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有无神论者，才有真正的人生意义问题。
有神论者已经肯定，一切行为及追求，必定有对本身的回报，这回报就是一生的意义。由于回报与意义的等号，是个体感觉的统称。所以，在有神论者心目中的人生意义，是可接触到的，享受到的，感觉到的。就算回报只在来世出现，也视为“可衡量的储蓄”。
无神论者心目中的人生意义，并不是要求任何感觉的“报酬”，而是一种企求“永恒”的幻想。
尽管我们把事物的意念提升，把国家、民族的意义放置神圣位置，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正像音乐中能让人提升到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一样，把“为人民及下一代谋福”作目标，企图将人的价值观，从感受提升到形而上意识形态上。但人的意识形态，必竟也来自个体。个体毁灭的恐惧，感觉散失的“心有不甘”感，时不时会对“为人民服务，为下一代谋福”，作出心灰意冷的结论。
“为人民服务和为下一代谋福”得到的，是道德的自信，当然不及“这一生名利和下一生名利”的允诺来得实在。前者要求人作人性的提升，要求意志力能战胜人性的卑下情操。后者是顺人性的自私和贪欲诱发积极性，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知识份子，如果以无神论自居，他可能会坚信“为人民服务和为下一代谋福”的意义，他就必须接受人性的冲击，必须时不时用信念去克服心灰意冷。
认为个人追求的快乐，追求今世或下世最高感觉就是人生意义的民主知识份子，相信自己的一切行为及追求，是合乎“人性”的。因此，他们咒骂那些以“为人民服务和为下一代谋福”作为原则的人，是没有“人性”，没有“血性”的人。在他们看来，运用意志去克服人性弱点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认为“做不可能的梦”的人，心理上是一种变态性的“极端”。人应该顺乎“人性”去追求个体的欲望，去消耗尽生命力。
这种不同，也就是号称社会主义者与赞同资本主义体系者差异的地方。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看来，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一定要在人性去除自私气质，人人大公无私制度里，人才能真正快乐平等。他们没有否认人有智力高低之分，而是认为，不管智力高低，在肉体来说，同样是一个“人”，因此，“平等”是指“尽自己力量和不贪心”的向社会索取所需物资。
在民主知识份子眼中，肯定人只是动物之一，自私是“对”的，人有智力高底，所以，竞争下的成败和贫富悬殊是才智高底的必然结果，只有顺其自然，才能真正的发挥人性“优点”，令社会日益繁荣。
我们说过，如果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民主”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样也是违反人性的。民主知识份子却支持前者，排斥后者，为什么？我想，关键在于隐藏内心的政治倾向，种族歧视，文化观念的问题。支持前者，反对后者只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成为知识份子解释制度也有“德育”的借口。学校教育与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要求学生有社会精神，有为大众服务意向，但学生一踏身社会，就必须将学校的一套理论抛诸脑后，改变成为本身利益投身社会。这种转变，是“由俭入奢”的放纵式，“合乎人性”，令人觉得“理所当然”，也就没有丝毫“矛盾”，仅存的形式讽刺，很容易的成为民主知识份子夸张社会优点，用“人权”和“自由”及如鱼得水感来遮盖。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世纪占了上风，是因为商业复杂化和社会主义社会程序失去控制而显现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学生从学校投身社会，知识份子还要求他们，保存大公无私的行为及道德。但是，当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未瑧这种境地，社会结构也未能完全的能让大公无私行为尽量发挥，更重要的是，手掌权力的各级官员还不能成为表率。于是，新知识份子就有人生意义，道德原则与良心冲突的矛盾。他们活在痛苦中，良心要求自己“高尚”，但现实生活，却令他们徘徊躇踌。
社会主义社会，要人从道德上衡量成败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却是由物质地位来衡量成败。如果大家一起打开大门，互相宣传影响，胜利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就像你把儿女，交由高级浪子和哲学教授竞争教导，儿女必爱浪子多于哲学教授，追求肉体快乐当然比道德约束更为“人性”所易接受。这种必然的结果，能够说浪子比哲学教授合乎人性？资本主义制度优胜社会主义制度吗？
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贫富悬殊繁荣，在哲学层次上看来，不是了不起的成就，他重复的是资本主义的旧一套，所谓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只是表面说法，是为了令毛时代的中、老年人心里好过一点。到今天为止，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轻视教育证明了他的短视，也是西方国家继续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心中窃喜的原因。
