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部分义和团及清军坚持巷战，抗击侵略军。
8月28日（八月四日）八国联军在京郊良乡镇压义和团。
8月30日（八月六日）慈禧太后一行逃至山西大同府。
9月27日（闰八月四日）八国联军新任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AlfredGrafvonWaldersee）抵天津。
10月17日（闰八月二十四日）瓦德西抵北京，居中南海仪鸾殿。
10月26日（九月四日）慈禧太后一行逃至西安。
12月10日（十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设立“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民政、财政税收等事务。
就读于南岸私塾（毛震公祠）。启蒙先生邹春培。
毛泽东自述：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
［1952年毛泽东曾邀少年同窗毛裕初来京。相见忆旧，毛裕初回忆说：“有一次，邹先生外出有事，叫同学们呆在私塾里温书。等老师一走，你就带着大家去南岸下的那口塘游泳。正当大伙玩得痛快的时候，先生回来了，见大家在塘里玩水，便要处罚同学们，怎么个处罚法呢？先生既不打手板，也不罚站，而是想了个主意叫大家对对子。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他解释道：“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心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你读书时，经常带饭给同学们吃，自己情愿饿肚子，也不让别人饿肚子。”毛裕初继续说：“还有，看牛的时候，你总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让一班人看牛，一班人砍柴，割草，一班人去摘野果子，再分配给大家。你砍的柴、摘的果最多，而分的却比别人少。”
毛泽东说：“只要大家过得欢喜，我就比大家更欢喜。”
“有一个热天，天上下起了大雨。你家坪里晒了谷，一半是你家的，一半是邻居家的。你却丢下自己家的谷，去帮邻居收。结果，邻居的谷保住了，你家的谷却淋得透湿。为此，你还挨了父亲的骂咧。”］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8岁
1月29日（十二月十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令臣工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之因革，各抒己见。
2月1日（十二月十三日）谕令各省，切实保护洋人，严禁仇教集会。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称义和团构乱朝廷，浸成大衅，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4月17日（二月二十九日）瓦德西所居之仪鸾殿失火，联军参谋长、德陆军少将被烧死。
5月26日（四月九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接受各国提出偿银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的要求。
9月26日，杨开慧出生。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父亲杨昌济给女儿取名为开慧，号“霞姑”，字“云锦”，期望女儿一生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
何按：毛泽东《答友人》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毛自云：二句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
杨开慧在老家板仓乡下山明水净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童年的生活。她7岁开始上学，12岁即能写信作诗，并流露出不让须眉的爱国志向。
《自传》：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一行自西安启程回北京。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9岁
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读私塾。
［毛泽东从小聪颖过人，寄居外婆家，在舅父开的蒙馆“旁听”，都能背得出一些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八舅文玉钦的欢心。
1902年，8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
1904年，毛泽东转入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希。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国，成年以后兼采各家书法之长，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1906年秋，毛泽东转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1906年，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克服父亲的阻扰，到乌龟井和东茅塘两处私塾，先后拜毛简臣、毛麓钟为师。
总起来，毛泽东在韶山读了七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停学在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坚持自学，从而大大开阔了眼界。］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性情温和、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一生默默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穷人。在韶山冲，长时间流传着她乐善好施、周济穷人的故事。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9岁时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进香许愿。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0岁
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点读《论语》、《孟子》、《诗经》。
［毛晚年曾说：（自1903年起）“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关于中共历史上十二次路线斗争的谈话）］
19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收割稻子，金黄的谷子晒得满坪都是。突然，天气骤变，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冲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奔向自己的晒谷场抢收稻谷。毛泽东也连忙丢下手头的活计往家里跑。忽然发现邻居毛四阿婆正在手忙脚乱地收谷子，他顾不上多想，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谷耙子，与四阿婆一道迅速将谷子收拢，再盖上草才回去。没等毛泽东回到自己晒谷坪，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谷子沿着坪边的小沟流走了不少。父亲很气愤，怒吼道：哼，自家的谷子冲到沟里去了你不管，倒去帮别人做，看你……说着，拿起扫把要打毛泽东。毛泽东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四阿婆家里穷，要交租，一年到头吃不饱，做的谷子损失了不得了。我们家种自己的田，谷子都是自己的，冲走一点不要紧！父亲一听火冒三丈，说道：你还要不要吃饭？毛泽东干脆地回答：我每餐少吃两口就是。后来还是母亲出来劝解才算了事。
1904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都反对，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幼说自然没有效果。毛菊生卖田后，精神情绪都不好，到了年关时节，毛泽东在母亲支持下，给毛菊生家送去了白米、猪肉。
1909年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富裕人家忙着结算、收帐，操办年货，穷苦人家却东躲西藏，总想拖过年关。毛顺生要毛泽东两兄弟到湘乡与韶山交界的八亩田邹三老倌家去收一笔卖猪的帐。并吩咐：没有钱，就把猪赶回来。当兄弟俩第二天来到邹三老倌家中时，只见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是邹三老倌的娘，得病多日，饮食不进，无人照料，一打听，才知道邹三老倌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讨饭去了，邹三老倌也不知跑到哪里躲帐去了。他们打量邹三老倌的家里，到处破旧不堪，锅灶冷冰冰，碗柜空荡荡，连几条板凳都找不出来。心想，这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还帐？于是，他们告诉老太太，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没有结回猪款，自然招来父亲一顿痛骂。
