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转移到北平，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为了扩大进步势力，李达推荐黄松龄、吕振羽等人到中国大学任教。后来，他还把兼任的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职位让给黄松龄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的进步师生较多，有“红色大学”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之称。李达和黄松龄、吕振羽等则被誉为“红色教授”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1933年5月，李达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第二次给冯玉祥讲学。名义上是去讲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去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达等1700多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七君子”被捕后，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逮捕。李达在北平与许寿裳等109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
30年代，李达在北平的教学活动，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迫使广大的爱国青年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这时，李达热情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于寻求出路的青年是大有益处的。李达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地投身到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潮流中。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李达在北平期间，坚持做学术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货币学，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哲学方面，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人合译了爱森堡等著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样，李达获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的称号。
“七七事变”前夕，李达因父亲病重，回家乡探望。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李达的家被日本宪兵查抄，夫人遭到审讯和毒打。日本宪兵逼李达夫人交出李达，后来知道李达确实不在北平，才释放她。李达未等父亲病愈，即从故乡赶到上海，不久，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可是当他由上海绕道香港经广州、梧州到达桂林时，却被解聘了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4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不得已，他又回到故乡零陵。这年农历八月二十日，他的慈父李辅仁逝世，这位老人一生勤苦，节衣缩食，倾注全部心力支持李达读书。国难当头，老父死别，妻儿遭难，本人失业，李达忧国思亲，哀痛不已。
1938年2月，他的好友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再次被聘到该校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李达的讲授深受学生欢迎。是年秋，李达因病告假。1938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冯玉祥和李达经贵阳，于次年1月到达重庆，住在南温泉。其间，李达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代替黄松龄等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听众包括冯玉祥及其随从，总计约数十人。冯玉祥对李达总是尊称他为李先生。李达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理论概念经他一讲，变得饶有兴味。李达同志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一道，继续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冯玉祥能做到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分裂、反共的政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与李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939年4月，学者们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理论与现实》，此刊由李达、郭沫若、马寅初等担任编辑委员。李达写了《形式逻辑扬弃问题》的长篇文章，发表在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上。此时，李达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都有联系。毛泽东还从延安给李达寄来一信，赞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一次，周恩来派吕振羽看望李达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时表示愿意前往，但是，又想继续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深恐拖家带口，给党中央增加拖累，态度不甚坚决，只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恰巧周恩来出国治病，董必武不在，未能成行。这时，正值平江惨案之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名寡妇’，是决不失节的。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后来，周恩来返渝，得知李达未能到达延安，深为惋惜，李达自己也颇后悔。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原打算回广西大学教书，后来没有去成。李达失业了，生活很困难。这年冬初，周恩来叮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同志前往看望，给他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此后，李达还多次应邀去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
1940年春，李达返回故乡。是年秋，他应聘到中山大学教书。未满一年，又被伪教育部电令解聘。此时，李达只好又回到家乡零陵。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李达仍坚持著述，于1941年9月在《文化杂志》第二号上发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这段时间，李达失业在家，要读书，无书可读，研究工作更无法进行。特别是家住飞机坪附近，每天要躲敌机轰炸，简直成了难民。1944年8月，零陵沦陷，日军追捕他，他背井离乡，躲在永江河胡家洞大马槽的一个庄户人家里。逃难途中，李达遭遇土匪洗劫，粮食、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全部失落。李达住破庙，吃野菜，忍饥挨饿，东躲西藏达一年之久。患难之中，李达生活难以自理，遇到一位倾心相助的家乡女子石曼华。李达见她真诚纯朴，便同她结为伴侣。抗战胜利后，他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在农村推广教育。学生一律免费。该校创办之初，李达亲任校长，亲自打铃，亲自检查、批改作业。他经常对他的侄儿和另一个教员说：“我们要为农民子弟服务，而不要为国民党办事。”李达到湖南大学当教授后，还兼任辅仁小学校长，每年开学之初，他都要寄些钱去作办公费，这所学校共办了五年。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李达的心情格外兴奋，满以为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哪知，他迎来的竟是一段短时期的和平。1947年2月，他筹集一点路费，背上装着一床土布被子的土布袋，带着家眷，来到长沙友人卢爱知家。原先只打算停留一、二天，再赴上海或北平。