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和学生领袖相信民主、人权能够挽救中国于苦难，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西方社会经过不同途径，向中国输出民主的结果。这结果，正像三十年代爱国知识份子一样，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苦难一样真诚。中国在近一百年中，永远为外来思想意识所慑服，无法针对自己的民族、国情，找出一条真正合己的道路，因为，知识份子们骨髓里的怯懦和自卑比中国老百姓更入膏肓。
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相信了民主救国，才会被渗进广场里的美、英情报人员影响和左右。他们不知道，全国人民对“民主”的概念与对共产主义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民主概念一样，都是一种不实在的希望。他们关心的是影响国家的贪污、官倒和腐败现象。
何况，民主并不是万灵神丹，今天，民主只剩下西方社会输出“民主”口号的手段（当年苏、中是输出“革命”，大家一样有“侵略性”，都要“埋葬”对方）和武器。
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是靠民主。南韩大家公认不民主；新加坡被西方社会骂为不民主；台湾李登辉行的是民主外衣，独裁本质；香港政府数年前，还被今天叫民主的人骂为有自由没有民主；日本社会最封建，看那些贱民、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阶级、黑金政治、天皇崇拜都是封建、愚昧的不民主体现。
印度的言论自由比美国还彻底，政制民主达到美国佬要求，印度经济没有因民主、自由及新闻自由而起飞。
事实证明，经济繁荣不一定来自民主的因素。
当年，千万美国人反对越战，民主政制的美国有没有因民意而停止越战？没有。香港大多数民意反对收留越南船民，“民主英雄”彭定康为了英国利益会听从吗？不会。
民主体制是“话可以讲，但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最强大的时代是唐代，唐朝强大，经济文化世界第一，并不是民主或封建因素促成的，只因为有“法治”和“法制”，宰相可因皇帝不合法而当面以死相谏，因此，唐朝封建像今天日本，但唐代人民最有自信。
由此可见，有了法治和法制，就走上不会有官倒和贪污的第一步，政治体制是最后的问题，不是重要的关键。在政治欲火焚心和自卑、自贱，“理穷智浅”的两种中国知识份子眼里，体制才是关键。
民主的真正解释，应该是人的修养：
（一）胸襟：必须具有聆听别人异议的时间，不反驳异议的沉默，然后存异求同。
（二）怀疑：能够存异求同，必须有怀疑自己的优点，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而不是怀疑异议者。
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拥有这种比他国优胜的特点，我们在虔诚相信民主救国，相信真理在握的知识份子言行中，听到的只有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可是，他们面对异议者时，绝不手软。
人如果缺乏随时怀疑自己的情操，不懂想一想异议者有可能像自己一样以为真理在握，不愿意反求诸已。他们（包括虔诚的宗教人士）为了心目中的“真理”就可以不择手手段打倒对方，再踏上几脚。这时候，人权、人道、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都成为口号，中国没有丝毫得益。
三十年代的知识份子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他们建立了国家，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民主社会不但不能出现，中国反而出现今天的缺乏法治、贪污、官倒腐败现状。
今天的中国人民，最大的民怨是“腐败、贪污、没有法治”。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概念不亲切，又遥远，任何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口号如果离开人民真正心愿，一定没有好下场。
只要中共高层搞好“反官倒、反贪污腐败、建立法治和法制”，没有人能向他输出“民主”。反过来，要在中国搞“民主运动”，必须不叫民主，应叫“打倒官倒腐败、贪污、建立法治和法制”才能成功。
只有法治和法制并存的社会，才能打倒腐败和贪污，才能逐步走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依靠教育）或者理想中的任何制度。
05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对自己的国族文化彻底失望。所以，鲁迅先生主张不要读中国书，柏杨认为中国残忍无耻应该咀咒，李敖主张全面西化。
