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捧读再三，不禁被“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气概所感染，直呼“大作，大作”。他反复推敲后，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认为苏东坡、辛弃疾也“未能抗手”。 激动之余，柳亚子步毛词之韵做了和词，并连同原词送到重庆《新华日报》。柳亚子在和词中写道：
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瞧千古词人共折腰，看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我今朝。
对此，周恩来带领的中共代表团却只同意刊登和词，婉拒发表原词。柳亚子明白这是担心有人会以“类似帝王口吻”为由进行攻击中伤，但他认为毛泽东既然把词相赠与他，便不应禁发。当时，重庆各界在报上只见到柳亚子的和词而不见毛泽东的原词，也纷纷好奇地打探。柳亚子便“不自讳其狂”，开始把原词向一些友人传发。当时《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抄到词稿后即在该报副刊发表，并加“按语”称其“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此词在山城引起轰动，影响波及全国。蒋介石的侍从室马上组织御用文人，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二十余首“和词”，咒骂毛泽东是“黄巢、白起，杀人掠地，自炫天骄”。柳亚子、郭沫若等人则奋起撰写回应和词，斥责反动文人“朽木之材未可雕”。因蒋介石腐朽统治下的反动文化颓废没落，一些反动文人在这一诗词咏唱战中始终居于下风。因长期不懈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柳亚子获得了崇高的荣誉。鉴此，文化界的朋友为他举办了“柳诗尹画联展”。《新华日报》为此刊出毛泽东题写刊头的特刊，郭沫若、茅盾等纷纷撰文评价。郭沫若称其为“今屈原”，社会上则将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一同尊为“国党三仁”，把他们看作国民党内革命正义力量的代表和孙中山遗志的继承人。柳亚子对共产党人充满了信任和友谊，而对国民党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1945年秋天的某一日，柳亚子与郭沫若、曹立庵路过一家著名的酒楼，只见出入的都是达官贵人，柳亚子十分生气，便故意在酒楼的对面小摊前喝黄酒。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抨击时政。柳亚子讲到激动处，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对柳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巧妙地对答道：“诗人毕竟是英雄！”
内战爆发前夕，柳亚子奋起疾呼，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他还写信给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敦促美国放弃支持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策。他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多党联合政府。1945年底，柳亚子由重庆飞抵上海，继续投身民主运动。当他得知“一二·一”昆明惨案和上海劝工大楼血案后，他在追悼会上指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而决不是靠着恩赐。”他呼吁大家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去完成他们遗留下的未竟之志”。诗人还以燃烧着烈火般的诗句，向蒋介石反动派提出强烈的控诉和抗议：
卖国者荣爱国死，
国仇民贼太披猖。
谎言无耻成何用，
血债终当用血偿。
1947年10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得知军统特务将对柳亚子下毒手的情报，马上秘密通告他。柳亚子在敌特监视下无法脱身，便让长婿用假名买了民航机票飞到香港，再次逃出虎口。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并将其迫害至死。在烈士追悼会上，柳亚子愤怒地指出：“机关枪和手榴弹已被用来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因为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中国和民族的政府！”1948年，柳亚子与宋庆龄等人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柳亚子任秘书长。
１９４９年，柳亚子等人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启程，经烟台、济南、沧州等地抵达北平。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柳亚子异常兴奋，他写道：
六十三年万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
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烟台登陆后，每到一地，柳亚子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但到了北平以后，柳亚子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发牢骚，原因是柳亚子一向以诗坛领袖自居。他在１９４５年曾说：“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劳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见（《柳亚子选集》第１０８４至１０８５页）。柳亚子还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１９４７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却表达了作者的自我评价。文章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 柳亚子是一位“有骨气的旧文人” 。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信中说道：“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的确，柳亚子有高人一等的历史眼光，但却并不是一位长于实际操作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因此，自视甚高的柳亚子万万没有想到，来解放区的路上春风得意，进了解放区却无事可作。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代表，每党推举6人参加。在柳亚子到达解放区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陈劭先、梅龚彬、朱学范6人为代表，同时，也提出希望增加何香凝、柳亚子、张文三人。这样，满怀希望来到北平的柳亚子，反而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柳亚子怎能服气？柳亚子曾在诗中这样描绘自己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关系：“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但这次柳亚子在政界、诗界都没有得到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地位，甚至连想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衣冠冢都做不到——没车！ 因此，柳亚子虽然住在豪华饭店，脾气却越来越暴躁，最后连会议都不愿出席，干脆请了一个月的假！毛泽东进城后的第三天，柳亚子就以诗代言，对毛泽东发了一通牢骚。他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写道：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表示待解放军南征胜利后便回江南故乡隐居之意。此时正值百万大军即将下江南之际，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收到柳亚子的诗后，仍向有关部门询问情况，派人安排他从六国饭店移住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还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安慰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特意安排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住在益寿堂。