卢爱知把他推荐给李祖荫，他才决定留下来。当时李祖荫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办学仿效蔡元培的“兼容并蓄”方针。众所周知，李达是鼎鼎有名的大左派。李祖荫特地向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讲明，湖大倡导学术自由，只讲学术，不问政治，要求准予李达到法学院任教。湖南省反动当局对李达百般刁难，加以种种限制。足见国民党反动派对李达的仇视和恐惧。当离开岳麓山二十多年的李达教授将要重回湖大时，同学们一致希望：李达教授回到湖大。李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称于世。1948年初，他先后出版了《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社会学大纲》两本颇受读者欢迎的书。学校当局害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强令他讲授他不熟悉的法理学。李达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学者，我要按自己的体系讲。”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密切联系。从1948年11月起，他受地下党委托，努力促使程潜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4—5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1949年4月，李达抵北平，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热情接待。毛主席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李达作为毛主席的客人被单独接到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人亲自登门看望。周恩来和党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5月18日，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毛泽东家里叙谈。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处，李达诚恳地申请重新入党。毛泽东向他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二十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毛泽东表示：同意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李达重新入党，这是党中央对他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感谢党和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十七个春秋。他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武汉分院院长；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中国哲学会会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会联合会主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新中国成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后来，这个请求获得批准。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是新中国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李达肩负着党和人民政府的重托，于1950年2月来到湖南大学。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2月23日，李达到校视事，当晚发表广播谈话，宣布从2月24日起正式开始工作。在武汉大学这所历史悠久的国家重点大学里，李达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三年，一直到他逝世。如果说他在湖南大学工作的重心是放在对旧大学的改造上，那么他在武汉大学工作的重心则是放在对新大学的建设上。为了把武汉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李达依靠学校党委和几位副校长，团结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解放以后，李达在高教战线上战斗了十七个寒暑。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认真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办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林、江集团强加给李达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叛徒”、“地主分子”等等罪名，开除李达的党籍，开除其公职。6月13日起，该校掀起了“愤怒声讨李达黑帮”的狂风恶浪。李达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在批斗会上，他从不低头弯腰，总是理直气壮地反驳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有人骂他是“叛徒”，他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遭受种种残酷迫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达的心始终向党。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李达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1966年8月24日他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作者点评
李达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笃志嗜学的一生、勤奋著述的一生。李达自“五四”运动以来，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可宝贵的财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史学、法学、货币学，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
面，成绩尤为显著，影响尤为深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最早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地、坚定地传播给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学习勤奋，治学态度谨严。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根底深厚。半个多世纪以来，李达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用以武装革命人民的头脑，同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反动学者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同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确宣传分不开的。在理论队伍中也有不少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人，鱼目混珠，以紫乱朱，类似佛教徒中的野狐禅。他们竟以侮辱马克思的胡言乱语，来冒充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李达对此深恶痛绝并多次对这些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李达是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年，正当报纸刊物哄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的时候，一天，他在湖北人大代表团开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李达对小组会员说：“怎么搞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可是人们现在都说是唯物论。”众人听后，会心地笑了。这真可谓一语破的，表现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性和党性。