三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苏联革命成功，突然汲取到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其对社会不平等解释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他们真诚的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结果，今天大多数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西方社会经济、科技欣欣向荣，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人权，觉得只有英、美体制才能解救中国于苦难中，相信也有人是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不过，以香港为例，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知识份子只在为个人眼前的富贵荣禄讨英国人欢心，出卖中国、香港利益的同时高呼民主、人权而已。
民主社会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权（人道）的解释上，简单的说是“生命不能随便被人夺取”（有保障），“思想自由”和“财产私有权”上。也就是说，人不能给其他人操纵。
要保障以上的一系列人权，理论上，民主社会以“法制”和“新闻自由”两大法宝作基础。
运用新闻自由，保障不同声音存在，保障反对派的权利，达到人民监管政府及制衡掌权者的目的。
运用三权分立“司法”、“立法”、“执法”的独立运作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道德力量。
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在理论上，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人性是不能改变的，使社会各阶层在具有贫、富，贵、贱的结构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上爬（人权）。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精神。
好了，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与民主社会乌托邦比较一下，就会发觉彼此的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资本主义肯定人性自私是正常的，要改变人性的人是极权和冷血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则所谓唯物主义者）已彻底被丑恶人性击败，你看中共初掌政权时，上下归心，政治开明，敬老扶幼，世界华人纷纷自愿回国。六十年代开始，高层争权夺利，尔欺吾诈斗个天惨地愁。唯物主义者企图改变人性，结果反被人性的劣根性征服。
但是，印度法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胜美超英，各种反对党派也公开活动，媒介用足劲鼓吹人权、人道、肯定资本主义精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数十年。印度思想界、知识界言行已达到西方国家不能挑剔的自由程度。可惜，这种西方人满意的“现代民主”社会体制，没有令她的经济起飞、没有繁荣，贱民和女人的人权依然故我。
因为，她有“法制”而没有“法治”，尽管她有一整套法律，在体制上，达到民主知识份子认同的先进尺度：“司法”、“立法”、“执法”三权独立，又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在旁制衡和监督。民主制度从理论变成实践，国家贫困一直有目共睹，一直解决不了深入骨髓的腐败和贪污现象，九亿的印度人民，除了富翁和知识份子享受现代民主体制优点，八亿九千五佰万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里翻腾。
事实上，印度民族和文化，并不适合施行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套东西。民主制度令他深陷无可脱身的深渊，她已经勇气全失，又缺乏伟人带领国家改辕易辙。数十年来就此停顿。西方国家当然十分高兴。
日本民族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贱民的人权和思想自由，向上爬自由，没有因为建立民主体制而改变。他们没法享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给予的保障。轻视女性，歧视韩国人、外国人的风气，在三权分立制度里继续种族歧视。贪污横行，金权丑闻成为反对党夺权的武器和借口，也不能阻止富者侵占贪者财产私有权，贫者被洗脑甘居底层的思想不自由情况。但是，日本经济突飞繁荣。她的成功，并不是施行西方民主体制的成果，而是封建铁板一块的民族性巧妙地配搭上“法治”的运用。
西方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困境，他们的人权和黑人一样，到现在还不平等。但没有香港知识份子为他们的人权叫冤。
一次纽约大停电，立刻爆发大抢劫，并不比中国一次北京球迷暴动高级，但香港知识份子大骂中国人因中共统治而愚昧下流。英国球迷每年死伤以千百计算，却视为民主社会的正常产品。
这都是用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来衡量人与物的不正常正义感，并且由这不正义的人主宰香港舆论，形成没有正义的社会标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十年来的安定繁荣，与民主制度无关，他们靠的是三大法宝：
