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应成舍我的邀请，他只身来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主编。年底，张恨水正准备返回北平，忽在一夜收到家中拍来的两个加急电报，叮嘱他缓归，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冀北伪政权列入黑名单。北归未成，张恨水于翌年初到了南京。至此，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十六年的生活和创作，其间，著有中长篇小说50余部，兼有数目可观的杂文和诗词。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时期。
在南京，他和张友鸾共同创办了《南京人报》，这是他一生中自己创办的惟一报纸。他的长篇小说《鼓角声中》和《中原豪侠传》就是此时发表的。“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南京城因人员疏散，报纸销路骤减，《南京人报》面临困难境地。不久，张恨水病倒。1937年11月，他离开南京前往芜湖就医。12月底，在南京陷落前不几天，《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张恨水病愈后，于1938年1月10日到了重庆，受陈铭德之聘，担任了重庆《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职务，开始了他在重庆的生活和创作。3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张恨水被选为第一届协会理事。1939年6月2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事件发生后，张恨水极为气愤，挥笔写了一副挽联：“抗日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表达了他对我牺牲将士的哀悼和对国民党反共暴行的谴责。12月1日，他的中篇小说《八十一梦》开始在《新民报》上连载。这部小说，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国民党统治下重庆腐败的现实和社会上种种丑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得到了新文学界人士的好评。周恩来曾称赞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除此之外，他的《魍魉世界》、《水浒新传》、《大江东去》等作品在当时也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了小说，他在重庆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影响最大的是从1941年底到1945年初连载于《新民报》上的《上下古今溯》。这组杂文有一千多篇，百万字上下，内容虽有“增加读者兴趣”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运用自己平生所学的知识，隐讳曲折地讽喻了现实的黑暗。
1942年，在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和张友鸾共同提出了“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实际上这也是张恨水进行创作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重庆《新民报》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倾向。张恨水也以自己的创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因此，1944年5月16日，在他50岁生日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政协会”、“新闻协会”、重庆《新民报》等单位联合发起了祝寿活动。《新华日报》还为此事专门发了短评，表示祝贺。潘梓年、老舍等也都撰文肯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日本投降后，张恨水辞去了重庆《新民报》的所有职务。1945年12月3日，他在《新民报》上发表了《告别重庆》一文，第二天即携家离开重庆，返回北平。至此，结束了他在重庆的近七年的创作和生活。其间，他约写有16部中长篇小说、近200万字的杂文和不少诗词，这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到北平，受陈铭德之托，担任了北平《新民报》经理的职务。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内战期间，张恨水一方面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迷惑，接连在10月19日、28日发表了《时局管窥》和《中共之失在政治》两篇社论。认为：内战爆发以来，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军事上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想要摆脱被动“必须与政府委员会上，及国大代表上，联合民盟取得否决权的名额”，“必须制定整编军队，解决地方政权”。还认为：因为中共“无限制地驱民兵以战，及囤集粮食作军粮之用”，所以失掉了人心。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种种丑恶行径为题材，写出了《五子登科》、《纸醉金迷》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对国民党的官僚政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发泄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表现了他思想上的两面性。
1948年12月12日，因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张恨水辞去了北平《新民报》的所有职务，结束了他从事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为了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生活，辞职后的张恨水开始撰写《写作生涯回忆》。1949年1月1日，此文正式在北平《新民报》上刊出。这是他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一份最详细的资料。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3月2日至4日，北平《新民报》刊出了《北平新民
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员》，文章认为，张恨水在主持北平《新民报》期间，向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严重的妥协，是帮助国民党特务迫害进步人士的凶手。为此，张恨水受到很大刺激。6月，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恨水因病未能参加。会后，周总理派人看望他，对他的生活作了安排，并聘请他担任了文化部的顾问。同时，又吸收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50年后，他深居简出，在病体好转后，除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外，还写出了不少作品。1954年1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大公报》刊出，这是他病后所著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后，他应中国新闻社之邀，在海外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秋江》、《孔雀东南飞》等根据历史题材所写的小说和《街头漫步》等杂文。1959年，周总理提名聘请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会后，张恨水同其他代表一起和毛主席合影留念。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张恨水因脑溢血突然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2岁。