像李达这样有坚强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是我国哲学界的泰斗。而十年浩劫刚开始，李达却遭到污辱迫害，被折磨致死。李达准确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将传诸久远，哺育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李达可以含笑九泉了。然而，李达曾有二十余年脱离了党，虽然事出有因，仍给其一生留下遗憾。可贵的是，即使在他脱党二十余年期间，他仍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他时刻想着，自己对于马列主义懂得太少，应当努力钻研，一面学习，一面宣传，虽然离开了党，却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决不做违背党的事情。
他还能耐心地给人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李达失业居家，常有人来登门求教。即使是毫不相识的人，李达也不推辞。抗战结束不久，李达身处逆境，仍然不忘人民群众，同家乡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创办一所小学教育农家子弟。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李达不愧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愧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李达的功绩永垂青史。他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英灵将伴随后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评点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
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l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用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持，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摘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5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摘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小传
1881年9月25日，浙江省绍兴城一个姓周的中小地主家庭里，女眷、佣人往来穿梭，热闹异常，原来大家都在忙着迎接刚刚降生的一个声音洪亮、面色红润的男婴。他急急地睁开眼睛，想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但当时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诞生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东方文明古国，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里，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被各外国列强野蛮地用大炮轰开了庄严的国门。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日益腐朽、溃败，中华民族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不屈不挠、坚强勇敢的中国人民一直在前仆后继、义无反
顾地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斗。从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捻军到义和团运动，群众运动如雨后春韭，割了一茬一又一茬，中国正处在一个即将大变革的时期。
这个伴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刻降生的男孩，就是鲁迅。祖父给他取小名阿张，学名樟寿，号豫才。祖父周福清，号介孚（1937—1904年），同治举人，进士，经殿试以优异成绩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在馆读书三载，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其间，其常因孤傲、清高、秉直的个性得罪上司和同僚，后被巡抚奏参，降为教官。不久又入京做了内阁中书。其父周用吉，号伯宜，一生不得志。年轻时只考得一个秀才，后参加几次乡试均告落第。又因体弱多病，只有替父亲守着老屋，管理四五十亩水田。鲁迅曾在1935年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父亲，他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鲁迅的母亲姓鲁，单名瑞，娘家是会稽安桥头有名的富户。她凭借着在书香门第耳濡目染，识字知书，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鲁迅出生时，他的曾祖母也健在，家里还是一个四世同堂、表面和乐的局面。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外国列强入侵的动乱岁月，周家往日良田以百计、商号铺面兴隆、财源广进的兴盛时期已不复存在。但鲁迅童年，还是在无忧无虑，甚至是非常快乐、幸福的环境中度过的。慈祥的继祖母和疼爱他的母亲以及他的保姆妈妈，肚子里都装着数不清的古今传奇、市井俚语、民间寓言、英雄故事。鲁迅最初知晓的关于梁山好汉、白娘子、洋鬼子以及“长毛”的故事，大都是从她们那里听来的。鲁迅常常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菱角、莲蓬或是香瓜、茴香豆，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激动人心的“说书”。除此，还有一件事情是鲁迅乐此不疲的，那就是跟随母亲到城外30里的安桥头外婆家去看社戏。这是鲁迅最早受到的文艺启蒙，也使他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分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
1887年，7岁的鲁迅开始跟从远房叔祖父周兆蓝（号玉田）读私塾。每天除了习字，常读的一本书是历史书《鉴略》，但鲁迅较感兴趣的，还是先生收藏的两本绘有插图的《花镜》和《山海经》。前者是一本关于花木栽培方面的书。因而鲁迅也学到了一手种花养草的技术。而他最喜欢的，是一个人坐在先生百花盛开的小园子里读《山海经》。那些神奇夸张、想象力丰富的图画，令童年的鲁迅惊叹不已。对那些插图，他也仔细地一张一张临摹，慢慢地，他自己也能作画了。1892年春，鲁迅来到绍兴城颇有名望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怀鉴（号镜吾）先生读书。鲁迅在《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回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书，鲁迅还广泛涉猎课外读物。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鲁迅是一个勤奋、刻苦、努力的优秀学生，但也不乏幽默风趣。一次上“对课”，一位好表现的同学事先偷看了对题，叫：独角兽，便问鲁迅对什么，鲁迅气他心术不正，便脱口道：“四眼狗”。课堂上，寿先生一出题目，那同学出口就是一句“四眼狗”。惹来寿先生一顿训斥和同学们的嘲笑。有的对“二头蛇”、有的对“八脚虫”……寿先生直摇头，一个也不满意。鲁迅略一沉吟，对出“比目鱼”。寿先生望着他，满意地笑了。原来，鲁迅是从《尔雅》里获得了灵感。
转眼，时间到了1893年，对于鲁迅的家庭来说，这是极其不幸的一年。先是除夕之夜，曾祖母去世。紧接着，父亲周用吉以假名参加当年浙江乡试，祖父为使儿子中举，加上亲朋好友的撺掇，不惜行贿主考官，因手下人办事不力而败露。结果，鲁迅祖父周福清被朝廷判了个“斩监候”，关押在杭州大狱。鲁迅和弟弟周作人被母亲送到外婆家移居的村庄——皇甫庄。乡村还是如童年一般美丽如画，但物是人非。寄人篱下的鲁迅兄弟俩不再受到亲戚们的尊重和欢迎，还被他们暗地称作要饭的小叫花子。这给鲁迅少年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使他第一次懂得人言可畏和人世沧桑。次年，母亲将儿子们接回家。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本以为从此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孰料，姑母又在这一年病逝，父亲病情加剧，卧床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将家产一点一点地卖光当光了。鲁迅每天的工作就是：当铺里进药店里出，常常先将母亲包的衣物或首饰当了，再去给父亲抓药。然而不久，父亲的生命还是被病魔夺走了，剩下孤儿寡母。鲁迅下有两个弟弟，即周作人和周建人，还有一个妹妹早夭。眼看着昔日小康的周家败落至此，邻里亲朋却是幸灾乐祸的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竟虚伪、淡薄至此。国破家难，使少年鲁迅的眼波里，已多了一层和年龄不相符的忧虑。父亲去世后，母亲鲁瑞遵从丈夫的遗愿，继续送儿子们读书。鲁迅还是在三味书屋跟寿先生读私塾。1898年，母亲实在供不起了，鲁迅便主动要求退学回家。不久，鲁迅第一次惜别母亲和弟弟们，孤身一人前往南京求学，进入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书。半年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从此开始其飘泊不定的人生孤旅。