（一）法治。认真执行法律，贯彻教育法治精神。虽然有许多人用不正常方法走法律漏洞。但无论如何，总有一条由法律组成的路可让人们感到安全。人民知道最底限度的安全感在那里。如拘捕廿四小时内须由执法者交由司法者，于是，不会出现无法无天情况，可以随便拘捕别人，关押一年半载没有结果的令人感到恐怖和不安全情况。当然，固若金汤的“法治”也保障了西方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既得利益。
（二）培养由知识份子组成的庞大中产阶级，用现代科举方法，使知识份子有了文凭，就可得到中层以上的生活水准。由于组成社会舆论的是知识份子，新闻自由也是由知识份子享用，所以，知识份子一旦组成庞大的中层既得利益阶级，他们在保护自己利益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自觉在保护正义、民主、自由、人权和社会公义。于是，一有违反社会安定的声音和举动出现，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就异口同声指责。
在此情况下，政府可安坐钓鱼台，可以不怕任何人发牢骚，在媒介的高谈阔论支持下，社会舆论成为政府的支柱，这便是“法治”的真正功能。
反过来，社会舆论与媒介可以使人民耳染目濡了“法治”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关键的要点是，掌握“社会舆论”和“法治”这两大武器的是既得利益者，是要求安定的中产阶级。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懂得提高知识份子的待遇和保障其安全感，然后，依靠他们的“道德基准”教育出承接的下一代知识份子。现代科举制度确有其愚民优点，这也是印度民主知识份子只懂夸夸其谈，人民在穷困里挣扎，社会继续安定如旧的原因。因为，不管那一个国家，民主知识份子从来只是统治者的帮凶，是没有人心的一群禽兽。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怕任何反对意见。反对意见的出现，反而可衬托社会的“民主”和“开明”。“话可以说，但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靠教育产生的自信。
“民主”产生在“精力过剩、狂热扩张、永不知足、为所欲为”的西方文明土壤里，只有“侵略成性”和“视狡猾为常事”的西方人才能如鱼得水。在真正的中国人眼里，西方民主是穿了矫型内衣的女人，内里与外表截然不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里指出个中关键：如果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进行欺骗比赛，十次之中有九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取胜。
中国人不懂得，西方民族骨子里的奸诈，玩弄公义，藐视真理特点令他们善于运用豪言壮语，懂得如何把伟大空话发挥至尽，将大是大非的高谈阔论鬼话拿来骗人和攻击“异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短处往往印象深刻，对自己的缺点却会习以为常，理所当然，所以，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反求诸已”这个辞汇！从他们的主人──上帝恩赐的反口覆舌技巧使西方人能轻易的缩须弥为芥子，玩天下于股掌。
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性肯定为了“正义”使用阴谋诡计是正确的，怎不与“民主”慨念一拍而合？捏圆捺扁从心所欲！从骨子里看轻“智力”不足的东方人呢？
当然，中国的民主知识份子还以为只有实现西方社会的多党制才叫民主体制，认为非此不能体现民主优点。“中国傻瓜”们不知道，这只是民主外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和一党执政有何不同？两个政党都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准。怪不得西方知识界喜欢辱骂中国知识份子“智穷理浅”。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主人没有看得起替他舔皮鞋奴才的理由。
如果，中共由胡耀邦组织“共产民主党”，李鹏组织“共产共和党”轮流执政（两个政党都相信共产主义的），每四年来一轮竞选表演，是否迷信民主的知识份子就满意了？他们之间，一定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事物有鹰派和鸽派分别，互揭贪污、情妇等臭史。
英国工党中最激烈的，不过是一群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但企图汲取社会主义理论中某些优点的既得利益者组成而已，与戴卓尔夫人一样，是坚定的认为必须“埋葬冷血共产主义信徒”的人。
美国、英国的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党派有何不同？没有，都是花瓶而已。如果美国共产党势力在某一州达到可以威胁两党竞选力量时，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会不会动手，当然会啦。难道你会认为策划中美洲政变的大搞手能“民主”的容忍？
