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母文》
毛泽东的母亲文其美，又说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距离韶山冲20多里的湘乡县唐家坨一个贫农家庭，18岁的时候，她嫁给韶山冲贫苦农民毛顺生为妻。1893年，她生下了毛泽东，后又生了毛泽民、毛泽潭，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健，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样样活都干，样样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文氏夫人虔信佛教，心底极为善良，对贫穷人富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送粮送米
接济那些贫穷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妹影响很深，他们都拥护母亲的做法。而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同志回忆这种往事的时候，曾经风趣地说：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父亲给儿子毛泽东设计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成为一个会赚钱、能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与他父亲的意愿相反，总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去见大世面，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每当发生矛盾时，文氏夫人就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毛顺生才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1919年春，文氏夫人患病，毛泽东把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病，母子曾短聚一个时期，期间，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潭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照片。
这年10月5日，就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紧张时刻，文氏的病情一天一天的加重。就在这一天，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流着眼泪，拉着丈夫的手，望着守护在身旁的儿子毛泽民，一声轻似一声地呼唤着“石三伢子”的声音，逐渐地消失在上屋场的卧室里……
文氏病逝的噩耗很快传遍了韶山冲，传到了长沙。当毛泽东接到了二弟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接信后，毛泽东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潭，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当他们赶到家时，母亲却已经入棺两天了。披麻带孝的大弟弟毛泽民一把拉住毛泽东，哽咽地诉说了母亲在临终前的情景。毛泽民说：“母亲在临终前一直在呼唤着他们的名字……。
这时的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哭出声来。母亲才52岁，不想因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守在母亲的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现在面前。悲痛中，他席地而坐写出了发自内心的《祭母文》。文曰：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饴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思，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贲。
总慈所述，盛德所辉。
比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再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在写了这篇包含深情的《祭母文》后，又洒泪写下了两副表达内心痛苦和无限思念情怀的挽联。
其一曰：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曰：
青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这些都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母亲的无限爱戴，赞扬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简朴，慷慨厚道的高尚品德。后来，毛泽东又致书同学、好友邹蕴真，再次赞扬母亲的美德。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又利人的人。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摘自《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秉承了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与老师的“对白”
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从来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故土，处处表现出一个游子浓郁的恋乡之情。
1959年6月26日傍晚，他在家乡设了便宴招待乡亲们。宾主就位后，他自然地站起来微微笑道：
“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没有来呢！
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
“是不是还要等呢？
乡亲们都感到奇怪，毛泽东干娘七舅妈已经死了30多年了，这毛泽东是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个“干娘”呢？
毛泽东见大家迷惑，也不解释，只说：
“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
有个丫头感到很好奇，就跑上去问：
“你的干娘是谁？
毛泽东说：
“我是那个山坨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谁的孩子？
那孩子天真地说：
“我是我爹的孩子。”
毛泽东爽朗的笑了，笑的是那样恬静、那样开心。
原来，毛泽东所说的“干娘”是她母亲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给他认的一个“石观音”。而且，在毛泽东拜石头为“干娘”时是发生在他外婆家的事。
原来，在毛泽东的前边，他母亲还生了两个男孩，不知是什么原因，都夭折了。所以他母亲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就做了给他认“干娘”这样一件事情，并给他起名为“石三伢子”。
宴请乡亲们期间，在敬酒时，毛泽东虔诚地说：
“今天，我回到家乡，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是请大家吃个便饭。首先，我敬各位乡亲们一杯酒，请大家尽兴地喝、尽兴的吃。”
其中有一个老者----就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他的族兄----“大哥”毛宇居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
“你回来了大家就很高兴，还劳你敬酒，真是不好意思。特别是：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站在那里随口说道：
“尊老敬贤，应当，应当！”
这一应一对，虽然那么自然，但里面非常有“味”！特别是仔细品味，你就会感到，其中是多么工整、多么优美、多么有情调。它既表达出一个领袖的谦虚和胸怀，又展示了一个讲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男子汉的良好品质，还又反映出毛泽东作为知识分子的机敏和才智。
思恋爱妻“词”
鲜为人知的还有，毛泽东是一个很痴情、很懂感情的人。