当资本主义社会还在与社会主义并存时，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完全打开大门，一切理想一场空。
如果说人是自由的，思想行为应由自己抉择，那么，世界上所有父母教导儿女就都是罪恶。
建立西方社会基础的宗教采取的就是“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知识份子聪明的、巧妙的把本身社会的偶像崇拜等封建形式，换上了“民主、人权”这种高谈阔论的糖衣……“洗脑”这种行径两个社会都在进行，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因迎合“人性”而更容易，更巧妙而已。
资本主义社会强调智力高低产生的不平等是正常的，整个社会让智力高的人主宰一切，但他们却说另一个社会中，由智力高的人主宰一切是疯狂及不正常的。他们成功的运用媒介建立“逻辑”，用表面的民主形式，粉饰自己制度的根本，又成功指责了对方，这一切又是进一步“发展”了人性的劣根性。
社会主义社会在本世纪的失败，是失败在官僚阶层只有理想，而缺乏自我道德抑制，教人而不知教己。“造”出来的新知识份子在面对现实后“绝望”和“灰心”，现实生活里的私欲拼斗，令他们对学校教育，应允给他们的整个“理想”，化为泡影。把百年树人的教育变成助长人性自私弱点的斗争时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者的基点，崩溃就不可收拾。
充满理想的年代在我们这一代结束，无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他们只不过用事实证明了知识份子的沦落。而不能够证明，“为人民服务和为下一代谋福”是一种不合潮流的人生意义（甚至已被指责为虚伪）。
人性容易放纵自己，但人因为有思想，所以比其他动物多了对高尚行为和道德的敬仰，由敬仰而追求，从追求产生“绝望”的痛苦，“为人民服务和为下一代谋福”的基点，就是道德永恒和种族的理想。尽管人性另一面的自私主宰了个人和社会行为百分之七十以上。替对立面的人性带来精神上的苦痛和失败，但是，这是会思想的人比不会思想的动物的高一层的价值。“痛苦”就是人生的意义。
关于中国01
毛泽东的逝世，替整个世界，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毛用他的一生，把中国从积弱带向安定，又从安定带上大乱。今天的青年，对国家民族淡然处之，对更高一层的人生理想追求更不作梦。他们不懂得追求“不可能的梦”的价值了。
你看那些自命民主知识份子的中、老年文化人，将任何具有理想的青年，嘲笑为“狂妄”和“左毒”；你看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都认为，追求物质丰富是唯一正确政策；你看世界上，无论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庞大舆论工具，宣传理想没有用，对人民生活，对社会繁荣有害。只有电脑、电视机、冷气机才是最真实的。国家以此来衡量成败，人与人间，也以拥有财产的多少，来衡量成败及地位，甚至道德。“金钱”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成为被敬仰尊崇的偶像，是正义的图腾。
到今天为止，理想主义者彻底破产了。当然，世界上每个角落，还躲藏若干理想主义者，他们似乎已日暮途穷。这是理想主义破灭的时代。
但是，人生是否只用电脑，用金钱来衡量的吗？理想主义者因时代局限反被卑劣的人性弱点剩虚而入，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过程足以证明理想主义对人有害？
当然，今天的知识份子笔下还有理想，不过，这些理想只是个人的追求，是个人与社会压力的对抗，是怨恨的发泄，他们看不起“改造人性”、“为人民服务”这些更高层次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骂，而是兜一个圈，强加上各种帽子。再用帽子混淆问题真相。
四人帮的一套，是假理想之名，满足个人的权力欲，因此，才有帮派的出现，他们的极左是假的。原来的左，应该有生活朴素行为，极左是朴素到虐待自己。但是，四人帮的每一个人，都极力追求权，追求享受，追求政治势力。这是左的理想主义者终其一生，想要消灭的人性劣根性。四人帮及世界上假理想名目追求利欲的，根本上就是行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套，终一生为个人名利奋斗，甚至不惜损害别人和社会利益，这不是左。
但是，知识份子们对理想主义恨之入骨（因自己没有崇高理想从自卑变成怨恨），故意用“极左”、“左毒”的名字加在四人帮头上。从此，凡有说一声国家、民族利益和改造人性理想的青年，都是“极左”徒孙、全是“左毒”遗毒，这种乱戴帽手法多高明！
更重要的是，中共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理想主义的破灭。如今中共施行的经济政策，全以物质为前提，用来审定是非。他们一古脑地将社会上刮起的贪污、滥权、走后门、腐败推向文革和四人帮身上，这只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文革和四人帮确将人们带向唯权力主义高潮。但是，在没有适当配合的宣传下，突然以富为是，才让全国人民顿时失去信仰，令贪污、腐败风气大盛。