铁路学堂虽是一所习洋务的学堂，但却是慈禧下诏开办的。她办学的目的大概是想借鉴一些洋人治国之道，企图以此来拯救岌岌可危的清廷。学堂总办开始是钱德培，次年换上新派人物俞明震。俞明震不但自己经常看《时务报》、《译学汇编》等宣扬维新的报刊，他还为此专设一个阅览室，供学生们阅读。鲁迅对俞明震一直怀着好感，后来曾多次拜访过他。1898年6月，距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发生三年后，中国终于又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但很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顽固分子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物进行了残酷捕杀。谭嗣同等六名维新派领袖被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被扼杀在萌芽期，史称“百日维新”。尽管如此，“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却是成功的。随着梁启超从1896年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问世，一时间，各种充溢着进步思想的报刊像禁锢不住的雨后春笋，纷纷诞生。除此外，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艺学家的著作亦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鲁迅当时虽然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但他就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取着这些新思想、新理论知识的养分。特别是《天演论》，更是他树立早期的世界观的奠基石。他兴奋地惊叹：“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
1902年春，鲁迅以优异成绩结束了铁路学堂的学业。这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挑选了五名毕业生赴日留学，鲁迅便是其中之一。这时期的鲁迅，历经南京求学四年的磨砺，目睹八国联军践踏中华大地，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目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他已经不止一次在漫漫长夜里为民族存亡命运而思考、焦虑。正是在科学救国的驱策下，鲁迅东渡扶桑，希望掌握一门实用的技术，将来报效祖国。清政府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祈望。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写到：“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日本虽只是个小小岛国，但它积极效法欧美，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一举崛起为东亚强国。随着甲午战争日方取得胜利，使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大心理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加剧。他们嘲笑中国留学生的辫子是“猪尾巴”，辱骂中国人是下等民族等。为了学得人家的经验，清政府也只好委曲求全。1902年左右，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从几百人上升到几千人。当时在东京的中国人，除了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者和领导人也大都流亡在此。如：孙中山、黄兴、邹容等。
鲁迅抵日不久，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便发起以反清为宗旨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会”。这一天，是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的日子——4月26日。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在与会者名单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大会召开的消息走漏，遭到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预。但在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竭力周旋下，会场从东京转移到横滨成功举行。这时，几百名留学生挤满会场，聆听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家的最强音。到日本之初，鲁迅等人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鲁迅被分在江南班。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但鲁迅对那种“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式的嬉皮式讲演并不赞成，认为只引得一场大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通过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这时鲁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强烈。
当时，中国人的长辫子被日本人讥刺为“猪尾巴”，清政府曾致电日本外交部，谓中国留学生若有剪辫者，勒令蓄发，如不蓄发，将其驱逐出境。1903年春，鲁迅毅然剪掉辫子，成为江南班剪辫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便是以此为题材。“富士山”被削平，使他感到浑身是那样轻松和解脱，他情不自禁地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并将此照送给了他的浙江同乡、至交好友许寿裳一张，照片后面题写一首七律，名曰《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剪辫子作楔子，表达了他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无比热爱，以及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曾解释四句诗的意思：“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一文中，回忆鲁迅在日本的生活时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鲁迅不仅研究中国国民性，他还拿日本国民性来两相比较，从中寻找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求抑缺扬优，振兴中华。探求救国之道和博览群书是鲁迅在日本的两大精神需求。清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除了交纳学费和购买必需的生活品，所剩无几。因此鲁迅经常节衣缩食，以便有一点余钱可以逛东京的书店。他所买的书大都是日文版的有关西方古、近现代的文学和哲学书籍，如希腊神话、罗马神话，裴多菲、拜伦、尼采、凡尔纳等人的著作，其间，鲁迅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将它们介绍给国内中国读者。1903年2月，浙江籍留学生同乡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浙江潮》，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蒋百里致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又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我杂志亦如之，因以名。”阐述了《浙江潮》的创刊宗旨和精神。后该杂志改由许寿裳主编。鲁迅接受稿约，根据译文材料编著《斯巴达之魂》一文，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小说”栏，文章借斯巴达的故事，激励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魂，以振兴中华。