1920年，热恋中毛泽东给杨开慧写过一首《虞美人》的词。杨开慧接到后，曾经为此激动不已。她忍不住把它读给了自己密友李淑一听，并向好友李淑一说，她知道他很喜欢她。的确，这首词写得缠绵动人，形象逼真。词曰：
“堆来枕边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词，将一个男子汉思念爱妻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感情就是如此的真挚。他也是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
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受尽了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而她回答的只有一句话：
“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表达了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对毛泽东的热爱。她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对忠贞爱情的诺言。
其实，他俩之间的个人感情生活，也和正常人一样，发生过一段不尽人意的不理解和矛盾。同时，也随着夫妻的真正志同道合而迎刃而解。
那是发生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合后一段趣事。自从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合后，他们一直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菜园中的一栋小屋里。清水塘的小屋当时又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和通讯员，还要料理区委的一些其他事务。当时来往的革命同志很多，需要安排接待。这些事，杨开慧都安排的妥妥贴贴。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限，杨开慧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补贴家用。接着，杨开慧于1922年11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次年又生了毛岸青。她的担子更重了。但她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因为革命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
然而，三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化。毛泽东成了湖南军阀赵恒锡的“眼中钉”。1923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在长沙呆不住了，党中央就决定调他到上海机关工作。昔日经常聚在清水塘小屋里的那些革命青年都分开了，杨开慧也不得不离开那里，带着孩子住到了别处。这时她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生活，感到格外的孤独和寂寞。当时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心境活动的材料，但想象和推断是显而易见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她再一次过上了独处的生活。
这时她写了一些笔记，记录她当时的心境状况。
下面，这段文字是80年代在修缮杨开慧住过的板仓故居时，在其墙壁夹缝中发现的。虽然，这段文字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杨开慧当时痛苦而又复杂的心境。她是这样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和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辰。十多天了，半个月了，一个月了，总不见来信，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了一些假想，脑子里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我这个小宝，我终于不能逃避。
又是一晚上不能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我的心里挑着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从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爱得是何等的深！她离开他是怎样想念和记挂！
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回信说：大都市生活费用大，自己又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
“我自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接到信后，拆开一看，非常生毛泽东是气，感到肺都气炸了。
她心里这么想：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的旧式女子吗？我之所以要求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就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这你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吗？难道你要我当家庭妇女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又是倒退回去作‘娜拉式’的女人了么？……
她越想越气，满心委屈，决心赌气不再给丈夫写信了。
这年的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到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而且脸色十分不好看。毛泽东不知道自己的爱妻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十分纳闷，就是逗她也没有效果。直到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好不容易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眼泪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毛泽东震惊了。
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旋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了自己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忧，连她要求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引起重视。难怪妻子要责怪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里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动身去赶火车了。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这一次，杨开慧破例的没有去送他。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复杂极了。他上了车以后，心情一直不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往，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似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毛泽东发誓要“要似昆仑崩绝壁”那样，与过去决绝，扫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告诉杨开慧，一定让她在革命道路上与自己比翼齐飞。
当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这一封信和这一首词的时候，知道丈夫已经懂得了自己的心愿，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同时，毛泽东说到做到。不久，他就让人将杨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她又重新恢复了1921年至1922年在清水塘那段时期的青春活力。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到湖南，带着杨开慧回到韶山冲过春节，一直居住到次年的8月才离开韶山，去了广州。不久，他又把杨开慧接到了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到长沙，不久又一同去了武汉。
