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先后担任过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师，兼日本教师的翻译，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望，使鲁迅没有一个地方干得长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曾发生“木瓜之役”，鲁迅是率先参加者。原来，该校原任校长沈钧儒辞职，清政府任命封建顽固派代表夏震武接任。夏震武上任后，对革命派极尽辱没之能事，还搞“谒圣”，“庭参”仪式，即要求教员对孔子下跪，要求教员以当时官场礼节与他见面等，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鲁迅、许寿裳、夏尊等进步教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夏震
武却仍顽固不化，非要执行上述一套不可，因而被鲁迅等人讥刺为“木瓜”。鲁迅等人与“木瓜”的抗争，是所谓“木瓜之役”。最后，这场战斗以鲁迅等人的胜利告终。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率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组成“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演说，宣传革命的重要性等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很快失败。为此，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是年冬，鲁迅写文言小说《怀旧》，亦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讽刺了在辛亥革命风暴中畏缩不前，阻碍革命的地主阶层和落后文人。
1912年春，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鲁迅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教育部随同临时政府迁到北京。鲁迅和其时也在教育部的许寿裳一同北上，落脚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5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第一天上班，鲁迅便在日记中写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许多同事每天都在喝茶、说笑、看报中打发光阴。北迁后的教育部，许多人都是袁世凯的党羽。在次长范源濂的唆使下，他们视南来的职员为异己，加以刁难排斥。甚至还成立一个“尚志学会”，对新派部员中立场不坚定者予以拉拢、腐蚀，以孤立蔡元培。封建官僚主义气息如此浓重的教育部，又如何能想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出力呢？可以想见，鲁迅内心该是多么悲愤、无奈和寂寞。幸而，教育部长蔡元培非常注重美育，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鲁迅便担起美育宣传和教育的工作。他除了撰写有关美术教育的文章，还多次到教育部举办的夏期讲演会讲《美术略论》。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接任部长。不久，临时教育会议中，美育这个教育项目即被删去了。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鲁迅还是做了许多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事情。如：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辑校古籍的工作；通过对出土砖石、碑帖等项考古，研究古代文化和风俗，并倡导儿童教育。他除了协助周作人做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自己还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之研究》等文章。
1917年下半年，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彷徨苦闷的岁月如云烟一般逐渐飘去，鲁迅又看到了中国前途的曙光。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1918年4月，鲁迅应钱玄同邀请，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其创刊宗旨是：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主义。1917年元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登载于该刊，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8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满怀革命热情，写下《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和演讲词《庶民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从此，《新青年》成为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奏响着时代最强劲的号角。
1918年4月，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它的问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小说以“狂人”的口吻，对吃人不吐骨头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控诉。鲁迅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步入“革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五四”运动前夕，他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及大量辛辣、精悍的“随感录”。如《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等。这些小说和杂文，犹如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革命战斗匕首，狠狠地刺向国人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痹的神经；或是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迎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与鲁迅站在《新青年》杂志同一立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外，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针对专为攻击《新青年》而创刊的《国粹丛编》，鲁迅等人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痛斥这些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求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此期间写下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思想和见地，可谓是他对“五四”运动的重要献礼。1921年1月，鲁迅就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险恶居心，复信予以坚决反对。同年12月底，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创作的不朽杰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破了产的小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阿Q一无所有，过着流浪的雇农生活。他平凡得连名姓都记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层，阿Q饱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压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胜利法来求得宽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里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穷困潦倒，但他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到这个小村庄时，地主阶层惊恐莫名，生怕将自己现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却怀着无比的虔诚和热情奔向它，因为他以为革命之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结果，他的这个幼稚而糊涂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灭了。