有一年，附近一户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已说好价钱并交了定金，但尚未将猪赶走。过了六七天，猪价涨了，毛顺生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毛泽东来到这户人家赶猪时，卖主唉声叹气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运气不好，要损失几块钱。并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块钱不要紧，我家少这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呵。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后，很是同情，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他没有把猪赶回来，只收回了退还的定金，这又使父亲很生气，骂他不会办事。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11岁
秋，转读关公桥私塾，先生毛咏生。
11月23日，祖父毛翼臣去世，葬于韶山滴水洞大石鼓。
［张耀祠回忆录：毛泽东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这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方的‘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2岁
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先生周少希。读《春秋公羊传》、《左传》。本年春夏大病。
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
9月25日，小弟毛泽覃（又名潭琳）出生。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3岁
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本年初次传布到中国。
［何按：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思潮诵动。最新的理论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名言，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通过此书，“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当时似乎无人会想到，这本书，这个名词会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在中国大地产生。
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了。
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是戴季陶。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资本论》。
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戴季陶后来支持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右派。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
胡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右派领袖。
胡汉民还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前后从美国带回来的。］
少年毛泽东为读书事与父亲争执，逃家出走。
《毛泽东自传》：
“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我飘流了三天以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一共走的旅程不过距家八里。”
据孟锦云回忆，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我那时才13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
孟问：“主席，您小的时候，就想过当领袖吗？”
毛答：“想过，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去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据孟锦云回忆录）
秋，转读井湾里私塾（寄宿），先生毛宇居。
读《水浒》、《三国》、《西游》、《说唐》、《说岳》等书。
［毛宇居知道背书是难不倒这个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的，便把毛泽东唤到私塾院子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给我赞井！”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作诗一首：“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自传》：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是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为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
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说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
12月2日（十月十七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民报》周年纪念会，到会数千人，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系统阐述三民主义思想。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研究制定《革命方略》，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
冬，遵父命，休学归家务农。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4岁
白天务农，夜晚帮父亲记帐，同时仍读书自学。
［1907年秋至1909年夏，辍学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坚持自学，借阅了许多书，尤其喜读诸如《盛世危言》之类具有爱国色彩的书籍。］
《毛泽东自传》：“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
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
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5岁
读《盛世危言》及《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激起报国之志及复学求知愿望。
《自传》：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复学于乌龙井私塾，师从先生毛岱钟。
本年在父亲包办下，第一次结婚，娶妻罗氏。
《自传》：
“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虚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转学东茅塘私塾，先生毛麓钟。
《自传》：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新书。”
11月18日（十月二十五日）定建元年号为“宣统”。
11月20日（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赴暹罗。旋在曼谷建立同盟会暹罗分会，举萧佛成为会长。清廷命民政部、步军统领、各督抚严拿造言生事、妄思构乱之“匪党”。
12月2日（十一月九日）宣统帝溥仪举行登极颁诏礼。
毛泽东从小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本色，他们热爱劳动，对农民的痛苦体会很深。
身为家中长子的毛泽东，比一般的农家孩子更早更多地尝到了劳动的艰辛。毛泽东6岁那年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田间劳动。插秧的时候，他提着小簸箕送秧苗；中耕时，他负责扯掉田里的杂草；割禾时，他就在后面拣稻穗。当时还有一件最主要的劳动，就是放牛。他养牛十分尽心尽力，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牛栏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他的精心喂养下，他家那头大黄牛长得膘肥体壮，从不生病，人见人夸。上学以后，毛泽东照样参加劳动，早晚要放牛、拾粪，农忙时还要收割庄稼和晒谷。从学会识字开始，他就每天帮着父亲记帐。特别是1907年秋至1909年夏，他辍学在家，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实实在在干了两年农活。他成天在地里劳动，虚心向家中雇请的长工毛春成学做田里功夫，他做事特别认真，很快学会了犁、耙、栽、割全套农活，15岁成了作田能手，当地农民称他做工夫能端得“圆碗”（意思是样样能干）。他还常常与长工争胜，抢重活干，表现得特别能吃苦。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16岁
