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下了那惨绝人寰的“4·12”！！
在以蒋介石“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政策的引导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当局，以“清党”的名义，对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杀害。7月15日，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不组织有效地抵抗，致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归于失败。那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的已超过30万，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党的著名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就义。剩下的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政治力量发生严重分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怎么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认真的思考。
他们分析认为：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发展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一天天激化。北伐战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机关保存下来了，尚有约2万名党员与党保持着联系。并且，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
同时，他们还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自己领导武装斗争以完成反帝反封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那时侯我们党还掌握着近10个团的军队，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官兵倾向于革命，湘鄂粤赣等省还保存着部分工农自卫军。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导致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派别斗争和混战不断。这一方面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总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影响依然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灰心丧气、坐以待毙，都是极端错误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一个字“干！”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出参加国民革命政府的所有共产党员，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接着，中央决定，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中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3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转向工农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秋收暴动是实现土地革命的“新的奋斗的方略”。大纲要求全党“勇往直前地领导秋收暴动”，以动摇新旧军阀的统治，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还提出了秋收暴动的政策和策略，规定了湘鄂粤赣四省暴动的具体任务。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共产国际的意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都从不同的侧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很重要的发言。他指出：
“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地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坚决地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没有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指出：
“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因为毛泽东当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话的份量自然是不会太受重视的。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措辞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他把要说的、该说的都说了出来。
应该说，毛泽东的发言指明了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对于纠正当时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确定正确的军事斗争的策略、战略战术等等，都十分现实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关键性话，为我们党指对了关键的一步。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决议案，产生了中共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9人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7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负领导责任，会议纠正了中共中央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革命失败后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革命的目标和出路。
“八七”会议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大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不能灭，也没有办法灭！
毛泽东历史贡献不能灭，也没有办法灭！
这就是历史，就是由历史而引发出来的真理！
与萍乡安源的情缘
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
一个地方、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出名，往往都与名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萍乡安源，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由于名人---伟人---毛泽东的到来，特别是“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到目前为止，上了一点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尤其是在文化大革
命的时候，什么安源、什么萍水河，基本上是妇幼皆知。大家都知道我国南方有一个闹革命的地方----安源。安源也因此而成名了。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外地人只知道安源，而不知道萍乡。
然而，毛泽东为什么到萍乡的安源来呢？是什么诱因促使这位革命领袖那么愿意到这里呢？答案是：这里有了中国南方的工人阶级，而且工人受到封建制度和官僚资本家严重的压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开始闹革命的最合适的好地方。
具史料记载，毛泽东从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先后十次来到萍乡安源，深入农村、工矿，进行社会调查，撒播革命的火种，开展革命活动。安源----也由此而成了中国工运的摇篮。时至今日，安源的名气更大了。这也许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到萍乡，而使安源出名的一个很重要的缘故罢。
据《萍乡广播电视报》2001年7月2日刊登的文章记载，毛泽东先后十次来萍乡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次：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湖南长沙到醴陵县考察教育，顺路到江西萍乡进行社会考察。他深入到城乡调查访问，得知当年春荒时，萍乡农民和城镇贫民自发聚集起来，一齐到财主、商绅家“吃大户”，也叫作“吃磨饭”时情况后，他在1920年12月23日写得《告中国农民》一文中称赞道：“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
第二次：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议，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白天深入到矿井下西平巷六方井小槽以及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锅炉房。还到安源铁路火车房、机务处、工务处、修理厂等地视察。晚上到工友宿舍、工棚、工人餐馆等处，广泛地接触群众，访贫问苦，与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路矿工人觉悟，鼓动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作思想准备。
第三次：192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一行四人从株洲乘火车到安源。白天访问工人，晚上由李涤生、周镜泉、杨秋连、朱少连等邀集铁路和煤矿部分工人进行交谈，商定立即创办“工人夜校”，把全体工人组织在一起，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四次：1922年5月间。毛泽东来安源巡视工作，调查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指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要尽快巩固和壮大党、团组织，在工作中要克服急躁情绪，注意斗争策略，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第五次：1922年9月7日，中共湘东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在牛角坡周镜泉家里，亲自主持召开安源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他首先给大家介绍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各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接着，朱少连、蒋先云汇报了安源情况。路、矿两局已经有几个月不发饷，工人生活非常困难。经过分析认为，现在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起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提出了“哀而动人”的口号，要求共产党员团结一致，有勇有谋，带领广大路矿工人