人民见到统治者突然宣布朴素的生活态度是失败，有钱才是成功的，立刻觉得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价值。
当然，四人帮宣传穷是光荣，是对理想主义的故意曲解，要别人穷自己享受就是十足十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中共还具有立国的理想，就应该一点一点的纠正这种曲解理想看法。中共没有，而是忽仑吞枣的一口否定过去。
中共的失败，不单是林彪、四人帮问题，而是开国之初整个策略出现了错误，删节掉治国手段里的最重要部份。不懂得从别人的成功历史里汲取经验，不懂得“教育制度”是国家之本。以为自己开创新朝，什么都是新。不懂得，世事没有新的，只有新瓶旧酒。理想主义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在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内容一样：“改造人性、去掉自私劣根性”。
中共在一开始错在以下三点：
（一）易经既济卦：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意思是说，殷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的苦战，才得以胜利，但对有战功的小人，只给以重赏，不予重用。
殷高宗明白会打仗的小人，出发点是为功名地位，不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出生入死，小人的出生入死带有赌博原意。这些人心中没有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只有自己利益。由于会打仗，故有一套高明策略及狠辣手段。如果让他们在政治上占据高位，逐渐形成势力。结果好人必然遭秧。会打仗的小人最懂用正义堂皇名目，搞个人名欲私利。道德败坏，社会腐烂就从他们开始。
这是三千年前，简单农业社会中，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经验，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全不理会。
毛泽东故意重用林彪来与其他将领形成对立面，又放手让他们用“利”吸收积有战功的另一批小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等人，联合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政治势力一成，就连毛泽东本人都制不了，反而一步步被架空。
毛泽东他们的错，正如既济卦中指出的：濡其首，厉。被成功冲昏头脑，就一败涂地。
（二）中共在建立国家之后，从三反、五反开始，大部份运动，都是向人民头上开刀。孔子强调以身教，但是，中共数十年来，从上而下策略，使高、中、底层干部，觉得自己的思想总是正确，人民有许多错，有许多思想毛病需要改造。
长久以来，干部特权出现，连个人享受，贪污都因自己是“正确的干部”找到理由解释。其身不正，任何运动，只会令人民觉得不平，干部就唯有以“批”、“拉”、“杀”来使不平不能上达，天下安定繁荣，怨恨却潜伏根基中。
不懂以身作则，是中共立国后，自满而不时刻自我检讨的另一个错误。如果所有中共高、中、底层干部，都能像周恩来一样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不需任何运动。人民一定以自动学习干部作风为荣，大治可想而见。
（三）当然，某些教育人民的运动是可以展开的，不过，中共几十年来，没有把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学术化，而是被各阶层干部，利用来直接“字面”解释，斗争就是“骂”、“打”、“杀”，是毫不留情的手段。
对干部、对人民都要用百年树人的耐心教育，要有信心一代代由小教起，一代代慢慢用灌输理想知识，一代代慢慢淘去自私等劣根性。理想社会的实现要有十代、百代、千代做下去的信心及恒心。决不能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就误会大乱之后可以大治，误认为现实“斗争”可解决问题。须知现实斗争只会更进一步刺激人类卑劣的自私、斗争、杀戮等性格，与理想主义是南辕北辙的。只有要求个人思想上作公私的斗争才是有意义的。
中共在实现理想社会过程中，由于手段的错误而失败。但是，失败并非代表理想主义没有意义，没有用了。今天对理想主义的一捧子否定是失败之后的另一种极端。
一种手段错不是全盘理想皆错。人生如果只庸庸碌碌追求个人名利，尽管家财万贯，受人“尊敬”，这段人生还不是充实的。充实的人生是知道自己对未来，对下一代有所贡献，令他们比自己在道德上更为纯洁。
穿上时髦的衣服会显得漂亮和具有自信。但是，看见儿孙比自己更聪明、更忠直，心中的自信是永恒的。这就是人生，也就是人性追求光明一面的动力。
02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希望中国繁荣富强。
对已经被西方媒介洗脑的东南亚各国来说，中国的强大对他们有“威胁性”。
日本当然不希望一个科技先进，经济力量强大，人民生活物资丰富的中国与他在国际上竞争。“日本人生性野心勃勃，卧榻之侧竟能容许他人酣睡？”（罗素语）
苏联当然不希望中国繁荣强大增添心里的“黄祸”恐惧。
美国、英国更不愿中国强大，多一个思想意识不同的“超级大国”争雄，在战略上来说，是最大的隐忧。就算意识形态相同，对美、英这种天下唯他们独尊的国家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威胁。
中国强大，印度永远不能达到侵占西藏的目的。
