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３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３０多个决议。柯庆施提出１５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所谓“不知世事”。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４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讨论１５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６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６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１９５９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１９５９年要生产６００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１亿吨。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参加会的各部１９５９年都照６００万吨安排，唯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７月７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８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１２月武昌会议，通过公社决议，粮食产量公布７０００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１９５９年钢指标降到２０００万吨。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提到７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７０００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２０００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头”）：１９５９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１４００万吨。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６月３０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１３个问题。后来改为１８或１９个问题。毛泽东６月２９日在船上，７月２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１．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１９５７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８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２．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３．任务。今年钢１３００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１０００亿斤，１９６４年搞到１万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４００万吨。确保质量。１５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４．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５．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３０％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６．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４８００亿斤标准过日子。
７．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９．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１０．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１１．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１２．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１９５９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１３．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１４．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１５．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１６．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１７．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１２０万基层干部，４０万犯错误，３０００受处分，是个分裂。
１８．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７月３日开始，分６个组开座谈会，按照１８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７月４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１９５４年水灾更困难，５００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７月４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２２万吨铁，至少赔５０００万，成本高的要停产。各县盲目办工厂，１９５８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４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指平均亩产４５０到５００斤）；１９６２年达到４５０斤，没作结论。赞成恢复四十条。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１９５８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家总结。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不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７月６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１９５８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７月３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７月６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也是遁词，办不到的。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３０００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１９５８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１４％。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到过湖南），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７月１１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１９００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毛说，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１９５８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更多。说１９５８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１３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我们又说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我将当年第９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左派”的议论和谋划对策。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１９５８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二字。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７月１７日下午５点到夜１０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
关于总路线，真有７０％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３０％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１９５７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７月１１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８万多人，到吴起镇剩７０００，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１９５８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反复讲１３００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１９５９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１１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５％，一般水平是９５％，而我们只能立足于９５％。全国年增产３０％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７月１７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同１１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Ｑ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Ｑ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１９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１９８８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１２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７月１８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１９５８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１９５８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总理为此在７月２０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黄是７月１７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我大概是７月２１日发的言，指出１９５９年高指标来自１９５８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７月２０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从７月３日到１０日彭在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
７月２０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７月２０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１．（１９５８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２．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３．１３００万吨是否右倾？３０００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７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１５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冶金部今年２４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１９个亿。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７月２３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
下面７月２３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得不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３０００人参观，徐水、七营里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９０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１５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邦谓我“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对动摇分子不赞成带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失有得”，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带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７０万个生产队，７０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他们不是右派，象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３０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一半左右，２．５亿人。《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８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没有领导，哪来英明。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讲６００万吨。我６月讲１０７０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８０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１０７０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便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