智利左派凭民主竞选胜利上台执政，立刻被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军人政变、血洗和推翻，美国、英国都十分欣慰。他们不理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总统的“生命权利”、“思想自由权利”等“人权”了。
所谓新闻自由。每份报章在骨子里，只是表达报章老板或编辑个人的见解。他们的价值观代表了这份报章的观点。不同的报章，假如说二仟份吧，只代表二仟个老板或总编辑对事物的看法，不能说代表人民。
反过来说，记者、编辑事实上就是在同一模子嵌出来，教育出来的中产阶层，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正义尺度都是资本主义体制定做嵌成的。当然，他们有统一坚定的法治观念（也是由小到大的教育），会为社会上的某些不平呼冤叫屈（这也是报章老板乐于见到的“开明和人民呼声”现象），如果某记者相信共产主义一套说法，他能在华尔街日报耽多久？还有思想自由？
再看法官、警察和法律起草者如大律师们，他们也是在同一教育下有文凭的既得利益知识份子。他们会坚信共产党徒有同一权益吗？
他们的反应会像过去共产党对付他们一样：绝不手软！时代当然不同了，九十年代的共产党徒见到他们，只有自卑和恐惧。
英、美、法、日等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都有严谨的审查关卡，把任何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排斥在外。为什么？什么“宪法”规定的人权和信仰自由不见影子了！“智穷理浅”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竟然不懂用脑袋想一想。
所以，如果不能认真贯彻“法制”，如果没有周密可靠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一批认同体制的知识份子，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再由他们培养下一代，提倡“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绝对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一样是互相勾结，贪污腐化如极权国家。如果“法制”和“法治”深入民心，贫富悬殊、鱼肉百姓、奴化人民现象都可以在知识份子控制的媒介帮助下，合理、合法的存在千秋万代。
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未臻完美，知识份子未能领悟和懂得运用“民主”两面性的东方社会，如果没有认真贯彻的“法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起不了替人民“监督”政府的作用，只增加知识份子们利用知识勾结各官僚搞“官倒”、“贪污”的机会而已。当知识份子像西方人一样懂得“民主”的诀窍后，认真贯彻保护自己利益的“法治”结果，就能使他们晋升为统治者的打手，巧妙而温文歹毒地抑制异议的声音。
结论是：眼前的西方社会的繁荣不是因“民主”而是因“法治”和“教育”产生。“民主”只是西方社会进攻共产主义的武器，是另一种自欺欺人的“假大空”。
我说过，成熟的西方文明带给人类不是民主、人权这些骗人玩意，而是无限的浪费，无限的污染，无限的恐惧和无限的自私。
事实上，“民主”这个观念的产生，还涉及西方社会统一的基督徒思想，在这种“上帝”成为“国教”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在其宗教教义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故父母亲情并不比朋友强烈，忏悔可以洗脱一星期的罪，这些民族性，与整个民主的慨念是紧扣吻合的，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06
西方“民主”社会在输出“民主”，瓦解分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有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可以反证他的繁荣安定，并不依靠民主。
民主理论肯定不可能改变人性，“改变”的是不同的独裁者以不同“民主”手段欺骗人民的面具。他们说：人性是动物性，只能用法治加以控制，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来监督，达到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公义。
肯定人性是动物性，不可改变的。动物性的蜜蜂需要蜂后，否则乱成一团。蚂蚁也需要蚁王，任何动物圈子，都必须有偶像崇拜。都有势力范围，都有群体里的领袖。
肯定人性与动物性一样不可改变的民主理论家，在提倡民主时，却坚持人性可以改变了：“不要独裁”、“要集体领导”、“人民监督统治者”、“人民可以运用选票更换统治者”、“人民当家作主”……
有可能吗？要猴群集体领导？要狼群有投票推翻头狼的改变？要蚂群集体领导？当家作主？
如果你说，人类会思想、能分析就有民主，所以与动物不一样。那么，你承认人性可以因思想、教育、分析而改变，为何又咒骂共产主义者企图对人民贯输“大公无私”观念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漠视人性、冷血的幻想”呢？