［1909年秋至1910年夏，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继续读经书，也读了一些时论和新书，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09年，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故事。他主张废庙兴学，并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毛泽东很钦佩他的博学和胆识，常去清溪李家屋场找他求教，两人渐渐形成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17岁
春，元配罗氏患病去世。以父命，毛泽东又停学回家为父亲的生意记帐。
1910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从一些在长沙卖油炸兰花豆的湘乡小贩口中听说了长沙饥民暴动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1909年洞庭湖区发大水，大批饥民拥入长沙，官绅地主乘机囤积谷米，粮价飞涨，有个工人购不起米，率全家投塘自尽这事引起极大震动。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按平价粜米，结果反遭抢击，当场打死14人，打伤的更多，饥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进行残酷镇压。结果饥民暴动惨遭失败。被捕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砍头示众。毛泽东听了非常愤慨，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行动，外号叫“花脸”的穷苦农民毛承文，带领百来号没有饭吃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地主富农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这年端午节前后，正当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的时候，毛氏族长毛鸿宾却准备把族上一百多担用于平粜族中贫苦子孙的积谷私下高价卖给米商。这事恰好被毛承文知道了，他便带领几个穷苦兄弟冲进祠堂，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依仗权势，把毛承文五花大绑起来，准备以破坏族规罪名将其毒打一顿再沉潭。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闻讯非常气愤，立即赶到祠堂，质问族长为什么要打毛承文，并要毛承文将真实情况告诉乡亲们。大家从毛承文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后，无不义愤填膺。这时，毛泽东大义凛然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违犯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自出卖族上积谷的族长，大家说说，应该予以严惩的到底是谁呢？毛鸿宾见势不妙，气急败坏地走了。于是，毛承文得救了。在几个长辈的主持下，毛家祠堂当即开仓平粜。不久，族长毛鸿宾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却也因为这件事，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并且不准他再读书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在家乡的六年私塾生活，而反抗的种子也开始在他的心灵里发芽。
农历8月15日，贺子珍出生。
［1910年秋，毛泽东在几位老师和亲友的帮助，说服了父亲毛顺生，前往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
1910年秋，毛泽东自挑行李，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诗中是“男儿立志”，“死不还”）他在东山学校的入学试题《言志》里，抒发了他的爱国豪情。该校校长李元圃对他的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后来他又在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里倾泻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国文老师谭咏春曾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眉批：“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边阅卷，边拍案叫好。
［东台山东山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它实行“新式教育”法，讲授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自传》：“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亲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
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1910年秋。满怀强烈求知欲的17岁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笔试揭晓，他的作文获得了第一名。但是，该校是远近闻名的学堂，学费和膳费均有相当津贴。而毛泽东不是湘乡人，又非富绅子弟，因而校方不同意录取他。主考老师之一、国文教员谭咏春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出于爱才之心，他先让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自己找校长李元甫和其它教员斡旋。终于取得了李校长和其他部分教员的支持，毛泽东就这样被录取了。毛泽东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开始了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习生涯。这年冬天，谭咏春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地理已到了中学程度，国文功夫有长足进步，其它课目也不错，便和先生们推荐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谭世瑛于1950年5月向毛泽东写信叙述旧情，毛泽东接信后，于同年8月31日复信给谭世瑛，毛泽东知道谭世瑛家经济拮据，便从北京寄去300元人民币以示周济，并邀谭世瑛去京一叙。]
［1910年秋的一天，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随表兄文运昌一起离开了当时非常闭塞的韶山冲，来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考场肃穆。对着一篇《言志》的试题，考生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毛泽东一看试题，脑际中便迅速闪出一个镜头：这次离开韶山前，他特意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直抒胸臆，将个人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桂冠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消息，感到很高兴。
可是，有人出来反对了：“毛泽东不能到东山来读书。”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这下，毛泽东真是着急了，韶山冲极为闭塞，自己以前一直在韶山读私塾，很难学到什么新知识。父亲又是个精明的人，只想让他成为当地的财主，已让他停了2年学，这次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父亲，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的主考教师之一。他一见此状，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到了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
