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①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３．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这句话（及其后的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同年３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２００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５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以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４．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可是随着而来的大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的客观原因。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②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批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从党同国家政权关系这个大范围说，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种经验用之于执政党领导建设的时期，也就不尽妥当了。随着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在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时，毛泽东逐渐习惯于集中与专政。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①“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②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属于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如“便民”、“利民”、“为民作主”、“民贵君轻”等，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毛晚年很欣赏“大民主”，这并不是表示他对民主感兴趣，而是说明他对法制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规范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抵触似乎越来越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③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并以此感到自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因此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多年来不仅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相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削弱了法院等作用。１９６０年开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取消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取消了各司法机构间的制衡作用。民主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甚至不能起到一种手段的作用，于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和宣传口号。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看到当时的形势，可能因感到党内缺乏民主带来的后果，毛专门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可是，紧接着在十中全会上，他又随意批判党内当时许多正确的作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日益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相结合，民主其表，专制其实。于是，整人者不受监督和约束，被整者难以申诉和辩护。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尚且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何况普通公民，哪还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言！“文化大革命”是对民主和法制最彻底的破坏，乃至砸烂公检法，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３页。
③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第二版，第６２３页。
５．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毛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了思想误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同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所谓“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格格不入。他这时多次借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来否定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除分配关系以外，他还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能力吃饭，而是靠权力，等等，以至于社会生活领域中一切不平等现象，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里，“法权”一词的旧译是有缺点的，因为原文并未含有法权或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意思。后来改为“资产阶级权利”，这仍然是不准确的译法。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市民权利”，它是同中世纪“封建特权”相对应提出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而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等等，正好属于封建的等级观念，正是同“平等的权利”或“市民权利”相抵触的。而毛却把所有这些东西，甚至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等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而要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对于官僚主义、以势压人等等这些为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毛泽东极为厌恶和反对，应当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起来的一个原因。但是他提出采用“大民主”的办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这就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曾一度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工资制有很大弊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这就是希望首先从分配和消费上来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张春桥迎合这种思想，在上海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长文。毛为之写了“编者按”，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转载于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时，毛还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文革”时期，他把对待“资产阶级权利”，即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的态度，看成是识别“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一个重要依据。１９７５年，他再次提出：“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导致全国城乡不断地“割资产阶级尾巴”，彻底堵塞了繁荣经济、勤劳致富的道路。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还导致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认为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这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毛还搬用列宁就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情况说的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也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还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毛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对任何发展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一律加以排斥，给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严重困难和重重障碍。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发展，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
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穷”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不相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实践道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当然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是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他的错误等同起来。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了。
九．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５０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２０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３０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①１９６３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３９页。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重点放在后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①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②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③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３４页。
③同上，第４３２页。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９０％；１０％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事实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２０００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高度集权的影响，也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面障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谈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群众的党”），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系，列宁已经有所侧重的不全面的论述和斯大林的集权专断，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过去在长时期中，我们惯于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