中国强大，西欧各国不能安眠，成吉思汗的灾祸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因此，我们应该对世界各国的“好话”、“支持”、“期望”施以微笑“感谢”。对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口口声声“中国经济繁荣安定，参加国际事务对各国有利”的骗人鬼话了然于心。应该清楚知道：只有中国陷于分裂、动荡、穷困境地，才真正合乎西方国家的长久利益。
这才是真话。
美国培养日本，令其经济强大，目的不是为了造福日本人民，也不是为了民主理念，是为了日本替他在“第一线”抵抗苏联的“侵略”。今天，在经济竞争上，许多美国人后悔了。
他们会欣望中国成为经济更强大的国家吗？当然不会，但他们为什么还口口声声与其他国家一起，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以救世主姿态帮助中国繁荣富强？
他们会吗？
美国人民和西方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在长久的假大空教育培养下，觉得美国式民主代表正义，他们的道德、标准应与苦难的人民分享。他们的希望是真诚的。
手掌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的西方知识份子和统治者，衡量是非、利害，不会与人民一样单纯，他们的责任感要求自己对国家利益负责。
所以，为了美国商人利益，美国领事馆和中央情报局可以支持南美洲极权政权屠杀民族主义者。
为了英国利益，过去的数十年，英国可以拒绝大多数国家的要求，不制裁南非种族歧视政权。为了英国面子，英国传媒统一口径，吹响民族主义和爱国角号，把手段略为“鸽派”的前英国特务头子柯利达咒骂为对中国“叩头”。然后，又反过来讽剌中国不向彭定康屈服是爱面子，少数为中国利益辩护的香港中国人是封建的民族主义残除。
这时候，他们口中的、报章的、宣传中的民主、人权、正义全不理会了。都可以为需要任意扭曲、颠倒……
从这些反证，可见民主、人权只是用来从国家利益出发进攻敌人的武器，抚慰本国人民的蜜糖，煽中国卖国贼叛国的借口。
国家的强大繁荣与否，人民是否幸福，关键还是怎样利用教育？如何控制知识份子阶层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真话，不是虚话、大话、假话。
要中国强大繁荣，必须对某些民主大话、假话辨别清楚，只有拨开伟大空话的宣传烟雾，我们才能探讨，西方国家真正成功的原因。否则，只会像印度一样，为讨美国人高兴，就这样“民主”穷下去、弱下去，达到西方各国的战略愿望。
知识份子出身的官僚阶层，令国家有真正百年不变轨道，也是稳定的保证，更能限制最高领导者胡思乱想、科举制度自有它的优点。四十多年来，中共不搞现代科举、乱根深藏，居险不知祸，就不得好收场。
你培养出什么的知识份子，国家就行什么制度。懂得利用知识份子，懂得教育培养出崇拜自己制度的知识份子，懂得欺骗新的知识份子，在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时，以为就是在保卫正义、自由、国家、民族、民主、人权的时候，这种手段高强的政治家才是成熟的，制度才历然永在。
马上得天下者，可以只利用工农兵。要治理国家，无论要建立什么制度，就必须利用知识份子。因此，对知识份子阶层，必须有透彻的理解：
现在，习惯上的所谓知识份子，是指新闻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他们是所谓“社会良知”，他们的看法就是道德标准，他们的意见是人民心声，他们的不满是民众的牢骚，他们被公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当然，这一界定是知识份子利用手中的媒介填塞给大众的观念。
务实工作的科技人材、医学人材、经济人材和管理技术人材是沉默型知识份子。他们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什么制度中都一样，他们从来不敢也不会自称代表社会的良知。
自称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他们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认为自己是社会开明和进步力量，没有他们，社会将停滞不前。
他们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正义是什么，道德底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认为，自己能替百姓伸冤，能将下情上达，统治阶级只有依靠他们的学识，才能治理国家。
他们相信自己对国家民族，有比平民百姓更强烈的爱国感情，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才能真正的表达国族团结。他们往往善于在文字、音乐等艺术作品中，带给群众一种悲壮激昂的国族主义感情，因此，一切爱国主义情感，在他们渲染下，是如此壮烈伟大。
他们往往愿意担负道德的枷锁，在永远悲观的情绪推动下，他们断定：商人必定奸诈、农民必定愚昧、工人需要他们来指引，学生等待他们去教导。眼前的一切永远有毛病，前景永远存在恐惧，因此，他们总有新的看法，坚信只有自己的意见变成现实策略，一切才会完美。
他们喜欢结交权贵，希望良禽择木，渴望施展抱负，天下扬名。他们对生活永远惶恐不安，喜欢发表意见，指责异端的看法，温文歹毒而不留情面。因此，他们以结交具财势者，执法者，甚至黑道上有势力者，外国朋友，来增强自己的地位，狡猾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增强活下去、向上爬的信心。