作者点评
张恨水从事创作近五十年，据统计，他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达百余部，杂文近五千篇，还有大量的诗词。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多产的重要作家。
在挑起全家生活重担之前，张恨水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换钱糊口，而是由于创作热情的冲动，同时也本着自己的艺术良知，企图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讥刺和讽喻。他的书中的主人公多是作者的化身，作者想说的话几乎都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了出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
睹的种种怪现象，大都借主人公所见所闻和盘托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勇气，对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文艺界、新闻界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混乱和腐朽，进行冷嘲热讽，不留情面，对病态社会的病态文艺痛下针砭，不遗余力。对当年比比皆是的假名士、吹牛大王、死要面子之流的讽刺，是其小说的次要方面和副题，对鸳鸯蝴蝶派末流的猖獗与泛滥进行揭露和讨伐，揭露黑幕小说、色情小说、末流武侠小说与假翻译小说的无聊无耻，谴责其唯利是图、诲盗诲淫、毒害青年心灵、污染社会风气的罪行恶果，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深入批判鸳蝴派的专文，是在张恨水小说问世后发表的。由此可见，张恨水虽然并非自觉地遵奉“将令”追随导师和先驱们在文化战场上主动出击，但客观上是以散兵游勇身份汇入了战斗的行列，参加了扫荡没落腐朽旧文化的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张恨水早就看到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曾通过他的小说的主人公的嘴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最有阅历的话，所以太史公编《史记》，半是游览得来的。这小说一门现身说法，非有阅历不可。”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28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当然，小说不一定都是“现身说法”，但的确需要生活积累，作家应该拥有丰富的阅历。张恨水一辈子遨游名山大川，青年时代闯荡江湖，浪迹苏皖；30年代去大西北体察风俗民情，记者生活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现实生活素材。张恨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合生活逻辑的离奇情节，但为数很少。绝大部分作品(包括早期创作)都是现实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即使这种反映打上了自然主义烙印，有时也有主观偏见，并不那么正确，但毕竟不是杜撰。如果我们把张恨水全部小说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可以发现他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夕到国民党政府总崩溃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许多重要侧面，并塑造了旧军阀、旧官僚、国民党新军阀、新官僚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形象，对今人具有相当大的认识价值。
张恨水对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以及商品化的新闻小说、武侠小说、蹩脚的文言翻译小说的批判，带有不彻底性，因为作者既未从阶级论的高度剖析产生这些小说的社会根源，又未从世界观、创作方法和美学理想上冲击其封建性、游戏主义和小市民庸俗趣味的要害，只是从元、明、清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大师和某些理论家那里借用道德的武器对他们进行谴责，自然不如后来新文学阵营中的人们用资产阶级文艺观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批判流行小说那样深刻有力。又由于感情的习惯和爱好往往落后于理智的主张和宣言，张恨水的创作实践，并不完全符合他在他的小说里所表露的小说观，甚至还身不由己地向社会积习和金钱势力妥协过，使自己的作品带有商品化的倾向和“游戏主义”的印迹。这是作家理智、良心与社会善恶激战后留下的伤痕，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具有的一种可恶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剖析。
张恨水一开始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所幸的是，他从事创作的年代正是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革命文学、进步文学迅速攻占文学阵地，以巨大的声势冲击着京派旧文人和海派新才子。鸳鸯蝴蝶派的地盘虽然还继续维持着，但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开始模仿新文学，描写“劳动问题、妇女问题、新旧思想冲突问题”，以迎合社会心理，与死守原阵地的顽固派产生了分化。张恨水本来就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又不断向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学习，这时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来自外界的批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作家队伍进行了重新组合，鸳鸯蝴蝶派发生了进一步分化。爱国主义激情鼓励着张恨水，他思想中原有的积极因素开始发扬光大，使他进一步睁大眼睛，勇敢地面对现实，加快了向现实主义通俗新文学过渡的速度。他努力遵循“叙述人生”“不超现实”的原则，公开宣称“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我更不愿发表”，他遵循自己的意志创作了《弯弓集》、《冲锋》、《大江东去》等一系列作品，歌颂抗战，揭露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没有完全跳出言情的窠臼，常常在小说中加进“软性”的罗曼蒂克，以增加趣味，形成“抗战加恋爱”的新公式，而抗战与恋爱的关系处理得又不甚高明，使作者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客观效果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差距。张恨水的后期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虽然仍然注意作品的趣味性，但抛弃了“趣味主义”，这时的“趣味”已不是作者追求的目标，而仅仅是作者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八十一梦》以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的形式出现，于荒诞不经之中蕴含着一个清晰可辨、黑暗异常的现实世界，在妙趣横生中达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的。如果说，这也叫“迎合”读者的话，那是在高层次上的迎合，与鸳鸯蝴蝶派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有着本质区别。这一时期，张恨水依旧站在城市平民的立场上，但希望他们能摆脱蒙昧，进入争取自身解放与保卫祖国的战斗行列，他写的作品感情健康，格调明朗，与早期表现小市民虚幻梦想的小说，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张恨水的作品也并未扬弃对爱情的描写，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但已不再是闭门造车地随便编造故事，以赚取读者的笑。