此地风景优美，堂后有万寿山，堂前有昆明湖，依山面水，逸乐天然。另外，生活上还有专职管理员、警卫员、厨师、公务员。柳亚子接到毛泽东的和诗十分感动，心情好了不少。于是，他步原韵赋七律一首应和：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火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尽管柳亚子搬进了益寿堂，但柳亚子还是耐不住寂寞。一天，当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时，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一怒之下还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但周恩来在与柳亚子干杯之后却说：“柳老，我给你提个意见，可以吗？”随后便严肃地说道：“柳先生，打人，在我们人民队伍里是不允许的。”随后又缓和了一下口气，和蔼地说，“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请你还要多加保重。不当之处请您原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柳亚子与周恩来相交多年，没想到一见面就受到如此批评。离开听鹂馆后，周恩来又耐心地向管理员交待道：“柳老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许多。他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还进一步叮嘱道：“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限制经费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
毛泽东得知柳亚子的情况以后，决定亲自来作诗人的思想工作。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颐和园向北平市民开放。这天，毛泽东与家人也来游园，特意拜访柳亚子。时过中午，柳亚子正在睡午觉，工作人员通知他毛主席来访，可是，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柳亚子出来。院落中没有遮阴处，毛泽东就在日头下晒着。工作人员急了，要进去催柳亚子，毛泽东急忙制止，还小声告诉他们：高级人士见客，要穿好衣服，收拾收拾照照镜子。哪里像你们，一蹦就蹿出来了。果然，柳亚子同夫人出来时，已是穿戴整齐。柳亚子着西装，夫人穿旗袍，两人并排而立，恭恭敬敬，向毛泽东行90度鞠躬礼！随后，毛泽东与柳亚子开始在堂中谈诗。毛泽东称赞柳亚子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还表示喜欢柳亚子的诗。 柳亚子坦承自己写的是老一套，称赞毛主席的诗词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长。谈了一会儿后，柳亚子又与毛泽东并行，边走边谈，不禁忘记了前些日子的不快。一会儿，两人走出长廊，来到湖畔那艘小火轮旁。柳亚子向毛泽东介绍：“慈禧太后腐败无能，用人民的血汗，搞这些没用的东西！”毛泽东却挥手道：“她就是建设了海军，还不是送给帝国主义！无论是这个小火轮还是那个石舫，到了人民手里，都不是废物。”这时，围观的群众太多，保卫人员劝毛主席上船游湖。两人又登上画舫，浮荡于湖光山色之中，两人谈话更加轻松。柳亚子奇怪地问：“润之是个诗人，是靠什么妙计能够这么快地打败蒋介石？”毛泽东笑道：“最大的妙计是人民的支持。几万只木船同时渡江，国民党的军舰挡也挡不住。”毛泽东风趣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总是提醒你不要赤膊上阵。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你尽管赤膊上阵，讲话、发表文章都可以！人身安全有保障，我们也会尊重你的意见。” 这使柳亚子又兴奋起来。5月5日这天，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二十八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驾车来接柳亚子与夫人，准备到香山碧云寺去拜谒孙中山灵堂与衣冠冢。而后，毛泽东又安排家宴招待他们夫妻，陪同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毛泽东的礼遇使柳亚子激动不已，当即表示要留下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柳亚子决心“于毛公有所献替”。他写信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明史、中华民国史，安顿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员，没想到毛泽东回信却泼了冷水。 柳亚子又自荐担任江苏人民政府顾问，还要求聘用私人秘书等，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于是，柳亚子的情绪又产生了波动，赋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对于尚未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柳亚子，何香凝、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等多人先后前来探望。 5月28日是柳亚子63岁寿辰，周恩来特地到颐和园祝贺，恰逢柳亚子进城赴宴，周恩来还是召集众人在谐趣园聚会。 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前夕，周恩来特意夜访颐和园，见柳亚子早睡，便未惊动他。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住进北长安街，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此后，这位诗人虽身体状况日下，却兴会无前，用饱含热情的笔墨写下《浣溪沙》，歌颂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诗云：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也回赠柳亚子《浣溪沙·和柳亚子》：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随着两位诗人的唱和见诸于报端，柳亚子的名声大振，在全国已是家喻户晓。在这期间，柳亚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50年，柳亚子将家传和自己搜集的南明史料、南社和其他革命史料、吴江地方文献数万册献给国家。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著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亲手制造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冤案——“反动印章案”，给柳亚子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事情要从革命博物馆收藏柳亚子的文物说起。其中有两枚引人注目的印章。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是柳亚子的友人于1945年在重庆为他篆刻的。印文以中国文人传统的抒情言志的方式，运用历史典故，说明柳亚子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敬仰，从而表明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而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理论权威”的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不顾专家的鉴定和解释，故意“望文生义”，诬陷柳亚子用“大儿子”、“小儿子”亵渎毛泽东，是大逆不道。他指示手下将印章打碎，并指令文化部“彻底追查”。由于柳亚子与毛泽东的特殊友谊，康生才没敢将他正式打成“反革命分子”。当康生一伙被押上审判台之时，柳亚子的不白之冤也终于得到了平反。
作者点评