他们坚信正义，却更喜欢玩弄正义名词，往往由于怀疑、自卫，故意或下意识地隐瞒真正动机，运用其他名词，兜一个圈子来达到目的。
由于自信永远正义，因此，他们的人生几乎没有自疚，总认为别人对自己不义，社会有欠他不尽的东西，故此，把任何下流、无耻的手段施于“敌人”身上，都是正义的。但他们往往用此证据，证明敌人的不义和无耻。
由于知识份子们要站在时代前端，要体现进步力量，所以，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成为孟子口中的“要指出他的错误，又没有证据，但他们往往迎合大众，歪曲道德，成为永远代表正义的乡愿。”可是，所有的知识份子们都相信敌人才是乡愿。
他们爱国，更希望当表达爱国情感时，能顺便把个人利害扯上关系为和算，如果个人利益比较重要，又自忖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时，他们当然愿意因历史、地点、时间的不同解释去曲线爱国。因此，他们热心提倡“不理动机，只看手段”的“现代精神”，这种精神能完美的解释他们出卖国族为西方服务，为民主效力，为个人名利奋战终生的“高贵品格”。
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容易为自己的任何行动加以合法、合道德的解释，因为他们有知识，有逻辑能力。
因此，他们喜欢争斗，对阴一套、阳一套乐处无穷。年轻时，易为权力追逐而不择手段，陷害纯良之辈而自以聪明；中年时，易为沉迷新鲜肉欲而自我解释是寻找爱情；年老时，易为名誉利害而心狠手辣。他们是潇洒温文的，豪爽亲切的，也凶狠如豺狼。
因此，“士可杀而不可辱”，可利用，可支使而不能抑制。
知识份子阶层的优缺点，与社会上其他阶层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而且，好坏之间，往往因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但因为他们有知识，故此，他们的优缺点是极端的，也最容易为利所躯、为名所骗、所利用。
给予知识份子利益，让他们替统治阶层组织社会舆论，让他们控制媒介，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与社会上层相同，他们乐意自动运用各种正邪手段，玩弄是非，来为上层服务。此时，不必怕外国势力思想渗透，也不必怕国内异议者，统治者已有最佳助手替己服务，而且不必付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成功达到。
成熟的政治家，对知识份子要驱之以名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可塑性和近一百年来的发展，就因为将统治者的利益，与知识份子阶层的利益连结起来。因此，每一“民主”武器的进攻、防守和对抗，都圆滑可爱。
夺取政权的中共高层，大多数是知识份子出身，他们从自己看到这一阶层的丑恶，这群醒觉者将理想社会的建设和希望，寄托在没有高深教育的工农兵阶层中，以为他们比知识份子纯洁。他们彻底的失败了。
工农兵阶层一样具有人性的丑恶，一样在为利忘义时绝不手软。他们更缺乏圆滑、缺乏自欺欺人能力，剩下强词夺理，以权压人。他们主宰的社会就永没安定，制度永不长久。
读书人有知识而“明理”（当然，明理可能是狡诈），因明理而有地位，受人尊敬，这是中国历代“士”超然的原因。知识普及之后，社会上工农兵阶层对他们还存有浓厚的敬意，觉得他们有知识，眼光及判断总比自己强。因此，长久以来，工农兵阶层的知识、言谈、思路会由知识份子控制的媒介所主宰。
只有知识份子阶层才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掌握舆论的知识份子，将他们这一阶层的意见透过各种媒介，无孔不入的影响、贯输、教育、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知识及见解，然后，再名正言顺的“公正”报导“人民意见”。这种循环不断重复，使知识份子阶层成功的控制人民，迷惑人民，带领人民，为自己利益服务，为统治阶层服务。这种手法，就是西方民主关键，所谓人民可以监督政府、可以随时撤换不顺民意统治者的真相。
媒介是现代民主教育的力量所在。懂得与知识份子站在同一利益阶层，利用知识份子控制人民，懂得此种“现代化民主”手法的统治者，才是成熟的统治者。
政治和军事一样，决定于实际胜负，不理会是非和正义与否。任何社会制度的成败，决定在是否能成功引诱知识份子阶层上当，迷惑他们、运用他们、给予他们利益。具有这种成熟手段的政治家才能进一步论定是非。
03
西方国家在香港民主知识份子笔下，称为西方民主社会，他们认为，在目前世界上，这种社会制度，尽管有缺点，却能随时间逐步自我调节，比社会主义社会更安定和繁荣。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物质享受，在在表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优点。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反覆斗争现象，证明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因此，香港民主知识份子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还在为中国社会解释是人格的堕落、是知识的浅薄、是不懂逻辑及现代化意义的落后行为。
我们的疑问是，西方民主社会，政治上是否近乎完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否更为公正？