此时，张恨水也不排斥西洋小说的技法，而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使自己的作品既受旧小说爱好者的欢迎，又能为新文学读者群所接纳。这在抗战时期大力提倡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旧瓶装新酒，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情况下，更具有重大意义。“张恨水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完成了‘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全部历程，成长为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师。”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94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评点柳亚子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否如愿？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多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敬颂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言慨乎言之，感念最深。持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激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敬颂道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清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宜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这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
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六月一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1—3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柳亚子小传
柳亚子（1887—1958年），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著名诗人。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出生于江苏吴县北厍大胜村一家，幼时从母亲学唐诗，12岁随家人迁居黎里镇，少年时期，他受父亲影响，赞成变法维新，醉心于《新民丛报》的宣传。16岁中秀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柳亚子加入黎里镇爱国团体——中国教育会，不久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开始革命生涯。在这里，柳亚子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苏报案发生后，他退学回乡，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清诗文。当章太炎、邹容下
狱时，正值慈禧生日，柳亚子遂赋诗痛抒一腔愤激之情，其诗曰：
胡姬也学祝华封，
歌舞升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
神州学界尽奴风。
这年他才18岁，其诗矛头直指慈禧，显示出超凡的勇气。起初他受卢梭“天赋人权”学说的影响，改名为人权，字亚庐。后来又仰慕南宋诗人辛弃疾的为人，便再更名为弃疾。1904年，柳亚子在吴江同里入自治学社，与陈去病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该刊以剧本、小说为主，兼刊论著，主张改良戏剧，并鼓吹组织梨园革命军，宣传反清思想，但该刊仅出版两期就被清政府勒令停刊。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在吴淞口外轮上谒见孙中山。1905年，柳亚子又以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自治报》，自任主编。1906年， 柳亚子20岁时到上海健行公学任职，与高天梅一起将《自治报》改名为《复报》，取其光复中华之义，以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强调反满复仇，批驳君主立宪制，文字浅显，风行一时。高天梅嫌亚卢的“卢”字笔划太多，自作主张称他为“亚子”，并解释道：“子者，男子之美称也”。久而久之，柳亚子也接受了这个称呼。在此期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还为《江苏》、《苏报》、《醒狮》、《民吁日报》等革命报刊撰写了大量宣传民主民族革命的政论文章和诗词。1907年，秋瑾案发生后，上海健行公学已成为清政府注意的对象，柳亚子不得不设法躲藏，《复报》也因此停刊。
庚子事件后，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清政府却苟且偷安，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使中国人民承受双重压迫之苦。国难当头，一部分首先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反帝反清的斗争，进步力量与腐朽、反动势力展开了剧烈的交锋。 1909年，柳亚子与陈去病在苏州成立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任书记员。该社经常选择春秋佳日在上海愚园等处办文酒集会，鼓吹革命。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南社，它在辛亥革命前惟一的使命，就是提倡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操南音不忘本”，也就是南社的“南”字取义所在。南社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如仇冥鸿、黄兴、宋教仁、沈钧儒、陈英士、柳亚子、于右任、廖仲恺等。他们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辛亥革命后又投入了反袁帝制、反军阀、反日伪、反蒋独裁的斗争，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斗争精神。南社的民族观念虽过于狭隘，但其反专制的斗争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在当时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社的成员多为文人，他们坚持以文学创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以大量的诗、词、曲、剧和政论文等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鼓吹民主革命。他们倡导西方的共和制度，宣扬明末遗民抗清的民族气节，以激励汉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忧民之情及誓死推翻帝制的决心。