坚决斗争，夺取大罢工的胜利。
第六次：1922年冬天，毛泽东到安源指导工运，听取了刘少奇、朱少连的汇报后，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安源党组织和路矿工人俱乐部，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壮大组织，巩固和发展罢工斗争胜利成果。
第七次：1923年4月下旬，毛泽东奉调去党中央工作前，再一次来到安源巡视工作，进一步指示安源党组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必须采取“弯弓待发”之势，保存力量，保护好路矿工人俱乐部，随时应付一切险恶的情况，迎接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
第八次：192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即安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源、萍乡、莲花、醴陵、浏阳等地的党和军事负责人。他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了部署，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三路暴动，进攻长沙。
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向驻铜鼓、修水的浏阳、平江农军和卢德铭部发出通告，命令二部按安源会议决定行动，湖南省委当日决定由朱少连在株洲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并任团长，列入毛泽东部第一军第一师建制。
9月6日，毛泽东在潘心源（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陪同下，从安源出发，赴铜鼓指挥起义。
第九次：1927年9月23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南撤退到萍乡县芦溪山口岩一带，遭敌伏击，伤亡惨重。部队
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毛泽东率部队继续南下，经莲花向罗宵山脉中段挺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十次：1930年9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萍乡安源进行休整、扩军、筹饷。在安源期间，红军政治部印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第二天上午，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召开全军活动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俱乐部演讲厅召开军队和地方干部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扩大红军的问题，还帮助建立了安源市苏维埃政府。由中共党员袁德喜任主席。毛泽东还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参观发电厂、修理厂、下矿井，了解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给每个工人发了救济费。毛泽东还慰问烈士家属，指示给每家发给抚恤金五十圆。
安源工人积极支援红军，把大批矿用炸药送给部队，为红军战士修理枪支，筹备军饷。
安源市苏维埃政府召开万多人工农群众参加的大会，热烈欢迎工农红军，毛泽东、朱德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发表了演讲，分析了形势，讲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号召安源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次又有一千多名工农群众参军，跟着毛泽东、朱德上了井冈山。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可能正是由于毛泽东来到这里的次数比较多，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显为人知的历史名句和由此而派生出的故事。
“红旗飘扬五大洲，
主义战胜全世界。
这副对联至今还完整的保留在一个建筑物上，其原貌依稀可见。现在读着这个历史的楹联，依然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有意义。
这对联，其一说明了在这里闹革命的共产党员们，信念是那么的坚定。因为，他们非常懂得，主义在改变世界中的作用。当然，这种信念对革命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这种理想信念的追求，没有这种思想的催进，工人运动是不会也不可能发展的那么波澜壮阔！
世界，改变世界，是什么才能够改变世界？是思想，是主义。这是历史的验证，是被世界所有人都公认的。至今，连外国的圣人先哲都还在说，“只有思想和主义，才能改变世界。”是的，人们对主义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往往会产生巨大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国如此，原苏联也是如此。
人，应该是有追求的，应该是有理念来支撑的。人如果没有了对思想和主义的追求，没有了理念的支撑，其结果，不是默默无闻、无所作为，就是走向反面。
现在，我们党、我们军队之所以一直强调理想信念，始终注意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安源工人阶级在那种白色恐怖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坚定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主义、有了思想。
与刘少奇的对联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7年以前，就已经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了。毛泽东曾经以湖南省委领导人的身份先后10次来到安源。毛泽东根据安源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专门给当时的工运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发了“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发动工人群众，提出一些‘哀而动人’口号”等许多具体指示。
于是乎，安源工人大罢工行动之初，就有了符合毛泽东基本意图的著名口号。这便是：
从前是牛马，
现在要做人。
这楹联，对于鼓舞人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人活在世上，做人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吃饭是一个生存的前提。为了做人，为了吃饭，谁还不起来革命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联和口号，哀而动人，具体实在，因而就调起了上万劳苦大众为反对当局黑暗统治而冒死举行的大罢工！。
就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为了把工人们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真正成为革命的高素质的队伍，刘少奇同志组织工人捐款修建一座欧式风格的工人俱乐部，以此来培养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个俱乐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令人难忘的是现仍保留完好的工人俱乐部大门两侧的一副发人深省的楹联。其内容是：
联络感情，涵养德性；
互相帮助，共谋幸福。
对于这个楹联，它是否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润色，或者是否是他亲自所拟，无法考证，不得而知。但萍乡安源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却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特别是工人罢工前的一切准备和步骤，都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展开的。很显然，就是安源工人们在建盖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也是请示过毛泽东，并经过他同意的。因为，那个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我们建党的“老人”，而且已经是我们党一个有自己见解和政治主张的知名领导人了。
如今，读着这副对联，揣摩着其中的所折射出的内在哲理，心里确实很受启发、很受感染。从楹联的所在位置来说，镶嵌在工人俱乐部大门的两侧，既非常符合实际，又有很深的道理和煽动性。就是当时的路矿当局也没有办法找出其中不合适的地方，虽然他们心里“气的慌”，不想让工人们张贴，但没有说“不”的理由。只是有火发不出。
现在，如果我们将这副楹联引伸到我们领导思维之中，那也是非常有教益的。一个班子、一个集体的建设，就应该像“楹联”所说的那样，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份，要把“缘份”变成“福份”。大家只要在一起工作，就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修养，涵养德性，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单位建设好。
好联、好联，绝妙好联。好就好在它是艺术，它有哲理！
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张家湾----萍乡市安源区的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子。
而就是这个小村子，决定了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召集了著名的秋收暴动的军事会议。在这里，毛泽东庄严地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他那诗人的特有气质和浪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直向潇湘直进。
地主压迫重重，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的秋收起义后写下的著名词篇，并由此引发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行动，彪炳史册。