第一：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我们知道如下事实：我们的社会基点是建立在承认人是自私的，自私不能改造原则上，因此，我们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希望用不同力量对抗来保持社会平衡及活力。
但是，眼前所谓民主自由社会，放弃了改造人性自私的手段，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正常的，虽然我们虚伪地继续在小学、中学教育中，向学生说：要为社会贡献力量，要做一颗有用螺丝钉，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事实上，连小学生都知道，整个社会根本不理这一套，每一个人都是为金钱奔忙、为物质享受的增加奋斗一生。学校里已经是唯利是图、唯己为是的真实环境。他们会不会视教师的话为白痴疯言？何况，今天的教师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学生榜样？
这种充满矛盾的教育方式，只不过为满足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虚荣感，是媒介和舆论的假大空，用“好好培养下一代”自欺欺人。我们习以为常，不觉其异。每一代从小就知道：讲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是正确的谋生方式。这种只为满足虚荣感，与社会价值南辕北辙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是一代比一代更以自私为本位，更懂得如何骗人，且视为正常的接班人。
在假大空名目上，今天的自由民主社会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这只是面门话，如果你肯定自私是不能改变人性，而且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原则及道德基础都从这里基建起来（谁能否认？），随文明的复杂、物质享受精华化，道德风气将会一步步走向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上去，法律是无法阻止的。
放眼香港，二十年前，打劫银行是坏人做的（社会公认），今天，随“社会的进步和透明度的增加”，劫匪抢钱越多，越被市民视为英雄和“醒目仔”。尽管报章、电台把他们叫做匪徒，但占大多数的市民，只有欣赏及羡慕的感情。请去问除了有名有利既得利益者之外的市民，谁不对陈松青欣赏？谁不说马惜珍是好汉？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能如学者所论产生应有效力吗？不，不会的。就算运用死刑重典、大开杀戒、利之所在，罪恶也会一年比一年增加。这就是承认自私，承认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带来的必然结果。
民国时候，军阀割据，水客（携带商品过境商人）以运货谋取暴利，若干军阀采用枪毙方法企图杜绝水客。但被抓即死，物品价值因而暴升，利之所在，更多人甘冒枪毙危险偷运货品。
也就是说，当社会教育已失去建立抑私扬公作用时，法律是无法抑制“犯罪”行为的。只要社会大众对“犯罪者”采取欣赏眼光，法律更加无可奈何。
第二：在认为自私是人性弱点，可以逐步改造的社会里，只要采取一代教育一代方式，一百年、二百年的贯输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必定一年比一年增强。但是，在承认自私是不可改造的社会里，社会的安定及繁荣只依靠法制和法治。在彼此都懂表面文章，阴一套、阳一套水准一年比一年提高下，人民反而愈来愈以个体利益为中心，正如美国纽约及底特律，只要大停电就引发枪劫及暴动，所有的安定及繁荣，只建立在火山口的表面上。
第三：民主知识份子大抵会反驳说：在政治制度上，自由民主社会有公平的选举，人民有罢免统治者权力，是目前比较完美的政治体制。
真的吗？不。当然，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安定，理论上是依靠不同势力及团体在对抗中产生共存的平衡。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些对抗的力量中，存有全心全意为社会及大众谋取利益的个人或团体。但我们却可以更肯定，这些个人及团体必然力量微弱，人数甚少。是因为，这是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基础的社会，这些团体及个人，在“正常”人眼中是白痴或异端。
在今天的民主自由社会中，大家心知肚明，大多数团体代表的是某一阶层利益，大多数人出来竞选议员，为的是个人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议员与团体的文章中、演说里的社会利益、大众利益都是假大空的表面文章，是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
英国记者在《末代港督》电视片集里访问香港所谓“民主派”的头头：你怎么能够对电视机镜头向市民说假话呢？那浅薄的家伙见有“民主”国家记者关注，顿时骨头酥软，面不改色自豪吹嘘回答：我只要拉长脸孔严肃说话，他们就相信了。电视片集播映之后，以市民喉舌自称的媒介缝上嘴巴，以正义自称的民主知识份子全染了聋哑病。英国主子在离开后为了增加香港中国人内斗资料，不念旧情地煽了忠仆们一个响亮的巴掌。
