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厚非，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程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良好，避免了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达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最终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其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庐山会议的教训
注：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结束语。文字有修改。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至今３０周年了。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１９８０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做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约两万余字），最后有这样六点简要总结：１．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认为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大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起来，丝毫没有认输。２．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发了言，对纠“左”都表了态。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李井泉及康生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气可鼓不可泄”（落实指标即泄了气）；他们又犯阿Ｑ之病，一触即跳，简直批评不得。３．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勇，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加之又有历史旧帐（没有解开的一些“历史疙瘩”），于是被这些人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说彭的信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终于“昨日功臣，今朝祸首”。４．中途调“援兵”林彪上山，最后接管军权。林彪提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为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５．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之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以上这些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只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未及深思。不久前，将自己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和有关史料，全部整理出来。对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回头看这段史实及其教训，似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不必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人为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当时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超过右派分子。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易辩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１３．６％，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６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１９５９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８％以上。钢产量达１３８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３．４％，生铁达到２１９１万吨，增长６０％。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９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２％，提高到４３．８％，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３４．３％降到２５．１％。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１９５９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８１亿元，增长３０％，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５０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２％，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１９５８年还低５．６％，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３３．９％，猛增到４３．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２２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５％，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１４．７％，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２％。
１９５９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１８４０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１９６０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１９６０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２．６％，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５３０亿斤，棉花减少１２９２万担，油料减产５２．７％，生猪头数减少３２％。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９．８％，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２５．９％。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１８６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４７９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１９６０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３８８．７亿元，比上年增加了３９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３１％，是开国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８１．８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１９６０年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人口增加１１１３万，净增率为10.19‰，１９６０年，人口减少１１００万，净增率为－４．５７‰；１９６１年，继续减少３４８万，净增率为－３．７８‰。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１９８７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①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头路。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２３、２７、３３、４１等页。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来，确实出现了这种翻腾。不是有人在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吗？不是将引进外资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吗？不是在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吗？不是将改革开放影射为“实用主义”（“四人帮”批邓用的词汇是“经验主义”，“把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为纲”），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吗？还有一种最露骨的说法：现在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鸣大放，搞大运动。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并无新的创造，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有的连用语都是一样的。总之，对于这些从“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时刻不要忘记“左”是根深蒂固和主要危险的论断。
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关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我将自己的初步探讨写出来，算是学习邓小平最近讲话的笔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顾名思义，同现在人们常用的晚期思想含义不同，因后者还包括晚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众所周知，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前进的正确理论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是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１９８０年曾作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①邓小平还说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②
①见《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０４页。②同上，第３１２页。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①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３６—８３７页。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二十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唯其如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红色高棉”、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等等。这就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１９５７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７年起，犯了２０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１９５７年为起点。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２０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１９５２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