谭咏春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人才，夸他具有“建国之大用”，一方面据理反驳：“中国学生可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何解不能到湘乡读书呢？”一位姓张的经学教员（也是校董事会的董事）仍固执己见，谭咏春不禁愤然起身：“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李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道：“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这样，在校长及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决定录取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愉快地开始了他在东山高小的学习，他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康有为，梁启超著的书，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当时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要学生看，对仿照“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任意贬斥。
有一次，毛泽东写了一篇《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梁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看了后却拍案叫绝：“毛润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解，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事毕，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讲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高小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这些古文教员中就有谭咏春先生。表现了对谭先生的怀念之情。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了。谭咏春看到这位学生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了一个办法。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喊到自己的房屋，对他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课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
毛泽东说出了没有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接过话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高小，进了长沙城。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至涟河渡口方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别离了东山学堂的师友们……。
解放前，谭咏春之子谭世瑛在国民党政府当过科员，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排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他本人也被判处管制一年。
全国解放后，谭咏春以同学身份致信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根据谭世瑛的来信内容，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信。信中说：“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其它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6月8日，毛泽东给谭世瑛回信。信云：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1955年6月8日］
［在东山小学读书，毛泽东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毛泽东说话的口音又带有浓重的乡土气，再加上他衣着朴素，只穿了套自以为像样的短衫长裤，在同学中年龄又偏大，便不断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和歧视，这给他的心里上蒙添了很重的阴影。
毛泽东感到自己被人讨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原籍并非湘乡人。入学的学生是否是湘乡人，学校是不限制的，所以毛泽东去改写了注册登记，写明了自己的籍贯是湘潭，这使他在学生们中间却更加受到歧视。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的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争斗不休，彼此间势不两立；毛泽东在这种态势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学生都疏远他、看不起他，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这些诸多的原因，那些富家子弟经常欺辱毛泽东，对他蛮横无礼，有人还当众嘲笑他，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鞋呢，脚上有牛屎哩！”
同学们的态度，对刚刚步入社会的毛泽东是一次沉重的伤害。由此，无论后来喜欢什么，都难以弥补他内心世界的这层情结。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讲：“我连自己的老子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娃娃！全中国我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碌碌小人！”］
抄录明人《咏蛙》诗一首：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批读《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系统地阅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是1902年至1907年的刊物，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这些已经是过时的思想主张。但是对从韶山山沟里刚刚走出来的毛泽东来说，还是新鲜的东西。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还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他给萧三还书时，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书一看，整个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的传记。他向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踏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给自己取别号“子任”，决心以拯救天下人民为己任，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自传》：
“那年发生一个大饥慌，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人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
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
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
［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发生在1910年的长沙饥民暴动。这年，毛泽东已17岁。由于先年洞庭湖区洪水成灾，长沙、衡阳、宝庆一带复因旱欠收，官绅地主、投机米商乘机囤积，外国洋行和巡抚岑春萱又勾结套购，以致市场上粮食短缺，价格陟涨，一日数价。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夫妻，因家贫、米价上涨，无法购米，悲愤至极，先后携子女投水自尽，惨讯传遍全城，群情愤激。第二天，又发生了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愤怒的饥民忍无可忍，群起斗争，捣毁了碓坊，包围了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巡抚岑春萱非独不准，且下令枪击请愿群众。13日，又逮捕带头闹事的木工刘永福，从而激起饥民更大骚动。万余人于“一夜之中，将城厢碓房所堆大米抢劫一空；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颈。第二天，全城罢市，饥民们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和一些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清政府大为恐慌，从湖北调来步兵两标进行镇压，并请美、英、日、法、德五国远道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集十余艘兵舰往长沙进发。几天之内，暴动者的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示众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的旗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