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又给他写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书信。但是彭德怀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谈呢？这又是一个迷。
回想起他们在延安、在井冈山等地的革命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也不会还不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
战术战法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7、8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1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1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南向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怎么办？如何迎敌、歼敌？
毛泽东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部第50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并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朱总司令和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9号命令：“决定明日（25）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的两侧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据资料记载，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曾经见到过毛泽东写的这一幅楹联，并且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手书的。当时，毛泽东还征求了郭化若意见。郭化若也就此提了润色建议。这幅对联是在一间民房里写成的。郭化若当时感到这副楹联是难得的珍品，就把它保留了下来。非常遗憾是，在不久几天的转战中给遗失了，成了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憾事和值得回忆的事情。
誓师大会开的非常热烈，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这个对联，并就联中所阐发的战术战法，讲了两个多小时的鼓舞人心的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
“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胜利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胜利就在眼前了。”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来犯之敌。
不言而喻，第一次反“围剿”，我英勇的红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准确地说，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战术战法的胜利。
然而，这副对联的艺术魅力在哪？为什么是这个战术战法的胜利呢？
其实，仔细地分析一下，你就会看到：这副对联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把我军在那个大兵压境下的作战样式、方法和先后顺序，都全部的告诉了人们……。红军指战员知道仗该怎么打，不该怎么打。
特别是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对此非常有领悟。郭化若又是什么人呢？据帝人、麦道著的《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红旗出版社，1995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记载：
郭化若，又名郭俊英，福建省福州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代区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纵队参谋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编译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校长兼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和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郭化若在战争年代，曾较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被人称之为毛泽东身边的高参。因此，郭化若曾多次说过，军事上的胜利，首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因为，只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军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我军就会胜利；反之，就是失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而如今，在世界范围高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今天，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很可能是“一天决定战争，一个小时决定战局，一分钟决定战斗”，在这种快速的战役战斗面前，我们还要不要因作战样式、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革而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和方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的正确选择依然是，要毫不动摇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要注意从他制定的战术战法中汲取营养。在研究和制定战法时，要注意学习和领悟毛泽东这副对联的精髓，不能也没有必要在那里整天琢磨一些只是朗朗上口而脱离实际的“四六句”，以至找出管用的战法。所谓管用的战术战法，最基本的内涵和要素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把“部队如何行动，从那里行动，怎么行动，用什么办法行动，谁先行动谁后行动”等基本问题明确起来，千万不要在那里搞什么讲究对仗的文字游戏。这是当前我们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应该十分注意和防止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我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翼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磨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磨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待需要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
他指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磨擦依然在不断的发生，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
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演讲最后说：
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5年2月5日。）
就此，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口诀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口诀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这个故技，结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保住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
毛泽东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这样内容的指示：
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抗日战争的磨擦时期、在国共重庆和谈的时期，这“16字”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
“一推、二拉、三打”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毛泽东说出的“道白”。
分镜头是：
陕北。某室内。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毛泽东在听取了常委的意见后，跷起腿，使劲地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拧”，坚定地最后拍板式地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托着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你们看过陕北的毛驴上山吗？陕北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也要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让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上山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这样决定啦！”
1936年冬天，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但是，在当时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感召下，也不愿意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去。因此，他们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依然决然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魁。
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是他；
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
发动十年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的，还是他；
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把我国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仍然是他；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时候，继续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的，依然是他。
蒋介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谓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当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也议论纷纷，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就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主席派代表赴西安处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特别是要处理好蒋介石的善后事宜。
正是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这使当时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别是一些党内、军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
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毛泽东说：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了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有的学员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就是将他这个屠夫“千刀万刮”、“碎尸万段”了，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了吧！主席，你可要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做主呀！”
毛泽东来到那位鸣不平的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进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呐。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利、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的学员还提出疑问：
“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抓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了？”
毛泽东进一步地解释道：
“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势力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整建制的军队还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得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创造条件。”
当时，还有学员担心地问道：
“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悠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处理西安事变呢？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杀掉蒋介石，这样将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
还有一种前途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两种前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这是我党领导人需要迅速反应，作出抉择的。
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事变发生后，日外务海陆军三省决议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的进行”。实际上则是积极地进行挑拨离间，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在他们看来，只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之成。日本外相有田还召见中国大使，扬言南京如与张学良等进行妥协，则日本政府不能继续采取“静观态度”。显然，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指望中国内部大乱，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第二种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释放蒋介石，人们可能会想不通，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而内战如延续下去，那么这次事变便无异为日本侵略者开了一条通路。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此，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同蒋介石谈判。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一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基于当时的情景，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正确的解决。
捉蒋-----放蒋----迫蒋。
这就成了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品格和胸怀，在处理中华民族利益问题上留给史册的最为精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彪炳千秋！
“伤指”与“断指”
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指导战争一贯坚持的军事哲学思想。其中，里面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据（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中记载：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对我军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说道：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的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
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她是人民的军队。”
当大家特别是我们的红军指挥员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大家从心里感到打仗确实是应该要这个样子，而且跟着毛泽东这样的统帅作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其一是：在对付敌人的思维问题上，打就要打得的彻底，消灭一个团就是一个团，消灭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一个地消灭，慢慢地就是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而如果不打或者不能打，就要采取走的办法，而且要走就要走的巧妙，走的利索，走的让敌人无法找到我们。