三年中，他们都是双宿双飞，一步也没有离开。直到1924年武汉“7·15”反革命事变以后，毛泽东才把杨开慧母子送回板仓，自己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使他们不能见面，从此一别音容两渺茫！（摘自赵志超著《毛泽东一家人》）
对于这两个恩爱夫妻、革命战友，为什么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除去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以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共同恪守了他们族谱中的教规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里仁学校校门联
历史上人们为什么给这个学校取这个名字，谁也没有考证。但这个“里仁”确实是出自于孔子的《论语》。
《论语》“里仁”篇中讲：“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子曰：‘不仁
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也正是由于这个学校名字与孔子“里仁为美”相对应，以及因为伟人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活动，特别是在这里做出了“走向井冈山”重大的决策而更加著名、更加享誉中华大地。
那是1927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带领参加秋收暴动部队的1500多名官兵，在这里的简易教室里组织了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走向井冈山”的决策。可见，当时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当时的中央要他们这支仅有1500人的部队继续攻打长沙。然而，毛泽东则审时度势，暂时放弃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继续攻打长沙的指示，决定走向罗霄山脉里去找“朱聋子”---一个民间传说的占山为王的“草寇”。
有人指责他，说：
“你这是占山为王！”
“你这是违抗中央的命令！”
“你是怕死鬼！”
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地从容答道：
“对。我们就是要占山为王。当一个红色的山大王！”
“至于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指示，那也是可以修改的嘛，执行指示也应该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依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事后向上级报告。因为，现在我们确实不能再去硬拼了。硬拼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我们1000多革命的火种断送掉！”
里仁小学，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学，因为召开极不普通的会议，决定了最不普通的大事，才关乎了发展到后来的决战决胜的---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运。
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学，在校门两侧镶嵌着一幅很具特色且有浓烈文化色彩的对联：
上联为：
以文会友：
下联是：
为国储才。
横批：
里仁学校
那是1927年的9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与余洒度师长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关我军生死存亡的两条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争执。
应该说，在上级明令攻打长沙的环境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顶着上级指示的压力，确定向井冈山进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家的胆略、气魄和勇气！如果没有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没有对人民军队高度负责的精神，那是做不出这种决定的！
同时，巧合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是不是受了“为国储才”的启示呢？人们不得而知。但客观事实上，毛泽东作出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为国储了“才”。倘若不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而让仅剩的那1500名官兵去继续攻打长沙，那就一个也活不了，革命火种就很难保存下来。
岳麓书院
在古木参天、浓阴蔽日、山光水色的湘江西岸，有一片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这就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中国“四大书院”之一---一岳麓书院。她是我国著名的江南高等学府和文化学术中心，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清风峡入口处。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曾经是毛泽东读过书的地方。
这里也是文人、名人读过书的地方。
岳麓书院占地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相互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气势和恢宏的壮观景象。此外，还有赫曦台、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及水廊水榭假山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在展示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像爱晚亭，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亭台中的经典建筑，莅列四大名亭之中。
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角效应以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特别是这里处处显示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
头门，位于中轴线东端，1986年建成，为单檐硬山三间建筑，门的两侧挂有对联：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
大门，始建于宋代，原址在江滨牌楼一带，旧称“中门”、“黄门”。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经过翻修。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外用方形立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统一大方。