自己也成为所谓“革命党”的刀下冤鬼。小说通过刻划阿Q这一艺术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鞭挞了国人灵魂的落后一面。从此，“阿Q精神”也成为国人劣根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创作动机亦正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1923年夏，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集子收入他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其间，鲁迅除了创作，仍继续进行着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德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欧洲的《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等，都是这时期翻译完成的。1923年7月，因与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忍痛结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团聚生活，离开八道湾大家庭，迁到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周作人从此与鲁迅绝交。当初将全家从绍兴老家迁来北京，鲁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离，苦乐与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给鲁迅的内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1927年，鲁迅创作历史小说《铸剑》，将小说的一个惩恶扬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对这三字，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释：‘宴’的上部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为鲁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不顾肺病刚刚好转，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此后两年，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投入到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热情中，先后写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孤独者》、《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复仇》、《失掉的好地狱》、《颓败者的颤动》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后发表在《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刊物上，后分别结集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疾风知劲草，鲁迅经过“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鲁迅新的革命阵地，是他参与编撰的《语丝》周刊和他创办主编的《莽原》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底。但很快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便谈到它“……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1925年4月24日，鲁迅发起成立文学团体“莽原社”，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人，这新的生力军，就是鲁迅着手创办的《莽原》周刊。鲁迅明确地提出创刊宗旨，即是：“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同年夏，鲁迅还发起和支持成立了“未名社”，出版过《未名》半月刊与《未名丛书》。
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愈燃愈烈。女师大学潮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制。那时，杨荫榆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唆使下，越发嚣张，对学生采取更加疯狂的镇压。5月9日，杨荫榆悍然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会干部，并宣称，“即令出校，以免害群”。5月27日，鲁迅联合女师大马裕藻、沈尹默等6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胡适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不但是杨荫榆的舆论支持者，更卑劣地污蔑说，此次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对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鲁迅当即短兵相接，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几千名工人、学生、市民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当人民激愤地高呼“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过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的疯狂射杀，当场死亡47人，伤150多人。段祺瑞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人也在此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中遇害。鲁迅得悉，悲愤难抑，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悼文。他在文中写道：“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
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不久，鲁迅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通缉。同年8月，鲁迅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至上海。鲁迅应邀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许广平从上海转到广州工作。其间，他主要创作回忆性散文，并为上课所需编写《中国文学史略》。次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尽管学校工作非常繁重，但每每遇到革命青年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给予热心支持。正如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说的：“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鲁迅在广州经常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如参加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等。一次，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请他去演讲，鲁迅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深刻地阐发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到广州不久，鲁迅就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策源地”空气中的异样。他在发表于广州《国民新闻》的政论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危机指的是那些假革命派的鬼蜮伎俩。这篇文章写下仅仅两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当天，中山大学就有40多名学生被逮捕。鲁迅立即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冷拒。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同年9月，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久，鲁迅预想不到地又陷入一场激烈论争的漩涡中心。
