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个僻静的山村。当时，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听了很愤激，围绕这件事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也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这使他痛感人间的不平。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何按：此事诸书记载不一，或说为本年春，或说为本年秋。实当为1909年秋及1910年春之事。］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18岁
1月2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奉、直、川等省学生发传单罢课，要求速开国会，清廷下诏严禁学生干预国政。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攻两广总督署，旋败，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八十六人（一说百余人）死难。
5月1日（四月三日）广州起义死难党人忠骸七十二具收殓，由潘达微出资会同各善堂，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英使重申否认不丹、苏泊尔为中国属邦，如仍有干涉，英国即取对抗行动。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只住半年，就想到更远更大的长沙去。他请东山学校的一位教员介绍他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报考，并进了这个学校。
1911年在长沙，毛泽东第一看到《民立报》，那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还载有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的故事。同时，他通过这张报纸知道了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极为兴奋，为之撰文，首次发表政见，主张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新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把这篇政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是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康有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这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这个区别。但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政治设计中，毛泽东还是把孙中山摆在辕马地位，在他的眼里，孙中山已超越了康、梁。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坚决的革命派。他毅然剪去了忠于清王朝象征的辫子，从在东山学校嘲笑“假洋鬼子”，转到了拿起剪刀强行剪去同学头上的长辫子。］
春，挑行李自湘潭步行到长沙，入湘乡进省中学堂。
半年后，他又来到长沙，先入湘乡驻省中学，后入省立第一中学、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书。在这里，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他与许许多多的老师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和友谊。老师先后有谭咏春、李元甫、贺岚岗、符定一、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王季范，还有张干、袁吉六、罗元鲲等等。
《自传》：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是年冬，我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于是我步行到长沙，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同学们还曾经善意地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毛奇。罗章龙回忆：“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笑道：昨日之后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臬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划生（毛泽东又一笔名）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安为天下奇（此为宋代王廷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伊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己！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
夏，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
第一次读到时政报纸，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
由读报中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贴小字报于校墙。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一种政见”。“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立党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革命党人孙武、刘公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不慎爆炸，总机关被破坏。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闻汉口总机关暴露，定是夜十二时起事，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各标营同时行动。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爆发。第八镇工程营在城内，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在城外先发，第二十九标、炮八标及陆军测绘学堂继起，攻占楚望台军机械库，举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革命军攻占湖广总督署与第八镇司令部，瑞*逃登楚豫兵轮，统制张彪逃汉口，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党人强推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并组谋略处策划军政大事。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革命党人起义，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军政府以黄帝纪元，发布檄文，数清廷罪状，呼呈各地响应。
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革命军在武昌誓师阅兵。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刘家庙血战。
10月下旬，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编入新军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10月末，毛泽东在同学中率先剪辫子，随之决定投身革命，参加新军（革命军）。到长沙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列兵。在这里，长沙受到军事及制式训练。
在新军里，将每月七元军饷的大部分用来订阅报纸。从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写信与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自传》：“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我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
我决意“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多次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
1912年壬子（中华民国元年）19岁
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书及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华民国成立。
2月3日（十二月十六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授以全权，命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及蒙、回、藏条件，准备实行共和。
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辞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以代，附提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总统新到南京受任；新总统须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通电全国，定于本月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袁世凯擅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命文武官员照旧供职，旧日政务继续进行；各地军警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各省官吏勿得再拿党人，其已拿者，均须一律释放。
春，毛泽东复员退出新军。先后报考了警察学校、制皂学校、政法学校、商业学校，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从国文教师胡汝霖处借阅《御批通鉴辑览》。审初次读史。
毛泽东感到对学校教学不满意，决意退学自修。
于是他退出省立第一中学，走入湖南图书馆自学。他订了一个自学计划。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非常认真地坚决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他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才知道世界真大，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值得研究啊！他在这里读到了《原富》、《天演论》、《法意》、《群己界权论》、《群学肄言》等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学说的名著。后来因父亲毛顺生停止了他自学的生活费，被迫结束自修生活，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不久，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离校后，迁住新安巷湘乡试馆，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广读经济、伦理、逻辑、法律、自然、哲学及中外文学名著。
［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一批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深感世界之大，以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自传》：“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
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毛泽东本年读《新民丛报》所记札记：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读书期间，作命题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6）。略曰：“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甚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评语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方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甘八号”。］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这是孙中山倾向社会主义的最初发言。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20岁
湘乡会馆住客多失业者及遣散之湘乡籍退伍士兵，常相争斗。一日夜，复员兵与学生之间发生大武斗，毛泽东躲进厕所方得脱身。嗣后，不复得住此地。
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
在这个学校中，毛泽东结识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等教员，对其一生思想影响甚大。
《自传》：
“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
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精英中开始传播。
［李大钊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读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为师从河上肇，当时在日本求学的周恩来特地提出京都帝大入学申请，想选修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会见河上，仍未成。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后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他在给朋友成仿吾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保存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960年野间宏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对野间宏说：“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此书我们每年都再版发行”。］
1913—1914年间，毛泽东在求学中写下了多本“讲堂录”（课堂笔记），现保存在韶山的有五本。笔记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等；还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外国人物的述评，此外还记载了一些自然科学常识。他一方面对所阅读文章中出现的典故、警句，分条写了出来，札记，同时边记边作评论。
