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消息传到白马湖，朱自清得知这一血腥消息时，不禁怒愤异常，心潮难平。他以颤抖的手拿起笔来，抒写了战斗诗篇《血歌》和《给死者》。
白马湖的风景还是那么迷人，但朱自清再也没有像先前那样感到莫名喜悦了。生活与以前已大不一样，密友星散，时局维艰，家累日重，身心疲惫，在寂寞的白马湖，朱自清又陷入了自我反思的苦闷之中。2月间，他给俞平伯去信说自己颇想脱离教育界，想到商务印书馆去。他说：“只要有书读，报酬、职位在所不计。”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没有联系上，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暑期过后，他把一家五口留在白马湖，一个人匆匆地赶往北京。
1926年３月18日，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朱自清跟随清华大学队伍前往参加。大会通过决议后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上，遭到血腥镇压，当场被杀死47人，受伤2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指责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朱自清万幸死里逃生。23日，他怀着满腔义愤，写下《执政府大屠杀记》，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到北平刚刚半年，就历经了这么一场黑色风暴，而且成为目击者，亲身经历了这黑暗的一天，并写下了血的纪实。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三天之间，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3000多人失踪。一夜之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惊，一连几天心绪不宁，充满苦涩。７月的一个闷热晚上，他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已渐渐升高，妻子和孩子已睡去。他猛然想起荷塘，便沿着一条幽僻曲折的煤屑路，一个人慢慢地踱着，来到塘边，欣赏这无边的香荷月色。只见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望过去是一片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在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白花和苞儿，有如一粒粒明珠，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的清香，田田的叶子颤动着，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那边去了，宛如一道凝碧的波浪。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那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朦朦胧胧有如梦幻。今晚虽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浮云，所以月光是迷茫的。朱自清感觉这境界恰到好处：不明不暗，不浓不淡。一切都是那么调和、适中、静谧，正适合他此时追求刹那安宁的心境。再看过去，荷塘四面，远近高低都是树，阴阴的乍看像一团雾，树梢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树缝里漏出一两点灯火，倾耳细听，树上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树下水洼里青蛙咯咯地应和着。听着这嘈杂的蝉声与蛙鼓，他略已平静的心境不免有所触动，心中不禁叹道：“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过了几天，他把这晚在荷塘边漫游的暇想，写成一篇散文，这就是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文中流露出他当时的沉闷心情，时局的惨淡让他心绪不宁，而在美妙的月色荷塘边也只能得到一种虚无般的短暂平静。
1928年，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共收散文15篇。《背影》是他四年来创作的结晶。在《序》里，他略述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析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开明书店将《背影》寄到朱自清老家扬州，父亲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儿子写的文章，心中感到莫大欣慰，“腹有诗书气自华”，儿子毕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1931年，朱自清旅游欧洲，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教学之余写了旅欧观感，1934年９月，《欧游杂记》由开明书店出版，共收散文11篇，叶圣陶为其题签。这部集子充分地显示了他这时期散文创作的特色，既不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样尽情地抒发着对现实的感受，也不像《荷塘月色》那样隐秘地表露自己内心的情绪，而是较客观地叙述欧游所见所闻所感，抒情色彩并不怎么浓。
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之后在12月16日又有万名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朱自清再一次感受到了青年学生的革命之火和爱国之情，主动参加了游行活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捕，数百学生受伤。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朱自清，他情绪昂奋，热血沸扬，似乎从这些年轻学生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怀着激动心情，写了一首《维我中华》。次年春，北平大、中学生联合歌咏团于太和殿广场举办露天音乐会，他们把这首激励救亡的诗谱了曲子，由600人组成的合唱团向广大市民演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的炮声又一次惊醒了朱自清，他开始意识到政府的无能，民众的伟大。不久，北平沦陷，8月5日，日军开进清华园，荷枪实弹的日兵立于校门口，“水木清华”陷入了魔爪。
政府为了使学生不致在抗战期间失学，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称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师生在日寇刺刀胁迫下，准备南下。朱自清将家小留在北平，决定单
独前往长沙。9月23日傍晚，他告别了妻儿，告别了那宁静的院落，匆匆地赶往天津。10月4日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本部设于长沙小东门外韭菜园圣经学校，朱自清就暂住在这里。大学共设置４个学院17个学系。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并被推为该系教授会主席。