“四一二”政变之后，针对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富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化界名流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即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这些成员主要聚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大革命文学阵营。前者成立于1921年，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主办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报刊；后者成立于1927年冬，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洪灵菲等，主办刊物有《太阳月刊》、《新流月刊》、《拓荒者》等。从1928年1月起，他们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纷纷撰文，展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由于他们自己也刚刚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不免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正是基于此，他们不但没有看出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价值，反而错误地将鲁迅等“老作家”作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的对象，使鲁迅在这场新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口号论争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攻击和诋毁性的文章一时骤起，如冯乃超发表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黎于第二期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批评与抄书》、《死去了的鲁迅》，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郭沫若发表在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等。鲁迅面对向自己发起的错误攻击和排斥的狂轰滥炸，先后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和年纪》、《革命的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反击和纠正。这些文章，在充分肯定革命文学的同时，严厉地指出了“革命文学”绝不是简单地虚造声势，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空喊口号、逃避社会现实、互相吹捧等等不良现象。并指出，我们只有一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通读懂，真正地用唯物史观武装思想，才能健康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
这期间，鲁迅自己，却是认认真真地仔细研读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历史唯物论》等等。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930年3月，在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号召下，在鲁迅、夏衍、冯乃超、蒋光慈、冯雪峰等人的积极响应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仁，以及一批受鲁迅影响的年轻无产阶级文学作者，还有从日本回国的茅盾、周扬等人，都陆续加入“左联”的行列。“左联”的理论纲领是：“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此后，鲁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坚强战士和主帅，率领左翼文艺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鲁迅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
鲁迅一生作诗不多，但每首诗都是有感而发、饱含真情、意味悠长。正如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现在能看得到的鲁迅诗作，共有78首。其中旧体诗63首、自由诗3首、讽刺诗3首，民谣体讽刺诗4首。他的这些凝练、隽永的诗也同他的小说、杂文、散文一样，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激情，不但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战士的思想写照，更是他同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如他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员、“左联”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求实、冯铿，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中国共产党员，一共23人。噩耗传来，鲁迅怀着巨大的悲愤心情，连夜写下上面这首诗，以悼念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除此，鲁迅不顾个人安危，还先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关心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帮助那些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显示，如冯雪峰、柔石、胡风和著名翻译家孙用等人，都曾得到过鲁迅热诚的关怀。而鲁迅对祖国木刻艺术的贡献，更是意义深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木刻运动非常敏感，千方百计加以镇压。30年代左右，爱好木刻的青年们组织了一个团体：一八艺社，当时，该社经费紧张，鲁迅便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钱，托冯雪峰送去。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弟是一个美术专家，鲁迅特地请他给一八艺社的成员讲课，自己义务担任翻译，并与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两本中国水印木刻笺纸选集，还同曹靖华收集了苏联现代木刻家作品，取名为《引玉集》出版。
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与人合作编辑过《萌芽月刊》、《十字街头》、《前哨》（第二期起改为《文学月报》）等刊物。“左联”作家们就是利用这些文艺阵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轮又一轮文化“围剿”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其时，以胡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沦为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阵营的急先锋，他们打着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艺旗号，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肆进行攻击和诋毁。对此，鲁迅陆续撰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加以猛烈还击。紧接着，鲁迅又发起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左联作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叶秋原等一批反动文化掮客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斗争和批判。1931年至1932年间，以胡秋原、苏汶等人为代表，自称是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艺阵线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起而撰文，从理论上和思想立场上揭露他们在“创作自由”掩盖下真正的反人民性的阴谋。此外，鲁迅还创作了一些历史小说及一大批极富战斗力和艺术性的杂文。在鲁迅眼里，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杂文一向是“匕首”和“投枪”，他便熟练地操起这一利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同法西斯、同戴着各种面具的反动文人们作战。这些作品分别收集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故事新编》等专集里。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外国名著。
