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听完后，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腓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忙申辩：“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是否至吾家？”25岁的毛泽东流露了自己的心意。
为便利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毛泽东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同蔡和林、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到京之初，毛泽东、蔡和森的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组织工作，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设留法预备班。然后，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登记来馆的读者姓名。他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同他们讨论各种新思潮。也在这里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等，还和张国焘、段锡朋、康白情打过交道。毛泽东曾回忆，这个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8月19日，应扬昌济、蔡和森邀，第一次到北京。寄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
组织预备班，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
由杨昌济介绍任北大图书馆图书助理员，月薪八元大洋。在这里，广读新书。对同学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毛泽东后来回忆：“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俊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寄住杨家，与杨开慧相萌爱意。
毛泽东到北京工作期间，一直和杨昌济先生一家保持亲密的关系，他常去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的杨家拜访。此时，杨开慧已是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怀暗生。毛泽东要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这年4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到湖南，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润”字；毛泽东回信，称呼亦是一个“霞”字。
在京期间，与蔡和森一起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请李石曾等介绍情况，制定计划，筹措经费。
9月28日，北京政府定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10月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
11月初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和留法预备班了解情况，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
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主编之《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被禁。
1919年已未（民国八年）26岁
1月1日（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
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该研究会。
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在北大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改组会。成为该会会员。
［在京期间，毛泽东经常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还结识了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
3月12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14日抵达上海。
3月28日，离沪回湘。
4月6日由上海回到长沙。
毛泽东被聘任修业小学历史课教员，同时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1919年4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他对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的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些工作。”
5月9日，长沙《大公报》报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进入长沙各校发动学生响应。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省学生罢课。随之，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湖南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7月17日，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五四运动视为十月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号召民众大联合，肯定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而遭到失败。这些观点说明毛泽东从思辩哲学和圣人创世的唯心史观里跳出来了，彻底抛弃了康梁思想，比“五四”前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是一种思想主张的“谬误与不幸”，还以实验主义作为《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并且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在1919年12月起草《学生之工作》，构设“新村”蓝图。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4月28日致舅信所述日期与“自传”回忆有所不同：“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京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5月上旬“五四”运动爆发，在湖南开始组织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5月3日，北京学生代表为反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特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翌日举行示威。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全体职员会议议决，如在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并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山东籍会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请将卖国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撤职法办。
5月下旬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请来湘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介绍北京爱国运动情况，商定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5月25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文版股干事。
27日，参加学联成立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以响应北京“五四”学生运动。
6月3日参与组织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
6月长沙各校先后放暑假，毛泽东与省学联负责人彭璜等研究，组织学生分赴各地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6月，到各校讲演，反对21条和抵制日货。
在周南女校开会，被选为新民学会评议员。
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办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从组稿、编排、付印校对到发行，都由他负责，并在前四期和临时增刊上，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
在《湘江评论》刊文呼吁营救因“五四”学潮被捕的陈独秀。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此时不赞成搞激进的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炮弹革命’，‘有血革命’。”］
8月上旬，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湘江评论》。
24日，北京《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认为是全国言论最有份量的刊物之一。
住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发起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接任汀雅学生会周刊《新湖南》（自第七期起）总编辑，第12期后被查封。
9月，开始主编从第7期起的《新湖南》周刊。
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疬去世。终年53岁。葬湘江南岸楠竹山，回家守棂，撰写《祭母文》。
毛泽东悲痛万分，在母亲灵前含泪写下了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称赞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后来描述母亲说：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关于自己的家人，毛泽东晚年曾说：“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泽东致邹蕴真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人；利已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已而利于人的人。家母正是最后的这种人。”又作“祭母文”及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自传》：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
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
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仿徨，还有“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11月被湖南《大公报》聘为该报馆处撰述员。
为长沙一女士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自杀一事，在《大公报》和《女界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10篇文章。
12月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遭军阀张敬尧武力干涉，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干部开会。会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正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前后，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并与学联负责人、教育界进步人士研究，决定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和宣传活动。随即，率驱张代表离长赴京。
到上海。同胡适见面。交谈出国留学的得失，讨论马克思学说。
3日，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商议发起“驱张”（张敬尧）运动。
7日，北京《晨报》刊文评湖南赵女士自杀案，特别介绍毛泽东的两篇评论文章。
任湘公民代表团团长，率驱张代表团自长沙出发赴北京。在武汉召开记者会。
18日，第二次到北京。住杨昌济家。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公开化，并得到杨家的承认。
［毛泽东为驱逐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这次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书籍，李大钊的文章，同时也读了胡适的论文。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他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给周世钊信：“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把他看到的学说观点，作了归纳，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讨论。4月他到上海送别留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后，又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即湖南自治促进会），“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即是说，在1920年6月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他思想中的主流。］
12月22日与罗宋翰在北京组织平民通信社，以扩大驱张宣传。毛自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京、津、沪、汉等地。
28日，率驱张代表团到国务院游行请愿，自任首席代表与政府交涉。
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自传》：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次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
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
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
1919年12月22日，杨开慧日记：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和他结婚。
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与蔡和森到长辛店，同何长工等商谈为留学生筹集去法国路费问题。
1920年（民国九年）27岁
年初，杨昌济在病中写信给他的好友章士钊介绍毛泽东：“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持杨信只身赴章士钊处，请求他协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作路费。章士钊慨然许诺为其捐募。
1月5日，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支持“驱张”运动。
1月16日，杨昌济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
［杨昌济逝世后，友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撰文说：“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湖南各界公民向北京府院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