这个反证，可证明提倡民主，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人，根本上知道现实世界里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有共产主义？），只为了反共，为了自己信仰资本主义，为了个人和团体利益不惜用老千换牌手法欺骗人民，用“民主”口号作武器，迷惑失望、迷惘、自卑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人民，煽动他们起来推翻共产党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西方利益服务。
如果我们肯定人性不能改变，我们就相信，人类社会无法建立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建立理论中的民主社会。西方“民主社会”只是一种更危险，更现代化专制、极权的包装。西方各国在基督徒道德上建立的法治，和知识份子为主导的统治结构，这种社会制度，有个人崇拜（上帝之子、皇权系统、总统、首相），有变相独裁（执政政府、轮流执政党），有镇压异端的特务系统，有绝不手软的极权政治宣传人材。他们的圆滑、在困境中改变的能力，对新事物的迎合，以及今天的繁荣，都与其民族性脱不了关系。
西方人的基督徒道德，分裂出上帝与魔鬼，灵与肉的对立。上帝代表道德和完美，在祂之下，都是其子女，面对万能之神而证明人类之无能。
这种道德而衍生了至善和邪恶的两种观念。神之下一切人类平等，因平等而有个体，对个体的肯定而保障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因而出现哲学上对神和先知的追求，出现共产主义理想和民主理想。这种至善的衍生是感性多于理性，出于人类在神之前自感渺小的挣扎幻想。
在现实理性上，肯定神的万能！也肯定了人不能够有独立思考，“怀疑”就是对上帝的不敬，是一种“罪”；独立思考是灵魂被魔鬼占据后的恶果。
在西方人道德观中，神与现实同时分别存在，所以，信上帝肯定得救，现实上一切颠倒黑白、下流无耻，肯忏悔就可洗罪。他们追求未知又欣赏狡猾手段，互相尊重又诛细必计、爱惜孩童遗弃老人，希望灵魂上天堂又追求肉欲享受，推崇民主只视为宣传工具而已。西方人可以安心生活在没有公义的自欺欺人社会里，因为还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天堂打开大门……
西方人在现实生活里又把天使与魔鬼融合一身。
西方宗教并非一种完全追求至善真理的信仰，包含太多对地狱的恐惧、对天堂的祈福，用对异端（不同宗教）的排斥来向上帝证明自己的纯洁性，交换死后的福利，这种信仰是彻底的迷信。现代基督徒从教堂中得到更多封建、愚昧的形式。
科学和民主精神来自理念的分裂，前者是源自功利（个体价值、名利、精神沉迷）力量的追求，后者从个体的认识开始，基于同是神的子民，“兄弟姊妹”而幻想出来（与共产主义社会来源一样）。再由分裂合一
因此，一旦落实，科学与教会必然互相敌对，此时，西方民族与生俱来的反口覆舌技能又出来修葺裂缝，“忏悔”程序成功的消融科学和教会的矛盾。知识份子将之在现实里用“莫须有”逻辑解决后，，反而把科学精神和态度转化为生活态度的高层部份。总之，左搭右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牵辞夺理，出现把西方神学自成系统，独立于哲学的原因。
从“兄弟姊妹”衍生的平等观念，使西方人生活态度的中、底层部份，充满冷漠、自私和种族歧视。
如果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是超功利的，为什么他们从来都不谈反求诸已？这一种非理性的爱在民主口号下，反被知识份子宣传为超越国族的“理性之爱”，在我看来，只是小人得志而已。
西方人成功的将灵与肉，现实与幻想由分裂而合一，这一种融合的“顿悟”来自对神的敬畏和遥遥不可及的绝望。他们只能重视物质、轻视道德；只能利欲多元化，玩弄是非和奢谈民主、道义、真理，把伟大的空话幻化成真，才有活下去劫掠他人财富的自信。这就是物欲猖獗观念里建立的人格形象、人格自尊和自我保护方法。
在这里，西方社会成功的运用知识份子力量和媒介洗脑能力来奴化人民，输出“民主”，扩大霸权和势力。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专制、极权制度就这样统治了世界，并且正以倍速澎涨。
当然，世事走不了因果循环，玩弄是非为常事的西方文明不相信“天道”、“自然”究正的力量。你看眼前的得意洋洋西方社会，“民主”是他们的战无不胜霸权武器。就像毛泽东说的，事物总有不受主观控制的两面性，拿来伤害他人的“民主”，在过份吹捧滥施下，也成为西方的“阿奇勒斯脚跟”。从民主衍生的“政治正确”已经令自大成性的白种人觉得大祸临头，亨廷顿之流惊呼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逐渐在美国文化里丧失主宰地位。今天的美国非洲黑人、欧洲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亚洲人、南美洲人、阿拉伯人都在撒克逊人煽起的民主潮流里要求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再不愿意把自己消失在白种文化中……眼前，白种人的自大狂在自己种下的因果里还想不出另一个“伟大空话”来反击异族，有苦自知！
07
中华文化根源自生活探讨，深究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而轻视抽象。
所以，中国人的虚伪根源于生活，中国人的世界是“道理”最大，故常有自疚，卑视玩弄是非、玩弄名辞、玩弄大众的人，孔子称这些人为乡愿，是“恶之首”，是将人类社会带向兽性的人。
