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９５页。
②③同上，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④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８９页。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①“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②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①“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②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①长。”
①同上，第２９１页。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２页。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①
①同上，第２９３页。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７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①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②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②参看本书第３２-３３页。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阳儒阴法”，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于是需要“大权独揽”，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是的，在２２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一马当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毛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吃饭不要钱”，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可是到了１９５６年，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近２０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１６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①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因此，今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