门的两旁悬挂的醒目对联是：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据讲堤、彭爱学编著的《岳麓书院》中记载：相传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之后，门人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山长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结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曰：“于斯为盛”。山长的上联看似简单，实则很有难度，联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要求下联也要出自经典。张中阶所对下联之所以好，一则因为联意上下关连。符合书院实情，二则同样源出经典。《论语、泰伯》篇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两相对应可谓珠联璧合。又传，当年撰写对联者，实则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作为上联，苦思冥想不得下联，因为上联已将此地培养人才的盛况道尽了，于是干脆把上联一分为二。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出的是岳麓书院作为天下最辉煌的英材荟萃之地的历史事实，气势甚大，但也不能不叹服，余秋雨先生在《千年庭院》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这样写道：
“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外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拭、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的差不多了。”
其实，这“费脑子的事情”，不光是清代
被这座庭院吞吐的差不多了，其他朝代，甚至本世纪也还可以列出一些例子来。
二门，明代嘉靖元年（1527年）扩建文庙时，始建二门。门的两侧悬挂对联：
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
在二门的过厅两边还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教学斋、半学斋，是庭院中的两个建筑。步入院内之后，建筑分为左右两厢，左厢为教学斋，右厢为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相当于大学生集体宿舍，不同是今天的大学生大量活动时间是在教室里，由老师上课，而过去，大量的活动时间是在寝室里自修。当年的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人均住在这里自修。
教学斋悬有门联：
业精于勤，漫贪嬉戏思鸿鹄；
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
半学斋也悬有对联：
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
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五代时期（约958）年前后由智璇等二僧始建，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增拓而成。时设讲堂五间。明代称“成德堂”，后改称“静一堂”或称“忠、孝、廉、节堂”。历宋、元、明、清至今，屡毁屡建。据史志记载，先后重建8次，修缮30多次。现存建筑为清康熙26年（1687年）巡抚丁思孔重建，经同治七年（1868年）大修后的遗构。为五间单檐歇山，前出轩廊七间，总面积468平方米，屋高29、7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1879---1942）撰，1917年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扁悬挂于此。
“实事求是”，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赞扬景文帝之子刘德严谨治学的话：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汉书》说到献王治学时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评语。唐朝学者严师曾对这句话作了注。意思是说：“务得事实，每求是也。”这些话在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再盛传。
在1917年前后，正是我国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校长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在教育制度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这一校训起到了辨别方向的作用。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寓居“半学斋”，“实事求是”校训，对他的思想形成起到巨大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仿岳麓书院，书“实事求是”作为该校的校训。毛泽东所书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匾”现仍存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极大地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注解。他1941年5月19日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即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又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2页）
由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全新的解释，赋予了这样全新的政治含义，从而使“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的治国、治党、治军等方面的理论和主张中的核心内容。到目前为止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这个光辉的思想一直在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时代再发展，这个思想永远不会过时，也过不了时。因为，这是科学，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讲堂现有对联八副：
其一：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其二：
岳麓学府传千载；
书院育材有良规。
其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其四：
一水长流池不涸；
两贤互磋道终同。
其五：
院以山名，山以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
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其六：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鸣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其七：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
秀贯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
其八：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
拜兹堂上，仰贤关圣域，无非心地严师。
除了上述匾额以外，讲堂大厅壁上还嵌有《忠孝节廉碑》、《整齐严肃碑》、《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碑》、《岳麓书院学规碑》、《王九溪读书法碑》、《王九溪学箴碑》、《六有箴碑》、《毕沅诗碑》、《欧阳厚均诗碑》等碑刻。