由于校舍不够用，校部决定文学院设于南岳衡山山麓圣经书院，称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文学院在南岳呆了三个月，朱自清和中文系师生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生活虽然艰苦，却很充实，精神很愉快。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对这座古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沿长江一线进逼，威胁武汉，危及长沙。为了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学校决定将学校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下文改长沙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在昆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置了100多亩地，建盖了百多间教室和宿舍，均以泥土为墙，茅草为顶，比较简陋。西南联大于10月初成立了校歌编写委员会，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都是该会成员。他们撰写的歌词为《满江红》，词云：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调沉重的校歌，简明地表述了西南联大诞生的历史背景，表达了他们应负的时代使命，显现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决心。
1941年8月间，昆明遭到日机的疯狂轰炸，联大许多学生宿舍被毁，实验室、办公室也多遭破坏。学校在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文学研究所，由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朱自清调往清华文学研究所。
这时，朱自清的身体已经不好，胃病时常发作，他收入不多，家用又大，经济非常拮据。加上单身一人在昆明，生活无人照顾。胃病日益加剧，身体日渐衰弱，朱自清思想负担也日益加重，身心都痛苦异常。
生活困顿，身体病弱，但朱自清还是努力读书著作。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新诗杂谈》，以此评论抗战诗歌，竭力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提倡写抗战诗和爱国诗。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灵已完全被抗日烽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他热爱祖国，拥护抗战，文艺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由为人生而艺术，进到为抗战而艺术了。
几年来，朱自清因在四川的妻子生病，在扬州的女儿去世，心力交瘁之后，已近于一贫如洗。为了增加收入，1944年他除了在联大教课外，还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他的住所离这所学校很远，但他风雨无阻从未误过课。
1945年4月，扬州老家又传来噩耗：父亲于４月９日病逝，终年７６岁。八个月期间，连丧两个亲人，使他无限悲痛，路途遥远不得归去，朱自清只能筹款寄回家料理丧事，将老人安葬。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9月2日，日本无条件在投降书上签字。３日晚，为了庆祝胜利，昆明学联联合社会青年和社会人士在联大举行“从胜利到和平”的联欢晚会，朱自清也和大家尽了一日之欢。
这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已发生突然变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又伪装“和平”姿态，电邀中共代表来重庆进行谈判。在此期间，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等十几位联大教授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在国内进步势力的威迫下，蒋介石不得不与共产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是，国民党等毛泽东一回延安，马上向各战区颁发《剿匪手本》，下达“剿匪”密令，派各路军队向解放区进犯。这时，昆明的局势也日益严峻起来。
11月25日晚，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办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各校学生陆续到达联大的大草坪，加上部分工人和社会青年，约6000人。正当大家席地而坐，安静地听着教授们演讲时，反动军警偷偷包围了会场。讲演中途，突然枪声大作，特务又将电线切断，电灯熄灭，同学们立刻把早已准备的汽灯点着，大会继续进行。有特务出来破坏，被学生赶了出去。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报纸发表《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谎称：“本市西门外的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使联大同学异常愤怒。26日，昆明学生联合会宣布总罢课，并成立罢课委员会，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不准任意逮捕师生”等要求。至29日，参加罢课的学校达34所。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使反动派惊慌失措，他们立即部署力量进行镇压。11月29日，联大教授会发表“抗议书”，指出云南省当局11月25日的暴行为“侵犯学府之尊严”，“表示最严重之抗议”。民盟云南支部于20日声明，“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所提条件“合乎人情，合乎国法”。由此，矛盾愈发尖锐，12月1日上午10时，特务分兵几路奔袭联大、云大各校，撕毁壁报，捣毁教具，殴打师生，并用手榴弹、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联大师院的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的张华昌被打死，南菁中学的青年教师于再被手榴弹炸死，被打伤者有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云南、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当即，西南联大教授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的决议，要求严惩凶手，并宣布罢教支持学生。自４日起停课七天，以示抗议。
年轻人的血，使朱自清认识到民主进步的力量，当权者的凶残和自己的弱点，引起了他深刻的反思。“一二·一”风暴已经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爱国群众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促使他反省，令他自感惭愧，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性格中的懦弱，必须彻底革除。这一思想火