在美国和英国竞选议员、总统，没有庞大的金钱作后盾是不可能的。金钱买来媒介力量，利用宣传媒介来散播高谈阔论欺骗选民。普通人永没机会，他们只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所谓投票的“自由”也是在有计划宣传媒介引诱下进行的，投谁一票只决定在谁的假大空宣传绰头好，手段比其他竞选者高明而已。普通人是被有钱人用“钱”洗脑引诱去作决定，不知不觉间还告诉自己说有投票自由。他们的真正自由是投那一个有钱人支持的人的自由。
由于社会肯定自私，因此，为自己及团体利益谋利的当然比为社会大众利益者多得多。何况我们承认权力可以腐蚀人性，说到底，坐上美国总统职位和坐上香港前立法局议员职位的，有多少是相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服务精神？正如一位宣誓效忠英女皇（代表英国利益）的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口口声声说中、英不懂香港人利益，他们要为香港民意请命一样，人们应相信他的誓言（人格）还是相信他的话？这其中的矛盾，香港市民一直视为不必理会的“正常”。这种社会，会令抢了银行，在法庭上口口声声不认罪的抢匪服气改过吗？这种殖民地心态已达变态状况！
第四：民主知识份子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民主社会在几十年来，统治者逐步开明，懂得用税收等劫富济贫手法来平衡财富，减少贫富悬殊，令阶级冲突减少，平息积怨。真的这样吗？不。这只是万斤田大话之一，只为了欺骗大众，令他们安心被统治的鬼话之一。
我们看香港过去的历史，在民主知识份子支持鼓吹下，港英政府用十五年时间，令贫富悬殊飞速加剧，今天的富翁财富是以亿作单位的，今天的穷人一家数口，月入三千五百元左右就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三十，富人一餐以万元计算。这个社会所以稳定，是因为增加了大量中层收入人士，利用了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渴求安定恐惧心理，在传播媒介带引下，成功的组成社会舆论，把怨恨和不平情感引向反共、反中道路上去。
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由资本主义经济来推动，这是肯定自私是对的社会必然动力。故政客们，不可能真正劫富济贫，他们只是运用法律来劫中层收入人士的金钱来济贫，在敢怒不敢言的人头上动手，富人自有精英们替他们找出逃税方法（在这个社会中，道德上来说是正常的）。所以，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是社会舆论（报纸、电台老板都是富人）的鼓吹和中产阶级的恐惧。
这当然不是永远安全之道，因为，社会道德肯定自私正确，肯定追求物质享受的实在感，有钱人的生活享受，无时无刻在电视和电影上显耀、吸引千千万万的青年（中、下层）去努力追求及作模仿消费。如何去得到这些东西呢？除了犯罪之外？大多数青年依靠读书和工作，心知肚明此生与大富翁殊途相异，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青年一代这种得不到的怨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们前途茫茫，结婚生儿需要金钱，过正常生活需要金钱，社会给他们的机会是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们可能因父母贫困而缺乏教育，可能因性格和环境影响而浪费青少年时间，社会风气又在旁鼓吹有钱的快乐，这种怨恨为的是个人利益，是对的，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青年们不敢动，是因为由富人支持的统治者定下的法律起一定的阻吓作用，但他们的不满时不时暴发。只要有人鼓噪，就可以因足球事件引致抢劫暴动，推翻豪华汽车来泄愤；只要有人怂恿，就可以两三人合作抢劫（为自己谋福利）。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用物质来引诱青年产生动力，为资本家服务，间接上，却产生了更多的绝望，可望不可及的怨恨。这是安定繁荣下的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整个经济经构，依靠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则来生存。所以，美国总统为了竞选连任的利益，为了支持他的财团利益，不可能消除庞大的赤字，不可能令美国从庞大的经济赤字里脱身出来。这是个人和团体利益第一，以自私为原则社会的悲哀。
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的眼前有两个媒介和社会舆论推崇的民主英雄：李登辉把台湾“民主”化，彭定康给香港带来“民主”。
李登辉统治下的台湾，连推翻中华民国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自由进行，立法院上可以诋毁他，有示威，有反对党，可是，谁能够否认，李登辉是台湾历史上最专制、极权的领导人。他要谁升官谁就升官，他要谁倒霉谁就倒霉，是他一手扶起民进党，一手削去国民党的力量，他也自认为是如来佛，谁也逃不出他的手掌。