到1934年8月，鲁迅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拒绝住院或出国治疗。次年底，随着“左联”的解散，引发一场革命文艺界内部关于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问题的争论，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简称“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尖锐深刻的论争，对明确抗日斗争时期文艺的服务宗旨和建立文艺抗日运动的统一战线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1932年，鲁迅即针对当时革命文学的表现方式出现的一些偏颇，撰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严肃地指出了某些无产阶级作家片面树立“横暴”的形象的错误。他认为，我们不但要批判那些死心踏地的“资产阶级走狗”，还要同那些站在路边观望的、哪怕是只能同走几步路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一同前进。1936年开始，鲁迅的病情极度恶化，体温常常持续在摄氏37度半并继续往上升，体重只有37公斤。但他一直不愿去医院治疗，希望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做点工作。他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国际友人们，看着他脸上病态的红晕，听着他那痛苦的哮喘，无不忧虑而心痛。6月5日，宋庆龄专门致信鲁迅，信中说：“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时候，鲁迅始终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边同病魔作坚决斗争，一边继续举起锐利的革命思想武器，挺立在反封、反帝、反资产阶级第一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地废寝忘食、呕心沥血。
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即10月17日，时值日本作家鹿地亘在胡风的协助下，在上海将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译成日文，翻译中遇到难题。鲁迅得知，便拖着病体从家中来到鹿地亘处热心地帮助解决，晚上回来后，又连夜继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文章还未来得及写完，过度疲劳加上白天出去受了风寒，鲁迅的肺病又发作了。高烧伴随着剧烈痛苦的哮喘，从18日凌晨开始无情地侵袭着鲁迅，尽管经日本医生须藤的全力抢救，仍控制不住病情的急剧恶化。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永远地阖上了那双深邃、智慧的眼睛。享年56岁。23日，鲁迅的灵柩被人们缓缓从上海万国殡仪馆抬出。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上书“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自动汇集的成千上万的人流，默默地伫立在灵柩两旁。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筹备下，鲁迅追悼大会隆重举行。鲁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必将永远传承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催促、鞭策后来人奋力前行。
作者点评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作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但他所经历的战斗却比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更残酷、更惨烈。因为他面对的，是祸害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是凶残野蛮的帝国主义、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主义、是制造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防不胜防、用暗刀子杀人的小人……等一切恶势力。
1936年10月19日，他逝世的消息，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传到了延安。中共中
央和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联名从陕北发来唁电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及《致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两份电报。唁电称：“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这样写道：“……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江泽民在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他向全国提出“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号召，要求学习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坚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代表全中国人民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也是鲁迅精神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评点郭沫若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毛泽东
一月九日延安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大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摘自冯彩章的《毛泽东与他的友人》第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诗两首，请你（指胡乔木——引者注）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摘自冯彩章的《毛泽东与他的友人》第3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祟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陈晋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49—11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摘自《毛泽东诗词集》第1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郭沫若小传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户殷实的书香人家。据传，郭沫若的母亲杜福荪在怀他时，曾梦见自己被一只活泼、健朗的乳豹咬了一口，郭沫若出世后，父母便给他取小名：文豹。由于排行第八，父母又昵称他八儿，为其取学名开贞，号尚武。
这户姓郭的人家，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1781年左右随马帮迁居四川。一百多年来，
郭家在这个交通便利、商贸相对发达的沙湾镇繁衍生息，经营过马帮、盐业、种植业，家道一度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到郭沫若的祖父郭名德（字秀山）手里，因他轻财仗义，乐善好施，常年行走江湖，广交友朋，接济四邻而不取，从而使家道一度中落。到乃父郭朝沛一代，因他经营烟土、糟房得法，不出数年，便拥有良田数以百亩计，盐井、店铺等多家，衰微的家庭便又兴盛起来。父亲也继承了祖父乐于助人的品格，他自学中医，医术精湛，常常无偿为乡邻看病，一生拯救病危者无数。其母杜福荪的父亲为咸丰进士。杜福荪从15岁嫁到郭家，便协助丈夫郭朝沛担起治家理业的重担。杜福荪虽然从未进过私塾，但受家庭文化的熏染也知书达礼，颇有文采，唐诗宋词，皆出口能诵。郭沫若在早年发表的一篇名叫《德音录》的文章中，对母亲评价甚高，称颂：“先妣性高洁，有局度，持家有法，不严而肃，上下之辨，内外之防，厘然不稍紊。”郭沫若刚刚牙牙学语，母亲便开始叫他背诵诗词名句，给他讲述古今佳话。
郭沫若从小机警聪敏、悟性甚高。5岁时，父亲便送他进入家庭开办的“绥山山馆”读私塾，和哥哥们一起接受先生传授《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左传》、唐诗、《诗品》、《千家诗》、群经音韵等经史、古诗。先生沈焕章每次检查背诵时，郭沫若总是背诵得最流利的一个，为此常常受到先生和父母的夸奖。但郭沫若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唐诗，尤为推崇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郭沫若小时候不但聪明好学，而且颇有创作天赋，凡吟诗作对，常出口成章。沙湾的风光、日常即景、所感所想等等，无不是他吟哦的对象。除了先生规定的必读书，郭沫若的课外读物也非常丰富。因为其长兄郭开文不断从省城给弟弟们寄回《启蒙画报》、《新小说》等刊物。郭沫若的读书观，也逐渐从“由薄变厚”过渡到“由厚变博”。他懂得了有取舍的读书方法，而且喜欢找不同版本的书来比较着读。