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北京的一年中，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确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23日，父亲毛贻昌去世，下葬于韶山南岸楠竹山。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虔诚地为父母扫墓。对陪同他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下旬，与开慧一家扶柩南下，葬岳父于板仓。
杨开慧归长沙后就读美教会学校福湘女中。
1月8日，和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28日，参加湖南各代表团联合请愿行动，并作为与政府谈判的六位代表之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在京加入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2月间，毛泽东写信给他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陶毅。
“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这时毛泽东在北京经常去找李大钊，从他那里受教和求询“驱张”的斗争策略，同时想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到俄国去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写信给周世钊、陶毅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我想三两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2月，在《湘潮》发表《湖南问题的解决》。
3月7日，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相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
3月12日，致函黎锦熙，谈湖南改造问题，并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3月14日，致周士钊信，谈创办自修大学设想。毛泽东再次写信给周世钊，谈了他想“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并重新讲了“组织一个游俄队”的意愿。
3月间，毛泽东回到北京。
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
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
4月7日，往八道湾访周作人。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在曲阜，毛泽东拜访了孔子故里。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人离开北京后，毛泽东手中的钱只够他买到抵达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如何再往前走。幸好，遇到一位从北京孔德学校筹到一些钱的同学（朱谦之），借给了他10元钱，才使他能够买一张到浦口去的车票。
在前往浦口途中，毛泽东特意在山东曲阜停了下来，去看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的墓地和孔庙，并在相传是孔子栽种的一株枯树前停留，其实那株枯树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孔子死后为其先师守灵时栽种的；然后，毛泽东又去了曲阜县城北端的陋巷街，看了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离开曲阜向南不远的邹县，毛泽东又去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在这次旅行中，毛泽东还专程去登了东岳泰山，徒步绕行了江苏徐州的城墙，因为徐州曾经是三国时期的刘备战斗过的地方；再往南，毛泽东又在南京城落脚，游览了这座赫赫有名的历史古城。
当他到达浦口时，身上已经是一文不名了。
这时的毛泽东既没有钱买去上海的车票，又被小偷偷走了他仅有的一双鞋；正在他为难之际，幸好在火车站遇见了他的一位湖南朋友，成了他的“救命菩萨”。
朋友借钱给他买了一双鞋和去上海的车票。一路上，毛泽东紧盯着自己的新鞋，生怕再被人偷跑了。］
5月，到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
“毛在上海日子开始很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
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十二至十五块钱。其中要有大约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杨昌济生前的好友章士钊在商界募集了二万元大洋如数交给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余下来的一些钱由毛泽东带在身上，供他回湖南去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自传》：
“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含之回忆录：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
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毛主席告诉我，一九二〇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毛又说：“你们那位老人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债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一九七三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我说父亲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
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了。”（章含之，乃章士钊养女。）］
5月8日，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会议提出，学会应劝“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送别第二批赴法人员萧子升等赴法。
5月中旬，到环龙路44号医院看望孙中山。会见廖仲恺。
到老鱼阳里2号《新青年》社见陈独秀，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在这次赴京、沪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在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中，曾讨论当时自己组织的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自传》：
“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六月七日）：
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文字学、言语学、和每时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于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的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为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14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邦）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１９７９年５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２０页。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１卷第２号。]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全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团的组织和湖南自治运动。首先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的任务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传播这枝小花。第二、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第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领导湖南人民争取自治自决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依靠人民制定法律，实现自治的主张。他想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政治改良。他发动人民游行、请愿，遭到当政者的镇压。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及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的联系问题。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破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长沙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助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
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通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
7月初，毛泽东与彭璜、何叔衡等发起“湖南改进促成会”。
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文章《发起文化书社》。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
7月下旬，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了会章和宣言，当选为文牍干事。
7月底至9月上旬，与易礼容等筹办文化书社。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先后发表。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在湘雅医院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且还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他甚至请书法甚好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礼典上，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了。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8月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邀约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蔡和森的来信（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两封信）促进了毛泽东相继组织党、团的活动。蔡和森来信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毛泽东复信“知了就要行的。”约在1920年10月，毛泽东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团；11月底12月初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月，毛泽东高兴地复信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长沙党组织，是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的一部分。
《自传》：
“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的信仰坚定不移。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8月2日，在楚怡小学校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与何叔衡、彭璜、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
［9月1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那里办理”。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这实是进行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9月9日，与友人合租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连续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问题。
9月16日，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人筹备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在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
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
毛泽东参加发动湖南自治运动，先后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8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何按：此时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取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9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释疑》。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一个同僚回忆说。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饭粒和酒。他常常是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搭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10月4日，在长沙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
5日，与376人在长沙各报联合发表《建设新湖南建议》书。
10月8日，出席省城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大会，并任大会主席，讨论关于湖南自治的实施问题。起草省治请愿书。
湖南教育学会邀蔡元培、章炳麟、罗素、杜威等人来长沙讲演。
10月10日，参与组织长沙各界两万余人的自治运动请愿游行。
10月22日，与易礼容、彭璜等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由他执笔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为会议所通过。
10月26日，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来湘讲演的记录员。
10月先后发表了《“全自治”与“半自治”》等6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
当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
11月中下旬，毛泽东到江西萍乡、湖南醴陵等地考察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思想状况等情况。
11月下旬，在江西萍乡考察时，毛泽东分别致函留法的向警予、罗学瓒、欧阳泽，在京的罗章龙，留学南洋的张国基、李思安等会友。在这些信中，他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
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致罗章龙信，“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11月26日，毛泽东写信给罗学瓒，谈处世与治学方面：“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