彭定康的民主更容易，只不过是为了替支持他搞政改的人夺取名位，有计划的增加选民人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叫某名整天为菲佣争取权利的所谓“民主派”人物得到立法局议员席位，就下令让没有居留权，没有义务的菲律宾女佣也有投票权。我们在“未代港督”这部电视片集里，可以看到他对一手提拔，忠心耿耿的华人走狗都不信任，几个英国人在秘密会议中完成计划，再命令那些华裔狗腿立刻执行。所以，他可以用白种人的傲慢毫不避忌地对镜头大骂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然后哈哈大笑。他当然大权在握如挥指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九七年之前三任港督中最专制、极权的统治者。
李登辉那种傲慢的权威，自大的霸气和能言善辩，口不择言的得意忘形性格，和彭定康是何等相似，就像一个饼印里嵌出来的两块东西。
但是，他们都是香港知识份子推崇的民主英雄。
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里一针见血指出，实行“民主”必须有压制各种力量的专制权力。李登辉和彭定康的民主知识比当今其他中国人高明得多，他们深知其中诀窍，他们是独裁者，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民主英雄。
问题的关键是，李登辉之后，如果没有一样手段利害的独裁者继承，没有了“如来佛”李登辉，谁能驾驭台湾这个山头林立的社会？李登辉留下的制度能解决惨烈的权力斗争？只有白痴才会相信。
彭定康运用独裁权力对付中国，不顾后果地在玻璃屋里丢石头。如果不是香港的地理因素，中国的强大力量震慑彭定康培育起来的力量，独裁者离开之后，谁管理得了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一定重现。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独裁者李登辉和彭定康高高在上，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和势力能威胁到他的权力时，就放手让下面组党搞派，互相缠斗，体现“民主”，至于搞出什么龌龊风气，戕害下代的派别仇恨，独裁者一概不理，只要我自己如挥指掌便行。民主制度里的独裁统治者，从来是短视的，不负责任的，一切施政只方便自己，那些诺言和豪言壮语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社会，迎合人性的自私欲望，让人人名正言顺的为私而私，在道德支持下追求物质享受，如鱼得水。但是，这一种社会只如猪栏中的猪在寻求安逸和快乐而已。人比猪多了思想，思想助长自私的欲望，社会制度进一步助长这种风气，漠视教育的矛盾，法律的矛盾，阴一套、阳一套的矛盾，贫富的矛盾，中产阶级怨恨的矛盾，青年人缺乏机会又被引诱的矛盾，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并不是天堂，而是人类的悲剧，是畸型的民主社会。
第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可以逐渐看到“成熟”的民主体制已经替西方国家带来尾大不掉，有苦自知的危机：人民知道高谈阔论的虚伪性，投票率逐年下降；政党利益逐渐高于国家利益；一代比一代自私、浪费、暴戾；在言论自由等假大空画皮下，媒介反过来左右政府施政方针，真正统治国家的黑手是傲慢的白种“民族主义”媒介大亨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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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称民运份子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学生，从文革以后极度自卑，所以，他们的任何不满及吹嘘，一直远离中国人民真正的意愿，他们总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新闻自由”是现代标准。当然，叫“打倒官倒、贪污”西方社会没有兴趣，叫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立刻得到西方社会、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支持。
深藏中国人骨髓里的怯懦和自卑在这一代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言行里完全显露，众所周知，中国人都相信，一旦有了外国朋友支持，得到一项国际民主奖状，就可以反过来威胁中国，因为，中国政府不怕人民，只怕外国人！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痛心的怯懦心态。也是这种投机心态，使那些自贱、自卑成性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及学生，远离了真正的人民心愿。
你看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初起时，学生和工人、市民大多数的口号是“打倒官倒、贪污”，反而，知识份子大多数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和新闻自由”，为的是自己阶层利益，美其外为国家。
中共能打败国民党统治，当年最大原因得力于国民党高层“腐败和贪污”，中共搞学生运动、宣传，总针对这一点说出当年人民的心声，使民心跟从。如果当年中共地下人员，只叫争取民主、人权，不叫“打倒腐败、贪污”，中共能得到民心吗？由此可见，真正为中国人民争取利益的运动，应该不理外国所好，应立足在国内人民真正意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