花，预示了他精神世界将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1946年，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昆明的空气也突然紧张起来，斗争更加艰苦了。国民党宪兵在昆明加剧了法西斯统治，迫害进步团体，破坏民主活动。民主人士受到恫吓。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发起“争取和平联络会”的签名运动，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特务迫害，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们揭发反动派制造内战的罪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
7月11日夜，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和夫人被特务暗杀。得此噩耗，闻一多怒愤填膺，拍案而起，怒斥反动派卑鄙无耻。闻一多也是民盟滇支部负责人之一，特务黑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就是他。亲友们都劝他赶快避开，但闻一多拒绝了家属和好友的劝告，毅然挺身而出，坚决挑起民盟支部的工作，亲自料理李公朴的丧事，并向社会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15日下午，他亲临云南大学，主持李公朴丧仪，厉声痛斥特务的无耻行径。会后，闻一多即往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滇支部为李公朴被害招待记者会。在会上，他详细地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经过。会议结束后，闻一多回联大宿舍途中，被两个便衣特务开枪暗杀。闻一多身中数弹，血如喷泉，壮烈牺牲。
这时朱自清去成都探亲未回，他从报纸上得知闻一多遇害的消息，大为震惊，无心茶饭，坐卧不宁，无限悲痛。他在好友的鲜血面前，陷入了痛苦的思索。
7月21日，西南联大成都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刚回校不久的朱自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激愤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也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此激起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
翌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朱自清奋然前往并作了讲演。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的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使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1946年10月７日，朱自清带家属乘飞机直接飞回北平。
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这篇文章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做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是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宣传载道的东西。……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地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地终于无形地参加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了。
至此，朱自清的思想已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后，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起来。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不断发展的。
1946年12月20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对此暴行，北京大学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组织了5000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全国有10个城市50余万学生举行示威，要求从中国撤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怒，立即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此时此际，北平的13名教授签名的抗议书在报纸上发表，朱自清名列第一，因此他的名字就成为国民党黑名单中的第一个。但是此时，朱自清已经毫无畏惧了。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由他负责的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他为全集写了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民国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一天，作家书店寄来朱自清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这些作品多作于抗战期间。3月间，他的身体比以前更衰弱，只得在家
休养。但他却静不下心来，把多年来写的有关语言和人情世态的短文收集起来，编成一书曰《语文影及其他》，内分两辑，一为“语文影之辑”，收文章10篇，一为“人生的一角之辑”，收文章９篇。这本书是他手订的最后一个集子，没来得及出版他便去世了(至1985年，这本书才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他还带病编辑《高级国文读本》，这是他和叶圣陶、吕叔湘合作的。前不久，他和他们俩合作编写了《文言读本》，他认为学文言该从基本学起，现代青年学文言，目的在阅读文言书，不在练习文言写作上。
在4、5两个月中，他接连出版了三本书，《语文零拾》由名山书局印行，该书收有一些书评和一些译文。《标准与尺度》由文光书店出版，收集了抗战胜利后写的22篇文章，内容很杂，有评论、杂记、书评、序跋等，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论雅俗共赏》由上海观察社出版，收进关于文艺的论文14篇。看到多年心血的结晶，病中的他又有了一种莫大的安慰。