厚重、朴实、润泽的蜀地山水，是哺育他成长的沃土，更赋予他良好的性灵。沙湾镇背衬峨嵋山第二峰，大渡河从侧旁滚滚东去。每逢赶集，远乡近邻，携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潮水般涌入沙湾镇，进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活动。童年的郭沫若便在读书之余，时常邀上三五个伙伴，尽情畅游在大自然中，留连忘返。现存其最早最完整的一首旧体诗为他13岁作的《居即景》，诗云：
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村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应，双双浴水边。
翠色一片的稻田，袅袅升起的炊烟，白雾弥漫的山腰，悠然自得的牧童，走街串巷的卖花婆婆，翩翩飞翔的野鸟……这一切，构成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乡居图啊。
“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改办新学。1905年，郭沫若考取乐山县高等小学。擅于思考、分析事物的郭沫若，这时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分辨善恶能力。对一切靠权势、武力、陋习等等压迫别人的现象，他最是深恶痛绝。一次在乐山高小，郭沫若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为学生争取礼拜六假日同校方谈判。不料谈判受挫，郭沫若也遭到校方的排斥。郭沫若在此仅读了两年高小，即升入嘉定府中学。在嘉定读中学时，有一次去看戏，他因看不惯一家会馆的老大带人欺负他的同学们，便愤然出手打了那个老大。不久郭沫若因参加学潮运动，被勒令退学回家。但这并没有丝毫减退郭沫若对革命、民主、平等的向往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后，郭沫若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进步组织的活动，与青年学生一道请愿、游行、贴标语等，为推翻帝制、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摇旗呐喊助威。
在小学和中学，郭沫若先后遇到两位使其受益匪浅的老师。一位叫帅平均，一位叫黄经华。两人都曾从师于清末著名经学家——提出《春秋》“三传一家说”的廖平，他不但知识渊博，对经史文学造诣颇深，而且讲课深入浅出，善于对学生谆谆诱导。郭沫若开始研读《尚书》、《史记》，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尤其钟爱《史记》。其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等等，都是他反复品评圈点过的。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曾说道：“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他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阅读古文的嗜好。如《庄子》、《楚辞》、《文选》、《史记》等，都是他一再反复咀嚼过的。勿庸置疑，少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古文、古史根底，为其日后创作历史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约在1908年左右，郭沫若开始系统地接触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著述。除此外，他对外国有关文学、哲学名著也有所涉猎。
1910年，郭沫若考取成都“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的插班生。1912年毕业后，在“实业救国、科学兴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下，郭沫若先后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班和天津陆军军医学校。但不久郭沫若又改变主意，放弃当军医的打算。在兄长的帮助下，郭沫若得到赴日本留学名额，从此踏上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1914年1月13日，郭沫若搭乘的海轮抵达东京。最初半年，他将精力大都花在紧张的学习中。直到7月，郭沫若才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的官费留学生。一年后，他顺利地通过了日语
、数学、化学等课程的考试，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那时到日本的留学生除了读一年预科，还有三年本科才能升入大学。本科阶段，除基础课外，另开设有德、英、拉丁语的课程。掌握了熟练的外语，使郭沫若那颗时时被缪斯女神拨动的心弦，得以接触到丰富的外国文学。当时，日本正掀起泰戈尔热。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等，郭沫若凡是找得到的，都将它们收集起来了。除此，他连跟泰戈尔的诗格调相近的其他诗人的作品也不放过，如比利时诗人梅特灵克等人的作品。他喜欢泰戈尔那带着清新、朴实、浪漫、优美、富有寓意的小诗和散文诗，这些诗犹如一滴滴晶莹、清爽的甘露，滋润着异国土地上诗人孤寂的心田。郭沫若感觉自己“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其间，他还曾将泰戈尔的诗作译成中文，向国内的中国读者推荐。
“既嗜好了泰戈尔，便不免要受他们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有一次自己用古语来写过一幅对联，叫做‘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自己非常得意。”见《郭沫若谈创作》第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在《王阳明礼赞》中也说，因为王阳明，他从此被导引到老庄哲学、印度哲学以及欧洲近代初期大陆唯心主义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从此“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可见，影响郭沫若树立了“泛神论”的宇宙观的，还有老子、庄子、孔子、印度哲学和“泛神论”学说的代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中西两种文化逐渐在郭沫若心中交汇，使他达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为此，他还曾作诗《三个泛神论》。正当他为“泛神论”弄到“疯狂”的地步时，1916年8月，一位婀娜多姿、温柔纯洁的日本女子佐藤富子与他邂逅，两人一见钟情。郭沫若还为其取名安娜。不久，这对被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着的异国情侣便开始长达20余年的同居生活。1919年9月，郭沫若首次以沫若为笔名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湾》和《鹭鸶》。沫若，其名取自流经故乡的大渡河（沫水）和雅河（若水）的简称。爱情的滋养和巨大动力，犹如一把开启宝藏之窟的钥匙，彻底打开了在诗人心底沉睡的缪斯女神的心扉。他收录在处女诗集《女神》中的许多诗，都是为心爱的人安娜吟唱的。如《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这一时期陶醉在爱情中的郭沫若，突然喜欢上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因为海涅的那些自然、明朗、朴实、火热的爱情诗，比起泰戈尔的超凡脱尘的小诗，更贴切他当时的心境。不久，雪莱、歌德等德国大诗人的作品，也陆续为郭沫若所熟悉和喜爱。尤其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些狂放、抒情、热烈的充满积极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作，使郭沫若“在诗的感兴上发过一次狂”。从格式上，它们并不拘泥诗歌的格律形式，但又充满鼓点般的韵律美。如一条惊涛击岸、蜿蜒奔腾的江河，高奏着雄浑、激昂的冲锋号，如《为了你，民主》、《咚咚！咚咚！战鼓啊》、《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哦，法兰西的星！》、《神秘的号手》等，这些作品无不强烈地震撼着诗人那颗年轻的赤子之心。郭沫若后来曾说：惠特曼的《草叶集》到我眼前时，正是“五四”运动发生时期，“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惠特曼诗的狂放不羁的表达格式，使郭沫若沉淀在胸中的如同火热岩浆的情感得以尽情、自由地宣泄。在他创作的《凤凰涅》、《女神之再生》等名篇中，他高歌凤凰和女神的再生，诗人自己就恰似一只翱翔在烈火中的凤凰，充满对黑暗、腐败、残酷的旧世界的憎恨和诅咒，他满怀激情地歌唱光明的、美好的新世界的到来，就像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