1904年秋，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没有进入清政府指定的东京帝大工科所属采矿冶金科，而是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学医术。因为他认为：“……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学成回国，不但可以救治像其父亲那样的病人，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在仙台，学习任务非常繁重。鲁迅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还要学习二三门外语。对于改换专业的鲁迅来说，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但他凭着刻苦用功，使成绩在同年级的一百多名学生中，处于中上等水平。但这个成绩，很快遭致日本同学的嫉恨。他们怀
疑老师泄露考题给鲁迅，甚至给他写来充满民族歧视的侮辱信。而最使鲁迅难堪和痛苦的，不是个人受辱，而是对中国整个民族形象的严重歧视和侮辱。一次上课，老师讲完课，下课时间还未到，为了打发盈余的时间，他照例拿出一些风景或时事画片给学生看。其中一张上面是关于中国人的，画面上“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人是因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为此，鲁迅等不及从仙台医学院毕业，便毅然决然地退学了。因为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强盛的因素，身体素质还在其次，主要的还是精神。“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仙台，鲁迅也遇到了真诚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日本人。有时他生病了，日本同学中也有人来问候他，关心他。但令鲁迅终生难忘的，是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帮助和友谊。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相赠一幅自己的小照，相片后题写“惜别”二字。后来，这帧照片一直伴随着鲁迅，挂在他的书房里。并且，鲁迅还专门写了《藤野先生》一文，以示怀念。1906年4月，鲁迅告别仙台回到东京。同年夏，鲁迅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急忙回国，原来母亲是叫他回国成亲。为了不使母亲伤心，鲁迅只好违心地同比他年长3岁的当地女子朱安结为夫妻。从此，又为了不伤害亦是传统婚姻的受害者朱安，鲁迅只好一生端着婚姻这杯“慈母……误进的毒药”，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自是常人所难体会的。婚后第四天，鲁迅便携同官派赴日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一起回到东京。鲁迅进入东京的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但当学生的成分倒小些，而是积极、坚定地开始他一生的文艺活动。早期，鲁迅不是想自己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翻译，而且尤其注重翻译短篇文艺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同时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著作，以便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看是否可以将其作品介绍给中国，他当时关注的大多是东欧及亚非等国家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当时的东京，已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划中心，反清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早在1905年8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等三个反清革命团体便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因为与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浙江同乡陶成章是朋友，鲁迅本人也加入到光复会。因此，在他的东京寓所，陶成章、龚宝铨、陈浚、陶望潮等光复会会员便三天两头登门来聊天。他们谈的话题或是目前的革命形势，或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或是文学艺术等等。有时争论开来，口讲指画，生动激烈。要推动文艺运动，首先必须有一块阵地作为支点。鲁迅开始思考办报刊、杂志的事业。
他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取名《新生》。赞助资金联系好了，同仁也邀齐了，甚至封面、插图等等都设计好了，不料，随着出版之期的接近，赞助商又反悔不支持并撤了资金，《新生》最终是流产了。与此同时，光复会重要成员徐锡麟、秋瑾等先后起义失败，惨遭清政府杀害。噩耗传来，鲁迅悲愤难抑，心情陷入极度苦闷之中。一连串沉重打击，并没有使鲁迅一蹶不振，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定地行进在革命征途。其间，鲁迅写出了一系列长篇论文：《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先后发表在《河南》杂志上。这些文章，或是诠释黑格尔的进化论，综述人类演进历史；或是藉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一方面阐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批评那些“死抱国粹之士”，并指出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尤其应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的学习和应用；或是痛斥那些冒充“识时之彦”的新派人物，并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等。尤其是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充满反抗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欧洲诗歌和作者，还提出了文学的战斗性，并感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熙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对那些所谓的维新派人物失望的同时，这些言论也可以说是鲁迅决心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心声吧。
1908年春，鲁迅同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朱谋宣五人在本乡区西片町合租一栋房子，号称“伍舍”。这所房子不但漂亮美观，而且庭院广大。鲁迅等人遂遍植各种牵牛花，每到微风袭来，花香阵阵，很是惹人怜爱。这段时期，还有一件事使鲁迅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他同许寿裳、周作人师从光复会领袖、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章太炎的深厚国学知识，还有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刚正不阿、不媚权贵的学者傲骨，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盲从古人的文人气质，锋利无比的辩驳言论等等，都使鲁迅敬仰有加，受益匪浅。许寿裳曾回忆说，“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语，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这段回忆，充分体现了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治学态度。次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本着文学改良社会的愿望，“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这些小说的来源多是东欧。两册小说共收入16篇，具体分布是俄国7篇，波兰3篇，波思尼亚2篇，芬兰1篇，英、美、法各1篇。同年8月，因为周作人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使鲁迅本来拮据的生活越发艰难。为了帮助他们，鲁迅结束前后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从此，他就像一位坚强的老舵手，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扬帆远航，一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