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卖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政府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朱自清正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吴晗来到他家，带来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看毕，伸出颤抖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8月6日早上４点钟，朱自清胃部突然剧痛，当即被人送到北大医院，经诊断为胃穿孔。动手术后情况尚好，10日，朱自清的病情突然恶化，中午，医院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校方，朱自清病危。朱自清神志还清楚，安卧在床上，看了看环守在床边含着眼泪的三个孩子，用颤抖的手抓住坐在榻旁的妻子，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说完吁了一口气，似乎了却一件心事，又平静地睡去。11日，朱自清的病象愈加险恶，12日８时，开始昏迷，不久，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宗与世长辞了！享年仅51岁！时为公元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
作者点评
朱自清先生是一个教师，同时是一个文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也一生不忘他所爱好的文学事业。他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曾为生活所迫，超负荷地到各地讲课，每到一地，他都十分认真负责地教育学生，以自己的学识品格来影响他的学生。他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过程，表现了他从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民主斗士的思想变化历程。他的正直与正气，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三一八事件、五卅惨案、一二·一惨案等一连串政治事件中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一颗正义的心在跳动，一腔热血在沸腾。他不是游弋于文学之中不闻窗外事，也不是逃避社会躲到象牙塔之中自得其乐。他用作品，艺术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担忧，《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以病羸之身主持闻一多先生的遗著整理编辑工作，既是对友人的告慰，也是他自身忠厚性情的再现，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无声的控诉。他尤其重视人情、亲情、友情，他的这些情感常从文笔中汩汩流出，正体现出他的一种博大慈爱胸怀。他的散文名篇《背影》、《儿女》、《悼亡妇》、《冬天》，具有浓厚的人情味，至今还能感悟众多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则是他内心世界善良一面的又一种体现，《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文章中充溢着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朱自清不仅给后人留下许多优秀的散文，更重要的是留给我们一笔精神财富。一种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为人称道的骨气。当他处在生活维艰、贫病交加之际，断然拒绝美国的面粉，宁可饿死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下去，临终前他对家人的嘱咐也令天下寒士闻之落泪。他一生有著作27种，共约190余万言，这一切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以自己的衰弱的生命为世人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表现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最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灵魂，“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是对朱自清先生最好的评价，也昭示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关头所表现出的的高贵品质。
毛泽东评点张恨水
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华夏大地，多少年来，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履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也是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5—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血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吗？我认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体裁上作境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矛盾斗争。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张恨水小传
张恨水，原籍安徽潜山，出生在江西省广信县一个小官吏家庭，原名张心远，1914年给汉口小报投稿时，从南唐李后主《乌夜啼》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此后，恨水便成为他的正式名字。笔名除“恨水”外，其笔名还有：旧燕、哀梨、哀、梨、并剪、藏稗楼主、画卒、崇公道、于戏、半瓶、逐客、报人、不平、我、油、大雨、杏痕、北雁、小记者、打油诗人、打油词人、东方晦、布衣、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见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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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他还有两方印章，一曰：“程大老板同乡”，一曰：“东郭文丐”。从这些笔名中，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情趣和性格，而有一些则表现了他对家乡的炽烈感情，即如“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和“程大老板同乡”等。其父在父辈中排行老三，张恨水又是他的长子，自然也得到他的喜爱。张恨水年少时，其父见他聪明解事，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就给他取名“心远”，希望他志向远大，有番作为。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宗岁兆联芳，祖泽益福庆”排名，他的谱名则为“芳松”见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张恨水喜爱家乡，熟悉家乡，更以家乡自豪。他有许多小说都是以家乡潜山为背景的，像《似水流年》、《现代青年》、《天河配》、《玉交枝》等，对家乡的习俗、人情、世风等都有详尽生动的描写。而《秘密谷》，则是直接描写天柱山的。张恨水把流传于当地的神秘谷传闻，通过丰富的想象，写成了一部寓言式的游记小说，今古人物对坐一堂，寓庄于谐，且又寄托遥深。虽然张恨水自认为这部书不成功，但他写这部书为《八十一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秘密谷》一书，数年前台湾曾有再版。