中国人有“唔好意思”这种态度，西方人完全没有。他们欣赏不择手段、玩弄正义、民主、人权、自由名辞的人。他们所以不觉下流而且自以为“成熟”，是因为面对生活的态度可随时抽离现实，以魔鬼引诱来自我解脱，自我完整，还有天堂等他们。
中国人的一切荣辱要自我承担，不能推斥责任，重视个人品格。故分为君子和小人。没有自疚的人是“小人”（常人和兽性的人），这是从生活现实出发的理性划分。中国人轻视为利忘义、性放纵、投机取巧。这恰巧是今天西方社会视为繁荣动力，民主、自由必然产品。
中国人重视“义”，价值比生命重要，故水浒传中，李逵为了一个看得起他的宋江，挥动板斧沿江不分皂白砍去，砍倒二、三百人，直到手软才罢休。中国人读书时觉得理所当然，被李逵无理砍倒的人只是“劫数”，李逵的“义”更为重要。
中国人凡事追究动机、追究结果，要求随时随地在人与人关系上作理性判断：情理、人伦、责任维系一生。西方人断定是非习惯抽离现实，将情理、人伦、动机交给上帝，冷漠父母子女关系、冷漠恩义，只论手段结果，利害计算，乖巧口舌小事一件，故西方人不会追究美国总统为何会忘记一九七○年政府屠杀美国学生事件，而向今天学生说，美国没有这种残酷屠杀。西方人只重视总统现在的谈话打击“专制、极权”社会，欣赏他的词锋锐利，言之有物，欣赏美国国务卿指责中国宣传讲大话，而视为美国自己讲大话只是“机智的乖巧”。
中国人观念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孔子、老子之为“圣”，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提出宝贵的经验指引、做到凡人不能做到的伟人地位。毛泽东所以能被崇拜，因为人民欣赏他的“理想”，不是出于恐惧和祈福。
中国人当然知道，要达到十亿人民皆尧舜社会，要做到“无为而治”，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他们相信这种理想，崇拜为这种慨念奋斗终生的人。从《尚书》、《春秋》到《史记》，中国文化推崇的是义，是俭朴，不是享受，不是奢侈。
中国人把信仰、迷信都落实到现实生活方式上，追求生活中平安是福。烧香给“五方五土财神”和“观音”、“佛祖”都是一样，是对自己的道德作下“信用状”，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中国人对生活动机论的升华。这里，只有“良知”最重要。中国人没有迷信这回事！
真正的自由就是格物致知，据有良知才能组织真正公平社会。追求物质消费，提倡放纵灵欲、欣赏机巧的西方人建立的社会，只是假民主之名的繁荣社会。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历史，数千年来，朝代的更迭，永远是贫穷的打倒富裕的，廉洁的更换奢侈的。这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改变，彻底肯定英雄好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民主”，不少的中国人有可能会被相信民主的知识份子和媒介洗脑，从以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民主幻想里，走向另一个幻想：“人民用选票作主”的“民主”。由于中国人的现实、怯懦和容易自卑，当这个社会走向今天西方社会的追求消费，追求欲念自由、欣赏取巧和欺骗的道路时，会比西方更加腐化，人民的反抗更甚。因为，中国文化是卑视腐化的。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对自己文明丧失信心，令西方文明一次次的侵入中国。结果，中国文明已被重复“污染”，道德的堕落令西方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似乎无可阻挡。
以前，中国人自觉为礼义之邦，是世界中心，现在，却认为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是“变通以守道”。知识份子党同伐异，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只有彻底西化才能繁荣富国。
从殖民地西方教育培养成长的香港知识份子言行里，就可以看到，如果中国人全盘西化，不但是中国的悲哀，也是罗素口中的世界文明的末日。香港的民主知识份子认为“一国二制，井水不犯河水，中国人来香港遵守香港法律，香港人去中国遵守中国法律”不合理。因为中国“落后、专制、腐化”，所以，中国人来香港要遵守香港法律，不应对香港事务多开口，没有资格干涉；香港人去中国可以不承认其法律、干涉其施政都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合乎他们心里的“一国两制”。
这种彻底的以我为是，利我损人的“西方民主逻辑”，完全是西方式取巧观念和心态，“真理”在手的唯我独尊，极权、专制道德和是非观念。
西方教育培养成长的香港民主知识份子，在判断是非时，像西方人一样作概念的抽离，作抽象的判断（用神的观点），落实下来是“格物致物”，以变通来作是非尺度。这种逻辑思维，沿袭西方人玩弄是非的“正常”手段。
他们当中，许多是二十多年前保卫钓鱼台，争取中文合法化时，我所认识的朋友，我相信他们的真诚和追求真理、是非的观念。所以，我也认识到，培养出认同制度的新一代知识份子，愚弄他们，令他们为自己利益、制度服务的西方制度优点，的确值得中国统治者学习。
如果受香港教育培养成长的知识份子，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的思维路线，会更彻底的西方人化，更自觉正义在握，理直气壮。