也就是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来说，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会立即起到重大影响的。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便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道理。
这些简单明了的道理，深深地深入到红军指战员的心里。
特别是在红军初创和在根据地的几次“反围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所有指战员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战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跟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什么仗”，只要把敌人消灭掉，就是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有时候是“围而不打”，有时候则是“打而不围”，审时度势，不拘一格，从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圈定指挥员的思维。其中的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用兵的神来之笔。世界上，谁人敢于从“四次”上做文章？一般说，事不过三，而毛泽东就是敢于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指战员，不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更重要的是战术上重视敌人。特别是指挥员要坚持做到：
“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一个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求他的指挥员，应该也必须是“智多星”，而不是“鲁莽汉”。在“伤指”与“断指”的总思维指导下，我军从1948年的9月就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开展了至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毛泽东又一次导演了一场旨在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活剧，又谱写了“伤指”与“断指”的新篇章。
这是自古以来就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毛泽东根据敌人五大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情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阶段：
1948年9月12日----1949年1月2日，我们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完全解放了东北。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我们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地区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1949年1月31日，我们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52万多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这150多万敌军被消灭，就是在毛泽东“断指”思想的指引下实施的。事实上，也只有这150多万的敌人被歼灭，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倘若，不是按照“断指”的思维原则去打击溃战，我们就不可能那么快取得胜利，蒋介石也不会那么快地逃亡台湾！
军与民的关系
全中国都解放了，大上海解放了。
1945年5月，华东军区的某连队奉命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南京路”。
这个连队的一批一批干部、战士，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自觉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受到人民群众的
高度赞扬。特别是他们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诱惑，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这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对此，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继3月5日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写了著名的（杂言诗《八连颂》），至今依然在全国流传：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避。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的这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恰如其分。这既是他对治理国家的深邃思考，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处理军民关系的总结，还是对执政者执政规律的揭示。
回首往事，毛泽东在领导军队的初期，就是这样地要求他的部队用这样的行为规范来处理军队和人民的各种关系。同时，也正是他这样地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得以使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部队。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为民、爱民靠民的思想，除去他坚定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世界观之外，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他，其带兵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据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带领部队去井冈山的途中，就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于曾国藩在江西制定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
第一扎营不偷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踩禾苗坏天产。
莫打民间鸭与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把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枝。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对于这“爱民歌”曾国藩是下了功夫的，他要求他的部下都要认真地背记，每天都要认真地高唱。应该说，这个“歌子”在当时他带兵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其统治需要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带兵的过程中借鉴了曾国藩“歌子”中的精神，从井冈山时期的“上门板、捆稻草、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到以后逐步扩充的“八项注意”，不断发展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比较完整内容的新的“爱民歌”。
1947年10月10月，他又重新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它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实行之。
二、 三大纪律如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1、说话和气；
2、买卖公平；
3、借东西要还；
4、损坏东西要赔；
5、不打人骂人；
6、不损坏庄稼；
7、不调戏妇女；
8、不虐待俘虏。”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以后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历史经验，才使他的军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流的军队。
然而，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信服曾国藩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毛泽东信他不仅仅因为曾国藩是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少的名人，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梁启超、蒋介石、陈独秀，无不对他的治学、带兵、为人、行事推崇备至。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青少年时代，也受了他这位同乡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过：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显然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他的“道德文章冠于一代”，主张“立德、立言、立身”，且在实际中兼而有之，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28岁就考中了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是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他政治上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如要统治者要“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该很好地学习。尤其是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曾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MAN
HAN）。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迂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他的步步青云，得到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主要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精心操劳，训练出一支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疼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僚，求吏才以剔僚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时刻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政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到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于酌盈济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其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把农业提到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他认为，“民以穑（SE）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曾建议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丰富多彩，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他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武器的现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人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最丰富并值得人们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再剪枝叶”，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精髓。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物，近百年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即有人指责他杀人过多，送给他一个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感。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家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结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要求的。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曾国藩产生了兴趣，大家希望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地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曾国藩的内心世界。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固然有其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但也于其前辈老师的影响有关系。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所最敬佩的老师杨昌济、袁仲谦都很敬佩曾国藩。其中，毛泽东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提到了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认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因曾涤生、梁任功（启超）之例以勉之。”这些老者，又是毛泽东最景仰的老师，都这样的敬重曾国藩，这对毛泽东来说，影响是很多、很大的。
毛泽东曾经认为，曾国藩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得手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倡导攻心、以礼治人。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被他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华文化的战争（太平天国信上帝、拜天父，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
据《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载到：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还说道：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般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确实是在曾国藩治军精华中汲取了营养，悟出了自己的道理。
毛泽东站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指出：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军民团结是制胜最根本的要素。所以，毛泽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是真理！这是规律！这是经验之谈！
“我不学霸王，你也不要学霸王！大家都不要学霸王”
在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前，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表达方式，为我军确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行动方案和决策。
“决不当李自成”，“决不学霸王”！这是那时他的心理写照和坚定决心的表露。
那是在1949年的元月，我军从河北的西北坡，开进了北京城。毛泽东给周恩来说：“我
们就要进京赶考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考不好，就要退回来。”
据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的智源》上记载）：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地处香山西南的山坡上，据说当年的孙中山就住在这里。院子比较大，院内有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高大漂亮，会客厅能坐20多个人。
院子里还有一个泉水池，水池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池子南边，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一个防空洞。这是毛泽东到来之前，华北军区的工兵部队为毛泽东和朱德特地挖的。他们还在两个洞口的两侧刻上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大字。
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后，集中精力办的大事之一就是，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倒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八项主张----即八个条件。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人认为，可以承认这八条意见，但仍然讨价还价。幕后的蒋介石则不甘心他的失败，在暗地里加紧扩军备战，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再进行最后一次的较量。双方加紧作战准备的气愤非常浓厚。
李银桥说：
那时的毛泽东常常带着深沉的思考散步。他常常将他与首长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与民主人士谈话的话题，拿出来问我。
一次，我跟在他的后边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
“你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即回答道。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