据夏太华、陈勇编著的《萍乡军事志》记载：
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师长和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乘火车到安源，途中在株洲下车找朱少连等传达省委的决定，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31日（或9月1日）晚，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工人俱乐部办的学校校舍内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事问题和布置安源、澧陵、浏阳、平江工农群众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宁迪卿、杨骏，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经过和主要精神，湖南省委的改组和举行起义的决定，与会者报告各地军事情形和工农起义的准备情况。
会议决定：
1、将驻安源、铜鼓、修水三处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成立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
2、军队作战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澧陵和株洲，分三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澧陵县城，会合澧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和农民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起义，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农军及卢德铭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起义，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起义两路合攻长沙。
3、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止敌人切断起义部队的退路。
4、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起发动起义。
安源会议约在9月4日结束。会后，毛泽东在安源一面指导安源这个团的组建工作，一面向驻守在修水、铜鼓的部队通报会议结果，令其如期发动和进攻长沙，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告之安源会议结论，约定起义日期。之后，毛泽东由安源工人护送，前往浏阳指挥第三路的起义。
9月5日凌晨，中共安源市委领导工人分头捕杀矿警队的8名叛徒，根据安源会议决定，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600多人和中共安源市委掌握的萍矿矿警队200多人，以及萍乡、安福、莲花、澧陵、岳北的农民武装1000多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全团共3个营9个连27个排，另有团部直属机枪连、炸弹队（即爆破队）、看护队、宣传队、侦察队、武装特务班等，共计2000多人。起义前的安源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特地砌了30多座炉子，日夜打造梭镖、马刀等武器。许多女队员彻夜不眠，忙着缝补旗帜、符号。
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起义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炸弹队事先潜入城内，准备攻城的部队到达城门时即炸开城门接应入城。不料炸弹队的行动被敌人发觉，遭敌追击，只得退出城来。于是，部队发起强攻，战至黄昏，仍未克，遂退回安源。
12日早晨，再次攻城，因头晚来自宜春的敌人已进城，加强了防守，攻城再次受阻，王新亚等领导人惟恐粘在萍乡，延误省委18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澧陵县城。当天下午，第二团1000余人乘火车杀奔澧陵。将近中午，先头部队在老关车站消灭湖南敌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一个排，俘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下午时，部队逼近澧陵城，在澧陵四乡起义农民的配合下，第二团傍晚攻入县城，俘敌100余人，缴枪80多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捕党、团员和工农群众300余人。随即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澧陵分会，由安源工人张明生任县长。发布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出征的意义。召开公法团体会议，议决金融、筹款等重要事项，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等行动大纲。派10支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
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的时候，奉派在株洲领导暴动的安源工人朱少连、涂正楚等，按计划于当晚率领当地工农武装开始起义，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澧陵县城。
12日凌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当即召开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起义胜利。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天亮以后，闻敌军从长沙扑来，起义队伍因人少武器差，无法抵抗，分散转移。原定以朱少连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未能组成。
12日傍晚，第二团在攻占澧陵后乘胜追击逃敌，到达株洲时，株洲起义队伍已散。第二团领导人听说长沙敌军正向株洲方向运动，急忙将追击到株洲的队伍接回澧陵。
13日，第二团决定避敌锐气，主动撤出澧陵县城，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支援，并与第一、第三团会合。
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澧陵县城，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700---800人在王新亚等人率领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部分占领浏阳后，王新亚等因未抓紧发动四乡农民和及时与第一、第三团联系，反而因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放松警戒，忙于召集商绅开会筹款。
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仓促应战而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被打散的第二团官兵结队在附近寻找不到。许多人在浏阳转了几天，找不到部队，只好结伴回到安源或各自家中，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或从事其他革命工作，约有60多人赶到文家市。留在安源的爆破队60余人则奉命从安源赶到文家市会师。
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至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赣军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毛泽东集合部队，翻过大山，进入莲花县。
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并进行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
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斗争。
芦溪战斗的基本情况：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队会师浏阳县的文家市。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向井冈山进军。24日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经过山口岩向莲花方向前进。毛泽东、卢德铭率领指挥的红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左右两路隔河上行。部队出发不久，赣军朱培德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便从萍乡县城尾随追击，在距离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起义部队与敌遭遇。由于敌数路夹击，且已占领河边的白泥坳山头，控制起义部队过河和前进的道路，情况危急。卢德铭率一个连的兵力返回山口岩，夺下白泥坳山头，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部队转移后，卢德铭率部后撤。通过一片开阔地和茶油林时，敌人又抢占白泥坳山头，居高临下，向撤离的起义部队射击。卢德铭骑着一匹白马，目标明显，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芦溪县山口岩那个山冈上的草丛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
里仁小学----毛泽东“犯天条”的地方，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走向强大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叫花子怎能与龙王爷比宝？”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里仁小学说得一句很著名的话。他站在学校后门的讲台上，继续
说道：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道理么？叫花子怎么能与龙王爷比宝呢？！”
“目前，我们现在还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我们应该改变行军路线，到罗霄山脉去发展我们的革命，保存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上级的命令也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的。”
毛泽东站在里仁小学后门的台阶上，那样慷慨激昂的入情入理的讲述了这个普通的而又深刻的道理。
战士聆听着、默然着、点头着。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黄仲芳编著的《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在里仁小学后栋那个教室里，气氛非常沉重。沉重的几乎大家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