柳亚子曾经撰写过《南社诗人点将录》，把南社诗人和《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相比，他自己则直率地以草寇宋江自比。在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成员主持笔政，南社自己又创办了不少报刊，还应出版社之请担任撰稿人，出了许多单行本册子。柳亚子先生当时曾开玩笑说：“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数量最多的要数诗歌。又如柳亚子所总结的：“南社是诗的”。当时诗坛上，正值崇尚江西诗派的同光体盛行，而龚自珍以来的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也正在被发扬光大。在南社内部，同样存在着两个诗派：一是以庞树柏、朱鸳雏、胡先等为代表的宋诗派，一是以柳亚子、陈巢南为代表的唐诗派。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柳亚子认为，要“思振唐音”，应“重布衣之诗”。也就是说，继承和发扬唐诗中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旧体诗写新内容，呼唤时代风雷。柳亚子反对宋诗派，但并非反对宋诗。他推重李清照的诗，并称“辛幼安是可儿”，“放翁爱国岂寻常”，可见柳亚子反宋诗派理论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这场论争，看似诗派之争，其实是新旧思想之争。因为当时崇尚宋诗者，大都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诗人都是一班遗老，满脑子的“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柳亚子等人反对宋诗派，其实就是反同光体诗人；反同光体诗人，也就是反对封建陈腐的残渣余孽。由此可以说，两派之争实际上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政治斗争。南社的诗歌雄奇、奔放，其中许多诗是反映民族危机日重的现实和抒发慷慨激昂的斗争之情的。比如柳亚子的“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寒》）“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有怀章太炎、邹威舟两先生狱中》）。柳亚子怒斥满清天子和朝臣：“自坏长城奈汝何，黄龙有约恨蹉跎。无愁天子朝臣子，痛苦遗民涕泪多。”（《寄题西湖岳王冢同慧之作》），表现了诗人反清的民族气节。柳亚子和南社诗人还为惨遭清政府和袁世凯杀害的烈士写了许多悼诗，斗争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如柳亚子在《吊鉴湖秋女士》中写道：
缺陷应弥流血史，
惊魂还傍断头台。
他年记取黄龙饮，
要向轩亭酹一杯。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战友的无尽怀念和继续斗争的决心。他们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动摇了同光体的统治势力，而且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以其血泪交织、忧国忧民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诗作，进一步扩大了旧体诗的创作空间领域，开拓了诗歌的新意境。他们的诗作成为新旧文学之交时期进步诗歌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它在反清宣传上还带有狭隘的民族意识。即使那些斗争性较强的诗篇，也多充满着怨恨悲凉、消极苦闷的情绪。
在戏剧领域，南社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戏剧改革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他们公开主张，戏剧要结合政治斗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１９０４年，柳亚子发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他认为戏剧具有极强的思想感染力量：“秋风五丈，悲蜀相之陨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于优伶社会哉？”他要求有意识地把戏剧作为宣传的武器应用到政治斗争中去。至于戏剧的内容，应表演“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淫，烈士遗民之忠荩”，教育人们以法国、美国革命为榜样，以印度、波兰灭亡为戒鉴，从而使大家都能“崇拜共和，欢迎革命”，投身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来。１９０４年，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并身体力行，从事戏剧创作和表演。这段时期的南社戏剧主要有柳亚子的《松陵新儿女杂剧》、陈巢南的《金谷香》、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风洞山传奇》、《血花飞传奇》等等，这些作品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体制上也突破了传统戏剧的固定程式，说白唱词比较质朴雄劲，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对少数民族排斥歧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缺乏认识。另外，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方面不如诗歌创作那样协调，不少作品还是半成品，无法上演，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南社的部分成员如李叔同、李息霜、欧阳予倩等开始从事话剧启蒙运动，他们在东京编演了我国话剧的第一个创作剧《黑奴吁天录》，并获极大的成功。此后又在国内演出了《热血》、《猛回头》、《黄花岗》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戏，配合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他们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南社几乎囊括了海内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柳亚子、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黄侃、胡朴安、吴虞、黄兴、苏曼殊、欧阳予倩、李叔同、黄虹宾、杜国庠、杨杏佛、刘大白、陈望道、沈尹默、吴梅等人，均为我国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名家。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是一人多艺，精通旁道，可谓风靡云蒸，阵容整齐。南社的崛起虽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几经反复，不久就烟消云散，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柳亚子先生在总结南社历程时说，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一面。鲁迅先生也曾分析过南社衰亡的原因，他说：南社“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了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运动的反动者。”（见《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武昌起义爆发后，柳亚子与朱少屏等在上海创办《警报》，专门报道革命形势的发展，除要电、消息、通讯、时评、专稿、译稿外，还刊登大量新闻照片和诗词、歌曲，图文并茂，在当时影响较大。该报于上海光复停刊后，柳亚子被任命为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但仅仅三天就病辞回沪。不久，北洋军阀当道，袁世凯妄图复辟，密令手下组织“筹安会”来拥护他。为此，柳亚子坚决反对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孤愤》，其诗云：