张恨水的祖父号开甲，曾任江西某县武官。其父名钰，在江西从事税务工作。公元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在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地区)，一位张姓游宦之家，降生了一个哭声异常洪亮、圆头大脑的男孩，这就是张恨水。不想家人一阵欣喜忙乱之后，下午二时许，佳音又传，祖父张开甲公，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又是添人进口，又是加官晋爵，真乃千载难逢的“双喜临门”。这事自然轰动了乡里，男女老少少不得都来凑趣祝贺，张家当然也要来个举家欢庆了。可能祖父认为是张恨水给他带来了好运，就特别偏爱张恨水，说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因此取名“芳贵”见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第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张恨水虽然给祖父“带”来了“官运”，可是他自己却偏偏厌恶官场，既不富也不贵，一生坎坷，手耕笔耘，糊口而已。
1901年，张恨水6岁，启蒙于景德镇一家私塾。在其父的陪同下，张恨水穿上新的长衫小马褂，夹着新书包进私塾上学。那一天，张恨水向孔夫子像和先生行了礼，就是正式的学生了。他初念书，自然先入蒙学。所谓“蒙学”，就是先生只教读而不解释文义。塾里的学生年龄也是大小不一，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六七岁，因而学习的进度不一样，书本也不一样。大家都坐在一个课堂上，先生又要求学生大声诵读，于是你念你的“人之初，性本善”，他念他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念我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像蛤蟆吵坑般地喊破了天。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读书的地方多次变换。恨水好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知识，也使他学到了不少“腾挪闪跌”的写作方法。
俗语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张恨水的祖父戎马一生，虽然已是膝下弄孙了，但仍然练功不止，每日总要抽空练习拳脚。张恨水常常在官衙的院子里看他祖父练武，羡慕得了不得。其祖父见他喜欢练武，很想让他继承自己的武功，就常常逗弄张恨水。一次，他站在走廊上，跷起一条腿，另一条腿独立，让张恨水跨在上面，抱住小腿当马骑。祖父的腿上下腾挪，像马跳跃，他嘴里还发出“咴咴”的马啸声。张恨水高兴得手舞足蹈，俨然一副武士派头。祖父乘兴问他：“你愿意当英雄吗？”张恨水回答：“愿意学爹爹，跨高马，佩长剑。”祖父听后，特别高兴，特意找来一头山羊，配上一副小鞍鞯，还亲自砍竹为刀，削芦作箭，专门派了两个老兵，教张恨水在官署的大院中纵“羊”驰骋，挥刀冲杀。四五岁的张恨水全副武装，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铁骑奔突、征鼓雷鸣的沙场上。祖父看了，发出欣慰的笑声。这苍老的笑声一直印烙在张恨水的心际，到了晚年，每逢闲话时，张恨水总爱谈起这段往事，谈着谈着，他就会忘情地呵呵笑起来。少年习武，为他以后写作武侠体裁小说打下了基础。
1912年，其父因急症于南昌去世。家庭经济来源突然中断，他被迫退学，随母亲返回潜山。当时，其母36岁就寡居，张恨水当时也只有17岁，下面还有五个弟妹。其父又没有留下什么积蓄，其母只能带领张恨水兄妹从江西回到潜山老家，靠薄田数亩过活。失学，这个打击对一个17岁的青年实在是太大了，他既感到前途渺茫，又为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前途担忧。这时的苦闷和焦虑实在无法排遣，他只好钻进老书房，闷头读书。农村的夏天，蚊虫非常多，张恨水在书房独对昏黄的菜油灯，总要读到深夜，两条腿都被蚊虫叮满了包，奇痒难耐。于是张恨水想起了一个法子，用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进去，既可避免蚊虫的打扰，又可以使自己头脑清醒，不致打瞌睡，这样他就可以苦中作乐地读到深夜。 然而他足不出户地苦读，非但没有引起别人的同情，反而招来嘲讽讪笑。当时农村人让孩子读书，无非是想下辈人升官发财，他们对张恨水这一无所成的青年很是瞧不起，说是：“读书读成了张某人那样，还不如让孩子们种田哪！”甚至当面嘲笑他是“书呆子”、“书庸子”(庸，潜山语，即箱子)。张恨水听了这些话，既不便解释，也解释不清，就益发地躲在老书房里，看书写作，借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时他的诗词都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他写了一本诗集、一本词集，还写了一部名叫《青衫泪》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从名字就能知道内容，是白话章回体，小说中穿插了不少诗词四六骈体以及小品，完全是模仿《花月痕》的套子。这些诗、词和小说，是他当时的心情写照，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可惜这些手稿都丢失了。不久，处于苦闷之中的张恨水应堂兄张东野之邀，到了上海，考入孙中山先生所办的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学习期间，因生计所迫，张恨水曾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梅花劫》和《日新娘》，投往上海《小说月报》，不久即收到该刊主编恽铁携先生的回信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这使他大喜若狂。后来稿子虽未被采用，但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二月革命讨袁失败后，学校被迫解散，张恨水再次辍学，返回乡里。
1918年，受挚友郝耕仁推荐，张恨水来到芜湖，做了《皖江报》总编辑。张恨水在《皖江报》的人缘非常好，和同事们关系融洽，有的还成了他很好的朋友。就是在他离开此报后，也常与他们书信往来。一直到1956年，张九皋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还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信函给他，其拳拳怀念之情溢于纸上，感人至深。
在芜湖，工作并不紧张，而张恨水所带之书只有《词学全书》和《唐诗十种集》，加之