柳亚子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杰出的革命诗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柳亚子是一位深受社会各界广泛尊敬的爱国志士和进步人士，尤其以充满革命热情的诗人之名而闻于世。柳亚子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始终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一边，对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袁世凯直到蒋介石反动政权和反动势力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积
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容抹煞的努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辛亥革命时期，柳亚子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他自幼受旧学教育，20世纪初年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和邹容后，又信仰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曾自比为亚洲的卢梭。他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柳亚子憎恶腐败的清王朝，18岁时便写诗讽刺慈禧太后，进而想以爆炸暗杀等方式消灭反动头面人物。1909年，他参加并组织创办以诗文鼓吹革命的团体——“南社”，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号召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作用。1912年，他在南京孙中山总统府任过秘书。南北议和时，他明确地反对对袁世凯窃国阴谋的妥协行为。此后，南社发生了分裂，有的退隐，有的颓废，有的高升，有的甚至倒向袁世凯。真正能够追随革命继续前进的，只有柳亚子等少数人。“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受到十月革命的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逐步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他始终不渝地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新民主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并与国民党内的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首先掀起反共逆流，柳亚子挺身而出，号召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对右派展开坚决斗争。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他又以笔代枪同国民党内的黑暗势力斗争，站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革命阵营中，热情地用诗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且用诗写道：“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解放战争时期，柳亚子积极参加并领导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正如何香凝在纪念柳亚子的文章中写到的：“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屈服过。”1949年，柳亚子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建国后，柳亚子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感到无比喜悦，又用诗歌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最终，柳亚子由晚清文人变成一位追求天赋人权的斗士，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走上为人民政权服务之路，体现了革命者在历史大潮中不断求索，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
柳亚子作为一个“不自讳其狂”的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诗人，无论词章还是举止都打下了特定时代的烙印。作为诗人，柳亚子感情洋溢，易于冲动，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因此，他经常表现出一种“狂奴故态”，或者骂惊四座，或者傲然不可一世，不是“目无余子”，便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他还有不少旧式士大夫的习气，道之不行便乘桴而去，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虽然他的行为有时难于理解，但这些带有独立特性的行为丝毫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辉形象。此外，其诗词表现力强，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可贵的是，他在民主革命的风暴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线，诗文又成为其锐利的武器。这位中国近现代的著名爱国诗人，曾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他长年以诗词作武器，同反动势力抗争，为革命和光明而呐喊，在传扬民族传统瑰宝的文坛上树立起一面光辉旗帜。 著名文学家茅盾曾评价他说：“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则称其为人有骨气，赞其诗“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并与柳亚子互相唱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柳亚子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一生，是慷慨高歌、热情澎湃的一生，是不断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毛泽东评点范文澜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
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年）九月五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集》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摘自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见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
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摘自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见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摘自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见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
范文澜小传
范文澜，字仲，号芸台，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范寿钟，有地三十亩，因科考失利而居家治学，生活除地租收入外，还有在外做官的弟弟的资助。范文澜5岁时，就进了私塾。他一入学就不同一般学生，读《四书》之外还读《诗品》。父亲带着科考失利的遗憾亲自为儿子讲经学、史学以及策论文章，希望为儿子今后参加科举考试奠定基础。不料到1905年，清朝废了科举，改设学堂，父亲的科举梦终未圆成。两年后，范文澜进了新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插入三年级。又过两年，1909年，范文澜考
上了上海浦东中学堂，又是插班生，读二年级。他在这里受到反满思想影响，剪去长辫以表示对清朝政府的轻蔑。他的这一举动，受到校长黄炎培的夸奖。第二年他转学来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
1913年，范文澜中学毕业了，在叔父的资助下，考入了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进了文本科，即后来的文学系。此时，文学系学生学习是以古文为主，他朝夕研读经书，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陈汉章，一心想循前哲治学路径，追踪乾嘉老辈，以考据训诂为一生事业。
