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的全面工作。李达是党的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在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列宁建党学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6月，根据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具体部署召开大会的各项事务。1921年7月，李达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一大”。大会期间，李达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负责处理大会事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他负责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书城家中开幕了。 “一大”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李达作为会议的筹备人和组织者，为“一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筹备就绪。1922年2月，我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学在上海正式诞生了。这所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达，他的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其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1922年初，在《先驱》第一、二期上，李达用李特的笔名连续发表《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专文。7月，李达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大”代表
第一天集会就是在他的寓所里。同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同住清水塘，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的光荣任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毛泽东任校董，何叔衡、李维汉等人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摇篮，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这些同志以后逐渐成长为我党的骨干。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和李达等人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
可是，党成立只有两年，1923年秋，李达却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这是李达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意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加上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强令解散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他编了一部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该书出版时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这是李达在过去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专著。
大革命期间，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6年10月，李达应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马日事变”后，李达隐居零陵乡下，四个月未出家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捕，家乡不能立足。9月下旬，他又秘密返回长沙，后又到武汉，受聘于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11月中旬，桂系李宗仁部攻入武汉，疯狂镇压革命，残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2月16日，桂系武装出动约两个营的兵力包围武昌中山大学，逮捕和杀戮了一批进步师生。次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李汉俊等也被逮捕，当晚在汉口惨遭杀害。16日那天，李达因故迟到，在校门外看到风声不妙，见机逃走，幸免于难。当晚十二点，李达上船逃亡上海。在上海，李达全家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直到1932年夏。在上海期间，由于白色恐怖，李达的处境十分困难。李达特别着力从事革命的学术研究活动，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李达翻译的著作有《法理学大纲》、《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现代世界观》、《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批评GN GU 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农业问题之理论》、《土地经济论》、《经济学入门》等。1928年至1932年7月，李达在上海和泰山的全部活动表明，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用自己的笔和舌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向人民大众和爱国志士作革命宣传，为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