岂有沐猴能作帝？
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
北伐声中起誓师。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坚强的斗志。孙中山退位后，柳亚子在《天铎报》报上天天骂南京政府，那时《民立报》被南京政府贿买，也在报上反骂柳亚子，双方针锋相对，柳亚子后来被人劝离《天铎报》。革命失败后，柳亚子非常苦闷，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直到“五四”运动时，他才又重新燃烧起改造中国的希望。
1923年10月，柳亚子再次来到上海，和叶楚伧等人组织新南社，提出该社的宗旨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该社出版《新南社社刊》，全部用白话文，趋向新文化新思潮。 “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受到十月革命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年12月，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从事江苏省党部和吴江县党部的筹备活动。柳亚子作为国民党最早的党员，又是社会上有名气的诗人，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便成为江苏省代表中的左派领导人，积极同共产党合作。早在此时，柳亚子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兴趣，他在一首题名《空言》的诗中写道：
孔佛耶回付一嗤，
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
独拜弥天马克思。
他还在诗中三次重用“中山卡尔双源合”以示“天下英雄见略同”，而且“更忆滞人梦魂地，庄严赤帜莫斯科”。有人曾问过他：“先生诗数千首，哪些是代表作？”他开始说没有，后又说：“倘本诗言志之旨，这首题为《空言》的诗，勉强可算代表作。”他还在其所撰的《乐国吟》后序中自署“列宁私淑弟子”，并请人刻了两方闲章，一为“亲炙中山”，一为“私淑列宁”，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和列宁的敬仰之情。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在右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监委会内确是凤毛麟角。1925年三月，孙中山逝世，柳亚子于哀痛中多次撰文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认为国民党是因为接纳共产党员才获得新生。文章写道：“时代震撼，潮流变迁，落伍者自然不少，孙先生屡屡设法改组，直到13年1月28日，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才发表宣言，确定党纲，淘汰旧分子，增加新分子，严格组织起来。”为了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之业，柳亚子始终不渝，积极推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柳亚子立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右派所为，他撰文号召大家要坚决贯彻廖仲恺的主张，坚持国共合作。同年11月23日，邹鲁等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企图取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党籍，解除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人的职务。柳亚子对邹鲁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在恽代英的支持和协助下，于当月29日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再次全面阐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文章指出：“要国民党革命成功，非把工农阶级宣传和组织起来，使他们加入革命队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的。同时，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既然要吸收工农阶级，绝对无排斥共产分子加入本党的理由。”他明确表示：“拒绝工农阶级而要实行国民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容纳工农阶级而要排斥共产分子，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西山会议后，邹鲁在上海成立伪中央继续开展分裂活动。柳亚子又发表檄文，斥责他们是“总理的叛徒”。后来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出席二中全会，反对蒋介石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随后他又邀约侯绍裘和朱季恂一起去见蒋介石，怒问道：“你到底是总理的叛徒，还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坚决地执行三大政策。”直说得蒋介石面红耳赤，默不做声。为此，柳亚子受到右派的嫉恨。1925年12月，南京的国民党右派一直认为他是共产党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1926年3月，柳亚子到南京中山陵参加奠基典礼，一伙暴徒企图乘机殴打他，幸亏同行的共产党员保护，他才免遭毒手。
1926年3月，国民党“二大 ”刚结束，蒋介石就发动压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变”。柳亚子气愤地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恽代英等人，说蒋介石日后必然为祸，建议以重金雇枪手将其消灭。对这种憎爱分明的建议，恽代英等人深为赞许，不过共产党人一向主张阶级革命而反对个人恐怖行动。柳亚子的主张虽未见采纳，却对共产党人更为敬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随后，他与毛泽东共同饮茶谈心，对政局取得了一致意见，多年后“粤海难忘共品茶”的诗句，就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后，柳亚子发起成立 “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大屠杀时，柳亚子是国民党中德高望重、铁骨铮铮的左派，反动派对他又怕又恨，早欲去之而后快。一天深夜，国民党右派陈群派军警到柳亚子的故居吴江县捉拿他，幸亏柳亚子的住处原是清乾隆年间某大官的府邸，门墙高大坚固，共有五进。柳亚子听到撞门声，情知不妙，急忙躲藏到宅中特设的橱柜后的夹弄中。这个夹弄又称复壁，宽两尺五，长两丈四，柳亚子就这样藏在里面。柳夫人把他刚藏好，反动军警因撞不开大门，就已经翻墙而入，但还是没有搜出柳亚子。于是，军警开始盘问家中的男女老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人出门很久了，还没有回家。家中12岁的小女柳无垢和年幼的外甥也很机智，回答盘问时都没有露出破绽，军警信以为真，只得悻悻而去。躲在复壁中的柳亚子自度恐难脱险，心怀激愤，口占一诗，诗云：
曾无富贵娱杨恽，
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
世间竖子竟成名。
