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
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
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释。”
11月，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
给第一师范张文亮寄去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他积极慎重地发展团员。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小组。
［何按：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是“少中”的主要创始人。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1918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1919.6），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张梦九、雷宝菁等人。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舰、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等人。
1920年至1921年间的“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一次是1925年底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前者，毛这样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身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毛泽东晚年对斯诺说，他不要“四个伟大”，只想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这导师就是英语的teacher，他本来就是教师。至于“维持生活”的文字稿费，更是做到了的——也许它在数字上不能与西方作家的稿酬相比，但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的作者，这笔稿酬收入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生私人名下的财产主要也是来自稿费。］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他获得了教训。他在同年11月25日致新民学会会友信，说：我对湖南政界“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他们的法子……（惟有）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巳〈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巳〈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巳〈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与出。此祝进步。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肖子升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很长的信，详谈了新民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方法是赞成蔡和森前些日子来信的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走俄国人的道路”。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深切赞同”；对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还于1921年元旦，召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蔡和森的来信。在第一天的讨论会上，何叔衡主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赞同何叔衡的发言，并加以发挥。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教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独尊马克思主义了。］
致蔡和森等（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做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工——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工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2月5日至6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毛泽东的文章《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指出：“工人们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才不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作后援，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就是没有强固的劳工团体的缘故，所以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
他明确指出新民学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诸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
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15日，在长沙报纸上刊登致警察厅公开信。
12月间，毛泽东还在长沙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等十几人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做到：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
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
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不依赖旧势力。
头脑清新，富战斗精神、互助及牺牲精神。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冬天，两人便结婚了。寒假相约到板仓过春节。婚事不摆酒席，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两人的话说，是“不作俗人之举”。这在当时是惊世之举。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假日，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1921年（民国十年）28岁
元旦至1月3日，蜜月中的毛泽东偕同杨开慧回到长沙，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确定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方针。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敏回忆录：
“1921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爸爸任书记，在短短的半年间，就发展了39名团员。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在爸爸的带领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起来了，同时，爸爸把这种宣传扩展到了工人中去，过去办的学校，经爸爸的操持，又恢复起来了，爸爸亲自给工人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爸爸还特意在师范附小小学部设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要内容。
就这样，长沙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了。1921年5月，为庆祝国际劳动节举办了游行大会。爸爸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引导。”
1921年6月，爸爸接到上海的通知，他会同何叔衡，赴上海参加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主持了会议，爸爸任记录。在这个会上，爸爸只作过一次发言。”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1.1—1.2）。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正月初七，回韶山，变卖老屋、田产。带毛泽民夫妇及毛泽建到长沙。
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
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1月28日，毛泽东致信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的朋友彭璜，谈了他对世事的诸多见解。
毛泽东在称赞朋友“高志有勇，体力坚强”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其身上的10条缺点。
在谈及“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的同时，进而强调了“天下惟至柔者至刚”，“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的处世原则。
毛泽东申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4月25日，在长沙报纸撰文批评《省宪法草案》。
1921年4月，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毛泽东撰写《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尤其是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没有写进去。“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指出，省宪法必须明确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应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1922年元旦，赵恒惕正式颁布《湖南省宪法》。毛泽东又写了《最宜注意的问题》，批评道：“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提醒人们，“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他号召劳工自己起来求解放。
6月29日，同何叔衡乘船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之建党前，就中共与第三国际之关系，陈独秀（拟议中的中共总书记）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从属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陈独秀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以党务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月薪300元，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遂失去了固定经济收入的来源。但他仍拒绝接受外援。陈独秀一生风格都是如此。］
［据包惠僧回忆录，经此次争论后，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有必要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仅收到国际援助大洋16，655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当时主要都到了国民党方面。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努力致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第二是李立三。第三是毛泽东。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相联合。国际认为此议是臆语，于是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于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博古赶下台。
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东京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场布置简单，但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在广州公务与国民党筹备合作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关系不够融洽，大会代表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首先确定了会议议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几天会议，代表们发言热烈。毛泽东除担任了会议记录外，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和其他各地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规范统一而整齐的，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因此，毛泽东的发言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大”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经过代表们几天的讨论，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国共产党党纲，二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同党纲确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阶级，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从此，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开始走上崭新的政治历程。
7月30日，贝勒路树德里（望志路）附近出现了异常的情况，租界巡捕增岗增加，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
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迅速警惕而机智地离开了李达（书城）夫妇的寓所。
8月2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中共“一大”代表会议继续进行。
即日，“一大”会议在南湖的游船上宣告闭幕。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遇到了好友萧瑜（子升）。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用长沙话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毛对萧作了深谋远虑的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认为。］
会后，毛泽东回湖南，任中共湘区党委书记，负责创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和创办“自修大学”，训练革命青年，并集中力量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