人地生疏，又无书可借，于是又在闲暇时写起了小说。他先写了一篇短篇，名叫《真假宝玉》，是篇滑稽讽刺小说，投给了由邵力子先生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解放与改造》，不久就连载于该报1919年3月10日至16日的《民国小说》一栏内。张恨水小说的首次问世，是他走向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他的短篇小说《紫玉成烟》、《真假宝玉》、《迷魂游地府记》和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就是在这年发表的。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的思想，完全陶醉于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形式上“偏重辞藻，力求工整”见张占国、魏首忠的《张恨水研究资料》第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也掀起了查禁外货、罢市罢课的学生运动。群众把日本草席钉在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有一个卖艺人在芜湖街面上大放媚日言论，在群众的反对下，此人逃进日本人办的丸山药店中。五月初五，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借口芜湖人仇日排外，派日本兵一队，荷枪实弹，到芜湖向人民群众挑衅。下午，张恨水用屈原爱国精神激励工友，率众高呼口号，在九山药店前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芜湖人民称为“爱国义举”。
1919年，张恨水24岁，为继续求学，于“天凉好个秋”之际，只身来到他心目中的“首善之区”北京。扑入眼帘的前门箭楼，雄伟端庄，气派恢宏，张恨水凝视良久，暗道一声：“侥幸，终于看到你了！”忽而，一辆“轿车”擦身而过，只见那健壮神气的菊花青骡子，拉着带有青缎遮围、嵌着玻璃窗的车身，车辕上的把式鞭梢一甩，“得儿龙冬，得儿龙冬……”“十三太保”轿车发出有节奏的音韵悠然驰去。一瞬间，他似乎体味到了一种历史的神秘，一种生活的艺术，并融为一股特具情韵的“北京味儿”。张恨水一下子就爱上了北京。张恨水在北京有了工作，会馆里的饭钱也还支付得起，在北京算是有了栖身之地，暂时不必发愁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开头还算顺利，张恨水非常兴奋。当时，正值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北京联袂演出。张恨水这天有了工作，一高兴，竟然花去身上最后一块大洋，买了戏票前去观看，饱享了一番眼福、耳福。这桩“一元看三星”的轶闻，被朋友们赞之为“倾囊豪举”。张恨水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极富“罗曼蒂克”，常常笑呵呵地对人谈起此事。
张恨水到京后，先后在上海《申报》驻京通讯社、北京《益世报》编辑部、北京世界通讯社、联合通讯社、北京《朝报》、《今报》编辑部任职，每日忙于新闻编排工作。《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创刊后，他身兼这两报的副刊主编，张恨水既然做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每日忙于奔波采访、撰稿，自然没有余暇再去写小说，因而他初到北京后的四五年间，没有小说问世。然而所谓“积习难改”，小说没有时间写，诗词倒是写了不少，每有感触，总要一抒胸臆，只可惜往往随写随丢。大约是他到北京第二年的农历除夕，通讯社休刊，张恨水站在宣武门外的粉房琉璃街口，看着熙来攘往采办年货的人们各自提筐携匣奔忙于路上，不禁口占一绝：
宣南车马逐京尘， 除夕无家著此身。
行近通衢时小立， 独含烟草看忙人。
此后，他发表了两部成名作《青明外史》和《金粉世家》。除小说、诗词外，他还写了不少杂文，既论时政，又谈风月。
1925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张恨水再也不谈风月了，接连写出了《中国不会亡国，敬告野心的国民》，《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等时事短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声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从3月19日至3月23日，每天都在头版全版刊登惨案情况和惨案照片，并发表社论，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就在这一时期，张恨水连续在副刊上发表杂文，因事而发，针砭时弊，对那些军阀、权贵痛加挞伐，鞭辟入里，毫不留情，如《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暴露了官场腐败、黑暗以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状；《曹三爷不辨水旱》，矛头直指直系军阀头目曹辊，揭露他中饱私囊，不顾灾民死活；《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对这位祸国殃民的奉系军阀进行了无情的揶揄讥讽；而《免考入门卷》则抨击了当时考场上的舞弊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这些杂文笔调辛辣幽默，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博得读者的喝彩。
要说真话，就要揭露黑暗，自然会惹来祸事。那时张恨水正在《明珠》上连载长篇《荆棘山河》，这是一部揭露军阀混战、残害百姓的小说，亦所谓“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也冒犯了张宗昌，张宗昌下令《明珠》停发该文，于是，《荆棘山河》被腰斩。张恨水的小说被“奉命搁笔”的还有多部，但《荆棘山河》可说是被禁之首了。“荆棘山河”，山河果然多荆棘。
1930年2月，张恨水因和资方发生矛盾，一怒之下，他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所有职务，并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表达了他对资方的不满，同时，也阐明了他要腾出时间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3月，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该小说发表后，颇受市民的欢迎，被改编成话剧，拍电影，编成弹词，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
1931年，由于稿费收入增多，他就出资，由其弟牧野出面，在北平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他被推为校长，并担任该校语文教员，专门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恨水打破原来的计划，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太平花》插入抗战内容。这是他第一部带有抗日色彩的长篇小说。
1934年夏，张恨水游历了西北，在西安拜会了杨虎城和邵力子。返回北平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反映了西北人民在天灾人祸的煎熬下卖儿鬻女的凄惨生活。后在1956年，张恨水曾再游西北，目睹了解放后的西北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游记《西北行》中，他热情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