当得知军警走后，柳亚子才走出暗道机关，遂马上化妆赴日本避难。后来，他还写下了“可怜无限青年血，赢得头衔满左右”，用来鞭挞反共卖国的蒋介石及其同伙。1928年，柳亚子回国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活动，声援左翼文化运动，同情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江苏革命博物馆编辑、江苏通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等职，编著了《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等书。但是，柳亚子仍然憎恨蒋介石反动政府，写下了大量诗篇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罪行，遥祝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招致失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柳亚子立即以诗人的睿智写道：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
并世支那两列宁。
他特别在下面注释：“孙中山、毛泽东”，坚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与何香凝组织了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另外，他还积极奔走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1931年1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为了反对蒋介石迫害进步青年，分别在《申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柳亚子读后不胜感慨，写信给姜长林说：“整个的国民党弄得只剩两个女人。中山有灵，真要痛哭了！”柳亚子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抗战全面爆发后，柳亚子因病留居上海租界，专门从事南明史研究和南社历史的总结。为了防备一旦落入敌手，他预立遗嘱以见志：“敌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柳亚子与进步作家常有往来，与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2年10月12日，鲁迅为柳亚子书写条幅《自嘲》，即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达了他们共同的人格品质和节操。1933年3月，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柳亚子四处奔走，一面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营救，一面请律师出庭辩护。当柳亚子得知上海当局准备把廖承志押解去南京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何香凝，并与她一起前往警备司令部营救。何香凝在门口大声骂道：“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为什么不抓我却把我儿子关起来？我要坐牢，你们把我关起来吧！”结果，吴铁城在柳亚子和何香凝的担保下，不得已把廖承志放了出来。
1939年，叶青在香港《大风》上撰文称：“国民党适宜于中国，共产党不适宜于中国，因而国民党应该存在，共产党不应该存在。”柳亚子闻讯后斥责道：“叶青者，不过代表云耳，自然背后还有一大批混账东西存在也。”他还去信指责《大风》，为什么要制造摩擦，并表示不再为该刊写稿。抗战时期，柳亚子有一个看人的标准，这就是：“主张团结的就是好人，主张摩擦的就是坏人” ，而“反共就是汉奸”。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 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共同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杀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并声言除非国民党政府对事件表示“悔过”，否则就不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恐怕柳亚子不参加会议，便派吴铁城来促驾赴渝。吴铁城特邀杜月笙来帮腔，但柳亚子不吃这一套，他在客厅里拍着桌子骂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蒋介石）暗杀，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最后柳亚子叫他们滚出去，就这样骂走了蒋介石的说客。当时，他的生活来源无着，却宣称宁可食草采薇，决“不向小朝廷求活也”。蒋介石接电后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中央以柳亚子“诬蔑中央”、“违反国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此后，柳亚子更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参加了民盟并投身于民主运动。
1941年，香港沦陷，柳亚子与何香凝一起在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纵队的营救下回到国内。1942年6月，柳亚子前往桂林，他团结进步力量从政治与文化两方面与敌斗争，严厉谴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拥护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期间，他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在桂林期间，柳亚子进入创作“最高潮”。他除了写成《少年时代的柳亚子》、《怀旧集》以及大量诗词之外，还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柳亚子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战争使他的资料文稿丧失殆尽。到了桂林后，他结识了靖江王后裔朱荫龙。此人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于是他创办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做准备。１９４４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５８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明史社的名义，印行过《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1944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地区大撤退，桂林危急，柳亚子转赴重庆。在那里，他与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周恩来同志对他非常敬重，在重庆时亲笔给他题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赶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其相会。久别重逢，柳亚子极度兴奋，当夜便赋诗云：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乱尚休。
柳亚子崇拜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长谈之后又感慨道：“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也亲自到柳家回访，与他一起分析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更坚定了诗人的信心。在重庆期间，柳亚子请来名家为自己崇敬的这位老友刻印画像，还向毛泽东索诗。在得到《七律·长征》后，柳亚子又接到了毛泽东在分别前手写的《沁园春·雪》，上面还写着“录呈审正” 。诗文如下：
沁园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