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版，第８１８页。
“文化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已经愈益集中到党内和党中央领导层。在这以前，在开展“四清”运动之初，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认为，农村有１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找寻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后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捣什么奖金，等等。”①由此可见，１９６２年以来，刘少奇等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经使毛由不安转为愤怒，决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保证中国沿着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终于发动和领导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
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最完整的体现
据前述６０年代前期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感到过去在农村、工厂、学校和文化界进行过的种种争斗，以及反右倾之后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一种更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来揭发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存在的阴暗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样，他便逐渐将注意点集中到党中央内部，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方针路线，是反对“三面红旗”，搞修正主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所执著追求、为之奋斗不已的，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有不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建设并巩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康生、陈伯达之流的理论家，将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尊之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为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林彪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从理论上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理解有误或奉为教条。首先，是对过渡时期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最早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５０年代初，党所设想的过渡时期不是很长的，随后１５年改造３年完成，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就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就说明，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有偏差，忽视了生产力的标准，不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而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个方面，认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进入社会主义了”。经过大跃进的巨大挫折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抗，不能再随心所欲干下去，却又走到了另一面，感到过渡时期不是很短，而是很长了，而且越来越长，要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仅仅属于过渡时期的矛盾和范畴，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所谓“小生产每时每刻地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入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化，直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出现。
其次，如前所述，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因此，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利益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受到的抵制越多，就越向“左”转。把党内有关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归之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属于两个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的口号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人。最后，认定党内已经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他以反修防修为口号，可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解释。按照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６０年代初所进行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可以认为，那时他所说的“反修防修”，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九评”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的案。“八大”曾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九评”却断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由于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无形地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扼杀了任何对党的领袖批评的可能。既然“反对个人迷信”成了识别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这就给林彪钻了空子，大搞“句句是真理”的“红海洋”，宣扬对毛泽东光“信仰”还不够，还要“无限信仰”，直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为一个带有严重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造神运动。
毛过去曾多次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倾思想等。但到斥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又批评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见毛亲自修改过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斯大林不是“左”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从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入党章“总纲”。“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周恩来同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大兴问罪之师。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的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１９７４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出修正主义。“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批“现代大儒”，实则是：假批孔子，真批“周公”。当时周恩来病重，毛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从１９７５年初开始，由邓主持党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最近讲的三句话办事，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这是又一次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良好机会。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扭转“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对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立即进行有效的整顿，首先是整顿陷入严重混乱的全国铁路交通秩序。他在一系列会议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和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２５年时间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国家大局。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尽快解放老干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要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抓规章制度建设；要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研落后会拖国民经济后腿。他还特别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经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形势尤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同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而且“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毛的“左”的错误思想在经济方面还在继续发展。１９７５年２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这场“左”的理论学习运动，再一次为“四人帮”的反扑提供了机会。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鼓吹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这期间，毛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觉察到“四人帮”继续搞帮派活动。但是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认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衰年病重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和混乱局面作全面整顿，他摆脱不了“四人帮”的挑拨，认为邓小平只抓经济这一“纲”，放弃了阶级斗争。随之“四人帮”传出了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于是“四人帮”加紧煽风点火，诬蔑全面整顿是“右倾翻案风”，是“复辟”，诬蔑恢复老干部工作为“还乡团”，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再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复辟派”、“投降派”；攻击进行四化建设是搞“资本主义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次“左”的错误思想掀起的全国性风浪，不过，它已是完全背离民心与党心的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在这之后，还曾出现“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对“四人帮”定性的问题上，也有“右得不能再右”一说；党的“十一大”还重申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遇到重重阻碍。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因为已越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不作细说。从这里也可看出，尽管形势大变，“左”的东西依然阴魂不散，足见其何等根深蒂固。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逐渐趋于完整的形态。１９６６年５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毛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之中。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①这个一直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同社会制度稳定发展极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相悖。坚持这一理论，必然混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最终必然发展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而必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荒谬地步，造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向往。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他又一次把这个理想蓝图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在这封信中（当时人们称为《五·七指示》）描绘的各行各业组织雏形和任务，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社的描绘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加上了“批判资产阶级”即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项，以补仅仅是“鼓足干劲”之不足，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这也说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本不承认“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真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了问题，是大家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所致。因而一意孤行到底。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向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他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古代农民战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供给制生活实践经验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闭关锁国的“乌托邦”。为了排除实现自己理想的障碍，２０年来，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林彪宣称毛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本人来说，就具有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了。