总之，这里的每一组院落、每一房屋、每一块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品味，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以昂扬向上的启迪和促进。也就是说，当人们来到岳麓书院的时候，你就会感受、领悟、欣赏和思考一次岳麓书院文化。当你跨入书院的大门，你就能够从雅致、端肃的建筑群落中，感受到儒家士人的严谨和闲适的读书生活，欣赏到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你就发现，“整齐严肃”的讲堂与“鸢飞鱼跃”的园林构成了一幅对照鲜明而又浑然一体的有趣画面，这不正是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的体现么？当你站到朱熹亲笔手书的“诗碑”前，欣赏他那俊秀的书法和吟咏他那哲理深厚的诗句的时候，你就仿佛回到八百多年前，看到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那一次著名的会讲，朱熹和张拭正在为那精深的太极、心性、仁等哲学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湖湘弟子们正环坐聆听，思考“谓有宁有迹，谓无复存”的太极之体是如何的奥妙。当你面对乾隆皇帝所赐“道南正脉”的匾额时，你就会发现，原来这隐藏在这绿荫之中的书院，竟会是几千年正统儒家文化传递的驿站。那深厚而又奥妙的“道统”、“心传”，从远古的舜尧，传之胸怀文化使命的孔孟，在经一代有开拓精神的周、程、朱、张，使得岳麓书院成了正统儒家文化在时代传递、空间传播的重镇。令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这一表面而奥妙的其实深厚的儒家“道统”，竟是我们这颗星球上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同时，岳麓书院文化，不仅体现在这些石碑、匾额、对联，以及古建筑等历史文物中，而且已汇入那厚重而又遥远的历史之中，包容在那浩瀚而又发黄的典籍之中，体现在从古今的许许多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行为方式之中。当金戈铁马的元兵攻打长沙，岳麓书院的师生们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城，在烟火弥漫的战场上，与强悍的元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最后横尸于城墙，这不正体现着岳麓书院文化？！在明清之际，衡阳湘西的瑶洞里，清瘦而精神的王船山在微弱的灯光下沉重的著述，胸中涌动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激情，思考和总结中华千年的历史文化，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同样体现着岳麓书院的文化？！在魏源的“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情怀里，你可以发现岳麓书院文化；从“中兴将相”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南征北伐、兴办洋务，以维护儒家纲常的苦心中，你可以发现岳麓书院文化；从唐才常的推崇实学、谭嗣同的《仁学》精神里，你同样会感受到岳麓书院的历史影响。
不仅如此，特别令人们欣慰的是，你可以从杨昌济的传统教育，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宗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中，深切地感受和领悟到岳麓书院文化的勃勃生机！！
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毛泽东就是在岳麓书院这种“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书院文化精神的环境中求学的！
这也许真的是一种巧合，凡毛泽东所在的地方，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毛泽东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沃土之中。他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原因，也许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所有中国人接受的一种因素。同时，灿烂的中华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
灿烂的中华文化造就了亘古伟人-----毛泽东；亘古伟人毛泽东又继承和光大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和谐的良性循环，在毛泽东的身上得到了极至的体现。
南岸小学的“诗对”
根据毛玉初回忆说（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南岸私塾小学的挂图上的记载说明）：他的同学毛泽东小时侯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很顽皮，很喜欢游泳。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的老师周春培因事外出，临走时嘱咐大家好好温习功课。但老师走出，毛泽东就和他的几个同学跳下学校外边的池塘里，洗起冷水澡来。老师回来后，发现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决定要对他们进行惩罚，打这些同学的手心，并出“诗对”让大家对，同时宣布如果大家能答出来，就免打手心，答不上来照打不误。他首先出了一个对子要毛泽东来对。
老师说：“濯足。你毛泽东先来对。”，
毛泽东知道如果答不上来，就要挨一顿打，便略加思索地说道：“修身”。
老师说：“对得好”。
接着，老师又出了个“牛皮菜”，要毛玉初来对。
毛玉初说：“马屎苋”。
毛泽东站在一旁纠正说：“是‘马齿苋’，而不是‘马屎苋’。因为，它的叶子像马齿。”
由于，两个学生答得还不错，老师就没有打他们的手心。但教育他们说：“以后再也不要偷着洗冷水澡了，免得出事。”
其他同学有的没有答上来，就挨了老师的打。
1957年11月，当时毛泽东的私塾同学毛玉初到北京，与毛泽东谈起这段趣事的时候，毛泽东十分高兴，开心地大笑起来，说：“这件事我记起来了。对了，当时是‘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濯ZHUO），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词、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世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中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当时以‘濯足’批评我们不应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时自然就不责怪我们了，但当时他是有气的，就是拿我们没有办法。”
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毛泽东与他的同伴们，与其他同学一样，具有小孩子的天真和顽皮，但他们顽皮的高雅、顽皮的天真，顽皮中带着十足的可爱！这也许就是他们的老师不打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与私塾老师的“打油诗”
毛泽东在读私塾的时候，才思很敏捷。但因他不喜欢当时那一套教育方式，就是不太听老师的话。在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四进四出”私塾了。据（蒲苇著《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9年2月第二版）记载：
1906年春，有一天，毛泽东被父亲叫到跟前，父亲说：
“石三，爹给你找了一个先生，是你的排房兄长毛宇居，是静湾里一带阔人开的家塾，收纳外埠好学生，在韶山一带，是有名的东家，离家是远了点，但有男工招待茶饭，女工洗刷衣服，生活过得极好，到了那里要好好学，日后成了进榜秀才，做爹的也觉得荣耀。”
二月初间，毛泽东担着书籍行李，随父亲去了学堂。谁知，虽然老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言传身教，年岁不大却俨然像一个老学究，但讲起课来却仍是乡村老师的那套办法，讲而不解，对古今中外的人物，他最崇拜的孔夫子，认为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最有学问的，其余都是无用的“杂书”。而毛泽东则与之相反，最喜欢的古典小说和戏剧。因此，这便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了。在老师看来，要坚决禁止那些误人子弟的“杂书”，严禁学生阅读，这令毛泽东大为不满。再加上，毛宇居仅比毛泽东大12岁，父亲一走，毛泽东便开口闭口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先生”，全无师道尊严。这样一来，毛宇居心里感到很不满意，但又说不出口。
有一回，毛宇居先生交代学生在课室里温习功课，并要求大家不得随意走动和交头接耳。生性不愿受约束的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授课，他将到屋后一个僻静而阴凉的大树下，在那里读书记性好。先生没有答应。但等先生稍一外出，毛泽东即刻便溜了出去。
几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不仅背会了课文，而且还看了自己最喜欢的书，还顺手牵羊摘回来一些野果。他先给每一个同学分了一份，然后也给“大哥”留了一份。毛宇居很是生气，厉声责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