《讲堂录》（1913.10—12）：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某氏曰：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事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修身。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者，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懒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尚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
“明清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老子唯心派。”
“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
“著书亦有几等，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
“纸上工夫亦有浅深。”
“郑渔促著《通志》，实事而有用之书也。”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
“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
10月10日（九月十一日）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就任正式大总统、副总统职。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21岁
春，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重读预科半年。
秋，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
［一师求学初期，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
毛泽东与萧子升（瑜）结交成他在第一师范时代最好的朋友。（萧子升，名萧瑜。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在法勤工俭学。1924年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员。1927年后曾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抗战后去法国，1976年死于法国。）
3月，李淑蒙（后改名李进、李云鹤、蓝频、江青）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富商家中。（关于江青的出生日期，据她与维持克的谈话，出生于1914年。但是据斯诺的说法，是1912年。）
［毛泽东常到玉泉街书铺买书。买到一部宝庆版《韩愈集》，以数月校勘成善本，熟读。毛之文风，颇受《史诗》及韩文之影响。韩氏主张“文以载道”，主张文有豪气，太史公文有王霸气。］
《自传》：
“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
［杨昌济，留日时改名怀中，因其世居长沙东方板仓，故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外祖父出身进士，做过清朝国子监学录。其曾外祖父是个举人，正如他自己所言，“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戊戎之后，他曾留学日本6年，就读于英国3年，并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见多识广。归国后，他不满于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他曾在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教书6年，1919年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李肖聃在《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评价他：“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口进不已也。”
杨昌济既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民主风气，并加以批判吸收，自成一种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又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研究，接受了理学中个人修养和治学方法的某些有益东西。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者和继承者自任，杨昌济对他所推崇的程朱之学极为重视。杨昌济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积极追求新思想，躬行实践。他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国家的远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
杨昌济认为，待人以诚，律己则严，是为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于己他则讲求勤、俭、劳、洁、廉等等。他常教育学生：“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常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他还以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均用了一、二十年为例，说明了毅力之重要性。讲修身课时，他从吕坤的《呻吟语》、张载的《西铭》等书中找出材料施教。
在读书治学的方法上，杨昌济着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精神，在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这都应是受杨昌济影响的结果。在他的《幼学篇》中有如下见解：“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毛泽东不仅接受了他的思想，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生活上，杨昌济也给了毛泽东积极影响。他主张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做事勤垦，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的应酬等等。这一切，他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每到星期日，一师学生回校后往往赶不上饭，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剩下的饭菜都是冷的，一般晚归同学都是三五邀合点炒菜，只有他一人点冷饭菜，一人独居一桌，悄悄吃罢走了。］
《讲堂录》（1914）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亦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与累而得之。敬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则？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诚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便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朱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毛泽东早期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罗章龙曾写诗纪要，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9月1日（七月十二日）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等联衔发表宣言，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海内外国民党组织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22岁
上半年，和蔡和森、陈昌等一师同学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
1月18日，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软硬兼施，迫袁接受，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
［消息传到长沙，民众激愤，反袁斗争和反侵略的呼声席卷了大街小巷，一师和各学校的师生们更是义愤填膺，齐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可耻的卖国嘴脸。
为同学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写跋及题词。
愤慨中，毛泽东挥毫在《明耻篇》中批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接到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向日本递交了文本，除第5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
当袁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明：凡日本取得的在华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也要享有其权益。］
4—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与杨昌济、黎锦熙诸先生交谈、讨教。成为忘年交。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谭改造社会事”；“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一方也”；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续《缮性》一篇，以试其思考力学识程度”；“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等等。
毛泽东自述：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6月25日，致湘生信，谈治学方法。
致湘生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前，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保留下来的只有三首：《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祭母文》。
《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这是毛泽东给同学湘生（注：生平不详）写信，探讨读书方法、交换诗文时，抄送他“乞为斧正”的一首诗。从信中看，易昌陶“工书善文”，是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同学。全诗200多字，五言：“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吧有余哀。衡阳雁声稳，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下旬，毛泽东为探讨如何治学，给萧子升写信：“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南美之巴拉圭去世。］
8月29日，同王季范、萧子升到芋园为教师黎锦熙赴京送行，论学颇久。
下半年，任学友会文牍书记（连任四届）。
9月6日，致萧子升信，谈及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肆言》（社会学导论）读后感。
9月15日（八月七日）陈独秀主编之《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
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而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秋，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以艰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条件，结交青年朋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
应征者有罗章龙、李立三等五、六人。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他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在本年之日记中，毛泽东写道：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自题：“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云：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代，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以中实大悲伤。
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可望兄归一商筹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杨昌济自己掏钱买了一些《新青年》刊物，分赠给毛泽东等得意学生。《新青年》中陈独秀、李大钊撰写的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杨先生除了自己为《新青年》撰文、译文外，还向该刊推荐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
12月11日（十一月五日）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代表，全体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该院即以总代表名义向袁上劝进书。袁世凯咨复参政院送还推戴书。参政院再上推戴书，乞速正位登极。
12月12日（十一月六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并发布申令，承认帝位。
12月13日（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日）云南护国军成立，公推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向四川，第二军进向广西，第三军经贵州进向两湖，唐继尧暂留守昆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各方，声讨袁世凯，敦促举义，戮力同心，铲除帝制。
12月31日（十一月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23岁
2月29日，致萧子升信，开列经、史、子、集77种欲读书目。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
3月20日（二月十七日）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平政院院长等会议，讨论撤销帝制问题。
3月22日（二月十九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发还各省推戴书，停止所有筹备事宜。
6月5日（五月五日）岑春煊通告成立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并发布北伐布告。袁世凯病笃，召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