1917年，北大校长易人。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委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新文化迅速在北大校园内传播开来，黄侃等人尊孔思想不受欢迎了。新旧文化在此地激烈冲撞，范文澜一时陷入苦闷之中。他不愿意与守旧的师友一道写文章攻击新生的文化，也不愿意同革命的青年接近。于是他从研习古文转向佛学研究，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佛迷”。
1917年6月，范文澜从北大毕业，留校给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不久因为缺乏社交经验又不会写白话文，便辞职，第二年到沈阳高等学校任教，又因方言太重转湖南省汲县中学讲授古文和历史。在教学期间，他潜心学术研究，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范文澜又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编写了《文心雕龙讲疏》、《诸子讲义》。1925年，他在天津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界名流的一致好评，从此崭露头角。该书是历代研究《文心雕龙》著作中收集资料最全者，在注文中录入了大量原文，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查找资料与核对的方便。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警醒了书斋中的范文澜，他毅然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帝大游行。此后，他开始阅读新书报刊，改写语体文。1926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他出版了《群经概论》。
1927年5月，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天津当局通缉范文澜，他被迫去北京避难，失去了组织联系。不久，他到北大和北师大讲授文史。在北京，他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大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完成党布置的任务，其住宅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0年秋，北平当局从他的住处搜查出《红旗》报，这样，他遭到监禁，后被北大校长营救获释。
1931年，范文澜又出版了《正史考略》一书。从他出版的几部著作看，范文澜对古典文学理论、经学和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为其后来撰写大部史学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9月，范文澜再次被捕，被押往南京囚禁，经蔡元培等人具保，次年一月获释。回到北平后，他的行动仍受到监视，除中法大学外，各校都不敢聘他任教。他一时报国无门，满腔孤愤，不得不于1936年夏来到河南大学任教，在这里，他深受学生们的热情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文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辑《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战时特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共河南省委支持下，他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组织青年学习救亡理论和游击战术，还编辑了《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出版发行后，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还因此被人误认为是“游击专家”。
1938年6月，日寇进攻开封，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辞去了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河南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曾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第二年，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他被委任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
范文澜来到延安，得以有机会和毛泽东经常交谈，接受毛泽东的教益良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他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又有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故能很快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的遗产。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他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亲临党校听讲，又读了他的讲授提纲，专门写信给他：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范文澜认为，“经”原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授课的课本，后来写成固定的书本，转化为经书。历代儒生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对经进行注解，后来形成经学。儒生们把经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目的是以经文来证明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与不可动摇性。于是作为传授知识文化的书本变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和理论武器。又由于对经的理解产生分歧，便形成了不同派别。各派之间发生论争，经学又与其他学派产生论争，不断发展，最终离开原书本义太远，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范文澜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的尊孔读经，全盘继承，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经书一概否定。他主张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经书进行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经中的优秀内容吸收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中来。基于他对中国经学的研究成就，他被誉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的开创者。
在延安，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本课本也是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文澜、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见陈其泰的《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2001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范文澜对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思想更加明晰。不久，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1940年8月，范文澜开始动手编写通史，当时拟定的写作原则，有“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在撰写过程中，毛泽东予以很大的关注。范文澜也专门请教毛泽东写这部史书如何行文，毛泽东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的历史著作就是依照毛泽东的意见完成的。