参加会议的有：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对此，余洒度极为不满。以余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两军对垒，各不相让。
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会议发展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最后的意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带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意见。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的离开了会场。
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之初》中这样写到：毛泽东参加革命后，因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被瞿秋白称为中国两个“农民运动之王”之一，另一个就是彭湃。
那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慷慨陈词，既讲了“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在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小学里，又说了“要引导和做好‘土匪’工作”的名句。当时，余洒度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说把部队拉上山是想当“山大王”，是对抗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命令！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的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借了里仁小学的一张地图，图上的罗霄山脉就像一弯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当‘山大王’！”
上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当时已在山上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向王佐学到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的宝贵经验。所谓“打圈”，就是在官军上山时，往密林一钻，绕几个圈就把官军甩掉了。这给毛泽东后来的游击战战术以很大的启示！
何长工老人还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读起来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就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看出了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的时候，还特地经过井冈山呐。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给我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在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里仁小学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个木棍支在会场的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的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认真地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罗霄山脉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在湘赣两省的边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与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五条有利条件。
他说，这里有：
1、 有很好的党；
2、 有很好的群众；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 有便利的作战地形；
5、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他的这个入情入理的分析，讲得大家全部点头称是。大家都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分析，折服了毛泽东的胆略、才华和洞察力，都愿意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并决心跟着他“上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甚至有的人说：“跟着这样的领导闹革命，就是死了也值得！”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先生看了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上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鲁迅先生看毛泽东的这首词，赞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真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这个话后，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天真，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豪迈！
还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本，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笑着说，“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从轻松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是多么豪迈，多么的悠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幽默，那样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于他“占山为王”的策略，后来也有一个客观的解释。1964年他与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这些造反者，“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够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毛泽东这些客观的分析，说得真切，说得实在，说得完全是心里话。当时当地的情况不允许他有别的任何选择。因为，如果死拼硬打的选择，那么，他所带的到了文家市的1500余名红军战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全部被敌人杀死。
“一个小石头和一堆小石头”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交谈中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说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基本现实，以及由这个现实所折射出的哲理。
一个小石头，人用脚一下子就被踢开了，而且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而，如果把小石头
堆成一个堆，那么，人就不可能一下子踢开了。说明人----天下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干事情就会有很大的力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快被工人们所接受。
据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编印的《走进安源》上记载：
1921年7月以后，毛泽东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定，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且在全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安源，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成了他实地考察工人状况的首选之地。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到安源，住在八方井的同乡、在矿上当段长的毛紫云家中。毛紫云找来在井下挖煤的同乡张竹林，嘱咐他陪同毛泽东下矿井看一看。
据张竹林在60年代回忆记载：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换了短装，手提一盏矿灯，与张竹林一边交谈一边走过总平巷大巷后，确定到张竹林的工作面去看看。张竹林急忙劝阻说：
“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怕出事。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
“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做工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
张竹林只好带路前行。抵达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张竹林向工友们介绍说：
“这位是毛家师爷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
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手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
“不用擦，没关系。”工人们见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很自然地围拢过来。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
“你们的生活真苦哇！”
有的工人在一旁说：
“没法子，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
毛泽东耐心地启发工人，语气肯定地说：
“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
毛泽东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之中，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工人这么苦得想个办法才是。”
工人们听了，惊喜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