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１９４９年，湖南和平解放时，若干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和第一师范老同学，由周世钊领衔，给毛主席发了贺电并写信致敬；毛亲切地写了回信，予以鼓励，信中并说，他们过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有益于人民的。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一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即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式的严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湖南兴起的革命运动中，新民学会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学会之所以做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袖。跟少年中国学会一相对照，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叙述。
据《湖南党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资料所载，学会会员共７４人，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３９人；外省籍１人（刘清扬）；妇女１８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３１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３０多人（其中教授十余人）；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的除萧子升外，还有任培道（１８９４－１９８９，女），她原参加过文化书社组建工作，后留学美国，为知名教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台北女师校长等职。
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到１９２０年时，发展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就变成一个以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这在下一章将要谈到。１９２０年７月法国的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举行的五天会议，１９２１年１月学会在长沙举行的三天会议，都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蒙达尔尼会议１４个会员中，有８人先后入党，１９２２年又成为创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重要骨干。参加长沙会议的１８名会员，会上有１２人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成为湖南建党的骨干。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核心，这个核心（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在法国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实际上起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他们在思想理论和干部组织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因此，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新民学会曾起过共产党前身的作用，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从整个学会的宗旨、性质、指导思想和成员组成等方面而言，都不同于共产主义小组，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陈独秀、李达等将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①。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②。
①《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第５６页。
②同上，第５７页注：贺民范，生于１８６６年，湖南宝庆人，参加创办湖南文化书社宝庆分社，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吴芳、卜士奇、萧劲光、周昭秋、任作民、任岳等１４人赴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参加组织《中韩互助社》。“刘少奇履历表”明确记载，贺是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１９３６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１９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１６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这就说明，毛泽东一生造反者的气质，最初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２０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８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１０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１２０００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带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谁”的唯心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变化民质，来改造这个旧世界。这个从学生时代形成的观念，似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的一个特点。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１７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１９１８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４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１９２０年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３０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１９１８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１９１９年４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４０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发生了影响。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真理”；要敢于“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南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呼声革命”，“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与“阶级战争”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即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公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１９４１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
“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１９２０年４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此书，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义的。《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例如书中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他自己说的是“１９２０年夏天”或“１９２０年”。现在许多党史研究者，对这个具体时间有几种不同意见，上限有１９２０年夏天，下限是１９２１年初。我认为这都关系不大，笼统地说一个“１９２０年”也是合理的。
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团、建党问题之后，１９２０年７月回到长沙，随即参加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次借谭延闿打的“湖南自治”的招牌，开展以全体人民为主的民主运动，想让湖南从此脱离北洋政府的控制，“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以便今后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他为此在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在长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运动虽无结果，但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在老虎口里讨不出碎肉”），锻炼了自己的队伍，还交结了广泛的朋友，新民学会增加了许多新的会员，也清除了几个消极不良分子。那时马克思的原著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而一些号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介绍，其中错误还很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１９２０年６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１４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借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１９２１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玎等１８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在１９２０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１９２１年１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俄国式的革命。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造反气质，也是从青少年时代起，贯穿于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有理”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大的简化，但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可是这四个字只能限制在推翻旧世界这个意义上，过此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搞打砸抢，推翻党委闹革命，造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个教训我们应永志不忘。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３０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到１１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４０００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１０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一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０多人，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收入《毛选》时修改了），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大炼钢铁，９０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