八．以阶级斗争达到理想模式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毛泽东一生的兴趣主要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一点，初登革命舞台时的青年时代如此，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且，他晚年的实践才能也比理论才能显现得更为充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建设中，他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可说是随心所欲；而理论方面却不能这样说。１９５７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严格意义的理论著作。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批示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他晚年实践中，可以探寻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考虑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上所述，前者的答案是“五七”指示所描写的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后者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核心。看来，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前面谈到，１９５８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说了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很短，苏联的问题很多，毛决心走中国自己的路。他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他多次谈到过。在前面我们引述过的１９５８年他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那次谈话中，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他给林彪的信中，展示的仍然是几年前所勾画过的那幅图景。概括地说，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他在１９４７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可以说，毛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１９５５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事件草拟了一篇社论，毛在审阅时加写了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曾一度有所改变，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一改变反映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１９５７年２月，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认为，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时间只过去几个月，反右派斗争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论断。到６月公开发表《讲话》时，加上了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①“但书”。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在他看来就正是一场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到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且明确地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①参看本书第２３９页。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不断革命”。他认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①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它的领导层内）的确存在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也随着“三面红旗”实践的发展而加深。问题在于，毛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歧恰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在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导致继续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１９２０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他的伟大功绩和晚年悲剧，都同这四个字分不开。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１-２２页。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有一些曾被认为是无可非议或很少怀疑的命题，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等等。究竟对不对？是绝对正确、基本正确还是部分正确，在什么范围之内说才正确，甚至并不正确？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内容是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民族，等等，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发展的规律，也各有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阶级斗争决不能将之全部包括或替代。如自然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同激烈的阶级斗争恐怕基本是成反比的，战争年代就严重影响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何况有些问题，并不能用阶级斗争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如民族、氏族、家族问题，宗教、宗派、教派问题，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联盟利益等问题（包括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就是如此。毛泽东善于抓事物的要害和本质，但是也往往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顾或轻视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我们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是局限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起主导作用，和平时期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决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前进。今后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范围内，在和平竞争范围内，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过去长达２０年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说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夸大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也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有关理论或者将它当作了教条。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在马恩列的原著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或无可探讨之处的。
回顾这２０年来发生的事变，理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两个理论，毛泽东晚年还有其他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思想，可举出如下各项：
１．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长期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一个主要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江西如此，长征如此，延安如此，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林彪手摇红宝书，称为精神原子弹）。这种思维习惯化成理论认识，当然也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深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土壤实际上还存在，并没有随着土改完成而消失，毛泽东却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内外敌人只剩下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将一切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不利的因素，都归入这个范畴。因此，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脱离历史与时代的具体情况，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的对立，统统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上阶级烙印”。这样一来，百家争鸣实际上不过是两家争鸣。而且总是认为，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似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而是政治，是大公无私，是一心为革命。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斗私批修”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因而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或缺的。可是，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比起发展生产力来，毛泽东对改变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认为，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他号召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他还肯定了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说法；１９６６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中全面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整套意见：“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中央随即发出这个文件，说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荒谬口号，他都赞许过。他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体副业、长途贩运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乃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等作用，被一再贬斥，完全不重视用经济手段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神精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用精神转化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用革命贬低科学，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不认为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被客观环境决定的。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９页。
２．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它的核心——“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是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粗浅论述。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与“斗”，是毛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这可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认为世界事物无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致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毛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８０高龄仍在说：“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农民大国的独特经验），为实践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只要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势众，力量大，见效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而且认为政治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灭个人（小我）、重集体（大我）的最好途径。从而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洗脑筋，换思想，受教育。这也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唯有实践出真知。从除四害到反右派，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无不通过搞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实行。所选择的这种最佳方式，从理论到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大独创，既顺乎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国以后，为什么运动一个一个接连不断。在对“无冲突论”等进行批判时，往往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理论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何在。如果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则应当是非对抗性的，以同一性为主。人类社会发展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论何种社会、何种年代，斗争性与同一性总是共存的，不过随实际情况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固然，所有的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斗争，没有毫无斗争性的同一性；可是从逻辑的先后来说，却是同一性先于斗争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性了。我们在同内外不同政治主张打交道时，不是还常说“求同存异”吗。在斗争哲学的统治下，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