很快，中国通史写好了，1941年出版了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引自佟冬的《我的历史》，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
中国通史的中册写了从宋辽到清中叶的历史，该书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了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后来将上、中册合称为《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书。以往的历史书，要么是官修史书，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要么是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用语体文表述旧史料内容的书，谈不上是科学的著作，要么是对唯物史观进行攻击，反对人民革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扫旧史学的陈腐反动史学观，以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部历史叙述之中，展现了新历史著作的强大生命力。该书首先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否定了旧史书中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史学观；其次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重点介绍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则是以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历史是缓慢而螺旋式发展的，并非停滞不前。第四，重视生产斗争和科学成就的描述，证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科学发明。第五，强调中国自秦以来长期统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起到的重大作用，指出汉族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此后，范文澜又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书，该书是当时我国历史学界难得的一部著作。旧中国的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古代史的研究，治清史的不多，近代史更是无人问津。可以说那时近代史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范文澜的这部近代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系统叙述，展现了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范文澜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中国人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现在我们痛定思痛，回顾往事，仍然感到很愤慨。”范文澜指出，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突出了阶级斗争。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认为平英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光辉成就永不磨灭。他称赞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于依靠人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军事上没有败于英国侵略者，而在政治上被投降派的阴谋所败。范文澜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无情地批判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们的反动路线和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证明了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这两部著作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语言通俗流畅，生动纯正，叙事要言不烦，条理清楚，写人形象感人，饶有兴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文澜调离延安。1946年他来到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在此期间，范文澜在为培养解放区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时，又认真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并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写有《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
1949年，华北大学迁至北京，范文澜随校进京。第二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
1950年，范文澜决定重写《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他对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编，工作就被迫停顿了。在修改中，他对旧书中的不足作了检讨，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叙述。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他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具体落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研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这个《丛刊》，并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既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的十年中，史学会先后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共2000余万字。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由于近代史资料十分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澜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毛泽东出面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庆祝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长期陷于郁闷无为的范文澜，一时获得巨大的鼓舞，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是，他当时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而不愿住院治病，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身后无一长物。
1979年，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同人选取录了他的17篇文章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深深的纪念。
作者点评
建国以后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者，都会知道范文澜先生，知道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这部通史，为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曾使新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