要中国全盘西化，唯有使全中国人民成为基督徒，才能干净铲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及思维方式。否则，西化的知识份子在中国鼓吹民主，会把中国带上分裂、内乱、积弱的社会，达到西方社会所希望的目标。
当今世界，只有介绍西方思潮、肯定西方文明才有影响力，才是“开明、进步”的思想。肯定或暗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适合人类社会，结果是被屑笑、被轻视。但我相信，是非功过，由时间判定。
正义、邪恶谁胜谁负，躲不过命运的巨大力量和掌握。历史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才能得出是与非的结论，任何人在他的面前，没有反抗的能力。
08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至今的数十年里，在政治理论到治国手段上，还没有走上成熟。
初，他们沉迷在“共产国际大家庭”的幻想里，以为在苏联老大哥领导下，大公无私的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们不懂，世界上的其他共产国家，是以理论来为本国利益服务。口叫共产主义，手段上利用它国为自己利益服务。赫鲁晓夫之后，中共高层开始懂了一点。
但在政治手段和政治理论上，到今天还学不懂美、英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手法”。
中国共产党被中国文化中的责任、自疚、道德所困囿，对外讲究言行合一、有信用、不干涉外国内政和坚守和平五项原则。所以，中国没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为自己国家夺取更多利益。
你看英国、国力微弱，但其影响力和声势，在戴卓尔、贝理雅领导下，比日、德过之而无不及。关键的一点，就是老牌英国人已把翻云覆雨手段运用瑧第一流境界。
自卡特之后，西方国家咬紧“人权”作武器，这是最成功的策略，配合讲一套，做一套，面不改色，毫不自疚，西方道德手段经庞大传播媒介为之鼓吹、宣传、掩饰，令共产国家分崩离散。
中共为甚么不咬紧“人道主义”呢？为甚么不学美国，不时颁送“人道主义奖”给印第安人，送一个“孙中山人道奖”给黑豹党领袖？送一个“人道先锋奖”给爱尔兰共和军领袖呢？
中共总以为不干涉外国内政，才国格高尚，日久见人心。他不懂，历史已经来到道德沦丧的时代，玩弄是非和不择手段是真正现代化手段。人家出动枪炮打你，你还在说必须有国格，下令军队用大刀、拳头抵抗，不被敌人杀个尸横遍野才怪？你以为保持国格，西方人会手下留情？笑话！这个时代，最佳的防守一样是进攻，西方民族永远卑视弱者。你要叫他们坐下来公平讨论，只有学他们一样，干涉他们的内政，支持爱尔兰共和军，援助美国国内的争取人道团体。他既然送奖项给中国的民运人士，中国为什么不送奖项给美国的人道份子呢？所化不多，足以叫美国人和英国人三思而后行。多送奖、多送帽子、多唱高调，将来与美国、英国在经济、政治谈判上就有筹码。这不是恢复“冷战”，而是政治现实。
“‘人权’和‘人道’是不分国界的，是世界性原则。”这是西方国家的高谈阔论，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时的漂亮借口，现在，连共产党国家人民都信服这种漂亮解释，可见手法多成熟！
中共以为束手冷静自辩，人家会日久同情？可怜你？抬高手臂放一条生路？不会的！你认为不对抗，人家会让你有安定环境把经济搞上去？不会的！人家不是吃素的，西方人从没有慈善救贫的真心传统，你的委曲求全只会令人家更看不起你，放手组合各种势力，形势一到突然合围，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自以为退让，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引诱日本不在钓鱼岛和台湾海峡上搞事，让自己有时间搞好经济，壮大军事力量，到军力足够时才去收复钓台岛？唉！这是小孩子的如意算盘，人家会白等十年让你赶上来？不会在这十年里增强武力？这是一个先下手为强，善用政治宣传者胜的世界。南韩军力不到日本十分之一，先下手占领竹岛，日本就不敢派出自卫队，因为，他不敢打，一打就使东南亚国家产生军国主义复活的恐惧。反之，日本先占领钓鱼岛，中国不能打，一打就中了“中国威胁论”的圈套。所以，邓小平去日本倡议的“双方搁置钓鱼岛争议”不但是对日本心态的无知，也证明对现代政治和战略形势不了解。日本人在邓小平生前就不含糊的派兵占领钓鱼岛，不但煽他一个干脆耳光，也令今天的中国政府失去先。
这些不成熟，是因为建国以来，一直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壮大培养自己知识份子队伍上，不去壮大媒介队伍，不去壮大舆论力量，只在国内小局面里互斗，结果，国际舞台上当然被动被欺。
中共怕知识份子是另一种不成熟，他不懂知识份子是一个最容易控制的阶层，只要施之以利，就会无耻的为任何人服务，还吠吠自吹正义。
化两亿人民币修西安城墙，如果把两亿人民币改善西安教师生活，感激的教师为政府自动说好话筑起的无形城墙，比西安城墙有用得多，中共就是不明白。
化六亿多人民币在深圳建微型游览区。把六亿人民币给广州教师改善住房环境，教师们自动替政府说好话，会令政府得益更多。但中共就是不明白、就是不懂、不做。
几十年里，中共化在教育上的款项占国民生产比例甚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施行后，不是没有钱，是宁愿把钱化在古庙古物翻新上（因为可赚钱），这完全不是治国手法，只是一群急功近利的商贾，想短时间暴富而不惜把祖宗摆上柜面卖钱一样。
对内，中共不懂建立知识份子大军，对外，又不懂国际上“光明正大”两面手段。结果，他和西方国家的舆论对抗里节节败退（只能不断吃老本），在行动上失败，在战略上被动。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提倡不谈是“社”是“资”，只把经济搞上去。那么，为什么又不断要求“防左”优于“防右”？事实上，“左”、“右”就是“社”、“资”的争论。我想，如果今天的共产党认为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富起来，贪污和腐败是经济繁荣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老百姓有权提出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如果这是目的，中共牺牲了千万人民夺取政权的行动就不是正义的革命，而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为什么当年不让国民党继续统治下去，像今天的中共一样逐渐改革，清除贪污腐败呢？当年的革命家为的是什么？我不相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生入死是为了享受统治的权力！如果是这样，中共夺取政权的行为失去了进步的历史意义。
今天的中共还不成熟，不但不懂治国之道，更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基本信念。
中国人在近一百多年来，也从未成熟。
从前，以对方品格高低来决定受尊敬尺度，以“明理”与否？“自疚”与否来决定其成就和地位。现在，中国人的自信在“改革开放”之后彻底崩溃，以金钱多寡来作一切事物判断基础。以“能否活得好”来作是非尺度，“是否活得对”被指为封建落后看法。
本来，用这种尺度去世界舞台，确能与西方国家争一日之雄，可惜，一旦使用物质多寡决定优劣标准，西方人身材高大，大多数中国人顿时矮了一大截抬不起头。贫穷和次等感觉使中国知识份子不懂分辨西方国家手段与理论上的巨大差距。
反共的西方人在用刀子刺中国时，有可能因对中国文明的敬畏而刀下留情。
反共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反中国时，会心狠手辣连中国文明一把抛进屎坑而毫不怜惜。
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思想，一样是从西方来的。与中国文明没有关联。近一百年来，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和相信西方民主的人，都不理会本国文化，鄙视本国文化，要西化，要共产或要民主。他们并不求融洽理解、分辨何为手段、何为本体。
中国人对西方人手段与理论的两极化，对现实生活里的阴一套、阳一套从未认识清楚。只懂敬仰，为之狂热解释、粉饰。从不懂得用西方的虚伪来对付西方，反而帮助西方用虚伪来对付自己国家，强迫改变自己国民，美其名为爱国。事实上，所有迷信“民主”的知识份子，都是被西方洗脑、教育、用机器嵌出来之后，为之服务者。
中国的知识份子从未成熟。
第三种不成熟是以香港作例子，香港的实例可看到未来的中国，看到未来中国知识份子西化之后的卑下、无耻和狂妄无知。
香港的民主知识份子完全承受了西方文明的虚伪圆滑手法，而用此成熟手法来欺骗香港市民、对付自己的国家。
他们以前批评共产党封建极端，不能客观中庸。在长达十年的中、英主权斗争里，他们说凡是共产党的话都是谎话。香港记者、西方媒介说的都是真话，不会误解、不会说谎。
一九九七年之前，中国大陆非法入境者被判监不说“人权”、“人道”，对香港贫民，对医院病人物资不足不说话，而要市民“人道”对待非法入境越南人。因为西方国家已肯定越南人是“难民”，故要“人道”对待。这一种对自己人残忍，对外人人道的人，是何等无耻！为了迎合西方国家胃口，不惜出卖中国人和香港人，这种虚伪的人道不单是政治上的不成熟，更是人格上的不成熟。
一九九七年之后，为了不让香港特区有好日子过，使西方各国欣赏他们的忠心，民主知识份子突然“醒过来”，在英国领事馆里的“心战室”指挥下，大叫非法入境小孩的“人权”，媒介、律师、党团、社工分工合作，向特区政府施压，用“法治”名目迫政府放弃法治，使没有“出生证明书”的小孩子“合法”成为市民。这种玩弄舆论压力，公然假法律名目，颠倒黑白本领，的确全盘承受西方的全套衣钵，原汁原味，叹为观止。
如果中国国内知识份子学足了香港知识份子这一套对自己人残忍，对外人仁慈的手段，不但是中国人另一苦难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不给予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份子利益的报应，这报应会令中国灭亡，更不公平的落到中国老百姓身上。
我们眼见的大部份中国知识份子已经彻底丧失自信心，以崇拜香港知识份子和西方理论为荣，中共若不尽快改变对知识份子政策、中国将不得安宁。
幸亏，我们突然看到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新一代知识份子站出来了，他们才是中国的良心和脊梁！是十二亿中国人不至于被西方人玩弄、欺骗的希望，是国运的所在。是构组成未来中国大殿那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栱梁和栱心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